读《诗品》有感

《诗品》是我国南北朝的文学家钟嵘所编写的诗论著作，与刘勰编写的《文心雕龙》并称南北朝时期的“诗文双绝”，同时，《诗品》也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专门论诗的巨著，对后世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

《诗品》不仅谈论了关于写诗的方法运用，更重要的是对于诗歌的品味与批评，整本书的中心思想即是对齐梁形式主义文化产生的诗歌的抨击和批评。《诗品》全书分为四卷，主要对汉代到齐梁的五言诗人进行了品评，把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成了上中下三品，论其优劣。

钟嵘认为，写诗的首要要素是“气”，他也是首先把“气”引进诗歌理论的。所以在《诗品》的开篇第一句便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这一句便显示出了“气”的重要性。而很多人把这里的“气”解释为气候，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个“气”能表达出两种意思，一指的是大自然的天地元气，二指的就是诗人自己的个性。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要用自己的个性感受天地元气的变化，使自己的心灵受到震动，于是就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再通过诗歌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诗人的风格和擅长的体裁不同的原因，这是诗人的个性使然，只有符合了自己个性，才能创作出好的诗歌。 其二，钟嵘阐述了诗歌中的“物”，他认为，诗中的“物”不仅是自然景物，更包括了人际感悟，也就是社会之物。这也正是《诗品》中所写的“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诗歌可以表达诗人的情意，寄托诗人的感怀，这也是诗歌创作的第二大根源。达到了以上两点，诗歌就能产生，但这样的诗歌，只有主体意思和基本骨架，并不能称之为佳作，所以，我们还要采用一定的表现手法。在《诗品》

中，钟嵘介绍了三种表现手法，分别是“赋”“比”“兴”，直接描写事实，用事实来寄托寓意，是赋；借物来比喻情怀，是比；文辞写完了还有余意，是兴。在选择了表现手法之后，还要“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风力即是风骨，丹彩也就是文采，也就是说，采用对的表现手法，再把风骨倾注到诗里，用文采使诗歌更加生动，使得听见这首诗的人都能体会到诗中的寄托的感情，理解诗的本意，从而心动不已，这就是写诗的最高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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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诗品》读书笔记

《二十四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座高峰，是上继《文心雕龙》下启《人间词话》的一部文学理论经典。它用四言韵诗的形式来论24种风格的审美特色，以不落言筌的韵律宣告了中国意境学的真正奠基。《二十四诗品》体现了“思与境偕”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特点，体现了中国美学史和哲学史的儒释道合流的趋势。

一、《二十四诗品》真伪之我见

然而，近几年来《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却成为疑问，其理由是目前为止尚未找到晚唐至元代期间确切署名作者和书名的《二十四诗品》，其间只有宋代苏轼曾引用司空图“二十四韵”，但这不足以证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就是司空图，近年来学术界对司空图《诗品》的真伪问题，也产生了许多争论。《二十四诗品》的真伪及作者问题到现在仿佛也尚未定论， 但是从目前有关研究发展的情况看，尚无确切证据证实它不是司空图所作，然而从司空图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生平思想和诗论著作的深入分析来看，反倒可见《诗品》的作者是司空图可能性很大。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虞乡县）人，生于公元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卒于公元908年（梁太祖开平二年）。在司空图二十二岁前，即唐会昌、大中年间，政局还算是稳定的，少年、青年时期的司空图，日子过得很安稳。可是，此后的人生中，因宦官专权、朝臣倾轧、军阀争夺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再加上灾荒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唐王朝一天天走向灭亡。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丢掉了盛唐时期的雄浑豪迈，也放下了中唐时期的沉郁忧国，转于心灵内部营造着自己的清空疏远的静寂的个人空间。身为官僚地主的司空图，日子也越来越难过。少有俊才，其“平生之志”，不在“文墨之伎”，而“欲揣机穷变，角功利于古豪”，意欲济世安民，为李唐王朝尽犬马之劳。生平两度经历战乱，看到“朝廷微弱，纪纲大坏”，李唐王朝颓势已成，不可挽回，于是只好隐居避祸，以诗酒自娱。司空图虽长期隐居，但是，他不能忘情于李唐王朝，隐居是迫不得已的。他的心情是凄苦的，只好到佛老思想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二十四诗品》以“雄浑”开篇，然而“冲淡”之韵居多。这正是作者既期望于社稷复兴，又伤于历史的冷漠的心态在作品中的折射。另一方面，从纵向而言，与《诗品》相贯通的思想精神也体现在司空图的其他作品中：“名应不朽轻仙骨，理到忘机近佛心。”(《山中》)“从此当歌唯痛饮，不须经世为闲人。”(《有感》)他是由感伤、悲观、绝望而转向任其自然、置身物外、冲淡恬静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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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石林诗话》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内涵，文学理论也有着迥异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特点，中国文论在自身内涵与特质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是宋代文论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是传统中国文论诗话体著作的一个典型代表，并以其独特性在宋代诗论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着重要地位。

一、“杂谈+纯文学评论”的自由评点结构

叶梦得的《石林诗话》与许多冠名诗话类的著作不同，它既有文坛趣事、文人掌故、诗人杂谈，但更有相对鲜明的诗歌评论的文学价值指向与美学追求，避免流于一般性的杂谈类书目。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可将其视为一本多维立体的文论著作，既有社会杂谈、文人掌故趣事，又有精准专业的纯文学批评。全书表面结构与以往文论没有什么不同，但三卷内容中，专论诗词的章节要相对增加，体现了作者较为鲜明的美学追求。

在杂谈部分，全书许多部分读之令人觉得人物事件都活灵活现，如在目前，可以从中看到《世说新语》的影子。如此看来，从另一个角度观之，相对脱离诗文评论的文坛逸事也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是笔记体作品的精品。如卷上有一则记述苏轼因一首《桧诗》遭人在神宗面前曲解攻击的事：

……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

短短数行，便把几个人物刻画地跃然纸上。同是，也让人真切深入地认识到北宋党争之严重与士人仕途之凶险。几句对话，就把神宗、王珪等人的形象表现得形象生动。

在诗文评论上，叶梦得也写得饶有趣味，令人信服。如写作者对黄鲁直诗句“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的理解，刚开始不懂后句的“风雨浪翻江”，某日“憩于逆旅，闻旁舍有澎湃鼞鞳之声，如风浪之历船者，起视之，乃马食于槽，水与草龃龊于槽间，而为此声，方悟鲁直之好奇。”（卷上）作者对诗句仔细推敲，以及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终于体悟到黄诗此句的妙。叶氏并未直接写黄诗句之新奇，以及应该如何欣赏诗文，而是讲述自己的一个有趣经历，巧妙而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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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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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睿智渊博，《谈艺录》读后感。做学问进得去，出得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有学问很容易，将学问做通，就需要极高的悟性了。钱钟书便是个通才。此书为欲解读中国文化者的上好教材。 钱钟书，睿智渊博。做学问进得去，出得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有学问很容易，将学问做通，就需要极高的悟性了。钱钟书便是个通才。此书为欲解读中国文化者的上好教材。

《谈艺录》实际上是一部诗话，只是不涉及时人作品而已。不像《随园诗话》有假书传诗之嫌，亦有借人抬己之疑。钱先生对随园颇有微词，常有发难之语。如果单就趣味性而言，我以为《谈艺录》不及《随园诗话》，不搞专门研究者不一定要看。

《谈艺录》是杰出的古典诗话作品，也是钱锺书除了《管锥编》以外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主要对中国近体诗进行广泛批评。钱锺书既继承了传统诗话的长处，同时又广泛汲取欧美文艺思想，行文优美，引文繁富，多所创见，其中类似“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打通精神；“唐诗以丰情神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学术观点，都在学术界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渊博和睿智。书中关于江西诗派和元好问的关系、阮大铖的评价、钱谦益的作伪及王渔洋的浅陋疏忽等考证都深见作者考据功力。其旁征博引，对典籍之深得精髓，信手拈来，更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学养。 《谈艺录》是开掘不尽的宝藏，但它属于阳春白雪之作，曲高和寡，

对读者和研究者文学功底和思维能力都要求极高。

《谈艺录》的特点是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书（中华书局19xx年版本）中补遗、补订、补正篇幅超过原文，释道儒墨阴阳家，英德法意希腊文，信手拈来，其才情博学记忆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资料的丰富罗列，为后人作某项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索引；但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有时是用不着举那么多例子的。（他自己在《管锥编》里说：贾谊《过秦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四者一意，任举其二，似已畅足；多举犹“一个孤僧独自行”“关门闭户掩柴扉”一样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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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冶》是我国明代关于造园理论的一本专著。作者计成对造园艺术中的几个主要方面，如造园的指导思想，园址选择，园林布局（包括建筑、门窗、栏杆、墙垣等的构造和形式），掇山、理水、置石、择木、铺地、借景等，都有系统阐述。无论对我国造园史、建筑史的理论研究，还是对造园设计和景观艺术的实践，都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书不仅仅是谈"园子"，妙在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环境观，"精而合宜"的建筑观，"随曲和方"的空间观为一体，言简意赅。

原文系四六文体，读起来却不涩，极富诗情韵味，朗朗上口。再配以陈植老先生多年辛勤而成的注释，确是一本环境营造学科(built environment)的建筑和环境艺术的专业必读常备书。 书中多有妙言警句，如"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巧而得体，体宜因借"，"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不一而足。 有"好事者"乎？《园》中一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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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读《园冶》，要联系中国哲理，尤其是它“无往不复”的时空互涵观念，在中国古代园林与建筑中四维时空观表现得很突出。对比一下中西园林之差别，可以反衬各自特点。中国园林与中国山水画异曲同工，中国园林之偏爱借景实源于中国画之动点透视法，也就是在时光流逝，移步换景的观赏方式中去体会时空流与生命流的意义。西方园林几何式布局偏爱对景与夹景，在焦点透视中体会空间的深度与时间的停顿（宛如音乐中的休止），与油画照相式的复制世界同出一辙，反映了绝对时空观。

其次，在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命题是一个硬核。计成的《园冶》虽然通篇贯穿天人合一理想，却并不具有天人感应的迷信。“切要四时，何关八宅”，表明他是反对风水术的。所以，在他的因借体宜理论中，反复强调天然之趣，却并不让人们去盲从堪舆形势的说教。因此，中国园林在利用地形，改造自然方面，表现了相当程度的主动性。它既不同于英国纯自然的草地牧场式的风景园，也有别于日本抽象自然的枯山水园，中国园林是对自然的浓缩与提炼，在遵从大自然的前提下实现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理念。《园冶》一书，与其说是一本造园学，不如说是一篇新离骚，充满着古代骚人迁客的悲壮情怀与委婉叹息，这就是计成高出张岱、文震亨、李渔、沈复的原因，也是《园冶》成为奇书的条件。计成决不是一般舞文弄墨、故弄玄虚的俗士，这一点对理解《园冶》至为紧要。从篇幅上看，全书讲了不少法式制度，画了不少图样，但重点并不在此。事实上，全书重神轻形，重意轻技的特点非常显明。所以，一开篇，就强调“能主之人”，“妙在得乎一人”，并反复露出“构园无格”的观点。他还一再强调“更入深情”，“意在笔先”，认为即使顽夯粗拙之石一旦到了高明造园家手中，也可化腐朽为神奇。中国古代有“文如其人”的箴言，他自称“性好搜奇”，“想出意外”，其人之奇决定了其书之奇。我认为，只有理解了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理解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出入儒、道、佛、玄的实质，理解了他们那种由老、庄、易、禅，诗、书、礼、乐，琴、棋、书、画，诗肠酒胆所陶冶出来的狂狷人格和无所不在的“书卷气”，我们才能理解计成和他的《园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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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国 学 心 得 体 会

宁波小学教师 王大吉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国学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传诵着中华文化的观念文明。它就像一根坚韧纽带，将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中华文明之珠串连在一起，滋润着中华物茁壮成长，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中华民族以特有品质和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优秀的思想文化已超越时空界限融入世界文化和现代文明，成为了传之千古、揪之四海的为类共有的文明与智慧的结晶。

通过近段时期的《国学》知识的学习，使我深深体会到了国学的深邃，同时更让我看到了许多充满人文智慧和写信人生真谛的论述，其敏锐的观察、合理的推定、经验的告诫，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一国安邦济世之基。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民教师，为祖国的未来培养接班人，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将中华民族这笔精神财富吸收和传扬。 人生就像一条平坦的大道，大道上会分出许多岔路，而我们正是在这条大道上行走，目标是"成功"，但离开这条大道进入了岔路，就很容易迷路了，就会再也回不到大道，所以必须有人提醒你，而这个"人"， 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因为它汇集了所有已经到达"成功"的人的经验。所以，我们要想走向成功，就必须要学好国学，来净化我们的心灵。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心灵就像未耕耘的土地，有肥沃的土壤，可是也有杂草存在，必须用庄稼来排除杂草，而庄稼就是国学中的一些美好品德。

我们学国学，不只是合乎人性的教育法则，还可以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道德修养，还有助于对其他知识领域的领悟与旁通，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同时，还可以增进脑力开发，提高记忆力、注意力、理解力、创造力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小学开展国学教育，能使儿童心性向善，潜移默化，陶冶性情，根治社会风纪败坏，道德沦丧的一剂妙方。

我们的心，就像春天的泥土，播什么种就发什么芽。诵读圣贤经典，可以让我们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开阔胸襟，迈向圣贤之道。让我们用国学来净化我们的心灵吧，让我们耕耘我们心中的土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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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之乐，乐在其中

——读《陶渊明集》有感

陶潜，字陶渊明，东晋末年大文学家。他的诗文不华丽，不矫情，仿佛山野里的一片野菊，不抢眼，却开得烂漫肆意，生机盎然。捧读陶诗，如登高山，如临深溪，如掬清泉，如品香茗，说不尽那份清悠雅淡，浸润心田。

陶渊明的诗文纯真质朴，清新自然。元好问说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评价极为中肯。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超群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对陶渊明的文采也是推崇备至。陶诗艺术手法的活用和自然真淳的风格，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他的四言诗，如“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叠字的运用，使得诗句音韵和谐；比兴的手法，令诗篇更具情趣。在陶诗中，还能读出“庄子”的味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种豁达开朗、超脱物我的大气令人颇受感染。最令人赞叹的是陶渊明在诗文中“无痕”的表现手法。虽用典，却似自家话语，与上下诗文皆能贯通，浑然一体；看似在状写景物，实则将内心所感一并融入，写景、抒情、议论并无严格的界限。“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似写“人境”，实写心境——诗人那远离喧嚣、淡然沉静的内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正道出了诗人对于出道为官的自责自悔以及重返田园的暗自欣慰。

读《陶渊明集》，对陶公的为人也有了初步的认识。陶渊明自幼家贫，却能饱读诗书，思想中受到儒家、道家两派学说的濡染。他胸怀远志，却恰逢乱世，报国无门。在他的诗文中，渴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诗句俯拾皆是。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描写了自己少年时宏伟的抱负。“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之遥，孰敢不至”，抒发了诗人怀志奋起的心意。有些文学评论说陶渊明“消极避世”，我并不赞同这一说法。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恰逢东晋与南北朝的交替时期，连年战争、时局动荡，陶渊明苦于出身庶族，不受重用，只能做做“参军”、“祭酒”这样的小官，眼看军阀割据、争权夺利的社会现实却无力改变，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最终选择避离乱世，这实是无奈之举。辞官归田后陶公的选择是自食其力，用现在的话说，他做到了“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如此勤劳务实，怎能说他消极？即使深受老庄的影响，倡导顺应自然与天命，他也并不迷信于黄老之术。诗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表明了他对“长生不老”的否定；“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表现了他脚踏实地的人生态度。最为难得的是，陶渊明能够荷锄躬耕，安享田园之乐。他不仅树立榜样——“舜既躬耕，禹亦稼穑”，以圣人之举劝人务农，还亲身参加实践——“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提起其中的乐趣，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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