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写论文的赶紧看过来，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工商管理思想变迁的论文，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中的私营工商业基本取自由发展的态势，山泽鱼盐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之后形成的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理论基础。唐、宋时期，刘晏、王安石等继承传统的轻重论并有所发展，对传统的工商管理政策进行修改，使之继续发挥了巩固**集权统治的作用。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作用的扩大，轻重论受到前所未有的作用.

　　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国家控制工商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旨，官营工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官营工商业的弊端丛生，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逐渐发生歧变，最后终于被主张工商业私营的理论所取代。本文试图在论述重论嬗变及其它经济理论兴起的同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汉轻重论的产生

　　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论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逐渐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专山海政策和战国时秦国的政府控制工商业，但都为时较短和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此，对山泽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秦统一后，继续实行工商官营政策，对东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富商大贾们被没收财富，迁离本土。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后仍频繁调动兵马，大兴土木，造成赋役繁苛、刑罚严酷，从而被农民起义所**。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权只摧毁了东方的私营工商业，但并未建立适合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工商业机构和经济理论，因而在经济结构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私营到官营的转型。

　　西汉建立后，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贾的“居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话，集中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而，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即变秦王朝的“举措暴众”为无为而治，通过清静无为来恢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却仅流于形式。如他规定不准商人衣丝乘马、不准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压低商人社会地位的贱商措施，在经济上对商人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和吕后时，“弛商贾之律”，除仍不许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抑末措施暂缓施行，实际上放弃了刘邦制定的贱商政策。其后，汉王朝又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工商自由经营政策，造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那些在秦代遭到打击的工商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迅速暴富起来，其势力的发展竟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封建政权，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当汉武帝内外兴作，耗费巨大，发生严重财政困难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予支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业，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于是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控制权，妨碍封建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封建**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这样，从春秋开始的工商业自由经营的主流到汉武帝时终于让位给国家控制工商业，这也是封建大一统王朝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有所推迟罢了。

　　在汉武帝由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之后，到西汉末年，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以汇集《管子》作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即轻重论的理论总结。所谓“轻重”，是先秦时期人们用来说明货币方面问题的概念，到西汉时逐渐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以达到国家操纵这种比价变化的目的。轻重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部分，三者中以轻重之势最为重要。所谓轻重之势，指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参与以控制和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只允许百姓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内活动，从而把对百姓的予、夺、贫、富主动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这种地位和威势“御天下”，就不需要用暴力进行掠夺和驱使，民众在政府的控制下既无法逃避税收，又不会太贫穷以至铤而走险，更不让其太富而看不起国家的赏赐和俸禄，从而使他们安心地为政府出力和效命。

　　轻重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较为成熟的经济思想，虽然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生产，但对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解决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战胜匈奴的外来威胁等起了巨大作用，因而基本上被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

　　二、唐宋轻重论的嬗变

　　从汉武帝到唐前期，盐铁官营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始终不逾的既定国策，其间除了东汉时期由于豪强专权而略有放松外，其他王朝都把国家控制工商业作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法宝。唐前期的盐铁管理采取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的政策，此即《唐六典》卷30所谓“官不采者”，“听百姓私采”，然后征收课税。从唐高宗时开始，随着土地买卖的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以丁身为依据的租庸调日益减少，不课口的数量和政府的开支却日益增加。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当时承担赋役的人口只占总数的13%，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经济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唐政府为扩大税源，只有增加间接税的征收，于是唐前期对民营盐铁的征税制就变成了唐后期的盐铁禁榷专卖制。唐廷急于求成，派第五琦负责榷盐法的推行，实行官运官销制，此法使生产者和销售者均无积极性可言，弊端早在汉武帝时即已显现，因此收效甚微。其后，刘晏临危受命，负责唐政府的理财工作，他不但广泛灵活地运用了轻重之术，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使轻重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如在榷盐方面，他将官运官销变为政府批发、商人运销零售，把一部分盐利分给商人，以增加商人的销售热情，并减少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生产和流通的弊端。这样就把商人由原来的打击对象变为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当然，为了限制商人居奇谋利，刘晏又设常平仓，防止边地商人垄断市利，使商品流通中“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以把轻重之势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

　　中国茶道思想是什么?茶道沉淀了浓厚的中华文化思想，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中国茶道的思想吧!

　　中国茶道思想【1】

　　茶道思想：儒

　　中国的茶道思想融合了儒、道、佛诸家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

　　儒家思想虽然是封建产物，但作为一种精神思想，在各个朝代的更替中彰显了极大的生命力。

　　在我们的生活，繁琐小事中，无处不在。

　　儒家思想主张沟通，创造和谐氛围，增进感情，茶道文化也需要茶人之间的沟通，在祥和安宁的环境中，品茶交流。

　　茶道文化精神有清醒、达观、热情、亲和、包容，这是中国茶文化的主调。

　　茶道思想：禅

　　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佛教创立，两汉时期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传播发展，隋唐时期到达鼎盛。

　　茶兴于唐盛于宋，茶圣陆羽曾被智积禅师收养，习诵佛经，还与皎然和尚结为生死之交，他在《茶经》中有对佛教的颂扬，对僧人嗜茶有所记载。

　　众多寺庙也都有自己的茶园，因此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

　　佛教思想对茶道文化进行了深化，是之为禅茶一味。

　　茶道思想：怡

　　中国茶道是雅俗共赏的乐事，不讲形式，不拘一格。

　　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位的人虽然对茶道有不同的追求，但都追求茶道中心思想。

　　无论喝茶是为炫耀权势，附庸风雅，参禅悟道，养生颐年，解渴去腻，都是和悦的茶道，精神上的舒畅。

　　茶道思想：真

　　国人追求“真”，这是对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茶道之真，不仅包括真茶、真香、真味，茶具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茶人还要有一颗真心，敬茶有真情，说话要真诚。

　　茶道思想：静

　　中国茶道修身养性，是追求宁静，寻求自我之道。

　　修习禅道必须静，才能用心去体会世间奥秘，品味人生真谛。

　　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创建了一种宁静的氛围，淡然的心境。

　　当精神升华，便可洞察万物，思如风云，心中常乐。

　　中国茶道的核心思想【2】

　　“和”字当头

　　“和”是中国茶道的灵魂，是中国茶道的哲学思想核心。

　　茶道的“和”其实就是中国佛、道、儒三家思想杂揉的具体体现。

　　我们应该知道“和”的思想，并不是儒家独有的。

　　儒、释、道三家均提出了“和”的思想，三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儒家重视礼义引控的“和”。

　　道家倡导纯任自然的“和”，反对人为的规范。

　　佛家推崇的则是超越现世的主客体皆空的宗教形式下的“和”。

　　儒家的“和”，体现中和之美;道家的“和”体现无形式、无常规的自然美;佛家的“和”，体现规范之美。

　　中国茶道融合了儒、佛、道三家思想，而突出了道家“自恣以适已”的随意性;迎合了中国民众的实用心理。

　　这正是区别于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

　　和谐——中国茶文化不朽的灵魂。

　　“以茶待客”是中国的习俗。

　　有客人来，端上一杯芳香的茶，是对客人极大的尊重;即使客人不来，也可通过送茶表示亲友间的情宜。

　　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人人情高谊，见外方人之被欺凌，必众来救护。

　　或有新来外方人住京，或有京城人迁居新舍，邻里皆来献茶汤，或者请到家中去吃茶，称为“支茶”。

　　在现代生活中，以茶待客，以茶交友，通过茶来表示深情厚意，不仅已深入到每家每户，而且也用于机关、团体，甚至成为国家礼仪。

　　不论是宋代汴京邻里的“支茶”，还是现在的人们以茶待客和茶话会，茶都是礼让、友谊的象征，都是亲和、和谐的体现。

　　“静”如何解?

　　“静”是中国茶道的灵魂，“和”是因“静”而“和”的，没有“静”的氛围和境界，“和”只是一份残缺的心灵。

　　中国茶道是修身养性之道。

　　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之路。

　　感悟到一个“静”字，就可以洞察万物、思如风云、心中常乐。

　　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家也主静。

　　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高僧还是儒生，都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路。

　　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洞察明鉴，体道入微。

　　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

　　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虚静的空灵的心境，当茶的清香浸润着你的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就会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就会在虚静中升华，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和交汇，达到“天人和一”的“天乐”境界。

　　怡

　　“怡”是“静”的怡，“和”的怡，因为“怡”是灵魂的跳动，是脉博，是瞬间的人生顿悟和心境感受，是淡雅生命中的一丝丝感动和一次次颤抖。

　　中国茶道是雅俗共赏之道，它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它不讲形式，不拘一格。

　　不同地们、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的追求也不同。

　　历史上的王公贵族讲茶道重在“茶之珍”，意在炫耀权势，显示富贵，附庸风雅。

　　文人学士讲茶道重在“茶之韵”，意在托物寄怀，激扬文思。

　　佛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德”，意在去乏提神，参禅悟道。

　　道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功”，意在品茶养生，羽化成仙。

　　普通老百姓讲茶道，重在“茶之味”，意在解渴，去腥除腻，享受人生。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茶事活动中获事活动中获得畅适和愉快的感受。

　　儒生可“怡情悦性”，羽士可“怡情养生”，僧人可“怡然自得”。

　　中国茶道的这种“怡悦性”，使它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怡悦性”也是中国茶道区别于强调“清寂”的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

　　真

　　“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中国人不轻易说“道”，一旦论道，就会执著于“道”，追求道的“真”。

　　“真”是中国茶道的起点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真”不全是真假的真，而是人生真善美的真。

　　“真”是参悟、是透彻、是从容、是圆寂、是宇宙…… 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是真山真水;悬挂名家名人的真迹;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括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心境要真的悠闲。

　　茶事活动的每个环节都要认真，每个环节都要求真。

　　爱护生命，珍惜生命，让自己的身心健康、畅适，让自己的一生过得真实，做到“日日是好日”，这是中国茶道追求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