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以前，我国主要是通过部门规章和政策来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2005 年2 月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 并于2006 年1月1 日施行，从此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纳入了法制轨道。2009 年12 月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修正案) 》，修改后的《可再生能源法》形成了五项新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 总量目标制度、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分类电价制度、费用补偿制度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制度。为了有效施行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相关部门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的规章和政策。就整个制度的演进来看，首先是立法形式的变化，由2005 年前由部门规章与政策予以规范演进到现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反映了国家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视，以强制性的高位阶立法形式代替之前的部门规章与政策，法制的统一，更利于可再生能源各项法律制度在全国实施; 其次是立法内容的变化，从2005 年之前的“ 零打碎敲” 式立法到统一《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定，再到首次修改，以及细则与配套制度的出台与即将出台，都反映了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表明了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定与信心，此次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确立的五项制度是在总结之前经验与教训基础上确立的。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法》的首次修改，既保留了原有科学合理的内容，删除并修改了无效的内容，还增加了新内容，从字眼表述上看既有有变化的，也有无变化的，但是实质上都有了新的内容。“2006 年起施行的《可再生能源法》鼓励发展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受该法影响，自2006 年起，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止跌回升”[2]。然而，要想给予可再生能源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
1 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制度问题。
1. 1 问题所在： 未以立法形式明确且目标偏低。
2009 年12 月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总量目标制度，但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总量目标，该法第七条规定，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总量目标是一个必须实现的国家目标，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我国是一个大国，各项情况相当复杂，并且地域差异很大，作为一个反映国家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决心和力度的具体体现的总量目标应当是通过权威的立法来推动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各地区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如澳大利亚于2001 年4 月通过了自己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 法，在这部立法中明确提出了到2010 年全国增加9，500Wh( 2%)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值达到40 亿澳币。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正是因为通过立法明确了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投资者才清晰地了解国家支持的重点所在，引导了投资的方向，使总量目标得以实现。
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大国，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到2010 年底，我国的水电装机已经达到2. 13 亿千瓦，世界排名第一，风电并网运行容量超过了3100 万千瓦，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已占全球产量40%、达到了800 万千瓦。我国“ 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目标是：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15%，2015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1. 4%。目前，正在制定的我国能源发展“ 十二五” 规划也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了重点领域，虽然规划没有正式发布，但国家能源局已透露： “ 到2015 年，风电将达到1 亿千瓦，年发电量1900 亿千瓦时，其中海上风电500 万千瓦; 太阳能发电将达到1500 万千瓦，年发电量200 亿千瓦时; 加上生物质能、太阳能热利用以及核电等，2015 年非化石能源开发总量将达到4. 8 亿吨标准煤”①。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010 年达到10%，2020 年达到20%，2050 年达到50%。按照目前我国的能源战略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在2010 - 2050 年期间的发展将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差距与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不相适应。考虑到规划与实际实施结果可能还存在差距等因素，这种落后会更加显著。
1. 2 解决对策。
从《可再生能源法》的最初立法与后期修改来看，我国立法行为始终未能突破几个传统立法观念的束缚，如立法的综合性、原则性、指导性等等，另外也反映了整个立法过程中矛盾与利益的博弈与妥协。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立法总量目标的“ 目标” ，势必会被最终的效果大大的打个折扣。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 九五” 期间，原电力部就曾经提出到2000 年我国风电装机达到100 万千瓦的目标，但以上目标因没有立法的强制性而最终没有实现。“ 报喜不报忧”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通过可再生能源立法，提出了自己的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政策，如2004 年德国在其制定的《关于重新调整电力领域可再生能源法的法律》中提出： “ 制定本法旨在促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所占的比重，至2010 年至少提高到12. 5%，至2020 年至少达到20%”。“ 目前，全球已有60 多个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行动计划，通过立法的强制性手段保障可再生能源战略目标的实现” [3]。
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与发展目标是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的具体化，具体指导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为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目标，如丹麦，2012 年年初公布了自己国家的《2050 年能源发展战略》，提出“ 到2050 年将完全摆脱对化石能源依赖的战略目标，其中2020 年化石燃料消耗将比2009 年降低33%，一次能源消费量比2006 年降低4%，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超过30%，交通领域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0%”②。当然，基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如丹麦的战略目标是严重的不切合实际。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发展目标制定偏低，实践中已严重阻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风电发展而言，我国风电普及速度全世界第一，已成为全球风电行业发展的领头羊，然而正是由于国家风电发展目标偏低，导致电网建设不足，难以满足我国风电发展的速度，客观上又抑制了风电的发展。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 十二五” 规划尚未正式公布，笔者建议，根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和市场规模，适当调整并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规划与发展目标。
2 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问题。
2. 1 问题所在： 并网技术标准缺乏。
《可再生能源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 电网企业应当与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建设，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发电企业有义务配合电网企业保障电网安全”。此款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必须符合并网技术标准，在保障电网安全的前提下，与电网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只在达到上述条件的，电网企业才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在这些条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并网技术标准的问题。
当然，对于并网发电项目提出技术标准是保障电网安全的需要，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不应有例外，并且并网技术标准应当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才能确保上网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不会对电网构成威胁，以保障电网的安全，但是我国却没有这方面的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以风电为例，2001 年前曾经就运行、检修、安全规程等制定过相关的技术标准，但其内容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风电大规模的开发需要，这意味着之前的这一技术标准已经过期。当下，关于风电的各项技术标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很多关键性零部件的标准也还没有发布。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空间，随之也影响了整个能源的供给。2011 年夏天，电荒问题再次引起关注，但实际上西部风能却未能“ 施展拳脚” ，没有强制性的并网技术性标准使得风能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利用率，也在客观上阻碍了风电行为的发展动力。 2. 2 解决对策。
“ 全额收购主要是在电网覆盖范围内，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履行并网协议来解决[4]。” 法律中规定全额收购的是“ 符合并网技术标准” 的电力，由于并网技术标准的缺乏，电网企业可以理直气壮地以安全为由拒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力，而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则无抗辩的理由，这就导致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难以落实。“ 国外风电发达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并网导则且强制执行。并网导则明确规定了风电场应具备的有功/无功功率调节能力、低电压穿越能力等性能指标。德国针对大规模风电并网制定了一系列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其要求高于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的标准，对各种并网技术指标做出了明确规定，并通过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保障执行” ①。
没有并网的技术性标准并不意味着我国现在没有制定标准的能力。笔者建议，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发电设备制造商等多方共同参与，尽快制定并网技术标准。标准的制定既要参照国际标准，也要考虑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现状，制定出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同时，尽快出台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的实施细则，以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性与整体经济性，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拓展空间。当然，还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 随着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售电侧将逐步开放，电网企业全额收购义务的履行将面临经济上的挑战[5]”。
3 可再生能源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问题。
3. 1 问题所在： 立法前瞻性不足。
为了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制度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其中分类电价制度规定在了《可再生能源法》第十九条，根据这一法律条文，价格主管部门有权按照可再生能源类型和地区分别确定上网电价，根据制定的不同技术种类和不同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水平，确定价格的适用期限，调整办法等。目前我国适用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6年1 月公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办法中规定了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两种形式，并对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和海洋能发电等) 的定价机制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随后2009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下发了《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对风电价格管理做了进一步的规定。2011 年12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通过发改价格( 2011)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号提高了向除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用电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而费用补偿制度的立法内容则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是电价附加，电网企业依照上网电价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所发生的费用，高于按照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计算所发生费用之间的差额，由在全国范围对销售电量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偿; 二是计入电网成本，规定在《可再生能源法》
第21 条; 三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即如果电网企业不能通过销售电价回收的费用可以申请基金补助。
立法上设置以上两项制度的初衷，不外是考虑可再生能源的自身特点。在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地理分布不均，加之受技术和成本的制约，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较低，尚处于弱势状态，在短时期内无法与传统的能源相抗衡，因此短时期内采用这种“ 一边倒式” 的利益趋向是有道理的。但从长远来看，未对此两项制度做弹性规定，则反映了立法的前瞻性不足。首先来分析分类电价制度，该制度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为一种强制性措施，由政府制定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短期来看此种制度可以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制度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律，扰乱了能源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分类电价制度只能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初期的临时性促进手段。“ 分类电价制度强调可再生能源项目本身的利润，在中国发电集团较为强势的情况下，会弱化企业提高科技水平、降低成本和竞争的意识，长远来看不符合电力体制深入改革引入竞争的目标，而且采用分类电价制度，政府需要准确估算项目的核算成本”[6]。就费用补偿制度而言，由电网企业全额收购符合要求的可再生能源的电量，而后电网企业又有费用补偿这一稳定的来源，这样会使可再生能源产业失去提高技术、改善管理、降低成本的动力。另外，立法前瞻性不足还体现在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中的费用补偿制度仅仅针对电网企业，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电力市场将不断开放，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会直接与大用户以及独立的售电企业进行交易的问题。
3. 2 解 决对策。
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律制度很容易导致“ 朝令夕改” ，立法的稳定性受到冲击。实际上，此次《可再生能源法》的修改仅距该法出台四年，除了显示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迫切心情，立法时某些制度的前瞻性不足则是被迫修改的主要原因。
笔者建议，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中的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进行“ 阶梯式” 立法，即结合我国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立法形式的明确，以总量目标的时间点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不同比例为分界点，在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分别设计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的不同内容，扶持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壮大，直至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能够与传统能源相抗衡时，再依可再生能源的不同种类、逐步取消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以上的这一修改思路在《可再生能源法》中立法不宜过细，具体的可操作性内容与程序应当体现在各级别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与发展目标中。
4 结论与讨论。
为了共建一个绿色且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未来，我国必将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做出自己的努力，因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完善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总量目标制度应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并制定具有长远目标的发展规划与发展目标，尽快出台并网技术标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的落实，考虑立法的前瞻性问题，对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进行“ 阶梯式” 立法。“ 近几年来，我国的能源消耗非常巨大，每创造1 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 3 倍，德国和法国的7. 7 倍，日本的11. 5 倍”[7]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能源支持重要组成部分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毕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第二篇：我国代理商制度的完善论文
我国代理商制度的完善论文【1】
[摘 要] 鉴于我国目前商事代理中出现的代理形式不规范、适用法律不统一、代理行为无法可依等诸多现象，尽快完善我国的代理商制度成为商事立法的当务之急。
我国应该参照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及国际惯例，结合我国的特点制定一部专门的《商事代理法》，明确规范我国的代理商法律制度及其商事代理行为。
[关键词] 代理商 商事代理法 显名主义
一、我国现行的代理立法概况及其特点
我国现行的代理立法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
此外，尚包括有关代理制度的行政规章(《关于外贸代理制的暂行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
目前我国的代理法律制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以大陆法系国家民事代理制度的立法体例为蓝本。
这一方面是由于自清末变法以来，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的民事法律均沿袭德日法制，这无疑会对我国今日之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学习苏联，在立法上也概莫能外，而苏联也属大陆法系国家，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未产生正式的民法典，但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还明显的带有苏联民法的色彩，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深受大陆法影响的后果在代理制度方面的表现便是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直接代理制度，而对间接代理制度，则未予规定。
直到1999年，《合同法》方将行纪合同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
将直接代理规定于民法典，间接代理规定于合同法，这是大陆法系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二元体系在我国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第二，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没有明确的界限。
由于立法者将1986年《民法通则》定位于“民法的商法化”，因此，我国的《民法通则》具有浓厚的民商合一的性质，这一性质在我国的代理法中也有明显体现，《民法通则》仅规定了代理制度，但该项制度通用于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于《民法通则》之外，我国并没有另行制定调整商事代理的商法。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法通则》代理制度的规定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对有些陈旧规定的修改，已成为立法者重点考虑的问题。
第三，代理法法律体系初具规模，但尚不能调整全部代理关系。
目前，我国共有两部法律对代理制度予以规范、调整，它们分别是《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但它们对代理关系的调整是不全面的。
《合同法》对行纪合同予以专章规定，这固然填补了我国法律对间接代理调整的空白，但其缺乏对行纪商的规定。
在我国未采用普通法代理立法体例的情况下，《合同法》却部分地规定了普通法中的隐名代理和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这一画蛇添足之笔又造成了代理法法律体系的不和谐。
二、我国目前代理商制度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代理商资格的确定无严格要求
代理商不同于民事代理活动中的代理人，它除了参与商业代理，从本人处获取佣金外，还是一种营业体，对其内部职员还需支付工资和薪金。
因此，作为营业体，它必须有自己的商号、资产、营业场所、商业账簿，并进行营业登记。
但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对代理人的资格根本就未作规定，在《暂行规定》中仅规定外贸代理人必须有外贸经营权，对其他条件也未作规定。
这种情况不能满足商业代理实践的需要，不利于规范代理商，也不利于保护本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因为，一方面作为商事营业体，代理商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自主财产，否则无法对自己的过错造成本人或第三人的损失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对代理商的资格不作明确规定，无法保证本人与第三人交易的安全，因为事先第三人无从知晓代理商的资格是否合法，若以后有关机关确认该代理商资格不合法，将导致该代理合同无效，代理合同无效则代理商代理本人同第三人订立的交易合同也无效。
2.内外贸代理形式不同，适用法律各异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所从事的法律行为，其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此代理为直接代理。
《暂行规定》规定的外贸代理形式中，代理人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也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法律活动。
即外贸代理既可为直接代理形式，也可为间接代理形式。
《民法通则》对直接代理的法律后果的承担作了明确规定，而《暂行规定》的规定一方面不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代理形式，另一方面又显失公平。
根据《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的规定，间接代理关系中的三方当事人――本人、代理人和第三人间的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
本人与代理人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与第三人间是交易关系，因此，代理人与第三人所订立的买卖合同，本人不能直接接受，只有在代理人通过委托合同将买卖合同转让与本人后，本人才可承受。
但《暂行规定》规定，间接代理的行为后果由代理人承担，这与国际上通行的间接代理形式不符。
此外，《暂行规定》又规定，对于代理商以自己名义签订的合同可向本人收取3%的佣金，而对本人不履行合同或迟延履行合同则承担100%的责任。
这种规定显然是不公平的。
3.商事代理中代理人的地位不明确
根据代理的一般理论，代理人与本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因此，代理人的地位是独立的，本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无权干涉。
但是，在外贸代理实践中，由于法律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再加上一些本人对国际市场信息掌握的较多，或仅因为自己无外贸经营权无法直接与外商交易等情形，常常出现本人干涉代理人的代理活动，如直接与第三人联系，强迫代理人听从其指挥，或为了达成交易，无视代理商的合法权益，要求代理人无条件接受第三人的条件等。
这时的代理人实质上已成为本人的附属品或代言人。
在内贸代理中，制造商与代理商存在资产纽带关系，也淡化了代理人的独立地位。
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增效减员己成为一个主要举措，对于富余人员能自我消化的，政府要求尽可能自我消化，因此许多企业自行设立代理机构，销售本企业的产品。
这种代理机构其实仅是制造商的内部机构，无任何独立性可言。
三、完善我国代理商法律制度的思考
1.代理商制度立法的价值取向
就实际情形而论，代理商还处于弱势。
如果再对被代理人加以特别的法律保护，没有必要，也极不合理。
因此，笔者认为，商事代理(代理商)制度立法的价值取向应该体现出对代理商与委托商双方的合法权益予以同等的保护与重视，实现代理，尤其是商事代理中以义务为中心向互利为中心的转变。
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应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即不仅注重委托商利益的保护，对于代理商合法利益的保护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更应注意交易的便捷与安全。
2.代理商制度的立法模式
代理商的立法模式问题，立法时当然应该考虑。
目前，关于商事代理立法有三种模式：目前关于商事代理立法模式有三种：一是规定在民法典中，即在民法典关于代理的章节中也对商事代理加以规定，如我国台湾的民法中就有代办商(即代理商)的规定;二是规定在商法典中，如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商法中均有代理商的规定;三是规定在单行法律中，如英国的《1899年代理商法》。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商事代理中出现的代理形式不规范、适用法律不统一、代理行为无法可依等诸多现象，比较现实的做法是，首先不区分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在一部民事法律中系统、全面地规定代理的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部民事法律即是《民法典》，有关代理的一般法律制度应当纳入《民法典》的总则编。
在起草《民法典》时，现行的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中有关代理制度的合理部分应当尽可能吸收到《民法典》之中。
其次，参照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及国际惯例，就性质确实较为特殊的商事代理关系制定一部专门的《商事代理法》予以必要的规定，并将其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以此来规范我国的代理商制度特殊的法律问题，以规范商事代理行为，使商事代理活动有法可依。
3.代理商资格的取得条件
商事代理不同于民事代理，因此，法律应明确规定代理商必须有自己的商号、一定数额的财产、营业场所并登记注册。
否则，不赋予其代理商资格，无代理商资格的组织机构不从事代理活动。
此外，对代理商都赋予外贸经营权，使一个代理商既可从事内贸代理，又可从事外贸代理，以避免机构重复设置、市场分割的现象。
这其中存在争议的是代理商从事商事代理是否应当申请登记的问题。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均未对商事代理做出规定，因此，对于从事商事代理业务是否应当申请登记，立法上还是一个空白。
笔者认为，既然代理商作为一种职业，是商人的一种，而且其又从事商事行为，所以，代理商就其从事营利性活动这一点而言己与制造商等毫无二致。
因此，国家应当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重视和保护代理商在我国的发展。
笔者认为，应当建立申请登记制，对于长期、固定从事商事代理业务的代理商，应当实行申请登记，只有取得了代理商的资格，才能从事代理业务。
而对于那些临时从事代理活动的代理商，则不一定非要其办理登记手续不可。
参考文献:
[1]徐海燕:英美代理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87页
[2]赵万一：论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J].法学论坛，2005年第4期，第32页
[3]任先行，周林彬：比较商法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3页
[4]杨芳，杨永忠：WTO下的商事代理问题研究[J].商业研究，2003年第19期，第147页
代理商的核心竞争力【2】
代理商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中间环节。
说代理商简单，主要是因为，如果放眼到整个家电供应链的大视野看，代理商层面基本不存在大的战略选择，厂家的战略就是的代理商的战略，代理商几乎没有所谓的自主权和话语权。
因此，总有代理商朋友提出疑问，代理商就像三明治夹在厂家和终端零售商之间的那个夹层一样。
代理商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代理商的核心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
我是用了三年的时间，与全国给地的家电代理商近距离接触之后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
更准确地说，我是通过自己与代理商的深度交流之后，才真正发现了代理商的核心价值所在，那就是代理商可以在三明治夹层的“薄”与“厚”上做出文章。
做得“厚”的代理商，可以成为区域内掌握话语权，任何品牌通过他的运作，都能获取做大的规模。
但是，代理商要想从受制于人到掌握话语权，靠的就是不断优化和提升运营能力，提高自己服务于厂家和零售商的能力。
让厂家在区域内对你形成依赖，这就是代理商的价值。
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代理商在各自的区域内形成了自己的这种优势，让厂家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依赖。
因此，我们看到：在相同或相近的经营模式下，不同的代理商之间差异却很大：同样的地盘，不同的人耕种，产出的粮食可能天地之差。
表现为不同的代理商在区域市场的运营推广的能力上的差异。
表面上看简单这个经营模式：从厂家进货，再出货给零售商或下一级代理商，依靠一进一出之间的利差获取收益，却是由很多细小的环节组合而成的。
代理商的成败是由对细节的把握所决定的。
行业在发展，业态在演化，几乎所有的宏观与微观的经济要素都在动态环境中相互作用，在瞬息万变的中国家电市场上，代理商可谓“各领风骚三五年”。
代理商在运营的过程中，就是要靠各种技巧来获取市场中量与利的平衡。
如果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控制中间成本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如果成本控制不好的话，就会亏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