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余光中的散文需要凝神静气,若不然,文字便会在浮躁的气息中融化。这字似流水般潺潺,似冰雪般剔透。以下是小编为你推荐的余光中的散文，希望你喜欢。

　　余光中散文之不朽，是一堆顽石

　　那天在悠悠的西敏古寺里，众鬼寂寂，所有的石像什么也没说。

　　游客自纽约来，游客自欧陆，左顾右盼，恐后争先，一批批的游客，也吓得什么都不敢妄说。

　　岑寂中，只听得那该死的向导，无礼加上无知，在空厅堂上指东点西，制造合法的噪音。

　　十个向导，有九个进不了天国。

　　但最后，那卑微继续的噪音，亦如历史上大小事件的骚响一样，终于寂灭，在西敏古寺深沉的肃穆之中。

　　游客散后，他兀自坐在大理石精之间，低回久不能去。

　　那些石精铜怪，百魄千魂的噤嘿之中，自有一种冥冥的雄辩，再响的噪音也辩它不赢，一层深似一层的阴影里，有一种音乐，灰朴朴地安抚他敏感的神经。

　　当晚回到旅舍，他告诉自己的日记：“那是一座特大号的鬼屋。

　　徘徊在幽光中，被那样的鬼所祟，却是无比的安慰。

　　大过瘾。

　　大感动。

　　那样的被祟等于被祝福。

　　很久，没有流那样的泪了。

　　说它是一座特大号的鬼屋，一点也没错。

　　在那座嵯峨的中世纪古寺里，幢幢作祟的鬼魂，可分三类。

　　掘墓埋骨的，是实鬼。

　　立碑留名的，是虚鬼。

　　勒石供像的一类，有虚有实，无以名之，只好叫它做石精了。

　　而无论是据墓为鬼也好，附石成精也好，这座石寺里的鬼籍是十分杂乱的。

　　帝王与布衣，俗众与憎侣，同一拱巍巍的屋顶下，鼾息相闻。

　　高高低低，那些嶙峋的雕像，或立或坐，或倚或卧，或镀金，或敷彩，异代的血肉都化为同穴的冷魂，一矿的顽块。

　　李白所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在此地并不适用。

　　在西敏寺中，诗人一隅独拥，固然受百代的推崇，而帝王的墓穴，将相的遗容，也遍受四方的游客瞻仰。

　　一九六六年，西敏寺庆祝立专九百年，宣扬的精神正是“万民一体”。

　　西敏寺的位置，居伦敦的中心而稍稍偏南，诗人史宾塞笔下的“风流的泰晤士河”在其东缓缓流过，华兹华斯驻足流过的西敏寺大桥凌乎波上，在寺之东北。

　　早在公元七世纪初年，这块地面已建过教堂。

　　一○六五年，敕建西敏寺的英王，号称“忏悔的爱德华”。

　　次年诺曼第公爵威廉北渡海峡，征服了大不列颠，那年的耶诞节就在西敏寺举行加冕大典，成为法裔的第一任英王。

　　从此，在西敏寺加冕，成了英国宫廷的传统，而历代的帝王卿相高僧名将皇后王子等等，也纷纷葬在寺中，不葬在此地的，也往往立碑勒铭，以志不忘。

　　西敏寺，是一座大理石砌的教堂，七色的玻璃窗开向天国，至今仍是英国人每日祈祷的圣殿。

　　但同时是一座石气阴森阳光罕见的博物巨馆，石椁铜棺，拱门回廊，无一不通向死亡，无一不通向幽喑的过去。

　　对于他，西敏古寺不止是这些。

　　坐在南翼大壁画前的古木排椅上，两侧是历代诗人的雕像，凌空是百呎拱柱高举的屋顶，远眺北翼，历代将相成排的白石立像尽处是所罗门的走廊，其上是宜径廿呎的蔷薇圆窗，七彩斑斓的蔷瓣上，十一使徒的绘像，集花了上界的天光——这么坐着，仰望着，恍恍惚惚，神游于天人之际，西敏寺就是一部立体的英国历史，就是一部，尤其是对于他，石砌的英国文学史。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诗人之隅，他是屏息敛气，放轻了脚步走进来的。

　　忽然他已经立在诗魂蠢动的中间，四周，一尊尊的石像，顶上，一方方的浮雕，脚下，一块接一块的纪念碑平嵌于地板，令人落脚都为难。

　　天使步踌躇，妄人踹莫顾，他低吟起颇普的名句来。

　　似曾相识的那许多石像，逼近去端详，退后来打量，或正面瞻仰，或分行侧望，或碑文喃喃以沉吟，或警句津津而冥想，诗人虽一角，竟低回了两个小时。

　　终于在褐色的老木椅上坐下来，背着哥德斯密司的侧面浮雕，仰望着崇高的空间怔怔出神。

　　六世纪的英诗，巡礼两小时。

　　那么多的形象，联想，感想，疲了，眼睛，酸了，肩颈，让心灵慢慢去调整。

　　最老的诗魂，是六百多岁的乔叟。

　　诗人晚年贫苦，曾因负债被告，乃戏笔写了一首谐诗，向自己的阮羹诉穷。

　　亨利四世读诗会意，加赐乔叟年俸。

　　不到几个月，乔叟却病死在寺侧一小屋中，时为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寺方葬他在寺之南翼，尸体则由东向的侧门抬入。

　　但身后之事并未了结。

　　原来乔叟埋骨圣殿，不是因为他是英诗开卷的大师，或什么“英诗之父”之类的名义——那都是后来的事——而是因为他做过朝官，当过宫中的工务总监，死前的寓所又恰是寺方所赁。

　　七十多年后，凯克斯敦在南翼墙外装置了英国第一架印刷机，才向专方请准在乔叟墓上刻石致敬，说明墓中人是一位诗人。

　　又过了八十年的光景，英国人对自己的这位诗翁认识渐深，乃于一五五六年，把乔叟从朱艾敦此时立像的地点，迁葬于今日游客所瞻仰的新墓。

　　当时的诗人名布礼根者，更为他嵌立一方巨碑，横于硕大典丽的石棺之上，赫赫的诗名由是而彰，其后又过百年，大诗人朱文敦提出“英诗之父，或竟亦英诗之王”之说，乔叟的地位更见崇高。

　　所谓寂寞身后事，看来也真不简单。

　　盖棺之论论难定，一个民族，有时要看上几十年几百年，才看得清自己的诗魂。

　　乔叟死后二百年，另一位诗人葬到西敏寺来。

　　一五九八年的耶诞前夕，史实塞从兵燹余烬的爱尔兰逃来伦敦，贫病交加，不到一月便死了。

　　亲友遵他遗愿，葬他于乔叟的墓旁，他的棺木入寺，也是经由当年的同一道侧门。

　　据说写诗吊他的诗友，当场即将所写的诗和所用的笔一齐投入墓中陪葬。

　　直到一六二○年，杜赛特伯爵夫人才在他墓上立碑纪念，可见史宾塞死时，诗名也不很隆。

　　其实盛名即如莎士比亚，盖棺之时，也不是立刻就被西敏寺接纳的。

　　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死于一六一六年，却要等到一七四○年，在寺中才有石可托。

　　一六七四年米尔顿死时，清教徒的革命早已失败，在政治上，米尔顿是一个失势的叛徒。

　　时人报道他的死讯，十分冷淡，只说他是“一个失明的老人，书写拉丁文件维生”。

　　六十三年之后，他长发垂肩的半身像才高高俯临于诗人之隅。

　　西敏寺南翼这一角，成为名诗人埋骨之地，既始于乔叟与史宾塞，到了十八世纪，已经相沿成习。

　　一七一一年，散文家艾迪生在《阅世小品》里已经称此地为“诗人之苑”，他说：“我发现苑中或葬诗人而未立其碑，或有其碑而未葬其人。

　　”至于首先使用“诗人之隅”这名字的，据说是后来自己也立碑其间的哥德斯密司。

　　诗人之隅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传统而且不规则。

　　说它是石砌的一部诗史吧，它实在建得不够严整。

　　时间那盲匠运斤成风，鬼斧过处固然留下了核目的神工，失手的地方也着实不少。

　　例如石像罗列，重镇的诗魁文豪之间就缭绕着一缕缕虚魅游魂，有名无实，不，有石无名，百年后，犹飘飘浮浮没有个安顿。

　　雪莱与济慈，有碑无像。

　　柯立基有半身像而无碑。

　　相形之下，普赖尔(MatthewPrior)不但供像立碑，而且天使环侍，独据一龛，未免大而无当了。

　　至于谢德威尔(ThomasShadwell)不但浮雕半身，甚且桂冠加顶，帷饰俨然，乍睹之下，他不禁哑然失笑，想起的，当然是朱艾敦那些断金削玉冷锋凛人的千古名句。

　　朱艾敦的讽刺诗犹如一块坚冰，谢德威尔冥顽的形象急冻冷藏在里面，透明而凝安。

　　谢德威尔亦自有一种不朽，但这种不朽不是他自己光荣挣来的，是朱艾敦给骂出来的，算是一种反面的永恒，否定的纪念吧。

　　跟天才吵架，是没有多大好处的。

　　诗人之隅，不但是历代时尚的记录，更是英国官方态度的留影。

　　拜伦生前名闻全欧，时誉之隆，当然有资格在西敏寺中立石分土，但是他那叛徒的形象，法律，名教，朝廷，皆不能容，注定他是要埋骨异乡。

　　浪漫派三位前辈都安葬本土，三位晚辈都魂游海外，叶飘飘而归不了根，拜伦死时，他的朋友霍普浩司出面呼吁，要葬他在西敏寺里而不得。

　　其后一个半世纪，西敏寺之门始终不肯为拜伦而开。

　　十九世纪末年，又有人提议为他立碑，为住持布瑞德礼所峻拒，引起一场论战。

　　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诗人之隅的地上才算为这位浪子奠了一方大理石碑，上面刻着：“拜伦勋爵，一八二四年逝于希腊之米索郎吉，享年三十六岁。

　　英国和她的叛徒争吵了一百多年，到此才告和解。

　　激怒英国上流社会的，是一个魔鬼附身的血肉之驱，被原谅的，却是一堆白骨了。

　　本土的诗人，魂飘海外，一放便是百年，外国的诗客却高供在像座上，任人膜拜，是诗人之隔的另一种倒置。

　　莎士比亚，米尔顿，布雷克，拜伦，都要等几十年甚至百年才能进寺，新大陆的朗费罗，死后两年便进来了。

　　丁尼生身后的柱石上，却是澳洲的二流诗人高登(A.L.Gordon)。

　　颇普不在，他是天主教徒。

　　洛里爵士也不在，他已成为西敏宫中的冤鬼。

　　可是大诗人叶慈呢，他又在哪里?

　　甚至诗人之隅的名字，也发生了问题。

　　南翼的这一带，鬼籍有多么零乱。

　　有的鬼实葬在此地，墓上供着巍然的雕像，像座刻着堂皇的碑铭，例如朱艾敦，约翰逊，江森。

　　至于葬在他处的诗魂，有的在此只有雕像和碑铭，例如华兹华斯和莎翁，有的有像无碑，例如柯立基和史考特，有的有碑无像，例如拜伦和奥登。

　　生前的遭遇不同，死后的待遇也相异，这些幽灵之中，附诗魂之外，尚有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批评家、音乐家、学者、贵妇、僧侣和将军，诗人的一角也不尽归于诗人。

　　大理石的殿堂，碑接着碑，雕像凝望着雕像，深刻拉丁文的记忆英文的玄想。

　　圣乐绕梁，犹缭绕韩德尔的雕像。

　　哈代的地碑毗邻狄更司的地碑。

　　麦考利偏头侧耳，听远处，历史迂缓的回音?巧舌的名伶，贾礼克那样优雅的手势，掀开的绒幕里，是哪一出悲壮的莎剧?

　　而无论是雄辩滔滔或情话喃喃，无论是风琴的圣乐起伏如海潮，大理石的听众，今天，都十分安宁，冷石的耳朵，白石的盲瞳，此刻都十分肃静。

　　游客自管自来去，朝代自管自轮替，最后留下的，总是这一方方、一棱棱、一座座，坚冷凝重的大理白石，日磋月磨，不可磨灭的石精石怪永远祟着中古这厅堂。

　　风晚或月夜，那边的老钟楼当当敲罢十二时，游人散尽，寺僧在梦魇里翻一个身，这时，石像们会不会全部醒来，可惊千百对眼瞳，在暗处矍矍复眈眈，无声地旋转，被不朽罚站的立像，这时，也该换一换脚了。

　　因为古典的大理石雕像，在此地正如在他处一样，眼虽睁而无瞳如盲。

　　传神尽在阿堵，画龙端待点睛。

　　希腊人放过这灵魂的穴口，一任它空空茫茫面对着大荒，真是聪明，因为石像所视不是我们的世界，原不由我们向那盈寸间去揣摩，妄想。

　　什么都不说的，说得最多。

　　倚柱支颐，莎翁的立姿，俯首沉吟，华兹华斯的坐像，朱艾敦的儒雅，米尔顿的严肃，诗人之隅大大小小的石像，全身的，半身的，侧面浮雕的，全盲了那对灵珠，不与世间人的眼神灼灼相接。

　　天人之间原应有一堵墙，哪怕是一对空眶。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下面一起来看一下余光中的散文吧。

　　听听那冷雨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

　　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

　　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

　　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

　　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

　　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

　　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

　　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是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

　　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

　　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

　　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

　　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

　　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

　　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

　　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

　　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

　　残山剩水犹如是。

　　皇天后土犹如是。

　　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

　　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

　　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

　　然而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

　　春雨。

　　江南。

　　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

　　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

　　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

　　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

　　看看，那冷雨。

　　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

　　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

　　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

　　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

　　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了两年。

　　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

　　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

　　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

　　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

　　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

　　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

　　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

　　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

　　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

　　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少入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

　　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

　　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

　　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

　　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

　　听听那冷雨。

　　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有一种美感。

　　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

　　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

　　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

　　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

　　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

　　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西欧的夏天》

　　旅客似乎是十分轻松的人，实际上却相当辛苦。

　　旅客不用上班，却必须受时间的约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却必须受钱包的限制;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却必须把几件行李蜗牛壳一般带在身上。

　　旅客最可怕的恶梦，是钱和证件一起遗失，沦为来历不明的乞丐。

　　旅客最难把握的东西，便是气候。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旅客。

　　从西班牙南端一直旅行到英国的北端，我经历了各样的气候，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

　　此刻我正坐在中世纪达豪土古堡改装的旅馆里，为“隔海书的读者写稿，刚刚黎明，湿灰灰的云下是苏格兰中部荒莽的林木，林外是隐隐的青山。

　　晓寒袭人，我坐在厚达尺许的石墙里，穿了一件毛衣。

　　如果要走下回旋长梯像走下古堡之肠，去坡下的野径漫步寻幽，还得披上一件够厚的外套。

　　从台湾的定义讲来，西欧几乎没有夏天。

　　昼蝉夜蛙，汗流浃背，是台湾的夏天。

　　在西欧的大城，例如巴黎和伦敦，七月中旬走在阳光下，只觉得温暧舒适，并不出汗。

　　西欧的旅馆和汽车，例皆不备冷气，因为就算天热，也是几天就过去了，值不得为避暑费事。

　　我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各地租车长途旅行，其车均无冷气，只能扇风。

　　巴黎的所谓夏天，像是台北的深夜，早晚上街，凉风袭时，一件毛衣还不足御寒。

　　如果你走到塞纳河边，风力加上水气，更需要一件风衣才行。

　　下午日暖，单衣便够，可是一走到楼影或树荫里，便嫌单衣太保地面如此，地下却又不同。

　　巴黎的地车比纽约、伦敦、马德里的都好，却相当闷热，令人穿不住毛衣。

　　所以地上地下，穿穿脱脱，也颇麻烦。

　　七月在巴黎的街上，行人的衣装，从少女的背心短裤到老妪的厚大衣，四季都有。

　　七月在巴黎，几乎天天都是晴天，有时一连数日碧空无云，入夜后天也不黑下来，只变得深洞洞的暗蓝。

　　巴黎附近无山，城中少见高楼，城北的蒙马特也只是一个矮丘，太阳要到九点半才落到地平线上，更显得昼长夜短，有用不完的下午。

　　不过晴天也会突来霹雳：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那天上午，密特朗总统在香热里榭大道主持阅兵盛典，就忽来一阵大雨，淋得总统和军乐队狼狈不堪。

　　电视的观众看得见雨气之中，乐队长的指挥杖竟失手落地，连忙俯身拾起。

　　法国北部及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气候却有变化。

　　巴黎北行一小时至卢昂，就觉得冷些;西南行二小时至露娃河中流，气候就暖得多，下午竟颇燠热，不过入夜就凉下来，星月异常皎洁。

　　再往南行入西班牙，气候就变得干暖。

　　马德里在高台地的中央，七月的午间并不闷热，入夜甚至得穿毛衣。

　　我在南部安达露西亚地区及阳光海岸开车，一路又干又热，枯黄的草原，干燥的石堆，大地像一块烙饼，摊在酷蓝的天穹之下，路旁的草丛常因干燥而起火，势颇惊人。

　　可是那是干热，并不令人出汗，和台湾的湿闷不同。

　　英国则趋于另一极端，显得阴湿，气温也低。

　　我在伦敦的河堤区住了三天，一直是阴天，下着间歇的毛毛雨。

　　即使破晓时露一下朝暾，早餐后天色就阴沉下来了。

　　我想英国人的灵魂都是雨蕈，撑开来就是一把黑桑与我存走过滑铁卢桥，七月的河风吹来，水气阴阴，令人打一个寒噤，把毛衣的翻领拉起，真有点魂断蓝桥的意味了。

　　我们开车北行，一路上经过塔尖如梦的牛津，城楼似幻的勒德洛，古桥野渡的蔡斯特，雨云始终罩在车顶，雨点在车窗上也未干过，消魂远游之情，不让陆游之过剑门。

　　进入肯布瑞亚的湖区之后，遍地江湖，满空云雨，偶见天边绽出一角薄蓝，立刻便有更多的灰云挟雨遮掩过来。

　　真要怪华兹华斯的诗魂小气，不肯让我一窥他诗中的晴美湖光。

　　从我一夕投宿的鹰头小店栈楼窗望出去，沿湖一带，树树含雨，山山带云，很想告诉格拉斯米教堂墓地里的诗翁，我国古代有一片云梦大泽，也出过一位水气逼人的诗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