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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语言与哲学　索绪尔语言学　哲学思路

　　论文摘要：对于语言的意义和存在的探讨，其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最初对这个世界产生疑问的哲学家都对语言有自己的见解。西方哲学在历史上经过了不同重心的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这一转向思潮当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首先对语言与哲学的关系的历史渊源进行了简单回顾，接着分析了索绪尔的主要语言学理论及其所体现的哲学思路。他在语言学领域和哲学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贡献，并为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灵感与启发。

　　⒈ 语言与哲学

　　语言是一个纷繁多彩的世界，因为语言，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历史，文化和文化，甚至了解各个地域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因为语言，我们得以继承这些美好的传统和文化并继续发展我们的人类文明;因为语言，现代的我们还整日沉浸在语言带给人类的美妙当中。关于语言的奇妙，语言的起源问题，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发展或者灭亡，语言与其他学科的关联等等，除了我们的感性认识之外，一直以来都是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对象，并有着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就是研究客观世界上的一切普遍规律的科学。哲学思维和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密不可分，二者的联系历史悠久，和人类的其他活动相比，哲学思维不能脱离语言，以为思维的对象和思维的过程本身，都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转变他人思想所能把握的东西(高名凯 2010：8)。

　　如陈嘉映所说，人类对于自身所处的世界的好奇使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语言的研究活动，柏拉图曾评论，语言这个题目也许是所有题目中最重大的一个。他又说，“语言又与历史、艺术等不同，语言和概念的关系更为密切，乃至我们经常无法区分概念和语词，于是一切概念考察都是语词考察，语言哲学就不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哲学本身了，或者说是‘第一哲学’”(陈嘉映 2003：4)。从这些分析我们得知，语言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尽管陈嘉映的论述最终回归到不宜将哲学等同于语言哲学，因为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进行观察，概括，推论，但二者目标不同，语言学家旨在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部机制，直到掌握这一机制，而哲学家是从理解语言的机制出发走向理解世界，希望有一种更深层的理解方式。

　　从古希腊众多哲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的语言思考，到中世纪热衷于宗教领域语言的探讨，集中在《圣经》的诠释，一直到近代哲学，语言学和语言思辨的发展受到了近代科学发展的影响，在20世纪初哲学的语言转向后，由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后，现代语言学开始形成，而对现代语言学起奠基作用的就是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

　　⒉ 语言学总论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索绪尔指出，

　　“语言学的任务是：a 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那就是，整理各语言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b 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c 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索绪尔 1983：26)。

　　⑴ 语言和言语

　　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出发点。他认为，人类的言语活动是复杂的一个民族的表达能力系统，同时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领域都有联系。在言语活动中，索绪尔强调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来。简要说，语言是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语言系统，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他潜在地存在于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意识中。它是社会现象，也是社会的产物，不属于语言共同体中的个别成员。言语指我们具体说的话，或者指说话者可能说出或者可能理解的全部内容。语言指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方面，言语指具体话语，是语言的具体表现(涂纪亮 1994：227)。

　　“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 (索绪尔1983：35)。

　　根据这种区分，索绪尔提出设立两门语言学，即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其中，前者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后者是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的和物理的(1983：41)。虽然索绪尔强调语言和言语的这种区分，但没有将这两者完全割裂，而是也强调了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举例说明语言和言语相互依存，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如果语言离开了言语的具体表现，语言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具体存在。这种区分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有目的地展开研究，而且在互相联系的基础上能够又研究整体，这种哲学思路就是一种强调系统依赖性的相对主义，而这一思想在哲学领域也引发了新的思考。

　　⑵ 能指和所指

　　语言单位是一种由两项要素联合构成的双重的东西。这个要素分别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符号。索绪尔提出用两个术语，分别是所指来代表概念，能指来代表音响形象。“这两个术语的好处就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1983：102)。

　　能指和所指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的实体是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联结起来才能存在的，如果只保持这些要素中的一个，这个实体就将不存在。如果将能指和所指分开，可能会造成误解。例如，一些偏心理学的概念，“黑”、“听见”等等，就其本身而言，需要和音响形象结合起来才能有意义。但是，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很多现象。在他看来，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任意性的证明。

　　索绪尔分析道，“符号正因为是连续的，所以总是处在变化的状态中”(1983：112)。这句话看似矛盾，但是仔细体会后就觉得不无道理。语言具有稳固的性质，始终是前一时代的遗产正是因为时间的作用，语言时时刻刻被大众使用，处于时间当中的这种连续性保证了它的不变性。符号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与在时间上的变化是相连的，这种变化具有必然性。因为首先，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就是说语言处于大众中，处于社会成员中，这种社会力量和集体的惰性都抑制了语言的改变，另外一方面是，语言处于时间中，因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人们可以在声音和概念之间建立任何关系，所以，符号中的两要素以不同的程度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的同时，语言在各种能够对声音或意义发生作用的力量---社会力量---的影响下也变化并发展着。这种发展是语言无法逃避的，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总能意识到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移(1983：114)。

　　我国的哲学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呢，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趋势的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界定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实为我们深入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哲学研究所必需。但更进一步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一个还是多个，是否是上面提到的何以可能、如何实现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此一基本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基本问题，等等，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一个、两个还是多个?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①，单从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作者似乎是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许多基本问题的。这是一种未经认真思考的轻率。在笔者看来，一件历史事情或过程以及由之凝练而成的命题可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随历史事情或过程的变化发展而发生变化转换，但它围绕的中心却始终只能是一个，且不会变化转换，否则，这一历史事件或过程就已经终结，由之而来的命题也不再有人给以更多的关注。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定是贯穿整个事件过程之始终的问题，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它问题发生了变化转换，而这一问题却只能是它自身，否则就不能是基本问题，此其一。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定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有问题的“源”问题。所谓源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的其它问题都是在此问题之上产生的，没有该问题的存在，其它问题也就无以存在，此问题得不到解决，其它问题也不可能解决;二是对此一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方式规定和影响着对其它问题讨论和解决的方向。其三，提出一个问题总是预设了对这个问题解决的目标，而目标决定着问题的性质。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群中，只有那个能够反映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的问题才能被我们视为基本问题。根据以上三点，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不是多个，也不是两个，只能是一个。

　　因为能够贯穿这一历史过程始终的、作为源问题的、规定我们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本目标的问题只有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就是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的问题。表面看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只是一个，它们相互之间根本无法截然分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业已展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着眼点是要对这一实现过程进行深刻的反思或理论思考，以使这一过程能够在自觉意识的推动下更加健康地开展。也就是说，何以可能是以现实的实现过程为基础和标的的，在历史与逻辑展开之序列上，是历史在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显然又只有在何以可能得到解决的前提上才能够提出。我们之所以要提出如何实现的问题，是要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深入研究来把握可能向现实转化的内在逻辑规律。

　　也就是说，我们提出如何实现的问题，其意不在历史本身，而在逻辑规律，把握规律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历史运动本身。两者互以对方为目的，又共同服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