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怎么写？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欢迎参考与阅读!

        论文关键词：汉代 古文经学 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自西汉末年刘欲争立《春秋左氏传》为博士，从而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以来，经一大批古文经师的推动，特别是其中的能文之士的创作实践，使得汉代文学呈现出一些迥异的风貌。较之今文经学的烦琐与迷信，古文经学表现出了迥异的解经取向。其特点一是简明，不为章句之学，自然也就不以引申饰说为尚了，诚如范文谰所说“古文经学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话简明。>,}I)(PI17，二是讲求兼通，不重家法师法，“其有不乐守章句师法者，当时称之日‘古学’。古学必尚兼通。," }2)(P238)由于学术上尚兼通，故博采众说，熔今古文于一炉。三是反对俄纬，不凭空臆说，迷信成分极少。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区别之一便是对待图俄的态度，“经学治1、不治诫之界，即为今学、古学之界矣。

　　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为:

　　第一，古文经学者不为章句之学，著文不似今文经学者那般广征博引，追求简明的文风，属文以才学为胜，使得文章富赡精工，才气横溢。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文学著述也由繁趋简。汉大赋的鸿篇巨制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短篇小制式的小赋。这种短章在内容上不求富博，抒写亦平淡，却将物、景、事及情感、志趣等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相衬，拓展了想象空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如蔡琶的《蝉赋》、赵壹的《穷鸟赋》、阮璃《纪征赋》等作多如是。汉小赋因体式简短而注重章法，因取材集中而讲究意趣，因情意深切而个性鲜明，故其技巧弥精，刻画愈细，辞采日美，章法趋严，渐以气韵生动，言短意长为尚，为后之诗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如张衡《思玄赋》:“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已暗合七言之体。

　　史传文学也表现出了相应的特点，比较《史记》与《汉书》，可以看出《汉书》的语言已大为简炼。司马迁属于私家著史，较少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而且他在写作时融人了个人的满腔情感，“发愤以抒情”，在客观史实的叙述中，倾注了作者的正义评判。班固则不然，他著史属于官修，受到正统思想影响较深，没有司马迁那么深沉，《后汉书·班固传》说他陈述史实“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与《史记》明显不同。宋人程颐评论二人之不同，说:“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peso，司马迁与班固的分歧，也正是时代风气使然。

　　第二，古文经学者不谨守家法师法，不重一家一人之说，治经也不拘泥于一经，而能博采众长，他们“往往博学经籍，不守一门，知师法之所以然，打通学说之间狭隘的限域，从而出入通脱，无所胶滞。‑f4](P179)今文经学者固守于五经经典，所涉不出经典之外，而古文经学者大多具有广博的知识，受此影响，文学创作表现出了尚通脱的特点，不拘一事一理。作家将视野拓宽到各个领域，出人经史，把文学所能涉及到的事、物、情、景等都齐拢笔端，俯拾皆是，文笔悠肆汪洋。观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所描绘的面极广，诸如地理形制、都城宫殿、物产形胜、田猎娱乐、歌舞宴飨、宗庙祭祀、朝会聘享、市民生活、商贸集市等，举凡耳目之所享、声色之所好，都汇聚笔下，这与作家博闻强识分不开，也是以学识为赋观念的反映。

　　由于抛开了家法的限制，作家索性纵情所致，刘舞《文心雕龙·杂文》说“七体”作家的创作，是“莫不高谈宫馆，壮语败猎。穷瑰奇之服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洞魂识。”作家流连于宫馆、败猎、服撰、声色等的享乐中，文学表现的情色大开，开始关注作家自我情感的表达。张衡是一科学家，又是朝廷的重臣，但他也作了抒发内心情感的《归田赋》，构想了一个充溢着自然情趣的田园画面:“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限郁茂，百草滋荣。王雏鼓翼，鸽鹤哀鸣，交颈领顽，关关缨缨。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作家笔下的景致何等清新，廓清了经学陈腐的习气，他也极愿“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一种通脱的情怀洋溢于字里行间，已开后世田园文学的先河，如鲁迅所说:“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人。‑:,5](P82’蔡岂的《青衣赋》则直接描写脾女之美，“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b。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冉，硕人其颁。”自己也情不自禁地产生爱恋思念之情，“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怒焉且饥。”作为封建大儒的蔡琶有此情思，难怪张超《消青衣赋》要讥消他“文则可嘉，志鄙意微”，但这足以从反面说明此时期人们的放达，不拘小节。

　　散文的创作也蔚为大观，不为经典代言，题材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拿史传散文来说，不光包括了帝王世系和军事政治事件，还增添了食货、河渠、地理、医者龟卜、刑法等内容，表现范围更加丰富和广阔。论说文也大大拓展了表现范围，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当然是最重要的题材;典礼、灾异、祭祀、建陵、立嗣以及许多细事，也都见于史册。‑ [6](P863)史传文学自不必言，政论文如《新论》、《论衡》等也一扫此前笼罩在文学之上的经学阴’} o《后汉书·桓谭传》说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话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他所著《新论》，内容所及有哲学、政治、音乐、文学创作、天文学、历法等。《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他感于时弊，疾今文经学虚妄，决心起而拯之，《论衡·对作篇》称:“是故《论衡》之造

　　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默，则华文不见息;华文不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拴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第三，古文经学由于反对凿纬学说，故迷信成分极少，却增强了理性批判精神，如前所说王充的((论衡》便是以“疾虚妄”为主旨。影响到文学，便是其中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西汉时期，文人对现实世界持充分的肯定态度，作品中展现的是铺张扬厉、气势煊赫的大汉气象;笔下人物富有英雄情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作品中另有幻想的神仙世界，人神同乐的画面也现诸笔端，极具浪漫主义的色彩。降及东汉，随着经学的逐渐僵化以及神学化，它所润饰的儒家伦理纲常以及粉饰的太平盛世也让人们在思想意识层面上认识到了它的虚妄和荒诞，便渐次展开了批判。

　　中国古代神话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摘要：神话是远古时代人们借助想像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故事。

　　中国古代神话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创造发展，内容丰富多彩，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古代神话：文学创作;影响

　　神话是古代人们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

　　对此，茅盾先生定义为：“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可是古代人民互相传颂，却确信以为是真的。”

　　中国古代神话是在漫长的远古时代中形成的，并伴随着社会的进程不断创造和发展。

　　当时生产力不发达，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强，于是便借助想象表达出支配自然的愿望。

　　神话中出现的人和事大都能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形。

　　如鲧禹治水、炎帝击石生火、神农氏尝百草、黄帝蚩尤大战。

　　这与当时中国的现状紧密相联。

　　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处在黄河流域，土地肥沃。

　　农耕文化较为发达，带有原始的质朴与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的中国神话应运而生。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源头是现实生活，具有有很强的现实性。

　　神话虽立足于现实，但并不是说神话中所描述的内容都符合现实实际，人们在理解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融人了对自然的想象，这就使得神话充满了很强的浪漫特色。

　　由于神话蕴涵古代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理解，本身就包涵有一定的哲学道理，随着社会的发展，神话逐步与当时的哲学思想和宗教道义相结合，神话自然也就具有了记载事务、讽喻社会、宣扬道义的功能。

　　中国神话的这些内在与外在的特性，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神话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中国古代神话是远古人类借助想象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故事，反映了原始人类特有的意识形态，它通过幻想的形式，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类的生活和理想。

　　像《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羲和生日》、《常羲生月》、《夸父逐日》等，体现了原始人探索的意图，反映了人们对大自然成因的理解。

　　像《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愚公移山》、《嫦娥奔月》等，表达了远古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决心与勇气。

　　像《黄帝擒蚩尤》、《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黄炎之争》等，反映了远古先民对统治秩序的挑战。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页。

　　这些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外，还为后代各类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像《诗经，大雅，生民》中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中诸神的出现、战国时期庄子笔下《逍遥游》中的鲲鹏的变化、三国时期曹植作品中洛水女神宓妃形象的塑造，均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利用神话素材进行再创作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

　　唐代李威小说《柳毅传》、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其中就有大量令人赏析的神话情节。

　　远古神话故事中的素材，经后代作家们发掘、改造，给人的感觉总是常出常新。

　　二、中国古代神话在表现方式、创作手法等方面为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神话在构造上和基本意识上的特性，成为决定中国抒情文学构造和风格的最根本要素。

　　神话的原始的质朴性、地域性、时代性，为中国文学叙事抒情的传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它奇特幻想、生动的情节以及夸张手法的成功运用，都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庄子创作的《逍遥游》、《德允符》、《大宗师》等散文，都出现了很多幻想，笔下的蝉、斑鸠、小雀、树、蛇、鱼，都会说话。

　　这些丰富了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屈原《离骚》纯洁高大抒情主人公的出现，大胆地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形象地糅合，发展了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使之成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

　　唐代李白的诗歌，借鉴神话中的浪漫手法，将夸张、比喻、象征等方式，使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高度统一，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他借用大胆的夸张，“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之体，抒无形之情，让奇情壮采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

　　宋代的苏轼以神话中的浪漫主义为基调，借用想象与夸张，将豪迈的情感、坦率的胸怀表现得欢畅通透，成为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

　　魏晋的志怪、唐宋的传奇、宋元以后的小说戏曲。

　　不仅继承了神话的浪漫精神，而且吸取了神话的素材和艺术经验，后代的文学创作不断走向辉煌。

　　三、中国古代神话宏扬民族正气的精神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许多著名的大神均具有始祖神的身份。

　　这些始祖神在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与壮大、在民族的重大变故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的作用。

　　他们成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决条件也决定了他们作为大神的责任与义务。

　　如开辟大神盘古在完成了天地开辟任务之后，就将自己的双眼化成了日月，将四肢与头颅化成了五岳，将血脉化成了长江与黄河，将毛发化成了山林与草木，将肌肉化成了泥土，将筋骨化成了金石，而他身体上的寄生物则变成了人类。

　　女娲，她在完成了补天、造人的大功之后，也将自己的身体化成了万物。

　　所以《山海经》中云有神十人，乃女娲之肠所化。

　　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全部了解女娲化物的细节，但这则神话多多少少为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后来的始祖神继承了创世神的这一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

　　燧人氏发明火历经千辛万苦种种磨难;炎帝为发明农业种植和草药而尝尽百草，几经生死，所以《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先秦史书则言大禹为治水十年奔走，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荀子・非相》注引《尸子》)。

　　不仅如此，在远古神话英雄的故事传说中，也同样反映出了一种令人崇尚的奉献与牺牲精神。

　　如为逐日而死的夸父、射日除害的后羿、救民于水患的大禹、被大水淹死之后变成鸟不停地以木石勇填苍海的精卫等、均在人民的心目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生生世世为人们所敬重。

　　而那些不利于社会前进、有碍于人类幸福的神性人物则要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与批判：那些残害人类的神蛇、怪兽一般的反面形象，最终均被英雄诛灭。

　　如在洪水滔天时窃了天帝的“息壤”以堙洪水。

　　不待帝命。

　　被杀于羽郊的鲧。

　　神话中所表现的那种不畏艰险、不畏强暴、追求光明、锲而不舍的伟大英雄主义精神，为民请原的信念、厚生爱民意识、博大坚韧的品质正是我们民族勤劳勇敢、执著坚毅的民族性格的艺术概括，它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奇幻多姿的艺术表现方法，也为后代的文学所汲取，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这从这个层面上讲。

　　中国文学从开始就有一个光辉的起点。

　　正是这种尚德精神。

　　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出了对“德”的要求。

　　在我们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将“修身”摆在第一位也说明了这一点。

　　只有“从头做起”，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再后才能治国、平天下。

　　这种理念，恰恰也演变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性格。

　　古老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到今天，正是靠的这种精神的拓展与延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中国文学起源的古代神话，一方面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在创作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方面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在古代神话的影响下，中国文学不断得以发展、壮大、升华，不断谱写出具有独特民族魅力的灿烂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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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茅盾，神话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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