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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提倡的是妙悟式的感知和表达，这就要求言说主体具有诗性的浑融直朴的思维方式，用今天的话语来进行分析，则体现为思维方式上的整体性、直觉性和具象性。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维方式;妙悟;诗性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对南宋吴可的《藏海诗话》评价道：

　　论诗虽亦间有迂拙僻溢处，而时有神会。颇得拈花微笑之悟，亦宋人之可与言诗者。其极赞柳子厚清风一披拂林影久参差二语。及参寥《细雨诗》细怜池上见清爱竹问闻，又流水声中弄扇行七字;又举《咏柳诗》月明摇浅濑语，谓人岂易到，皆非有妙悟者不能。

　　以为吴可具有妙悟之品，是宋人中少有的“可与言诗者”，他的《藏海诗话》时有神会，颇得拈花微笑之悟。言下之意，非有妙悟者不可与言诗，…“悟”，本质是一种诗性的思维方式。如缪钺先生所言：“评赏诗歌者之能事，即在能以此‘通古今而观之’，以暇思远见启发读者使之进入更深入之境界。而诗歌之生命遂亦由此得到生生不已之延续。此种灵心慧解实为善读诗与善说诗者应具之条件。”与西方美学概念化、逻辑化、形式化的理智型思辨思维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的言诗者强调的“晤”，重经验而不重理论，重情感而不重逻辑，由A推及B，遵循的是非逻辑的思维之径。无论是由A证B，还是以A悟B，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本质上的关联，而是在宇宙万物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诗性感知方式上，建立起A与B的相互关联。所以说，“悟”是一种直接性、非逻辑性、自发性的瞬间审美直觉，时问上无阶段、无距离、空间上非局部、非片断。这种灵一慧解式的思维机制反应到文学批评之上，表现为批评者运思方式的浑融直朴，用今天的话语来分析，则是思维的整体性、直觉性和具象性。3

　　一、思维的整体性

　　思维的整体性在传统哲学中，表现为视宇宙万物为一个整体，天、地、人“三才”具有相同的内在规律，服从于相同的“法”，并互相感应，在此系统体系中，自然之道为最高之法。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这一整体系统中的互相感应有关：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作家在写作时，追求的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希望通过对自然之法“道”的摹拟，尽可能地蕴涵宇宙的全息信息，如《文心雕龙·原道》所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传统文论的言说主体也往往遵循相同的思维途径，在分析研究作品和思考文学规律时，把文学现象当作一个意义相连的系统中的子系统。如宋代王令《上孙莘老书》中所言：

　　古之为《诗》者有道：礼义政治，《诗》之主也;风雅颂，《诗》之体也;赋比兴，《诗》之言也;正与变，《诗》之时也;鸟兽草木，《诗》之文也。

　　这段话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但却集中体现了传统解诗思维方式。它把“诗”傲在一个横向和纵向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的系统中去考察。横向上，把文学同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产品联系起来，把文学活动同其它人类活动联系起来，在解释文学时尽力地泛社会化。最典型的如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甚至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认为文学与国家兴亡相关，“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纵向上，把文学作品视为历史系统和意义系统的统一：作为历史的系统，它特别重视作品间的互相传承和影响，并形成了推源溯流的文学考察方式;作为意义系统，它重视文本内部的多层象征和隐喻，重视对文本“言之外意”、“韵外之致”的发掘。《文心雕龙·隐秀》中的“重旨”即是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有多个可以挖掘的意蕴层次。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文论家多专注于文字意象背后的隐蔽意义，如旧题自居易《金针诗格》所云：

　　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美刺箴诲之类是也。外意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是也。内外含蓄，方入诗格。

　　这种解说方式如果陷入僵化教条，便表现为以字字都有喻托，句句皆有深意，切割诗境，近训诂之学，便很容易成为“学究论诗”的执固不化。

　　二、思维的直觉性

　　“悟”的思维，要求保持思维对象的浑融整体，如谢榛《四溟诗话》中所云：“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妙在含糊，方见作手”。做诗贵在“含糊”，论诗者亦贵在“含糊”，不必强作解人。如何保持对象的浑融，则要求论诗者以直觉体悟，而不是理性分割的方式去认知文学。严羽引禅入诗而创的“妙悟”之说，就十分接近于这种直觉体悟。如当代学者所归纳的，“妙悟”是人们从长时期潜心地欣赏、品味好的诗歌作品中养成的一种审美意识活动和艺术感受能力，它的特点在于不凭藉理性的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形象内含的情趣韵味作直接的领会与把握。 “妙悟”无需知识的直接帮助的，无需逻辑推理而对事物的本质作直接的领悟，是通过最朴素的方式达到最玄妙的境界。

　　实际上，直觉体认的思维方式，早在先秦诸子的哲学言说中被熟练运用。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孔门诗教之悟，老庄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时，主张以不同于认知与意志关系的“玄览”、“神遇”去把握外界事物，这也是一种直觉体认的认知方式。在直观性的思维里，思维受无意识的支配，所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止知而神欲行”。直觉性的感悟，是主体对外物的契合和遇会，这要求主体在对对象的认知过程中，积极地投入和进行创造，而不是消极地静观。这种投入和创造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表现在传统文论中，则是要求主体以想象和情感去实现“以心会心”，既要把握审美对象之神，又要传达主体之神。

　　如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所言：“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和……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又如清人黄子云《野鸿诗的》中所论：

　　学古人诗，不在乎字句，而在乎臭味。字句，魄也，可记诵而得。臭味，魂也，不可以言宣。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冥惚之间，或得或失，若存若存。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

　　清代词论家况周颐《惠风词话》中论及词的鉴赏时亦云：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灵与之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

　　传统文论认为，具备诗性直觉思维之人，方能真正地领悟到文学作品的内在神韵。这要求在诗词欣赏的过程中，澄净心灵，持超越功利的心态，以自己的心理世界去应合欣赏对象，进入审美境致之中;还要反复玩索、细细体会，使心灵与对象融为一体，在体验过程中领会诗词的内在意境~L15]在古人看来，这是某种神秘的心领神会;在今天人看来，这是建立在整体性思维基础之上的直觉洞察，是批评者省略了读者与作家作品之间的时空因素、文本因素等等物质隔阂，直接透过语言层面寻求情感的体验和心理的共鸣。

　　下面是小编准备的关于孔子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作用与影响的论文，欢迎大家借鉴!

　　摘 要：孔子是先秦儒学流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完美统一，他还主张中和之美，他将这种思想与运用于文学理论与批评，对我国后期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孔子;文学批评;内容与形式;中和之美;影响

　　先秦文学学术的特征是诸子立说、百家争鸣，先秦文学批评思想虽然呈现多元化格局，但只有儒、道是贯穿整个中国文化的主脉。儒家文学批评创始于孔子，经孟子、荀子等继承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深远。儒家思想是一个历史动态系统，先秦儒家学派只能说是其创生阶段。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的思考天下兴亡的问题，“庶子不议”的观念被打破，“处士横议”的风气横行。东周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为思想多元化提供了社会条件。

　　孔子是先秦儒学流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孔子创始的儒学，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延续承传了周礼的礼乐文明和仁爱精神。孔子在对学生的教育中十分重视诗和乐，认为诗乐的学习有利于道德品质的修养。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起也，孔子明确把“诗三百”作为儒家人格道德修养的起始教材。孔子又说：“不学诗，无以言。”强调学是在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之言语表达上的重要意义。这样，文艺审美，在孔子的仁学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孔子的文艺思想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同时也涉及文艺的批评标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

　　孔子主张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完美统一。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质本指人的外在仪表和内在品格，“文质彬彬”是要求人既要具备高尚的内在品德，又要具有符合礼节的仪表。但是，孔子关于文、质并重的论述一样可以运用在他的文艺理论之中，质可以指文艺作品的内容，也可以之文章质朴，文可以指文艺作品的形式，也可以指文采。孔子很重视言辞的表达，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没有外在的言辞，他人无法准确了解自己内心情志，而言辞没有好的组织，表达不准确深刻，是无法在现实中和他人交流沟通的。

　　孔子对言辞的重视并不表明孔子是形式主义者，实际上，孔子厌恶语言花巧的人，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又说“巧言乱德”认为花言巧语的人缺乏人心，惑乱德行。孔子对形式的重视是出于准确深刻表达内容的需要，所以孔子一方面说：“辞达而已矣。”认为言辞充分表达出人的思维内容不够了，另一方面又要求“情欲信，辞欲巧”，独到深刻的内容还需要有效的外在形式去展开。

　　孔子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论述，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并在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孔子还主张中和之美。中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之一。中，适中，折中;和，平和，融和。中和的出现非常久远，《尚书尧典》中已经有“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观念的出现。此后中和的思想延绵了几千年，既是儒家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也是儒家的基本美学思想。

　　孔子在他的思想中贯彻中和之道，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谓中“行”，是指言行举止符合中和标准，而狂者，狷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和中和标准，狂者太过，狷者不及。他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是完全的一致，集合之后，只有数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而“和”是矛盾的统一，集合可以互相得到提高，而小人只会随声附和，当然无所用处。“中”与“和”是统一的概念，“中”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和”，而能做到“和”，自然也达到了“中”《论语*先进》中载孔子语：“过犹不及”超过与达不到都不是完美的状态，这就从否定的角度表达了中和思想。

　　孔子将“中和”思想运用于文学理论与批评，形成了儒学以中和之美的审美评价标准。在评论《诗经》时，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标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本意是描写牧马人神情专注的姿态。孔子在此借用“思无邪”概括《诗经》的特征，认为《诗经》各篇都符合儒学政治、伦理和审美的标准。从艺术角度看，孔子的“思无邪”体现了中和之美的思想。“思”可以理解为语气词，无实际意义，也可以理解为“思想、思虑”，对“思无邪”理解的关键在于“无邪”，《论语集解》引包咸对“无邪”的解释，谓之“归于正”，刘宝楠《论语正义》中解释此句时说：“论功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此一句可以当之也。”所谓“正”，是与“邪”相对的，不邪僻，不走极端就是“正”，所以，“无邪”体现了中和的观念。

　　孔子的中和思想还表现在他的创作论和情感论之中。孔子认为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上应该适度，符合温柔敦厚的原则。在评价《诗经》的《关雎》篇时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说《关雎》这首诗即表达了情爱的欢乐，又没有过分到失当的程度;有淡淡的哀伤，而没有过于激烈的悲伤，在情感表达上体现出一种中和之美。孔子肯定了文学的情感表达，赞许诗的乐和哀，但又认为抒发情感是应该有节制，不能太过。后来的文学创作虽有“发愤抒情”的传统，不过孔子的中和思想仍有极大影响。

　　孔子的文学批评思想涉及广泛，自成体系。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孔子的文学批评对后世的影响的非常深远的，其关心现实，服务政治的文艺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