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摩罗博士的岛》是科幻小说奠基人之一的H·G·威尔斯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文着力考证了此小说中伦理、法律对兽人和兽人社会的形成与维系作用,探讨了一个自上而下在未经启蒙的兽人群体中制定的伦理体系必然崩溃的原因,以及兽人的退化和兽人社会的崩溃对人类社会的隐喻。作者使用一系列符号作为道德在兽人社会中的具象化,比如“痛苦屋”、“赞美诗”、“肉食禁忌”等等,它们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自身道德和伦理禁忌起源的隐喻。兽人缺乏理解道德作用的智力,只是被迫遵守道德训诫,最终由于缺乏理性带来的对道德的自觉维护,小岛上的道德体系不可逆转地崩溃,作者借此隐喻了社会道德和人性的脆弱性,认为需要对人心中兽性的爆发永远警惕。

　　关键词:《摩罗博士的岛》　伦理学批评　道德符号

　　《摩罗博士的岛》发表于1896年,这部小说与玛丽·雪莱创作的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相似,都是描写人类试图模仿上帝的角色来创造一个自己的创造物,而自己的创造物与造物者之间的关系却是紧张的,人类模仿自身所创造出来的“人”走向了其对立面,最终杀死了自己的创造者。可见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从诞生之始,几位主要作家就特别重视探索“人的本质”这一传统文学的核心问题。区别就在于他们以寓言方式表现了人类伦理道德的起源,以及人身上的兽性随时可能打破伦理道德的约束破茧而出造成灾难的主题。类似戈尔丁的《蝇王》,《摩罗博士的岛》表达出对人性由秩序向混乱堕落趋向的警醒。小说中摩罗用“痛苦屋”、“赞美诗”和“肉食禁忌”等符号为兽人规划出一整套道德规则。对人类而言,维持秩序需要伦理的约束,是痛苦的,而放任本能堕入混沌,则是痛快的。如何让人类选择痛苦而放弃痛快,靠外部道德的约束,崩溃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必须提升人类本身的理性,真正完成由兽人向人的转变。

　　一

　　H.G.威尔斯是19至20世纪之交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史学家和科幻小说作家,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威尔斯认为人类较为复杂先进的喉部结构能进行复杂的发音从而形成语言,而语言为人脑进行复杂思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世界威尔斯协会现会长史蒂夫·麦克林恩认为《摩罗博士的岛》中的兽人“要获得理性,那么他们必须有思维,如果人类不能离开语言来进行思考,对于猴子来说也是一样的”(Mclean 47),史蒂夫在其著作《威尔斯早期小说》中从兽人语言能力的生成与退化这一角度详细探讨了《摩罗博士的岛》中体现出来的语言与进化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兽人的语言所表达的对人类社会的暗讽。美国科幻小说作家罗伯特·朗兹认为:“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没有一部仅仅是故事,它们总有许多的含义在里边。对威尔斯而言,这些作品是一种工具,他用来观察人类的生存环境,批评现存的社会制度,宣传社会主张”(Robert 2)。

　　摩罗博士的形象开创了科幻小说中后来蔚为大观的“受过创伤的疯狂的科学家”原型。他是“一个太平洋岛上的残暴的流放者,也是一个后达尔文主义的弗兰肯斯坦。在他的‘痛苦之家,他折磨和改变动物,只是为了将他们摧毁,成为他的可怕的、恢复其野蛮类型的创造物”’(安德鲁722)。他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创造了岛上的一切,对自己给其他生物造成的痛苦视若无睹。小说中摩罗“Moreau”与道德“Moral”同音,可以认为,摩罗这一人物形象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象征,他的行为则是对伦理道德起源的一种寓言式的解释。“岛”可以理解为道德统治下的人类社会。摩罗通过制定法律,设计仪式,编造种族优越论,神化自身这一系列手段试图建立自己在小岛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然而道德本身并未被小岛上的兽人理解,因为他们不理解摩罗法律的意图,法律违背兽人的本性。摩罗通过树立各种禁忌来规范人类行为。例如,通过突出某一人群固有特征的方式,来造成无法逾越的社会分层,譬如五指人优于兽人。以仪式来束缚人民的理性,制造狂热和盲从,譬如兽人“早请示晚汇报”式的吟诵赞美诗。摩罗给兽人制定法律这一行为的隐喻在于:道德起源于统治者控制民众的需要,而非民众自身的需要。如果民众未经启蒙和教化,或者启蒙和教化因为民众内在的动物性需求而不能生根,那么,道德随时可能崩溃,而之后人性将逐渐退化,社会将变成丛林。

　　摩罗就是这样一位统治者:先是制造恐惧,让民众对统治者服从。但如果仅仅只会制造恐惧,那么民众的服从就是被动的,难以长久,表面的服从背后酝酿着背叛和起义。于是像摩罗这样高明的独裁者不会止步于此,他会把自己塑造成无所不能、大公无私且爱民如子的形象,并设计出种种仪式,创造出狂热和非理性的氛围,让民众以一种主动参与而非被迫的心理来接受其统治,积极而非消极被动地接受驱使,并视之为无上的光荣。

　　摩罗的手不仅仅对兽人施以惩罚和高压,而且还“治愈”兽人,这就十分高明,让猿人被惩罚后还要认为“他是善良的”。“邪恶是对那些违反法律的人的惩罚,没有人能够逃脱,他是伟大的,他是善良的”(161)。这显然是对西方文化中上帝的戏仿。摩罗通过法律和惩罚在兽人心目中树立了自己公正严明、无所不能的形象。法律得以实施的唯一原因就在于摩罗能够对违法者实施惩罚,一旦执法者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对违法者进行惩罚,那么法律也就立即崩溃了,因为法律并没有被兽人大众所理解,他们自己也并不需要这样的法律。文中这样描述兽人与法律的关系:“现在他们在人性的羁绊和束缚之中犯了罪过,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恐惧之中,被他们自己根本难以理解的法律的罗网捆绑着;他们作为一个假人类而存在,已经开始感到了苦恼。而且这还是一场漫长的内心斗争,对摩罗无休无尽的惧怕”(208)。

　　这何尝又不是人类社会中未经启蒙的人民与法律的关系呢?如果社会生产力发展仍然落后,人民的心理仍然停留在宗法制社会或部落制社会,移植而来的法律不能适应当地社会的现实需要,人民对于法律就会像这些兽人对待摩罗的法律一样,没有理解,没有需要,只有服从。一旦发生选举弊案或因别的原因产生社会动荡,法律往往就会顷刻间荡然无存,社会状况就会变成类似摩罗死后的小岛。所以,只要这个小岛仍然是“摩罗博士的岛”,而不是岛上包括兽人在内的所有居民的岛,那么法律就永远处在崩溃的边缘,兽人的智力就永远无法完善成为真正的人。对于摩罗试图建立的制度而言,兽人智力真的发展到能够理解法律的程度,对摩罗的统治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可以预料,对于这些违背兽人本性的法律,兽人理解之后的反应不会是认同,而是质疑。

　　一、土地(中央)崇拜与黄色崇拜

　　在中国，黄色崇拜源远流长。很多学者都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解释。刘师培[fll、张光直f21萧兵[[ 3]等现代学者将其与中华民族的肤色、中华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黄帝崇拜等联系起来研究，认为黄土地、黄皮肤、黄米等很容易使华夏先民形成偏爱乃至崇拜黄色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在远古祭祀中就有以黄琼礼地的习俗，因而黄色与土地崇拜、中央崇拜存在特别密切的关系。这可以看做是黄色崇拜的文化渊源。

　　在较早历史时期，黄色指代的主要是以下两类事物:与玄色(象征天)对应时，黄色是土地(母性)的颜色。《周易。坤卦》:“天玄而地黄。”《周礼。考工记》:“地谓之黄。”对于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而言，土地是万物之母。因此土地的颜色—黄色又成为母性的象征。对应方位时，黄色是中央之色。《逸周书。作雏解》:“乃建大社于周中，其!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中国疆域辽阔，土地也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黄色为什么会被指定为象征土地进而象征母性的颜色，又为什么会成为与中央之位匹配的颜色呢?张光直认为，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区域—黄河、汾河和渭河的交汇地区的华夏先民形成了以“中”这样一种方位关系为基础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种有别于蛮夷四裔的文化自尊意识必然对他们的颜色观念产生深刻影响。该地域的土地颜色—黄色成为一切土地的代表色，乃至成为生命源泉的象征，并且与“中”这一方位观念发生了密切联系。f21这种解释是合理的。 中华先民的土地崇拜和中央崇拜使黄色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地位，但是这些尚不足以尊黄色为五色之主，成为君权符号的必然条件。历代君主服饰的颜色并不专用黄色，主要是依据五德终始说以及不同的时令和场合进行选择。即便是黄色成为君权符号以后，也不意味着君主的服饰皆为黄色。

　　二、中和思想与黄色至尊

　　在古代中国，中和思想与阴阳五行思想密切相关。阴阳与五行被视做万事万物两大基本分类体系。阴阳之间的对立、消长关系，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普遍存在于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并且成为推动万事万物生生不已的原初动力，而阴阳和合是事物存在的最完美状态。 在把握和利用这对辩证关系的长期实践中，经过不断思考和总结，中国人形成了关于“中”的比较系统和完善的哲学思想。“中”的思想是中央崇拜在哲学上的引申、抽象和升华。在一些命题的阐述中往往还保留着“中”曾经作为方位概念的痕迹，折射出其表示“中间”的基本含义，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不过，这个“中”并不是无原则的折中，而是对“过”与“不及”两极的超越，以和合阴阳、统御阴阳为归宿的辩证法则，因此又称做“中和”。“中和”这个范畴包含了以下两个层次的内涵:“中”指的是既涵盖了矛盾双方的优势，又摒弃了它们的缺陷，既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又不至于走向极端和僵化，仍然保持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具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的境界;“和”指的是既能充分发挥各类事物的长处，又能够通过调和、平衡的作用使之达到和谐，从而体现出一种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优势。处在这样一种境界的事物，便可以获得“永贞”的地位和状态。 五行观念与阴阳、中和观念逐渐合流之后，五色及其相对应的四时五方作为五行体系中的范畴之一，都被纳入了阴阳二元体系。赤(朱)，象征作为基本元素之一的“火”、炎热的夏季。

　　三、无为之道与“服黄静处”

　　君主服黄与君道无为的密切联系使黄色成为无为之道的象征，这就进一步为它注入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意义。 “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命题。它最先由老子提出，并在不同程度上为百家所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在老子看来，“自然”是超越于天地甚至道之上的一个最高范畴。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代的《淮南子》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体、杂揉诸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认为“至人之治”就是一种“随自然之性”的统治方式。道家对“自然”问题的讨论和对“自然”境界的追求影响极其广泛。在此种政治思想潮流的影响下，黄色的象征内涵再次升华。《白虎通。号》宣称:“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色成为政治哲学中最高范畴和最高境界—“自然”的象征，具有“万世不易”的秉性，被提高到了几乎与天地同等的、无以复加的地位。在《白虎通》的一锤定音之后，黄色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尊色。独尊黄色成为中国延续两千年的文化传统。

　　四、王权圣化与黄色君权符号化

　　圣化王权的观念将黄色与君主直接联系在一起。思想家们认为，中和与自然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只有圣人才可能达到。因此，“中和”、“中庸”、“无为”、“自然”等概念与圣人、圣王崇拜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都带有某种神圣的意味。先秦诸子皆言圣王，或认为圣人极高明而道中庸，或认为圣人无为而无不为。在他们看来，圣人最有资格成为统治者。随着圣王观念的发展以及与现实政治生活的结合，圣人称谓完成了由圣人最宜做王到帝王最有资格当圣人的文化变迁过程。象征君主美好政治品质的“黄”也渐渐由特定的圣化符号演变为普遍性的政治文化符号。

　　最先使黄色与圣王连为一体的是黄帝崇拜。黄帝是深受华夏先民崇敬的人文始祖。周王室姬姓诸国以黄帝为祖。齐、秦、楚、魏、赵等国也把自己的祖宗追溯到黄帝。因而《竹书纪年》、《世本》等先秦史书均以黄帝为纪年之始和帝王之首。在战国人看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大多是黄帝及其臣属创造的。《易传》、《商君书》、《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有相关记述。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黄帝不仅是人祖，还是神仙。据《史记。封禅书》记载。

　　五、黄袍加身与君权对黄色的垄断

　　黄色与君权的对应关系对帝王服色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汉代开始萌发了“黄为君服”的观念。《汉书。律志》:“黄者，中之色，君之服。”《毛诗》中也说:“黄，黄玉。琼英，美石似玉，人君之服也。”

　　黄色要从具有思辨性的政治文化符号转化为一种‘旧用而不知”的视觉形象，成为社会认同的君权符号，必须经历一个学术理念实践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也就是从颜色词向颜色符号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朝廷法令规范和民间文化传统的双重作用下完成的。在黄色政治文化内涵的论证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在“天”、“圣人”这些超自然因素的映衬下，更加凸显出了黄色这一范畴所具有的不容置疑的神圣性。黄色符号化以及符号形象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黄色逐渐将括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两大支柱—中和之道与无为之道，既是对君主制度合法性的认同和对君权本质特征的整体性认识，也是规范、品评和批判君主的重要准则。

　　六、结语

　　黄色成为君权的象征符号，这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符号是人们建构社会政治文化的主要工具。符号的威力有时甚至大大超过了它所附属的生命个体本身。无}h}乎符号学家们对符号诞生的意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甚至宣称:“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黄色符号的政治文化内涵反过来成为君主论证自身权力合法性的重要理论依据，它所包含的神秘性内容也成为君权神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君主统治下的臣民在接受了这一政治文化符号之后，把它所承载的一切美好象征和期望都寄予了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