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整10年后的9月11日,美国总统低下头,用手指触摸“9·11”纪念碑。环绕水池的青铜板上镌刻着2983个名字,纪念“9·11”恐怖袭击当天以及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的遇难者。
如果不是亲人或朋友,看到这些名字的人或许会认为他们根本就是随机排列的。相邻的名字中很少看见相同的姓氏,也看不出字母顺序。正如“哈里·拉莫斯”和“维克托·瓦尔德”看起来没有任何关联,然而,这两个名字以紧紧相邻的方式记录下他们相遇于世贸大楼坍塌之前,互相帮助的最后时刻。
不仅如此,按照纪念碑设计师迈克尔·阿拉德的说法,近3000个名字都用“具有特殊意义的邻接”方式排列,以显示遇难者临终时所处的位置、与哪些人在一起,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友谊和亲情等故事。人们看到这些名字,不仅仅看到了字符,更看到了遇难者生命的一部分。
这张巨大的“人际关系网”由76块铜板组成,环绕着一南一北两个“反思水池”。“灾难中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常常让人忽视掉数字背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迈克尔·阿拉德希望遇难者们“永不独行”。
这并非易事。技术人员首先研发出一种排列算法,将所有姓名的主人按遇难地点分为世贸中心北楼、世贸中心南楼、五角大楼、11号航班等9组,再将它们分布在纪念碑上。
接着是更为复杂的一步,将确定大体位置的遇难者姓名相邻或接近排列,以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关联。为此,设计者们向遇难者家属们求助,很快,他们收到了超过1200条“姓名邻接请求”,这些信息被收集整理,最终形成了一个能够体现遇难者关联的系统。
“从数学角度来说,要找到一种合理布局,尽可能满足更多遇难者家属的请求。”设计师表示,要在多种可能性中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投资银行坎托·菲茨杰拉德在“9·11”恐怖事件的第一拨袭击中痛失700多名员工及客户,这些姓名占据了北池差不多一半的青铜板。在技术人员绘制的遇难者“关联连线图”中,该公司的连线稠密交织。
当A要和B相邻排列,而B同时要紧挨着C时,这3个名字就被编为“一簇”,由于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最大的“簇”要容纳70多个名字,这些较大“簇”会被电脑用算法程序最先安排位置,然后再将小“簇”填充到大“簇”的间隙之中。这就好比要装满一只桶,首先要放入最大的石块,然后依次放入中等的、较小的石块,最后再填入细沙。
此外,遇难者的名字需要在76块铜板上均匀分布。由于没有间断,有些名字不得不横跨铜板间细小的伸缩缝。这条伸缩缝可以置于很多名字的姓与名之间,但一些以J开头或者以y结尾的名字则无法穿过这条缝隙。因此,算法程序还必须考虑布局图中每个名字所占的空间大小。
电脑的工作完成之后,工作人员的“人工美化”则如同向已经装满的桶中注水,使其毫无罅隙。在历时数月的“微调”过程中,技术人员专门定制了一款软件,在尽可能满足“邻接请求”的情况下小心调整名字的空间和位置,98%的请求在最终的布局中得到了满足。
当哀恸的人们打开“9·11”纪念网站,或使用纪念馆附近的“资讯亭”,很快便能通过姓名、出生地、职业分组等信息,准确找到遇难者姓名的位置。搜索结果会以铜板图片的形式显现,上面标注着编号。于是,人们可以径直走向亲友的名字,并随即看到他的“同事”或“好友”就陪在他的“身边”。
先进技术的精准成全了对每一个逝去生命的尊重,纪念碑上的名字如同一道道记忆刻痕,构成一幅令人震撼的图景。白栎树的掩映中,许多家属甚至觉得“亲人在这里得到重生”。
泛着青色光泽的铜板上,“约翰·维吉阿诺”排在第一批赶赴世贸中心因公殉职的消防队员末尾,与他并排的是他的弟弟“约瑟夫·维吉阿诺”,他位于第一批牺牲的警察团队“排头”的位置。
纪念碑上的名字让一切似乎又回到了那天:在烟尘弥漫中,哥哥奋力扑救大火,弟弟则在危楼内搜寻生命。
第二篇:他们的随笔散文
很早就想写这个话题,考虑还不成熟时,这个标题作为上海这年的高考作文命题,就不敢写了,心里总有赶考之嫌?
——题记
他们,说不上有多么可爱甚至有时让我们厌烦。公共场合,我们有没有过为走近自己的农民工掩过口?当那些手工织就的被单包裹下肮脏的行李碰到身上时,我们有没有拍打过自己的衣服?我们的眼神与他们的眼神相遇时有没有过鄙夷和异样?
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他们,也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
匆匆地来,他们甚至为赶火车大年初二晚上就装上简单而又沉重的行囊启程,为艰难的车票去排队、等候,有时几天几夜在火车的走道里度过难挨的时光,甚至一次次就着自家母鸡下的蛋咽下老母亲给准备的干粮。
匆匆地走,他们甚至来不及看一眼自己在这个城市留下的辉煌。鳞次栉比的高楼上,如火如荼的鸟巢赛场,包括汶川重建的工地上,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艰苦辛劳的身影。虽然长期的劳作他们的脸有些黝黑泛着厚实,虽然下班后看见身旁走过姑娘的眼神有些追寻和向往。褶皱甚至大小不一的工作服衬托了他们的智慧和刚强,阳光里擦着汗水微笑的样子依然闪现灿烂的光芒。月缺时鼾声里建造着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梦想,月圆时幸福着找回了曾经奋斗的奢望。寒来暑往,他们站成这个城市的雕塑,风霜雪雨中顶天立地,他们也是这个民族的脊梁。
年初,那场罕见雪灾的前两天,我看到了他们身上另一面的闪光。从火车南站发来的第二站轻轨上车,可能是距离始发站太近,车上的人不是很多。身边几个年轻人的话引起我的注意,听不清他们说话的内容,因为他们说的是外地方言,看的出他们的欣喜,因为他们每人的手里攥着一张火车票。马上要过年了,由于流动人口太大,火车站多日的人员滞留已人满为患,新闻里一直在劝说外地人员避开过节高峰留守或是过年再回家。不知道他们是等了几天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才买到的这张回家过年的幸福。
临近市中心的几站上了很多人,车厢两边的座位早没了空闲。车门的又一次开启,伴随一阵风寒上来四五位老人,看样子他们是刚刚从外地组团旅游回来的,满脸的疲惫拖着一个又一个大包小包。车起步老人们有点站立不稳,赶紧放下手中的包腾出一只手抓紧扶手,车在摇晃中前行。正当我要起身让座时,身边的几个民工兄弟几乎是同时站起,像是自己的责任像是对待自己的亲人把座位毫不犹豫让给了几位老人。我的脸在发烧,为我的没有及时站起,为我的觉悟还不如几个外地的民工,也为满车光鲜的时尚都市人。
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雪花,相对的温差使车窗上多了些雾气,我发现几个民工兄弟的半旧迷彩服里只有单薄的毛衣,跟这个冬天是那么不协调。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单薄,说笑着彼此欣赏着手里的车票,恍惚中我看见车票上印着上海——大理。
羞愧中下了车,在以后的几天,特别知道云南等地特大雪灾的消息,有一种牵挂一直萦绕在脑际,冰天雪地里不知几个兄弟乘坐的列车是否因雪灾受阻是否安全到达?不知下了火车还有多远的行程才能到家?不知几个弟兄单薄的衣服该怎样来抵御这冽冽风寒?
当城市的街灯再次闪亮,不知是否能看到他们熟悉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