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易教上》开篇首句即言“六经皆史”，这四字已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学术命题。而关注的焦点则基本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关键词]章学诚;六经皆史;文献;思想;文史通义

　　一、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研究现状

　　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易教上》开篇首句即言“六经皆史”，这四字已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学术命题。而关注的焦点则基本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从文献的角度而言，讨论“六经皆史”这一论题是否是章学诚首创的。当今学界有很多人都认为“六经皆史”是章学诚首创的，但也有学者表示反对，如余英时先生曾说：“‘六经皆史’并不新颖，前人早已说过‘经即史’或‘五经皆史’之类的话。”再如研究章学诚的专家仓修良先生也说：“宋明两代，不断有人提出这一命题。”其二。是从思想的角度而言，讨论“六经皆史”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再具体一点，就是怎样理解“六经皆史”中的“史”，以及章学诚提出这一命题的用意何在。如民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言“六经皆史”说为：“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侯外庐先生则针对“六经皆史”说所提出的用意，赞赏地说：“不但是清初反理学的发展，而且有其进步的意义。他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下来。”用马克思史观评价了“六经皆史”说的意义。本文就试图通过文献的溯源考证和思想的分析探究，将“六经皆史”说的渊源和实质进行梳理与澄清。

　　二、“六经皆史”说文献溯源

　　先来考察“六经皆史”说是否是章学诚首创的观点。在章学诚之前，是有人涉足此问题的，只是或一笔带过，或没有章学诚那样直接提出“六经皆史”这四字命题，或未经如章学诚这般具体地阐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在前人思想基础上继续展开而得来的，是对前人思想的系统总结，应当不是章学诚的创见，甚至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久远。

　　(1)“经即史”说的存在与发展

　　就“六经皆史”说在章学诚之前所存在的形式而论，大致可分为“经即史”说、“六经部分为史”说、“五经皆史”说与接近于章学诚观点的“六经皆史”说四类。这四类的发展虽不能严格地按时间顺序来排列，但其逻辑推衍亦多少暗含着历史发展的脉络。首先是“经即史”说，这是最早暗含有“六经皆史”意蕴的论点，此说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可推溯至班固《汉书·艺文志》，班固在书中有这样的论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在此，班固仅将《春秋》、《尚书》等后世被尊称为经书的典籍视为古时臣下记载后用于慎君王之言行、昭国家之法式的史籍而已。确实，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中，也是将后世所分明的经与史合于一处。同时，班固在《艺文志》中还明确表示：“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从这句话中可知，班固在《艺文志》中所用的图书分类法，正是直接继承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撰之《七略》。《七略》原书虽早已亡佚，但这个事实，已被班固在《艺文志》中得到了记载，此继承关系也已被当今史学界认可。既然班固的图书分类思想源于《七略》，那么有理由相信，“经即史”这一思想也源自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仅从《艺文志》中就可清楚地看到，被后世所截然区分的经书与史籍，统合于《六艺略》中，而《六艺略》正是《七略》之首篇。事实上，直到南朝梁代阮孝绪所著的《七录》，才将经史分类，在此之前，“古无经史之分”的说法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而“经即史”说最早亦由《七略》提出。

　　沈从文文化思想研究

　　【摘　要】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

　　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沈从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思想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一方面，沈从文的“边缘人”特点决定了沈从文思想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沈从文的思想也具有较明显的阶段特征，因此颇受研究者青睐。

　　本文意在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沈从文思想文化研究做一整体述评，从而揭示沈从文思想文化研究的特征。

　　【关键词】城乡对立;理性精神;孤独意识

　　沈从文思想的研究也备受关注，原因在于，一方面，沈从文的“边缘人”特点决定了沈从文思想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沈从文的思想具有较明显的阶段特征。

　　沈从文具有苗族血统，但却在汉族环境下成长;生活于都市，创作上却又有明显的“乡下人”立场，这就决定了他思想的复杂性。

　　同时，受时代环境等因素影响，他的思想也带有较明显的阶段特征。

　　因此，其思想研究也成为沈从文研究的热点之一。

　　我将学界对沈从文思想的研究主要归为以下几类进行论述。

　　一、城乡对立与理性精神

　　沈从文刻意颠覆城市人形象，见出城市人的虚伪、庸鄙和自私，与之相对的是乡下人的真诚、纯朴和善良。

　　凌宇在《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中就探讨了沈从文的这种“乡下人”立场。

　　他认为，沈从文的“乡下人”立场其实是平民主义立场，这也是对“五四”以来平民主义倾向的继承和发展，其发展的意义在于将笔触伸向偏僻的湘西，但又不同于二十年代以来乡土文学的立意，沈从文意在强调民族精神的重塑，湘西理想的人性就是蓝本。

　　但是，社会的进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已经给我们做了证实，因而西方现代性的阐释之一就是社会的进步和人性及社会伦理的二律悖反问题，沈从文的创作似乎也是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一种呼应，即在“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民族中发现了野性的生命力及不受现代社会秩序和观念束缚的人性自然和生命自由来表现上流社会的堕落与无耻。”[1]

　　沈从文肯定乡下人的自然生命状态，同时又为乡下人没有现代理性而担忧，因为他笔下的乡下人对自身的命运悲剧浑然不觉，比如萧萧。

　　但是这时候就出现了矛盾：如果他们投身到新的生存环境中去，就可能会面临美好的自然本性的改变，一旦改变或许又是一个新的悲剧。

　　沈从文笔下美丽的湘西，湘西中唯美的人性，恐怕也只能是作家的理想或者想象，是他精神中的湘西。

　　二、孤独意识

　　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宋代以前一直被视为“蛮族”。

　　在秦代统一中国后，中原多以武力征服这里的土著居民，湘西人民处于不断被征战和杀戮中，他们“时叛时服”。

　　由于地域因素，湘西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

　　凌宇认为，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表现出了“湘西土著居民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在《边城》与《长河》中，正是这种自外而来的‘变’与‘动’使人物置身于山雨欲来的情境，并催生出人物的人生忧患感，这种对外部力量侵入引发的变动的恐惧，根植于湘西土著居民特有的敏感与警觉。

　　无论是翠翠遇陌生人时做出‘随时可以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还是《长河》中乡下妇人背笼里的那只猪，被‘新生活’吓的‘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都是这种文化心里的象征。”[1]

　　土著居民的孤独意识的确存在，因为长期以来，历代的帝王都以各种不同的方法镇压苗民，给他们留下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而且多少年来他们仍旧一直居住在湘西的偏僻地带，也从来没有能够引以为豪的战绩或者艺术及其他方面的东西(当然，高级军官熊希龄，著名画家黄永玉，著名作家沈从文是湘西的精英和骄傲，但是他们毕竟是少数，而且长期不在湘西生活)。

　　就沈从文自身而言，可以说他是一个边缘人，无论是刚刚去北京的那段时间，还是在学院气息浓重的西南联大任教时期，乃至他的写作流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直至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的时期，或许他对这种孤独意识深有感触。

　　三、转折时期的沈从文思想

　　沈从文于1934年的返乡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流离失所，使得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型，其创作也不再是柔和舒缓的抒情笔调，而是融进了更多的忧患意识与时代气息。

　　张新颖在《时代转折处的“呓语狂言”——沈从文从“精神失常”到“新生”》一文中，结合史料分析了沈从文“精神失常”的内因与外因，也肯定了他的“新生”。

　　文中作者引用了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对鲁迅笔下狂人形象的论述：“获得某些思想和精神，从以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可以说是容易的。

　　比较困难的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常常伴随着自卑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以不倦的继续战斗的‘物力论’精神，继续坚持下去，直到生命中了之日为止——这是比较困难的。”[2]

　　这段话对沈从文先生也是适用的。

　　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创作体现出更多新的艺术特质。

　　凌宇、张森《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一文，从创作背后的文化心理入手进行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沈从文创作内转，被认为是“抽象的抒情”，他在这一时期创作中所体现的又不仅是对抽象生命形式的解剖，同时更是在对自身生命进行更为严厉深刻的反思。

　　在“生命”与“生活”的二元对立中，，沈从文感到极大的惶惑与矛盾，“他本意是在与抽象的思索中，以期获得超越生物‘生活’的‘生命’体验，却不意于在抽象中反而迷失‘生命’最本质意义。”[3]因此，沈从文不断地进行构建和消解。

　　“正是在这熟悉与陌生复杂心理体验背后，深刻凸显出沈从文由文化价值失重带来的生命无所归依的尴尬处境：既无法在过去边城空间中寻到心灵栖息所;也无法在现时城市中为自己找一个稳固价值立足点。”[3]这一时期的作品背后体现出的是他这一时期无所归依的精神困惑。

　　沈从文研究的角度还有很多，如福克纳与沈从文的神话——原型模式的平行研究，沈从文与哈代、梅里美、乔治桑等的平行研究;金介甫《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从现代性角度来研究等。

　　本文仅对自认为的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论点进行了整合。

　　通过研读九十年代以来沈从文思想文化研究的论著，我认为沈从文研究已经形成了从文本到作家自身，从作品的内容到形式，从作家的思想渊源到流变，从单一的小说创作到结合散文、自传等多种文体的交互分析等相对完备的研究体系，尤其是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传播，沈从文的研究更是突破的进展，为未来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注释：

　　[1]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J].文学评论，2002(6)：6-8.

　　[2]张新颖.时代转折处的“呓语狂言”——沈从文从“精神失常”到“新生”[J].上海文化，2006(2)：5-16.

　　[3]凌宇，张森.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J].中国文学研究，2006(1)：123-125.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M].岳麓书社，2006.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3]金介甫.沈从文传[M].时事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