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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是形成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日益受到重视，但依然存在供给主体单一，供给与需求脱节，供给内容多元化、丰富性不足等问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强。本文以博物馆为例，探讨文化政策的赋权性、交互性、均衡性、综合性导向，并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整合新的发展模式，探索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路径。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政策;博物馆
当前，人类社会日益认识到文化是人类发展的基石，文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不仅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工具，更是形成这些目标的基础。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范畴，在精神品质上具有整体性、公益性、公开性等特征，它培养人们的公共观念、群体意识以及社会归属感，以群体性、共享性的设施及活动为基础，发展公民参与、资源共享的文化。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满足公民基本文化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公民的公共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与变化，需以文化政策为引导，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构筑社会发展的动力。
一、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及存在的问题
1.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及功能
公共文化的基本属性是公共性。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是指一种批判性的公共意见和舆论。阿伦特认为“公共性”是指一个场所中任何事物都可以被看到和听到。概言之，公共性意指：1.公开性，公共性以环境的公开状态为条件。2.公共性表现为一种过程，即公共过程。公共过程是个体间身份差异与观念共识形成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3.公共性引发一种共同体的想象。公共文化则可视为以公共空间为载体，公众持续参与并形成、表达公众意见，具有公共性之价值属性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形式。重视发展公共文化实质是尊重公民的文化平等权，包括“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文化需求”和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的实现形式。公共文化服务被视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满足公众文化需求、保障公众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及服务的总和。以公共性为核心价值的公共文化服务包括三个层面：在物质层面，营造开放的、共享的、公益性的城市文化空间;在制度和组织层面，通过文化政策与公共参与建立民主机制;在精神层面，建立公正、平等的公共价值体系，促进公共精神形成。
公共文化服务具有以下功能：一是满足公众基本文化权利与文化需求，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通过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培育公民文化素养;通过社会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积累更多文化福利，实现文化利益的全社会共享;通过公共文化活动与实践，传承、创新和弘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二是有助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与社会凝聚力，优化文化生态。公共文化服务引导提升公民素质、塑造行为规范，为提高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创造良好的文化发展土壤;公共文化服务对文化空间具有再造作用，通过科学、合理布局公共文化设施，提供丰富、多元化的公共文化产品，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构建区域文化的基础，促进社会发展。三是有助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原创力，增强文化创新能力，提升区域的文化竞争力。对于城市竞争力而言，创新能力、资金流量、人才密度、文化要素聚集程度等现代竞争力要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文化要素和人才要素已成为许多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源泉。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整合文化资源，涵养公民的文化消费习惯，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基本的文化土壤和智力保障，支持城市文化的创新能力，为提升城市的文化竞争力提供支撑。
2.当前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公共财政的支持，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取得一定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总量偏少，比重偏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二是供给主体较单一，社会机构参与不足;三是公共文化资源供给不均衡、覆盖人群较单一，公共文化服务对象的结构严重不均衡，尤其集中在赋闲的中老年群体;四是重设施轻内涵，重形象轻实效;五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与公众需求脱节，公众参与度不高;六是基层公共文化队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专业素质低;七是缺乏适应数字时代的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不断增大，但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强的现状。
3.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重要载体的中国博物馆现况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博物馆已经超越传统博物馆注重收藏、保存与研究馆内资源的范畴，转型为侧重论释与沟通文化，逐步将公共教育职能作为博物馆新发展语境下的努力方向，体现出博物馆从“对物的关怀”到“对人的关怀”的根本性转变，也使其承载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使命，成为服务于全体社会公众的公共文化教育机构。博物馆是文化沟通的桥梁，是推动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力量。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认为：“博物馆是运用各种方法保管和研究艺术、历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藏品以及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资料和标本，供观众欣赏、教育而公开开放为目的的，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管理的一切常设机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对博物馆概念进行了修订，认为：“凡是以研究、教育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管具有文化或科学价值的藏品并进行展出的一切常设机构，均应视为博物馆。”
从博物馆类型看，中国博物馆在1988年前被划分为专门性博物馆、纪念性博物馆和综合性博物馆三类，国家统计局也依此统计公布发展数字。在现阶段，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主管部门和专家们参照国际上一般使用的分类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博物馆划分为历史类、艺术类、科学与技术类、综合类共四种类型。其中，历史类博物馆以历史的观点来展示藏品;艺术类博物馆主要展示藏品的艺术和美学价值;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以分类、发展或生态的方法展示自然界，以立体的方法从宏观或微观方面展示科学成果;综合类博物馆综合展示地方自然、历史、革命史、艺术方面的藏品。 从博物馆隶属关系角度划分，博物馆可分为国有和私营两大类。国有博物馆包括政府博物馆(国家、城市博物馆等)和公共机构博物馆(大学、社区、工会等)在内。私营博物馆则主要是由基金会、公司、社群、协会等机构运营或者个人所有的博物馆。
当前，中国博物馆发展呈现以下趋势：
其一，博物馆数量快速增加。据统计，到1988年底，中国文化系统有903个博物馆，其中综合性博物馆为541个，专门性博物馆为156个，纪念性博物馆为206个。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博物馆2970座，其中包括文物行政部门所属的国有博物馆2161个，非文物行政部门所属的行业性国有博物馆490个，民办博物馆319个，是1978年的8倍，1949年的138倍。
其二，博物馆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全国各地建设了一大批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的新馆、大馆。博物馆的藏品保护、利用和管理不断加强，博物馆加速融入社会，其公共文化服务特征日益彰显，社会关注度空前提高。
其三，博物馆逐步实行免费开放。2008年1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工作的通知》，全国各地的相关博物馆陆续免费开放，越来越多的民众走进博物馆共享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
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发展呈现了与公共文化服务一致的诸多问题：一是博物馆的类型结构不平衡，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博物馆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博物馆整体专业化水平相对有限，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体现为：许多大、中型博物馆总体研究水平不高，一些小型博物馆硬件不足，藏品的保存和展示环境堪忧;不少民办博物馆公益意识淡薄，博物馆专业意识缺乏;一些陈列展览泛艺术化和视觉化的倾向，形式与内容脱节，既对观众产生误导，也造成很大的浪费。三是一些地方无视自身资源条件和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盲目超前建新馆，甚至重复建设。四是博物馆在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独特作用尚未得到完全、良好地发挥，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提升博物馆的公共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政策是公共文化服务建构的重要工具
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导者，通过文化政策促进文化发展是政府的责任。
1.文化政策在公共文化建构中的功能
公共政策作为“对全社会的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是带着不同利益和偏好的人们在特定条件下博弈的结果。不同的政治主体都对它赋予了不同的政治期望：对于作为政策制定主体的执政党及各级政府而言，公共政策是其变革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手段之一;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公共政策是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公共政策对民众偏好的回应性是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通过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来制定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特征备受关注，同时，由于公共政策是解决某一时期政策问题的工具，也使其具有动态性特征。
文化政策是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多次文化政策国际性会议，引发了各国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知识界对文化政策问题的关注和兴趣。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核心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文化政策研究中心。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将“文化政策和措施”定义为：指地方、国家、区域或国际层面上针对文化本身或为了对个人、群体或社会的文化表现形式产生直接影响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包括与创作、生产、传播、销售和享有文化活动、产品与服务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文化政策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对公共空间内文化活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和管理，为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公共文化活动创造某种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尊重和促进公民文化权利和国家文化主权，保护文化遗产，建立文明传播的多样性格局。
2.公共文化服务建构中的文化政策定位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对于社会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政策也日益成为解决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的重要工具。文化政策的目标指向为：一是作为实现国家或地区社会整体发展目标的组成部分，配合并推进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社会福利的发展;二是尊重、保护和促进公民的各项文化权利;三是尊重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与民间艺术;四是鼓励创意、创新;五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利益。与此相联系，公共文化服务建构中文化政策的定位为：
第一，文化政策要立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赋权性。
公共文化服务的赋权性是指以文化政策为导向，赋予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享有并表达自己应有的文化权利。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强调公益性、基本性和均等性，主要是指文化政策导向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一切文化服务和产品是以政府为主导、集合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公益性服务;这些服务和产品的宗旨是满足所有公民最基本的文化需求，从而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基础性的保障;在我国所有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提供的服务、产品以及公民享受基本文化需求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其根本要义在于通过公益性的文化启蒙，让享有文化艺术权利成为人们的共识，形成文化的包容性和社会的凝聚力。为此，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更应该承担儿童和青年的文化艺术教育的义务，培养他们的文化权利意识，涵养他们的文化消费习惯，使文化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第二，文化政策要立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交互性。
文化政策要成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信息沟通的平台，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交互性。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普遍存在的供给与公众需求脱节这一严重问题，在政府主导的框架内，突出“按需供给”的理念，进一步改变现行公共文化资源供给“自上而下”为主的决策机制，建成政府主导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机制。文化政策应发挥博弈平台的作用，使公共文化服务既体现政府的文化引导功能，又辅以必要的制度设计，吸引广大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如，以参与、自治、共享为理念，建立比较成熟的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形式及程序;构建社会多种机构进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准入制度，发挥其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探索专业性文化资源的共建模式，实现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的有效性。 第三，文化政策要立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性。
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性体现在诸多方面。要以文化政策引导，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目标，注重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均衡共享，如整合图书、节庆、展览、群文演出活动、教育、人才等多种资源实现共享;要注重公共空间的结构均衡，如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广场等在一定区域内分布均衡，并且其内部空间也要结构合理以利于发挥其服务职能;注重文化服务对象的结构均衡，要逐步改变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对象集中为中老年赋闲人群的状况，服务要向青少年倾斜，向城市的流动人口倾斜，逐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面覆盖。
第四，文化政策要立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性。
落实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性需要拓展文化政策的范畴。要关注文化的经济价值，通过文化政策的适度引导进行产业开发，使文化产业服务于公共文化的目的;注重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化和丰富性，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要通过文化政策创新打造综合管理系统，使各种公共和私人文化机构在协调的基础上，共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注重公共文化服务融入数字文化时代，通过简化文化数字化、技术化过程，使各文化团体、个人发生关联，构建数字文化空间网络，使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到社会的主流人群。
三、文化政策导向下公共文化服务建构的路径
针对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应以文化政策的赋权性、交互性、均衡性和综合性为引导，探索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重要载体的博物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发展路径。
首先，强化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
博物馆拥有典藏、教育、研究、展示和休闲等功能。公共教育功能体现了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公共性和参与性，是公共文化精神价值的体现。早在19世纪的欧洲，博物馆就被理解为教育设施，成为与图书馆等机构同样的公众进行自我教育、获取知识的途径。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博物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辅助和补充，教育机构与博物馆之间逐步建立了组织结构上的联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新博物馆学理念的发展，终生教育的概念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博物馆与区域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其作为社会教育场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博物馆的公共教育问题受到重视，形成了独特的公共教育功能：一是以审美教育作为知识认知的主导教育方式;二是尊重教育者的个体性差异，赋予每个受教育者的个人发展以尊重与自由，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多种选择，同时让他们在互动与自我参与中获取知识。正如美国首都博物馆的托马斯·福特(Thomas Ford)认为：“所谓的博物馆教育就是让来博物馆的人自由参观、比较、提出问题、自己学习，而博物馆按照每个来馆者的需要、情趣，为其选择最适当的教育服务。”
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具有普及性、长期性和针对性，以提高公众的审美水平和文化认知为目的。博物馆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公共教育。如借助博物馆的公共教育项目，观众能够对博物馆的收藏及陈列展览内容进行深入理解，并从中获取知识与体验;博物馆依照藏品、展览以及博物馆理念的差异性，采用讲解导览服务、公众讲座、出版物、文化活动、网上教育项目等多种方式。这些方式在具体操作上存有差异，不同博物馆结合实际情况逐渐衍生出一些更为有效的教育项目模式。
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当前国内博物馆现状，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教育方式应进行积极探索：首先，博物馆应超越其本体空间，积极与学校、家庭、社区以及其他机构进行长期合作，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同时，通过充分吸纳社会文化人才如高校的专业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提高博物馆公共教育的水平，并缓解博物馆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其次，注重博物馆教育中的普及性和专门性的关系，实行“因人施教、按需施教”。注重共同性和地域特色的关系，打造有地域特色的公共教育项目，形成地域文化认同;再次，博物馆应更多地引入商业管理模式，以高效的商业运作实现博物馆教育功能辐射力的扩大，比如运用商业营销手段有效扩大宣传，吸引受众来到博物馆，开发、销售衍生产品，全程性地、潜移默化地进行教育。此外，博物馆应该针对一些特殊群体如残疾人提供特别教育服务，努力帮助他们感受艺术，从艺术当中获取快乐与知识，体现博物馆的人文关怀和公共文化服务的赋权性。
其次，构建社会多种机构进入博物馆体系的准入制度。
公共性是公共文化服务建构的指向，但公共性的实现不一定只依靠由政府单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非公机构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2002年10月28日颁布实施的新《文物保护法》第五章专门为民间收藏文物立法，明确许可民间收藏文物，从而结束了中国民间收藏无法可依的历史。2010年2月2日，国家文物局等七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积极促进民办博物馆健康发展、全面提高民办博物馆的质量，这意味着将来以国有博物馆为主体、私人博物馆相配套的博物馆体系的形成。但是，民办博物馆在发展实践中还缺乏明晰的政策支撑;民办博物馆的日常运行还缺乏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这一困境反映了非公机构进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面临的共同问题。
构建社会多种机构进入博物馆体系的准入制度是公共文化制度层面的体现。民办博物馆相对国家综合博物馆而言具有特色鲜明、门类丰富的优势，是不同群体各自表达与展示的窗口，是民间资本进行长期积累和收藏以后，把个人的收藏拿出来，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将个人收藏与社会共享，变为社会共有的财富。民办博物馆的发展需要打通政策瓶颈。2012年“两会”期间，陕西省民间博物馆协会会长吕建中提出尽快制定民营博物馆享受国有博物馆同等法律地位的实施细则的提案，主要体现在民办博物馆藏品合法来源、民办博物馆藏品合法所有权、民办博物馆藏品合法流通、民办博物馆财政支持等四个方面，需要具体落实。文化政策应发挥博弈平台的作用，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整合。
第三。合理开发博物馆的公共空间。
一座现代博物馆不仅仅是一座公共建筑，更重要的是它与相关的文化机构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与某个时代、社会对应的功能空间。200多年来，博物馆的空间形象和形式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些有关展示的空间变化事实上也是现代性的结果和一种体现@。博物馆建筑不仅有其美学价值，其建筑构造也赋予了博物馆意义，隐含在它内部的公共权力，对艺术和公众都有一定的规约和重塑的作用。
博物馆的公共空间是公共文化物质层面的体现。公共空间是公共文化的具象体现。公共文化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影响力是通过众多的公共文化空间实现的。公共文化服务只有和具体的城市公共生活相结合，其文化管理职能才能落地生根，其服务的公共性、公平性和公益性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当前，博物馆公共空间的变化有两种趋势：一是伴随着博物馆公共服务功能的日益增强，现代博物馆从单纯的展览空间逐渐发展成公共生活的综合体，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伴随，如周末去博物馆看展览，享受餐饮，与朋友聚会，博物馆或者消解于庞大的商业空间，或者与商业、文化共同构成人们生活的环节。二是博物馆的数字化，包括数字化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前者是指完成了数字化处理的博物馆，其依然是实体博物馆。后者则指建立在数字空间(cyberspace)之上的博物馆，它具备博物馆的基本特征，但是是虚拟的。在当下网络时代的语境下，网络的集成性、实时性、交互性使网站成为全球博物馆发布信息、进行教育活动、分享研究资源的必然选择，博物馆的公共空间拓展了新的形式。可见，博物馆的空间演变可视为社会观念与生活变迁的一个侧影，其公共服务功能的实现应从文化政策的视域考量服务对象的结构均衡，进而实现文化空间的均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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