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否能够顺利融入城市之中，直接关系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众传媒作为舆论的载体和传播者，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着重探讨了大众传媒在农民工形象塑造、利益表达、媒介素养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与应承担的责任，并就大众传媒如何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大众传媒;城市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城镇就业但户籍仍在农村的80后、90后青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也就是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有1亿人左右[1]。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观念、生活经历、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环境非常熟悉，乡土观念日渐淡薄。其次，在生活经历上，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但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学习，毕业后就前往城市打工，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对农业劳动不熟悉，吃苦耐劳性较差。最后，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和文化上与上一代农民工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从事的职业大多为第三产业，注重自身的发展，经常学习新知识，经济条件上与上一代相比有很大的改善，消费理念新颖。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又具有很多城市居民身上的特征和观念，对于融入城市极为迫切。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时面临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包括精神、文化以及物质等方面。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物质的融入正逐步得到解决，但文化和精神方面的融入还很艰难，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在雇佣方面，在招聘会上经常能发现，“本职位需要城市户口”的招聘要求。在职业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中指出，外出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零售业、建筑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等五大行业。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39%，建筑业占17.3%，服务业占11.8%，住宿餐饮业和零售业各占7.8%[2]。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干着累、脏、收入低的工作。

　　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接受了较高的教育，他们期望以主人翁的心态来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表达，如我们可以经常发现在微博、飞信和贴吧上有不少农民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争取权利，比如近期有新生代农民工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新闻联播式讨薪视频，就是使用新颖的有创意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了公民的权利意识，他们渴望融入城市，渴望社会能够关注他们这一群体。但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觉醒的同时，大众传媒并没有太多地关注、满足农民工的这一要求，忽视了他们的媒介需求和媒介权利。

　　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实行的是二元户籍制度，就是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别对住户和人口进行管理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掌握人口和控制住户的自由迁徙以便于管理，是为配合当时经济发展战略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区隔式集中人力资源投资于配置的模式[3]。这项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方式主要是工棚与单位宿舍，居住条件与城市居民差距较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这些保障房只适用于拥有本城镇居民常住户口，住房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关心的首要问题。另外户籍制度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适用于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被排除在外。

　　其次，大众传媒对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存在着污名化现象。涉及农民工的报道大多是负面信息，经常报道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暴力讨薪以及他们生活的困乏和单调，以打扑克的方式来打发时间的刻板印象。

　　再次，农民工的媒介权利存在缺失。尤其是在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媒体的频道和频率越来越专业化和有针对性，有女性频道、游戏频道、足球频道等，但并没有针对农民工群体的频道和频率。政府虽然开办了一些针对农民工的网站，但这些网站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仍不够。

　　最后，农民工在对媒介的态度上存在矛盾心理，对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既存有质疑但又缺乏其他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于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缺乏理性的认识。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利用网络只是为了寻求感情的宣泄和娱乐，不能合理地使用媒介，对电脑、手机等新媒体缺乏理性的对待，很难从中获取有益的信息。

　　大众传媒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中的角色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崛起，如何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已经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转型发展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温总理在《2010年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4]。毋庸讳言，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各方面的齐心协力，而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和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众传媒是新生代农民工形象的塑造者。麦库姆斯和肖指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大众传媒中所反映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形成了库利所说的“镜中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认识以及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印象。因此大众传媒在报道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时，应积极地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体现他们的优秀品格，如近年来所报道的在北京救人而不留姓名的新生代农民工孙天丛、在青岛冒着危险多次跳海救人的新生代农民工魏青刚等，这些新生代农民工都让大众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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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自身条件限制，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进入到城市后，在城市适应过程中面临着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等问题。文章描述分析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适应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并从政府、社会和农民工个人角度提出了相应建议。

　　论文关键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适应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在农民工研究中广受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把新生代农民工量化为出生在1980年代之后的一代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积极改变自己以期待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但来自城市各方面的社会排斥却使他们仍处于城市的边缘，生存在城市与农村的夹层中。在这滚滚的人潮当中，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女性，而且流动人口中女性劳动力人数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男性。女性农民工在城市承受着来自性别和阶层的双重压力，因此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主要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层面来研究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

　　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

　　(一)经济适应

　　虽然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来说，赚钱已经不是她们进城务工的首要目的，但是找到一份工作并获得经济收入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获取第一份工作主要靠亲戚、老乡介绍，这种初级关系网络同质性强。由于女性青年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通常在脏、累、险的行业就业。但是在第二份工作或现有工作的获得过程中，业缘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主要的途径，很多打工妹依靠在以前工厂里结成的人际关系网跳槽到工资水平、福利待遇较好的工厂。尽管大部分女性青年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留下来工作，却依然面临许多问题，例如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没有特殊情况不准请假，如果请假扣除当月全勤工资，加班加点不给加班费、工作压力大、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等。

　　(二)社会适应

　　1、生活方式适应问题

　　城市和农村存在生活方式的差异，城里人与乡下人在视觉上呈现出显著社会等级差异的身体图式，比如“洋气”与“土气”、“苗条”与“健壮”、“白皙”和“黝黑”等不同的身体特征。女性青年农民工从进入城市的第一天就开始身体的城市化历程。白皙的皮肤、苗条的身材、洋气的打扮是她们身体城市化的主要内容。她们从眉型发式到衣服鞋袜都极力模仿城市年轻女性。言谈举止方面，女性青年农民工也有很强的模仿性，她们学说普通话和当地话，尽管带有浓厚的家乡特色。在消费与休闲上，她们非常节俭，业余生活比较单调和贫乏，除了逛街、看电视、闲聊，其他的很少涉足。精神类、享受类和发展类的消费支出在其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很低。尽管在生活适应方面女性青年农民工表现出了积极性，但足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工作中遭遇性侵犯;在城市里选择恋爱对象较难，想嫁给城里人更难;她们的生活方式既有别于城市，也有别于农村，等等。

　　2、社会交往适应问题

　　很多学者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因子的分析得到出这样的结论：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融入到城市居民群体中去。虽然打工者与城市居民同处于一个共同的地理社区，但是他们之间仍然缺乏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对于打工妹在与房东以及周围的城市居民的交往状态出现的精神隔离，其实不难理解，打工妹一周有六天的时间几乎天天是呆在工厂里，并且几乎每晚要加班到很晚，这就使她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与房东以及周围的城市居民沟通和交流。加之城市居民之间本来就感情冷漠，对门住十几年都不认识彼此，所以在这种大范围的感情冷漠的环境中，要求打工妹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缩到最小，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女性青年农民工不适应城市频繁而浅层的交往活动与农村熟人社会交往方式有关。女性青年农民工的人际关系主要建立在血缘、地缘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交往的范围相对较小，仅限于较熟悉的人，例如，家人、亲戚、老乡、少数同事等。

　　(三)心理适应

　　城市的经历不仅让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穿着打扮和与城市人交往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城市中拥有大量的现代性因素，其中包括庞大的科层组织、工作机会、社会位置、制度规范和各类角色，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也包括各种更有利于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软环境。这些城市特有的现代性因素会对在其间工作与生活的人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适应城市里的一切，要求他们同城市里生活着的庞大的人群打交道，并相互适应。打工妹生活在城市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环境中，也慢慢地培养了各种现代意识。她们知道，如果不遵守时间制度、不遵守工厂的纪律，结果都是要受到处罚的，与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本上不同，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契约为基础。久可见城市的观念已经完全被打工妹所内化，她们也把城市的观念当成了自己的行动准则。

　　此外，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行为还反映在其对城市的归属感上面，即打工妹是否从心理上对城市产生了某种认同和归属感，这是适应的一个较高层次，是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大部分打工妹仍然缺乏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制约因素

　　(一)以户籍制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特有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固化了城乡身份分野，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这一可能空前绝后的贴有“农民工”身份标签的城市人口群体。二元经济制度造就了农村人向城市的流动，二元户籍制度又造成了城乡居民的身份不平等。拥有城市户口和市民资格意味着阶层地位和社会身份的跃升，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天然获取。在就业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下，大部分农民工基本权益得不到维护，无法分享城市公共资源，更谈不上社会融入问题。

　　(二)农民工的乡土意识和自我封闭

　　城市和农村具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是一个重新适应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过程，融入城市社会需要培养认同感和归属感。然而，农民工的乡土意识和封闭主义倾向以及外在表现——交往的封闭性和群体认同感是阻碍其融入城市的社会心理因素。传统的中国农民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和内向、压抑的封闭主义倾向使得他们在城市“扎根”的愿望不强;农民工的封闭意识体现在交往的封闭性和群体认同感上，即其社会交往只限于亲戚、朋友、老乡等熟人之中，表现为内部成员间有着强烈的相互认同感，而对群体之外的“城里人”则局促不安，深怀畏惧警惕之心。

　　三、促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思考

　　(一)政府角度

　　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国家在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中应该把女性农民工群体考虑进去，使她们能从制度改革中获得益处。城市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树立服务“移民”的意识，保障移居城市的女性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在医疗、计生、救助、妇幼保健，法律服务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相应的劳动人事制度，从政府和政策方面打破市民保护主义，为农民工在城市择业和自由流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逐步消除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各种附加制度。监督相关企业为农民工设立“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制度，保证她们的基本权益。

　　(二)社会角度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推进，发挥工会、妇联和NGO组织在促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社区融人中的巨大作用已具有现实可行性。这些组织和机构要真正成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要督促政府劳动、安全管理等部门严格按照《劳动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保护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提供相应的福利待遇，提供公平的求职环境等。社区工会要真正为外来农民工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努力做到社区支持的日常生活化，为在社区中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提供各种卫生保健、托养、文化娱乐和教育等服务。此外，通过媒体宣传性别平等的法律法规和思想观念，消除“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的距离。

　　(三)农民工角度

　　要充分发挥自身融入城市社区的主观能动性，如积极参加工会或社区组织的相关活动。有困难时试着与所在居民社区联系，加强法律意识，通过合法程序维护自身权益;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针对在工作中的知识欠缺，加强职业学习;从深层次融人城市社区，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体会学习城市文化。

　　城市社区融入本身需要一个过程。融入其实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在农民工身上的展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她们的城市社区融人程度影响着整个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融人和家庭稳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人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工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