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关于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论文，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借鉴哦!

　　摘要：文学是一个广泛而深远的概念，文学自起源起，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和思维心理的重要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反映着思想，而思想反过来哺育着文学，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它虽然比文学产生晚，但它对中国文学发展以及成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中无不体现着儒家仁、义、礼、治的思想，无论是唐韩愈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还是现代“国学”教育的火热进行，都可见儒学思想在几千年的浮浮沉沉中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保存下来。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了解儒家思想对于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围绕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深刻地揭示出儒家思想不仅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是“为文学立根”。

　　关键词：文学;儒家;政治;忧患意识;仁

　　早在几千年前，孔子论诗便指出诗有“兴、观、群、怨”之作用，可见儒家思想积极入世，重视实践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与其相符的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但我们应知道的是，在“文学”诞生之初，它的种种社会功用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只是人们口耳相传的，记录光怪陆离神奇之事，多是神的故事及英雄传说，但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朝的建立，儒家思想的产生，原先的神话故事在儒家学子的改造下逐渐被“理性化”，原先的神变成了“人”，原先的“英雄”变成“帝王将相”，文学被人们重新认识、加工、包装，从此有了新的社会功用，就像统治者手里的权杖，指挥着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教化。那么儒家思想究竟对中国文学有怎样深刻的影响呢?那就不得不说以下三个方面

　　1 、文以载道，为政治教化服务

　　《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十分重视学习与从政的关系，认为“学而时习之”后应关心国家政事。可见儒家思想注重学以致用，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所提出的文学标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提倡文学的社会实践功用的，而不仅仅是人们寓情于诗，借诗抒情的产物，这种社会公用与唐代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作文害道”等思想结合，不难看出儒家所提倡的文学是要经世致用，为政治教化服务。这种社会政治教化的文学是统治者维护其地位，治国安邦的重要法宝，这也是中国文学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诗序》中提出的“六义”“美刺”等说，都是与政治教化息息相关的。《诗大序》有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段不仅对诗、歌、情、志的关系有了深刻的阐释，而且充分肯定了诗对于国家政治、社会教化的重要推动作用。关于诗的“美刺”作用，我们可以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句话中受到启发。

　　无论是“美与刺”还是一系列爱国诗歌的产生发展，都受到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影响，体现着“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主张。关心政治，崇尚现实，注重作品的讽刺性，教化性和教育意义，促使我国古代作家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优秀文学作品，但在当今社会，“文学为政治服务”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与质疑，而文学作品如何在这种反对质疑声中发展，繁荣，开辟一条新路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 、中庸之道

　　《论语 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是很崇尚中庸之道的，他认为“中庸之为德也”，“中庸”的“中”不是中间的意思，不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到中间的哪一个，而是找到最适合的哪一个，中庸之意其实就是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中庸之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绝大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中国人讲究“中庸”，而“中庸”更是促使自古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呈现含蓄、内敛的倾向，作家们似乎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强烈的情感不致一泻千里地抒发。像《论语 八佾》中孔子就赞扬《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说《关雎》这首诗在表达情感方面比较平衡，没有过度的快乐或者悲伤。男子对自己心爱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时，只是“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并没有过于强烈的哀伤，这应该就是“哀而不伤”，但当男子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女子是也仅仅是“锺鼓乐之”“琴瑟友之”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欣喜若狂的表现，这应该便是“乐而不淫”。此外。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是强调凡是诗都要具有中庸之道，要使人的思想中正无邪。在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朴实、含蓄、委婉的特征，多是“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效果。就拿李清照的《武陵春》为例，原文如下：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几多愁。

　　这是李清照五十三岁时避难金华所作，当时的她面对着家破人亡，丈夫死去，孤苦无依。可以想象她的心情是何等的悲伤。词的首句写狂风花尽，一片凄凉，但作者却没有从正面描写风之残暴，花落狼藉，而是极为含蓄地用“风住尘香”四字来点出春光一去不复返的哀愁。词的下片“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一句更是极其委婉地表现作者的愁绪，让哀愁有了重量，这种含蓄反而将作者的哀伤之感扩大化了，算得上“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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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远古以来，中华文化在辽阔的国土上生长发育，由于受地域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在地域风格上呈现多姿多彩的样态，这一点，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得尤为显著。

　　因此，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

　　当代学界对文学地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此后相继出版了一批文学地理类著作，如陶礼天的《北“风”与南“骚”》，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张仁福的《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欧文风的文化透视》，曾大兴的《中国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等，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观点虽见仁见智，且不乏精辟见解，但大多还缺乏从环境作用的机理等科学理性层面上的解释，由于文学语言的特点，存在着任意解说的倾向。

　　究其根本，在于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

　　正如陶礼天所说，“没有树立自觉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就不能够使中国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做到逻辑严密，别择精确，特别是对古代许多文评概念、审美范畴，如气质与清绮、温雅与雄健、实际与虚无的探讨，作出‘历史与逻辑的’相互统一的分析。”他极力倡导发展文学地理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①。

　　文学地理学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面的辩证关系，探讨文学的地理风土性质及其成因，以及文学的地域差异及其地域风格的时空变化规律，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似也应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

　　本文试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地域分异等现象以及地理环境与文学艺术的关系等问题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中国文学的地域分异概说

　　(一)文学地域性的涵义

　　袁行霈在其《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专门辟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章，认为文学的地域性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某些文学体裁是从某个地区产生的，在它发展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个地区的特点;二是不同地区的文学各具不同的风格特点②。

　　鲜明而精辟地概括出文学地域性的涵义。

　　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包括文学流派和文学人才分布的地域性。

　　(二)中国文学具有南北之分、东西之异、地域之别

　　文学艺术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产生的，“大地是文学艺术的舞台”，文学艺术因而带有明显的地域烙印③。

　　中国文学素有南北之分，历代曾有不少学者论及。

　　如清·谢之淮《填词浅说》中说：“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柔远，北主劲激沉雄。”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及文学地理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

　　……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

　　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

　　其实，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不只是南北之异，亦有东西之别，更有众多地域之间的不同。

　　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如“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④。

　　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

　　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

　　二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法国著名文学思想家泰纳(Taine)曾指出，影响文学创作与发展的有环境、时代、种族三大要素，认为环绕人类的地理环境对人影响很大。

　　在他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对人的影响进而影响文学艺术的。

　　我国古代学者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云：“屈原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则从地理环境对审美主体熏染的角度指出了文学创作活动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各种文学作品都是在不同的“土壤”中生成的，它们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和风格流派无不受一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正如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人类精神产物正如活的自然产物一样，只能由它们的环境来说明。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行为学家卢因(KurtLewin)在1938年提出，可以把人类行为用公式表示为：B=f(P·E)，其中，P为自身个性特点，E为所处环境。

　　说明人的行为是其个性特征与所处环境的函数。

　　据此，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家的创作行为与作品的风格，只能由作家的个性特征与地域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解释。

　　自古以来，中国人研治学术都主张“究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论文学艺术重视文化地域的分野与调合，立生民大计虑及地利与人和的互动，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

　　地理与文学的紧密结合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色和优势，它影响着我国文学知识与地理知识的特点，提升了中国人对环境与文学的鉴赏水平，并平添了中华审美特色。

　　在我国，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历来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

　　具体来讲，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创作内容和作者创作灵感诱发的影响

　　地理环境作为创作源泉或创作素材之一，对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有不小的影响。

　　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区域、一定时代对某些自然存在和社会现实的反映。

　　作家的文思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自然、社会的客观现实在他头脑中的反映，是作家对周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某种形式的认识⑤。

　　从一定意义上讲，作品的内容与意境是地域环境(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反映。

　　例如在古代，由于先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对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认识，于是在自然环境的客观作用下，作出了种种想像，用以表达解释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于是创作了“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

　　地理环境是文学艺术创造的源泉。

　　大自然给画家以丰富协调的色彩和形象，给音乐家以优美的音韵和旋律，而给文学家更多的是丰富的创作素材。

　　名人的许多杰作，往往有不少是在地理环境(或大自然)的作用下孕育出来的，特别是与游览名山大川有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而成为自古以来文学士人的励志格言，并有大量的事实作为佐证：李白不游，岂能写出千古传诵的诗篇，成为一代诗仙?徐霞客不游，怎能有那么多珍贵的地理文学游记流芳?郦道元不游，岂有《水经注》传诸后世?还有谢灵运、孟浩然那些直接取材于自然环境的山水诗、田园诗，以及众多的以地理环境为描写对象的游记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胜枚举。

　　就是当代文学史上也例证繁多，如“新时期”以来张承志、贾平凹、莫言、张贤亮等人的小说，地理风土韵味就十分浓烈。

　　特别是张承志的小说，喜欢把地理内容直接引入作品，设置富于特色的地理环境，并加以充满深情的描写，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地理环境(大自然)还能诱发作者的创作灵感。

　　郭沫若就多次谈到，家乡秀丽的风光从小陶冶了他的性情，每当他置身于壮丽山河的怀抱时，便文思泉涌。

　　他说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常产生于对胜景佳境的饱览之后。

　　国外许多文学家、艺术家甚至把定期去观赏大自然列为工作守则之一，大概就是因为地理环境或大自然会使他们的创作和研究得到一种意外的“诱发剂”的缘故吧⑥?

　　(二)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风格与地域特色差异的影响

　　首先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的南北差异。

　　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的风格有明显的影响，这使得文学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与差别。

　　如唐代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指出，南方文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北方文学“词义贞刚，重于气质”。

　　近代学者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则具体分析指出，由于我国南北方的地理环境不同，人们的性格与社会习俗也有区别。

　　因此，文学特色也不相同：“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

　　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当代学者樊星形象而简明地概括出我国文学的地域特色，认为北方文学是“刚”的文学，南方文学是“柔”的文学⑦。

　　中国文学的南北分异可由历代许多作者及其作品说明。

　　如北方人韩愈(河南人)与南方人欧阳修(江西人)的文风大不相类。

　　对韩欧文风有着深入研究的张仁福先生曾在《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一书中指出：具有浓郁北方文学风格的韩文呈现刚健、雄正、愤激、壮直、质朴、拙劲、迅急、疏括等特征;而具有鲜明南方文学风格的欧文则显露柔婉、飘逸、哀艳、委曲、清丽、纤巧、纤徐、缜密等特色。

　　大体说来，韩文属于阳刚之美的范畴，欧文属于阴柔之美的范畴⑧。

　　北人多推赏韩文，南人多崇尚欧文。

　　这都与中国的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熏陶有关。

　　蔡国相在《南北文化差异及其形成的地理因素》一文中较详细地分析了我国文学的南北差异。

　　如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经》与发韧于南国楚地的《楚辞》风格迥异，前者植根于现实的生活里，而后者驰骋在理想的世界中⑨。

　　陶礼天在其著作《北“风”与南“骚》中第二部分亦曾浓墨重彩地分析了《诗经》与《楚辞》的地域风格与美学上的差异。

　　先秦文学如此，后世文学亦多有南北风格之别。

　　如苍凉慷慨、风骨劲拔的建安文学;率真爽直、豪放刚健的北朝民歌;激越深沉、雄浑悲壮的盛唐边塞诗;叱咤风云、“挟幽并之气”的金词;直至深刻展示当今西北人民生活风貌的西部文学，都流贯有北国风情。

　　而情辞婉转、轻靡绮艳的南朝诗歌，润泽华采、清新秀美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婉约柔媚、徘侧缠绵的宋词，无不荡漾着江南的韵味。

　　现代文学中的“山药蛋派”与南方的乡土文学，当代文学中的“京味文学”与“苏味文学”也表现了南北异趣的艺术特色。

　　中国文学作品中地域风格与地域特色差异最为明显的当数中国民歌。

　　如北方民歌《敕勒川》表现的是牧草丰茂、牛羊成群、原野无际的北国草原风光;描写木兰代父从军的《木兰辞》，生动地反映了北方妇女的飒爽英姿与豪迈情怀，而“吴歌”“西曲”则是反映南方文学温柔和婉的代表作品，其描写细腻，风格清新，基调哀怨，缕缕忧思，丝丝柔情，淡淡怨怒，都跃然纸上。

　　可见只有特定的地域环境才能孕育出这样的文学作品。

　　一种文化，两种意境;一个民族，多样风格。

　　文学上的这种地域差异，显然与地貌环境的南北差异(北雄南秀)、气候环境的冷暖干湿，以及地理环境作用下的人们审美情趣的差异(北人崇刚，南人尚柔)等有着密切关系。

　　其次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的东西差别。

　　中国文学的地域特色差异不仅表现在南北差异上，还表现在东西差别(如东“开放”，西“传统”)以及区域内部的差异上(如众多的文学地域流派)。

　　余斌在《试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地理格局》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粗线条地分为东、西两大部，再细一点则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