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是大理的一个民族，下面一起来看看论文大理白族饮食文化的更多详细内容！欢迎阅读！

　　论文大理白族饮食文化

　　白族文化研究是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白族的历史、宗教信仰、民间文学形式、音乐、绘画、服饰、建筑等问题，很多与民俗研究有关。但白族文化研究仍然存在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例如，以生态民俗视野展开的白族生态民俗考察还尚未出现。据此，本文以生态民俗学相关理论为参照，选取了大理最大的白族村镇——喜洲镇周城村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以期通过这一典型对象的生态民俗文化考察，以点及面来探析大理白族生态民俗的发展及现状。周城，位于大理市的最北端，距喜洲镇5公里，其背靠苍山云弄峰，面对洱海弓鱼洞，紧傍蝴蝶泉。周城现居人口有2000多户，10000多人口，是全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

　　本次调查的具体方法有文献阅读法、深度观察法、访谈法，再对调查资料采用质性研究。

　　一、周城经济民俗的生态特性

　　经济民俗是指围绕着物质生产而形成的风俗，它由当地居民的生计方式所决定的，是所有民俗的基础。一个地区生活的民族的生计方式，是在其特殊的地理与生态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周城前水后山，耕地面积有限，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前至上世纪80年代初，人均土地面积始终未过五分，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周城白族民众形成了传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手工纺织生产为辅的具有生态意义的村落经济生产方式。《大理县志稿》卷六十二载：“周城至阁洞塝，皆男耕女织。”①周城的农耕生产依生态区位形成了水田、旱地两种耕地分化，旱地主要在苍山上和苍山脚，水田分良田、雷响田（靠自然降雨耕种）和水浸田（洱海常年有水浸入的水田）三种。依耕地的土质、水利条件，形成了水田多种水稻、小麦，旱地多种玉米的作物种植特点。

　　由于人多地少，自古以来，周城在生计方式上有别于其他白族聚居村落的地方在于除了农业外，其手工业、商业历来较为发达。周城的手工业尤以扎染久负盛名。扎染是白族的传统工艺，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其制作工艺生态环保——扎染原料为纯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染料为当地生长的寥蓝、板蓝根、艾蒿等天然植物，而以板蓝根居多，用石灰沤制成蓝靛染液。其制作程序分设计、上稿、扎缝、浸染、拆线、漂洗、碾平等。此外，因生活所迫，周城男性多外出做生意，主要是赶马帮，因此，商业发展历史较为悠久。

　　新中国建立以后，周城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地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投向农业的劳动力比重逐渐缩小，投入手工副业、商业、服务业、养殖业及旅游业的劳动力比重逐步增加，尤其是扎染业，已经成为当地最具特色和优势的民族传统工艺，为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外，周城的第三产业旅游业也蓬勃发展，每天来到蝴蝶泉旅游的人数不胜数，旅游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当地各种餐饮住宿行业的发展。多元的经济生产模式对于平衡周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也使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

　　二、周城社会民俗的生态特性

　　民俗学所指称的社会民俗是一个侠义的范畴，其集中体现为围绕着家族、亲族、乡社、人生礼仪等关系所形成的习俗惯制。表面看来，社会民俗所带有的自然环境印记不似经济民俗那样显而易见，但若对其细细探究，仍可发觉其形成、沿承的生态背景，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促使一个村落形成的地理生态因素，往往从村落命名上就可窥见一斑。关于周城村名的由来，比较可信的一种观点认为，“周城”实为白语“知摺”的音转，即水边居住之意。以村落居地的地理环境命名，由此也折射出古代周城白族民众在对栖息地的选择方面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取向。

　　此外，从村落构成来说，周城是一个多姓杂居的聚居村落，这种情况是因周城自古处交通要道，与外界接触较多，长期以来不断有移民从外地迁入。杂居村落的周城居民宗姓观念比较淡泊，但有强烈的地域认同意识，所谓“人不亲土亲”，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周城宗姓间的争议、矛盾、械斗几乎没有发生过，另一方面，一个或几个大姓把持村社政权并行令其他小姓的情况在周城从来没有发生过。各宗姓在各种生产、生活中会相互合作，如村内人遇有红、白事时，村人多去庆贺、凭吊或帮忙。这些社会民俗带有明显的生态因素，体现了周城民众朴素的和谐理念。

　　三、周城岁时节日民俗的生态特性

　　岁时节日，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②。周城本地节庆活动，有些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在节庆仪式内容中往往会融入春祈秋报或直接反映农业生产的内容。这方面，最典型的节日就是栽秧会，它是在栽插水稻最忙碌的芒种到夏至时节组织的一种与生产相结合，以加快栽插为目的的歌舞娱乐活动。栽秧会要推举一位劳动力强并有威望的人出面组织，他即为“秧官”。栽秧开始第一天，叫“开秧门”，要“竖秧旗”。往后则由吹唢呐、敲锣鼓的人组成乐队，后面跟着背秧苗的姑娘们，来到田间栽插。由于家家都要举行类似的仪式，旗子轮流使用，全部插完要40天左右。插完后又举旗绕村一周以示庆贺。需要指出的是，周城人过栽秧会这个节日不同于大理其他地区，他们从开秧门到插完秧这一段时间的活动叫做“农家乐”，而不是栽秧之后再举行“农家乐”活动。栽秧会是直接和农业生产结合的一项节庆活动。此外，周城的本主节、绕三灵、火把节、中秋节等节庆活动中也都会渗入一些祈祷或庆祝丰收的内容。

　　除了与农业生产相关外，周城的有些节日与白族的原始信仰、宗教信仰有关。如白族特有的民间盛会“绕三灵”，白语叫“观上览”，原意为游逛三个园林的意思。关于“绕三灵”，有一种观点认为其最早应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社”，所祀者为“神树”，即“社树”。“绕三灵”活动集中体现了白族先民以“社”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形态，“社树”祭祀仪式又反映出其中植物崇拜的

　　观念。“绕三灵”每年举行一次，时间为农历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发展到现代，其活动内容有了很多变化，其原始信仰的痕迹基本也褪去，祈求神灵赐子降福、禳灾的内涵也逐渐淡化，而更多发展为一种集春游、白族歌舞和娱乐为一体的白族民俗活动。 此外，说到人与自然之间亲密关系的体现，周城的“蝴蝶会”也很典型。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前后，是苍山云弄峰下蝴蝶泉边彩蝶最多的时候，附近的群众纷纷前去观赏，举行野餐，谈演洞经古乐，祈祷风调雨顺，年轻人借此机会谈情说爱，寻找意中人。周城因近在咫尺，去赶会的人自然更多。新中国成立后，因蝴蝶泉附近农田遍施农药，林木减少，游人又多，蝴蝶已不多见。近几年来，由于当地政府部门开始注意环境保护治理，蝴蝶又逐渐多了起来。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关照周城的岁时节庆民俗文化，会发现这些民俗现象的存在和发展，保留和变异，都与特定的地理生态条件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周城的许多承袭久远的民间节庆习俗，超越时空，仍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民俗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当代社会白族社会民众对这些节日仪式、活动的表现形态的合理性似乎并不是特别在意——更多钟情的是这些仪式与活动对于缓解精神压力的心理治疗功能。

　　四、周城口承文艺作品的生态特性

　　民间口承文艺作品属于民间游艺民俗的范畴，是在人类生理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闲暇文化，在民众生活中发挥精神调节和娱乐的重要作用。民间口承文艺作品大多与特定的地理、自然生境制约下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密切联系，不同程度地折射着区域性生境的种种特点。

　　在白族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传说、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在白族民众中广为传播的传说《舍利子花树》和《蝴蝶泉》的传说都是最早发轫于周城的。《舍利子花树》讲的是：周城有一青年段隆，其妻难产，段隆在山中遇到一位白胡子老人，老人帮助段隆妻顺利生产，并送与夫妻二人一株舍利子花树。皇帝知道了这株神树，欲强行抢夺。周城人民忍痛砍了舍利子花树，但在白胡子老人的帮助下又得到另一样“宝贝”——挖出了一股长年不断的清泉，从此周城人再不惧旱灾了。这一传说既解释了周城地方风物的来源，又反映了在传统阶级社会周城民众的阶级情感和对神异力量的期盼，同时还曲折地表现了当地民众渴求提高生产力，征服自然旱灾，改善生存环境的心路历程。《蝴蝶泉》讲的是：有位青年猎人叫杜朝选，有次在云弄峰打猎遇到危害当地人的妖蟒，便向蟒妖射了一箭。第二天，杜朝选去寻找妖蟒，在祁摩洞遇到两位女子在洗血衣，原来，这两位女子是被妖蟒捉到洞中的民女。在两位女子的帮助下，杜朝选杀死妖蟒。为报救命之恩，两位姑娘欲对杜朝选以身相许，被拒绝后，羞愧跳入龙潭。杜朝选知道后深感辜负了两位姑娘的好意，也跳入龙潭殉情而死。其后，从龙潭中飞出了三只彩蝶。天长日久，龙潭周围的蝴蝶越来越多，龙潭就变成了蝴蝶泉。为感激杜朝选烧死危害当地民众的妖蟒，周城人把杜朝选奉为本主祭拜。《蝴蝶泉》传说蕴含丰富的生态文化内涵，它一方面反映了在早期生存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狩猎生计方式对于周城民众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展现了传统时代白族人民在游赏春光时对大自然神奇景象的咏叹。

　　在前工业时代，人类的生产主要依赖于自然环境，对自然物候、气象规律的把握及在生产过程中劳动经验的总结与能否获得丰收息息相关。周城的民歌、谚语等韵文体民间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传播、传承这些经验、规律的重要载体。如“你误庄稼一时，庄稼误你饭碗”，“初一下雨，初三晴，初三下雨，九不晴”……而大本曲、吹吹腔等说唱类民间口承文艺，则常常被群众带到田间，鼓舞劳动情绪，庆祝劳动丰收，内容十分丰富。例如，新中国建立后，由周城民众集体创作的吹吹腔剧《四炮其响闹春耕》就积极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

　　除此以外，周城地区的民间舞蹈“双飞燕”、龙舞、狮舞、虎舞、猴舞、麒麟舞、凤凰舞等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体现了周城民众对居处的自然环境的体验、感悟和想象，对自然生灵动作的模拟与演示。

　　结语

　　通过以上对大理周城传统及现代的白族生态民俗事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充满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在构建生态文明的当下，在白族民俗文化研究中，积极发掘诗意栖居与和谐守望的命题，既具有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利发展，构建健康、环保的现代生活模式的现实意义，又能更好地促进白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注释：

　　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94.

　　②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31.

　　参考文献：

　　[1]江帆.生态民俗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杨伟林，张云霞，王锋.白族简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3]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饮食文化论文【1】

　　河源客家美食有三个系列:一是风味餐，主要有盐局鸡、水蒸鸡、红焖肉、酿豆腐及一些小店的全猪、全牛、豆腐套餐。

　　二是湖鲜餐，主要是万绿湖码头所在的新港镇及湖内锡场镇提供的桂花鱼、鲶鱼等湖鲜。

　　三是野味餐。

　　此外，五指毛桃汤、客家娘酒和米排粉被称为河源餐桌上的“三宝”。

　　购物土特产品有米排粉、黄沙柿饼、顺天红薯干、五指毛桃、客家娘酒、竹木工艺品、紫金辣椒酱、连平香菇、酸萝卜等。

　　客家美味，唇齿留香。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河源的饮食文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主流菜系东江客家菜有了创新和提高，更讲究主料、原汁原味和乡土气息，并发展出了一些极富特色的民间餐饮。

　　东江盐局鸡、红焖猪肉、东江酿豆腐、上汤桂花鱼、客家酿三宝、娘酒醉河虾、清煲草鱼、水晶鸡、薯丝煲、咸香鸭是十大客家名菜，深受人们青睐。

　　近年来，川、湘、东北菜和西式快餐等纷纷抢滩河源，丰富壮大了河源的饮食家族，可以满足您多方面的口味需求。

　　东江盐?h鸡

　　色泽金黄，皮脆肉嫩，骨酥味香，并具补益功效，是客家菜系中的传统名菜。

　　据传是一位贤慧的客家妇女为了让久病的丈夫开胃口而特意精心制作，丈夫吃后很快康复,这种烹调法也流传下来了。

　　东江酿豆腐

　　沿用客家人传统制作技巧，豆腐滑嫩，馅料味美，原煲上席，滚热烫口，香味四溢。

　　红烧猪肉

　　色泽金黄，风味独特，爽口软滑，肥而不腻。

　　水晶鸡

　　客家菜中的创新产品，鸡色黄润光亮，原汁原味，肉嫩味鲜，汤汁香浓。

　　咸香鸭

　　选用本地特产土鸭精心制作，色泽金黄，香味浓郁，是一味独特的下酒好菜。

　　清煲草鱼

　　选用本地优质水源饲养的草鱼，配以多种佐料烹煲，肉质滑嫩，鱼味鲜美。

　　上汤桂花鱼

　　选用万绿湖特产桂花鱼精心制作，刀工精细，鱼色乳白，口感鲜美，清甜嫩滑。

　　娘酒醉河虾

　　娘酒香醇，河虾肉爽，鲜甜可口,营养丰富,原是客家妇女坐月子的主要补品，摆上筵席，别有一番风味。

　　客家酿三宝

　　酿苦瓜、酿辣椒和酿茄子集于一盘，色泽各异，形态美观，味道独特。

　　薯丝煲

　　选用本地特产红薯丝配以多种佐料精制，薯丝爽口，滑而不涩，美味香浓。

　　饮食文化论文【2】

　　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很早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

　　人虽然作为高级动物，但仍需要与普通动物一样:“吃”。

　　所以，零零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也孕育而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

　　饮食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常展长新的行当，而饮食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一种“吃”的文化。

　　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有着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

　　所以也就使得中国传统的饮食美食都“食出有门”如中华饮食文化理论奠基人??孔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饮食“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

　　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

　　中华茶道始主??陆羽认为茶道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等量齐观，他曾遍访名茶产区荐评品第，又精研泉水，次第品级。

　　中华食文化之圣??袁枚其《随园食单》经历五十年才写成，成为中华饮食史上光前裕后之作，也有中华饮食文化“食经”的美誉。

　　还有以味道治国的大臣??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所以就有了 “治国若烹小鲜”之说。

　　由此，这就形成了我们传统的饮食有“四重”的特点:

　　1、重食:古人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见面常问“吃过没有?”足见饮食文化的地位。

　　2、重养:以“五谷”养“六脏”，饮食中重视人体养生保健。

　　3、重味:中华饮食最注意食物的味，讲究“色、香、味、型”。

　　各种味道差异构成各种菜系的基础。

　　4、重理:注意各种食物的搭配，以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等阴阳调和之理性认识指导烹饪。

　　正是由于中华饮食讲究料、作、食等等的精细，内容丰富且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既兼容又特别，从古到今，历代相传又推陈出新。

　　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

　　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七大盘、八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八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八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

　　因此，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可以简单概括成八个字:精致、悦目、坠情、礼数。

　　这八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精致;我们在得意时都喜欢在酒馆、餐厅里点几个精致小菜，或自己做几个精致小菜来犒赏自己与亲戚友人，而这时就需要吃出一种气氛、品位甚至是文化来。

　　饮食既然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吃”的文化，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

　　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 “精致”。

　　尤其是现在非常注重个人身体保健的现代社会，更是要求我们的饮食向精致化发展，使饮食中融入文化，透出文化，从而“吃”出文化来，避免和摒弃那种“过之屠门而大嚼”不雅行为和有损健康的不良习惯。

　　悦目;这是将“吃”的文化与内涵进行升华的高级阶段，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

　　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它令食者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同时，更令人拍案叫绝和赏心悦目。

　　这种悦目，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

　　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

　　令人悦目的美味佳肴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悦目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坠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

　　因为菜系和饮食中蕴藏着各种感情在其中。

　　做的人付出心血和真情用心去做，而吃者更是品味到自己喜欢的饮食则抱着的是一种感激与赞赏。

　　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

　　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

　　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

　　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

　　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

　　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

　　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

　　礼数;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

　　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与礼数也渗透到了饮食当中。

　　而饮食讲究“礼数”，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

　　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礼数”中也讲究着一种秩序和规范，比如在重要场合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有些菜的象征、来历等等都体现着“礼数”。

　　我们谈“礼数”，更应把它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从而构成中国饮食文明的逻辑起点。

　　饮食中的精致、悦目、坠情、礼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这个整体概念。

　　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便形成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

　　而中华饮食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用嘴“吃”出来了一种文化，一种浓厚的中华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已经得以前仆后继的不断弘扬，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自己和身边，影响到了全世界的饮食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