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背了旅行包的身影融人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他那矮矮的个子和满头的银发在人群中特别显眼。

　　王先生是新加坡人，祖籍海南琼海。他是我一个亲戚的朋友，几年前因办一份华文杂志，听了亲戚对我的一番“吹捧”，就想让我帮他在中国组点稿子。

　　大约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王先生寄来的杂志，还有一封信。杂志是方方正正的那种，封面看上去很古板，毫无美感，这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翻开内容，我更加失望，印刷粗糙，文章零碎，插图生硬，简直不忍卒读。翻开信，字迹工整但齐刷刷向左斜：

　　“我是一个50多岁的人，书读得不多，只念到中四，18岁两手空空就踏入商场，曾经起落多次，现在还是个小小商人。没有文化根基的我，却不知天高地厚偏偏喜爱搞出版，从1986年至1996年这10年里亏损了一百万，从没有资格申请出版许可证到可以申请出版许可证，这之间走过许多艰苦的日子。在依靠有资格申请许可证朋友的那段时间，看尽他人脸色。后来，我终于以编辑与社长的身份取得了出版资格。刊物间断性地出版……”

　　第一次见王先生，是在黄金酒店的一楼茶座。王先生个子很矮，也就是一米五的样子，头发几乎全白了，气色却很好，目光炯炯有神，手里拿着皮包和手机，腕上戴着一串木珠。寒暄过后我们聊起了那份杂志。王先生随手从皮包里抽出一个小本子，不时记下他认为有用的东西。等我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讲完自己的改进建议，王先生笑着说：“你讲得很好，但你说话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这样会影响到别人的。”我立刻红了脸。等我用压低了的嗓门继续说话时，王先生不时地点头说：“这样正好，这样正好。”

　　当时我对新加坡正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好感，我喜欢谈新加坡的文明、整洁、安全和有序。没想到王先生的看法却不相同：“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好与不好。中国人只要肯干，就会生活得很好，不像新加坡人那么累，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而且挣一辈子的钱还不够买一间房子。”

　　王先生的名片也很有意思，一身多职：风水勘察、刊物编印、美容产品制造、佛学指导。用他的话来说，他几乎什么行当都干过。为了谋生，他曾去过台湾、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光是在台湾就待了十多年。

　　看得出那时王先生的生意还比较顺利，手机响个不停，而且都是国际长途。听我的亲戚介绍说，王先生曾被邀请到土耳其和日本看风水，还在马来西亚与人合开了一家工厂，沈阳有家美容连锁店固定向他订货，数量很是可观。

　　后来王先生采纳了我对杂志栏目设置、文章选择、封面设计方面的建议，但改进后的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办不下去了。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袭击，王先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生意一败涂地。

　　休整了一段时间后，王先生开始把生意的重心转到了中国。他来中国的机会多了起来，但生意做得很辛苦。他给自己总结说：“只要一有积蓄，我就想出门找新的生意，就想编印我的杂志。如果钱花得差不多了，我就会待在新加坡休息和调整。好在我的太太开了间文具店，可以有固定的收入养家。”

　　去年整整一年都没有王先生的消息。我的亲戚打电话来说起王先生，不住地叹气。原来一直向王先生订货的沈阳那家美容院关了门，王先生在福建泉州投资开的水晶店，合伙人以水晶卖不出去店里又遭抢劫为名拒付王先生的货款，使王先生几万新币血本无归。无奈之际，王先生重操旧业，又开始给人看风水，并开始学做装修。

　　装修？王先生这把年纪要去搞竞争最为激烈的装修业？握着电话听筒，我不住地摇头。

　　今年的清明前夕，王先生回海南扫墓，我们又见面了。他依旧是老样子，从他脸上看不出生意场上“死里逃生”的痕迹，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积累、投资、亏钱的循环吧！我把他电话里要的神州行卡交给他，他立刻把新加坡的手机卡换了下来。

　　“你为什么不到福建追回货款呢？要回一点是一点嘛！”我老忘不了那事。

　　“这样的事在中国我碰到得多了。如果一个人心地不好，存心坑你骗你，你追下去，钱要不回来赔了路费不算，还会吃更大的亏。自认倒霉吧，算我看错了人！”

　　“装修搞得怎么样了？”

　　“刚开始我什么都不懂，请人来搞，他要分大头儿。现在好了，选材料、核成本、谈价钱，都由我来做，虽然赚钱不多，但总算喘过气来了。过两天我准备到上海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做的生意。如果我的出版许可证没有吊销，我还准备重新把那份杂志办起来。”

　　他依旧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并不时写下几行大大斜斜的字。“年纪大了，好多东西记不住，所以重要的事情必须记下来。”他像是跟我说，又像在自言自语。

　　“我看你的记忆力和精神状态都很好，与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同。”

　　“过去我也一直这么认为。可有一次我整理电话本时看到了我在中国台湾时一个好朋友的电话，我顺手一拨，竟拨通了。一个男孩儿接的电话。我报了朋友的名字，就听这个男孩叫着：‘公公，你的电话！’我不禁一愣。你看，我的朋友已经有孙子了，我能不服老吗？”

　　王先生去上海那天，我与妹妹一起到机场送他。互致平安挥手道别后，王先生背了旅行包的身影融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他那矮矮的个子和满头的银发在人群中特别显眼。我突然记起这是一个周末，不过对于一生奔波的王先生来说，周末与周一又有什么区别呢？

　　补记：几天前王先生又打电话来说下一段他的多半时间要待在中国，需要一张海口的手机卡。待我将10来个备选的号码传真给他时，他一下子就挑中了末尾号码为“5500”的手机号。他说：“我今年刚好55岁，5500表示我在55岁这年一切从头开始。我希望这个号码能带给我好运。”

　　十三岁那年，我的命运因为一次捉迷藏而改变。

　　那时，我父亲在一家工厂做仓库保管员，母亲在一个区级工人文化宫做图书馆管理员。我是他们收养的独女。父母的收入虽然不高，但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加上住在东城的姥姥，时常的补贴，所以我们的日子也算得上小康。

　　由于家里没玩伴，我常常跑出去找胡同里的小孩玩。那个傍晚，只有二毛、小娅、苏苏和我四个人出来玩，我提议去妈妈工作的图书馆捉迷藏。她们都兴奋地同意了。因为那天我妈妈去姥姥家请舅舅帮忙写大批判稿。她没带图书馆的钥匙。

　　我们到了图书馆，就欢天喜地地玩了起来。当然我是大赢家，因为我占了地利人和的优势。我的胜利终于令大家厌倦乃至气愤了。我赶紧说再玩最后一盘吧，我一个人藏，她们三个人找。她们勉强地同意了。这一次，我藏到最后一排书架后面一间放杂物的小储藏室，里面有个壁柜，上面吊了把铜锁。其实锁是虚挂在那里的。她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来到壁柜前，却被那把锁唬住了。最后，二毛迟疑地说，毛妹，你要是在里面你就快出来，你不出来我们就走了。她的话音刚落，苏苏带着哭腔说要上厕所。

　　接着，我还没对所发生的事情反应过来，她们的脚步声已经消失在门外了。从此没再回来，事实上，她们从此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并且那天晚上她们并没有回来找我，这也是我无法释怀的地方。

　　不过，和我父母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相比，她们的行为就不足为奇了。那天夜里在图书馆，我在心里一遍遍呼唤的主要是他们，我一直到最后都相信他们会来找我。第二天一早有人来开了门，我从书库里溜了出来时，回到家里。发现一切如故，父亲跟平时一样去上班了。母亲背对着门在床上躺着。当我走进屋子，她只是回过头看了我一眼，我注意到她眼睛红红的，脸色苍白，便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妈。我想她只要一开始骂我，问我昨晚去了哪儿，让她急成这样，我就扑到她怀里，放声大哭，发誓永远爱她。谁知她说出来的话却是：你姥姥死了。

　　我感到身体里什么东西嘭的一声响，断了。我重重坐到旁边一把椅子上，对母亲的话没作出半点回应。她又说一句：你姥姥死了，是给他们打死的。我听见自己遥远的声音：哦。就是这样轻轻的一句话，在那一刻，姥姥的惨死比起我昨夜的伤痛竟然如此微不足道。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是我们这座都城的伤心之夜，许多人家遭遇了不幸，许多居民在这一天惨遭杀戮。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但是，即使我后来得知姥姥惨死的细节，我也没能理解他们对我失踪一夜不理不睬的冷漠，正如他们未能理解我对姥姥之死的冷漠。从那天起，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养女。大概就从那天以后，我不再叫他们爸妈，而改用了“老爹”“老娘”这种玩世不恭的称呼。

　　显然，到死他们都不明白我们互相之间变得这么疏远的原因，正如我也不明白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