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0出头的奶奶养育了3个孩子和一群鸡鸭。那年,一窝鸡蛋孵到只剩两天出壳,母鸡却意外身亡。奶奶只好把鸡蛋移至灶头人工孵化。在奶奶将新母鸡物色好之前,有4只性急的鸡仔先出壳了。这4只第一眼认错了妈妈的小鸡仔在此后的日子里总是跟在奶奶的身前脚后,而对“继母”感情淡薄。后来,这4只小鸡仔因为缺少母鸡的庇护先后夭折。

　　在此之前,奶奶及奶奶的前辈们就明白一个理:小鸡小鸭总是把它生出后看到的第一个在眼前晃动的物体当做妈妈,而且以后很难改变。

　　在奶奶孵鸡的同时,万里之遥的奥地利,一位名叫洛伦兹(Lorenz.Konrad)的小伙子正在观察一群小动物。洛伦兹从医学院毕业后回到了位于奥地利北部的家乡,承续祖业行医疗病,同时从事动物学研究。1935年春天,洛伦兹偶然发现一只刚出世的小鹅总是追随自己,几经分析排除,他推测这是因为这只小鹅出世后第一眼看见的是人,所以把人当做了它的母亲。进一步的实验证实了这一推测。继而,洛伦兹总结出“铭记(impriting)现象”,又称“认母现象”,并提出动物行为模式理论,认为大多数动物在生命的开始阶段,都会无须强化而本能地形成一种行为模式,且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极难改变。这一理论成为后来“狼孩”研究中最站得住脚的答案之一。

　　如今我们生活中正着力推广的“母婴同室”、“早期教育(也叫关键期教育)”都源于这一理论。洛伦兹藉此成为现代动物行为学的创始人,并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奶奶在洛伦兹之前就知道鸡鸭有这种被称为“认母行为”的现象,但奶奶不能将此推广至所有的动物,更不能提出一套理论,建立一门学科,所以她与诺贝尔奖无缘,尽管奶奶与1953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如此地近。

　　1986年，我六岁了，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爸爸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要让我去读普通小学而不是聋哑学校。他相信我能做得到。

　　全家人经过商量，选中了方家巷小学，因为那所小学和奶奶家仅仅相距一两百米，而且和妈妈的工作单位也靠得比较近。

　　很快，小学报名的时间到了。在奶奶的带领下，我第一次走进了小学校门，郑重地在招生报名表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周婷婷"。没想到，我们祖孙俩刚转身一走，这所小学的老师就开始嘀咕起来："让聋儿读正常小学，真不知脑子是怎么想的！"不久之后，学校公布了新生名单，奶奶和我找了个遍，也没发现我的名字。

　　于是，爸爸和奶奶带着我，第二次来到方家巷小学，直接找到了陈校长。听了爸爸的动情演说和我的精彩表演，再加上我已经认得两千多个汉字，陈校长终于同意了，他说："好！就让她试着先读学前班吧！"虽然不能直接升入一年级，但毕竟我真的可以上普通小学了啊！因此，我们一家人高兴极了。

　　就要上普通小学了，全家人在兴奋之余，还带着一丝担心。他们担心我一旦上学后，在一群同龄的健听孩子之中，是否还能得到良好的保护。所以，在开学前，全家人专门为我准备了一次特殊的模拟课。

　　模拟课堂的教室，就设在奶奶家的客厅。我们准备了家里的桌椅，作为课桌课椅。爸爸当老师，妈妈、奶奶、爷爷当我的同学，端端正正地坐在我的旁边。爸爸还准备了小小的黑板，在黑板上写着：

　　上学：每天上午戴助听器上学。

　　放学：每天放学回家。

　　上课：上课铃响了，进教室，坐好。

　　下课：下课铃响了，休息十分钟。

　　然后，又教我什么是班级、同学、老师、作业等。

　　最后还教我，每天上学，看见老师要有礼貌地向老师问好，要说"老师早"；每天放学也要有礼貌地和老师再见，这时要说"老师再见"。

　　经过反复的模拟训练，我很快学会了基本的行为规范。之后的几年里，只要见到老师，不管是不是教我的，我都会大声喊"老师好"、"老师再见"。全校的老师，都对我印象很深，夸我是一个有礼貌的小学生。

　　开学第一天，秋高气爽。我背起书包，兴奋地站在家门口，冲着玻璃窗哈了一口热气，用手在上面写下了四个字"我上学了"。然后，在奶奶的陪同下，我蹦蹦跳跳地去了学校。秋天的阳光温暖地照在我身上，爸爸妈妈目送着我离开，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

　　我第一次以小学新生的身份，迈进了小学校门，走进了学前班教室，坐在属于自己的座位上。因为听力不好，老师特意安排我坐在第一排。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奶奶并没有离开教室，而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小椅子上听老师讲课。

　　极少有家长专门陪着自己的孩子一起上学。奶奶之所以陪我一起上学，一起上课，带着我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都是为了保护我，不让我受到伤害。于是，在我上的那个学前班上，总会出现这样特殊的场面：一个耳带助听器的六岁聋女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一前一后地坐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就这样，奶奶一直陪我读到我小学一年级结束。

　　因为奶奶的陪读，让我顺利地开始了小学生活，我幼小的心灵没有受到过任何的伤害，也没有留下任何痛苦的回忆。那段在幼儿园时的形单影只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