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史上最抠门儿的历史皇帝人物是谁吗?读了以下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了史上最抠门儿的历史皇帝人物是谁了!

　　宋太祖赵匡胤生于一个没落世家，早年历尽生活的坎坷，后来“黄袍加身”，成了大宋的开国皇帝。

　　但他富贵后却改不了“抠门儿”本色，皇宫里的窗帘是用很便宜的青布制成;衣服也很简单，和一般小官吏的布质是一样的，而且总是洗了再穿，穿了再洗，很少换新的。

　　这在历代帝王中是十分难得的。

　　要了解一个帝王是否奢靡，看其内宫的人数便知道了。

　　赵匡胤的内宫是历朝历代最简朴的，宦官只有五十余名，宫女也只有二百多名。

　　即便如此，赵匡胤仍认为太多了，还遣散自愿出宫的五十余人。

　　赵匡胤称帝后，北汉政权尚未被统一进大宋的版图。

　　在一次御驾亲征攻打北汉的途中，正逢七夕节，赵匡胤送给在汴京的母亲和妻子(太后和皇后)的节礼是：太后三贯钱，皇后一贯半(千钱为一贯)。

　　有一次，赵匡胤的女儿永庆公主觐见父亲，公主穿着一件新外衣，上面用五彩金丝缝缀着一片片孔雀羽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十分华美。

　　谁知赵匡胤一见她就说：“你把这件华服脱下，以后别再穿了。”听到父亲的话，公主很不理解，撅着嘴巴说：“宫里翠羽很多，我是公主，有什么要紧?”宋太祖严厉地说：“正因为你是公主，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到处炫耀，别人就会效仿。

　　战国时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结果全国上下都跟着学，搞得紫布都贵了好几倍。

　　你的这件衣服上面有金丝线、孔雀羽，你知道一件要花多少钱吗?如果别人再效仿你，全国要浪费多少钱?你现在的地位和生活已经很优越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宋太祖不只是对亲人严厉，他对自己也十分克制。

　　据史载，有一次，宋太祖半夜起来，突然非常想吃羊肝，可是犹豫了半天不肯下令。

　　左右问他：“皇上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吧，我们一定照办!”太祖回答说：“我若说了，每日必有一只羊被杀!”结果他硬是忍住没吃。

　　宋太祖如此节省，也有其苦衷。

　　五代十国的国君几乎个个挥霍成性，官吏也跟着奢华，使民间经济非常贫弱。

　　宋太祖当了皇帝后，决心改变社会风气，以解除民间疾苦。

　　他的作为也的确产生了示范作用，北宋初期士大夫竞相以节约自勉：州县官上任时，奢侈浪费讲究排场的迎来送往都取消了;小官上任时，很多只穿草鞋、拄木杖，徒步而行。

　　这种为天下守财的精神，的确使当时的宋王朝积累了不少财富。

　　而通过征服天下的战争，又取得了降国不少的奇珍异宝。

　　单就后蜀来讲，其储存的金箔水陆同时运输也要十年才运得完。

　　宋太祖将所有财宝全数收藏在国库里，只有国防军需、赈济天灾时才拿出来使用。

　　北宋建国不久，便已有32个国库堆满了金银锦帛珍玩。

　　对自己和亲属极其节俭的赵匡胤，在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维护安定方面，却出手大方。

　　面对边界强敌威胁，他并没有劳民伤财地不断去打仗，而是拼命积累国家财富，以钱买地盘，从而避免双方交兵，如他曾想用“备价取赎”的手段，向契丹买回燕云十六州。

　　“杯酒释兵权”时，他便以钱财来交换军团将领的兵权。

　　“多积金银，厚自娱乐。

　　使子孙无贫乏尔”“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都是当时他承诺的条件，最终使那些兵权在握的将帅们解甲归田，安分守己地度过余生。

　　这比其他朝代为求安邦而大肆杀戮开国功臣的做法，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当然，宋太祖用来“买通”大臣的钱财数目也相当惊人。

　　如侍中(相当于宰相)范质生病时，宋太祖亲赐金器两百两、银器千两、绢两千匹、钱两百万;开国元勋赵普有病，赵匡胤又赐银器五千两、绢五千匹……这与太后以及皇后的七夕节礼金，其数量与价值简直是天壤之别。

　　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大宋王朝，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建立了相当稳定的政权，这不能不归功于赵匡胤这位大宋王朝开创者的大公无私及其独特的治国方略。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谥号昭烈皇帝，史家又称为先主。你看过哪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呢?以下是关于历史人物刘备故事，欢迎阅读!

　　历史人物刘备故事【1】

　　东征

　　建安二十五年十一月，曹丕“受禅”称帝，代汉建魏。

　　曹丕此事做得仓促，宣传工作很不到位。

　　金城太守苏则在任上听到的消息居然是汉献帝驾崩了，为此还发了一回国丧。

　　后来知道不是驾崩，而是“禅位”，苏则悔恨不已。

　　有一次，曹丕恨恨地说:“我受禅即位，天下却有人为此哭泣!”此话影射临淄侯曹植，但苏则在边上以为说的是自己，“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

　　若不是御前高级顾问傅巽掐住了他，性格刚毅的苏则篓子就捅大了。

　　与此同时，刘备在益州也听到了汉献帝被害的消息，也“发丧制服”，并给苦命的汉献帝议定了谥号:“孝愍皇帝”。

　　次年四月，刘备绍继刘氏皇统，即位称帝。

　　改元章武。

　　为还活着的汉献帝发丧一事，往往被看作刘备虚伪的铁证。

　　刘备虚伪不假，但发丧之事尚有别说:曹丕称帝过于猴急，连自己下属的一些太守级别的地方大员都没有弄明白事情的真相，远在西蜀的刘备受到流言的误导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

　　通常说来，从皇帝即位所处的时间点上大致可以推断这个新王朝的最终命运。

　　在创业的上坡路阶段即位的皇帝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如光武帝刘秀，又如明太祖朱元璋;而在创业的下坡路阶段即位的皇帝，其即位的目的往往不过是为了在失败之前尝一尝皇位的感觉罢了，无非是“过把瘾就死”，公孙述存着这种心思，吴三桂也是如此。

　　但是也有例外。

　　刘备是在关羽覆败、孟达叛变之后即位称帝的，按说应该和吴三桂归为同类，但他的年号却是“章武”。

　　“章武”者，彰显武力的意思。

　　单从这个年号的选择上，就应该知道诸葛亮、赵云等人阻止不了刘备出三峡东伐的决心。

　　七月份，刘备力排众议，亲征江东。

　　其实这一行动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蜀汉集团的统治秩序主要由荆楚士人支撑，世称“昭烈入川，荆楚人贵”，荆州士人在蜀汉集团内部占据着七成以上的权力比重。

　　关羽覆败，荆州易主，这对于荆楚士人而言，打击是很大的。

　　荆州未失之前，这些人在蜀汉集团内部的身份属于“土著”。

　　他们在心理上拥有主人翁的优势;荆州失陷之后，他们和那些来自雍、凉、三辅的客居士大夫们如法正等人一样，成了寄寓士人，客居心理陡然超越了地主之感。

　　蜀汉政权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变成了寄居的螺壳，而自己就是那些没有了归属感的软体动物。

　　东征的目的之一在于照顾这些陡然丧失了归属感的荆楚士大夫们的心情，这一点从刘备东征的随员籍贯中就可以看出来，智囊马良、先锋冯习、张南都是荆州人氏。

　　二、孙权敢于袭击荆州，斩杀关羽，其实是有依仗的。

　　这种依仗力量主要来自两点:

　　1 荆州对于江东集团生死攸关，江东集团必须拿下荆州，获得一条完整的长江防线，才能把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是自我求生的力量。

　　2 孙权看透了刘备集团的致命弱点。

　　“刘”这个国姓固然曾经给名微势弱的刘备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福祸相依，这个国姓也成了刘备最大的弱点。

　　许多年来，刘备一直都打着“拥汉反曹”的旗号活跃在政坛上，拥汉反曹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面旗帜、一颗商标。

　　刘备必须意识到:从他打出这面旗帜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他不会再有退路，他必须把反曹进行到底。

　　孙权深知这一点:蜀汉集团必须反曹，这一点毫无商量的余地。

　　所以在当下的三角关系中，蜀汉集团与江东集团之间的外交政策必然会表现出相当大的软弱性。

　　不是他孙权急于和刘备结盟，而是刘备从一开始就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和自己结盟。

　　基于这种判断，孙权最初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荆州之争，他派了诸葛瑾去谈判，但没有结果·同样是基于这种判断，孙权决定对刘备动武。

　　动武之后，孙权似乎也料定了三角关系中已经和最强者曹魏集团终生为敌的最弱的蜀汉集团，是没有勇气和自己开战的。

　　虽则如此。

　　孙权对于袭杀关羽的后果也并非没有做最坏的打算。

　　他将“都城”(江东集团此时尚未建固)自建业迁至鄂县。

　　将其改名武昌，亲自坐镇于此，正是为了以防万一。

　　陆逊也以被任命为镇西将军，镇守进出三峡的重要据点夷陵，荆州西线防务也已大幅度加强-更有甚者，孙权在袭破关羽之后，对外还表露出一种乘胜追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思，他任命自己的手下爱将周泰遥领汉中太守就是明证，而这也更加刺激了刘备东征的决心。

　　直到刘备引军东向的那一刻，孙权仍然对自己的这种判断抱有极大的信心，他“遣书请和”。

　　《三国演义》里说孙权愿意退还荆州之地。

　　但史书对此没有记载，纯属虚构。

　　孙权“请和”的用意大概如此:在他的判断中，刘备东征之举纯粹是为了面子问题(刘备与关羽之间的微妙关系降臣麋芳等人大概会向孙权讲述--他们被安插在荆州正是刘备制约关羽的手段之一--所以孙权大约也知道，刘备此举其志不在为关羽报仇)，只要自己给个台阶，刘备大概会顺溜下滑，吞下这个哑巴亏。

　　但刘备没有顺竿下溜，而是“盏怒不许”。

　　对于自己的七寸，刘备知道得要比孙权更深刻。

　　同样，刘备也极为清楚，从袭击荆州到此刻的送书求和，孙权一直是掐着自己“必须反曹、不能绝吴”这一七寸在行事。

　　被人如此玩弄于股掌之间，是一种比被人直接击败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耻辱。

　　这种耻辱对于刘备则更甚:因为他是一个寄居在别人屋檐底下忍气吞声多年的人，在功成业就之后再受到这种耻辱，自然在心理上更加难以忍受。

　　这也就无怪乎刘备会极端愤怒地拒绝“讲和”了。

　　三、魏国内部曾经讨论过刘备是否会东征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不会，认为“蜀，小国耳，名将唯羽。

　　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

　　唯独刘晔说:“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

　　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魏书·刘晔传》)三足之中，蜀汉最弱，刘备此举，实则有耀武自强之嫌。

　　这当中还牵涉到刘备的性格。

　　刘备虽然能屈能伸，但报复心很强，他不是那种打落牙齿往肚里吞的主儿。

　　孙权袭取荆州，又抓住了自己的七寸，刘备自然是要报复的。

　　“章武”年号的选择其实正是刘备对外发布的“威武自强”的信号。

　　历史人物刘备故事【2】

　　煮酒论英雄

　　曹操为试探刘备，在喝酒席间问刘备现今世上何人能称得上英雄。

　　刘备连说几人曹操都嗤之以鼻，最后曹操说:天下能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你我二人了!(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闻言大惊，以为被曹操看出了自己想要做大事的心思，筷子吓得掉到地上。

　　曹操问其为何如此惊恐，刘备说是因为外面打雷，被吓到了。

　　曹操大笑说难道大丈夫也畏惧打雷?刘备回答说孔圣人都怕，更何况是我。

　　三让徐州

　　曹操以报父仇为名，派兵攻打徐州，陶谦向孔融、田楷求救，刘备应孔融之请，带领关羽、张飞、赵云和数千人马奔赴徐州。

　　刘备与曹军对阵，获得了几次胜利，陶谦先后三次主动提出将徐州让给刘备，刘备前两次就拒绝了。

　　第三次陶谦病重，临终之时再次请刘备领徐州牧，刘备依然拒绝，而后徐州军民极力表示拥戴刘备执掌州权，关羽、张飞也再三相劝。

　　至此，刘备才同意接受徐州大权，担任徐州牧。

　　白帝城托孤

　　关羽兵败被俘，不降，被杀。

　　刘备闻后尽起全国大兵去讨伐吴国，为关羽报仇，当时诸葛亮为了防备魏军乘虚偷袭成都，所以没有随刘备出征而是留守成都。

　　但是刘备被吴火烧联营，大败后兵败退到白帝城，一病不起，诸葛亮前来时，刘备对诸葛亮说:“如果你看阿斗是个当皇帝的料子，

　　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是个当皇帝的料子，你就把他废黜了，你自己当皇帝吧。”诸葛亮一听立刻跪下说:我一定会全心全意辅佐刘禅的，绝不敢有一点自己当皇帝的意思。

　　一定会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历史人物刘备故事【3】

　　夷陵之战

　　虽则此役政治气息浓厚，但我们却很难判断刘备东征的具体军事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刘备出于政治目的发动这场战役之后，在军事上究竟希望取得一个怎样的结果。

　　这一点，恐怕刘备自己心里也没有谱。

　　从刘备前期调兵遣将、部署兵力的种种迹象来看，他似乎并无与江东军队决一死战的决心。

　　他先让马良等人进入武陵郡，联络那里的蛮夷部落，让他们从南面骚扰江东军，自己却“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并不出击。

　　他一开始还曾让小舅子吴班率领数千人在峡口开阔地带扎下大营，试图诱敌深入。

　　计谋被陆逊识破后，两军前后相持了七八个月，刘备也没有任何主动挑衅之类的动作。

　　作为进攻方的蜀军反而极端致力于固守要害，与出征前气势汹汹相比，这些极度反常的举动自然令人怀疑刘备此役的真实动机。

　　夷陵扼守三峡，是进出荆、益的重要关隘，但刘备却始终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夺取，而是将大军缩在谷中。

　　夹江立营的防御性阵势更进一步表明此役之初他就已经丧失了斗志。

　　因为峡口窄小，大军出谷扎营于开阔地带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背水一战，溃败之后退路艰难，风险很大。

　　大军驻扎在谷中，固然不易取得大的战果，但因谷口狭小易于防守，敌军也无机可乘，安全系数较高。

　　陆逊给孙权的奏疏中对刘备此时的心理有精准的判断：“我考察刘备前后率军作战，多败少成，以此推论，他并不值得畏惧。

　　臣最初担忧蜀军水陆俱进，如今他们反而弃船就步，处处结营。

　　我观察刘备如此布置，其实已经意气沮丧，必然没有其他变数。

　　至尊只管高枕无忧。”

　　刘备弃船就步，也是这种丧失斗志，志在防御的消极态度的产物。

　　因为蜀军顺流而下固然具备极大的优势，但同样的，万一惨败，逆流而上，退路艰难。

　　再如黄权曾经极力建议刘备“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愿为先锋试探敌情。

　　但刘备不从，而让黄权另率偏军屯于江北防范魏军。

　　其中也可看出刘备无意于大规模作战的心态。

　　这是一场极其古怪的战役。

　　刘备既气势汹汹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战役，战争开始之后却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处处以防御为先。

　　事实证明了刘备东征的目的不在军事层面，而在上述的三个政治层面：1　安慰荆州士大夫们的情绪，2　打破孙权对于自己七寸的把握。

　　3　对外显请愿武自强。

　　兵犹火也，玩兵如同玩火，容易自焚。

　　刘备此次借军事行动达到政治目的的企图没有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