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扶养，可能是丈夫扶养妻子，也可能是妻子扶养丈夫，总而言之，是夫妻之间强势的一方扶养弱势的一方。

　　夫妻之间有扶养义务，这意味着妻子可以“啃夫”，丈夫也可以“啃妻”，在夫妻一方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如此回答毋庸置疑。可夫妻一方没有丧失劳动能力，而只是失去稳定的工作，其生活的负担是不是也可以转嫁给另一方？下岗的老公能不能当“啃妻族”呢？

　　2010年5月中旬，湘西南某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夫妻扶养纠纷案，下岗老公为当“啃妻族”把妻子告上法庭，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两极分化，阴盛阳衰埋隐患

　　10年前，贺晓明和尹萍萍曾经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幸福夫妻。那时候，尹萍萍在政府，端着铁饭碗；贺晓明在企业，效益很不错。小两口日子过得悠闲自在，甜甜蜜蜜，锅碗瓢盆不时奏出快乐的交响曲。

　　让这个和谐家庭的生活轨迹发生变化的，是2000年夏天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尹萍萍升官了，从普通公务员提拔为副局长：贺晓明下岗了，丢了工作也没了经济收入。妻子当了官，按理丈夫该高兴才是，可贺晓明心里却十分矛盾。他多少有点儿大男子主义思想，与妻子一下子拉开了那么大的距离，还真有点儿不适应，特别是回到家里，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下岗可以再就业啊，为了拉近与妻子的距离，贺晓明多次出去找过工作，可是他文凭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高不成，低不就。要重新上岗谈何容易。接连碰了几次壁，贺晓明的自信心消磨殆尽，也就心灰意冷了。虽然丈夫找不到工作，但尹萍萍从不埋怨丈夫，加之女儿还小，贺晓明也就安心地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成了一个模范“宅男”……

　　风平浪静下其实危机重重。尹萍萍在副局长岗位上于得风生水起，应酬越来越多，待在家里的时间便越来越少。贺晓明呢，日子过得越来越无聊，越来越没滋味。他没有什么爱好，最大的兴趣就是晚饭后散散步，现在下岗了，与人交往的机会少了，就更需要靠散步来释放郁闷的心情。可是，妻子总是早出晚归，女儿渐大，耍读书做作业，也没有时间陪他。散步总不能老是一个人散吧，开始，贺晓明还一个人走走，可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散步，终归没有什么味道。下岗后，贺晓明心里多多少少有些自卑，散步时经常碰到熟人。“老贺，怎么没带夫人出来散步？”“老贺，夫人又没有陪你来散步？”熟人们或随便或无意的问候，贺晓明听来却如针一样刺在了内心的痛处。不久之后，这散步的事，自然而然地无疾而终。不散步了，贺晓明学会了打麻将。他的牌技不高，输得多赢得少，每天输十元二十元，一月下来也是好几百元。打了几个月麻将，输了上千元，贺晓明心痛了，也就离开了麻将桌。

　　整天待在家里，贺晓明无聊得很。愈是无所事事，愈是胡思乱想，愈是心神不宁。想想老婆在外面风风光光，贺晓明又怎能不担心老婆变心？可老婆是家里的顶梁柱，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他全盘打理，他总不能无端猜疑。贺晓明的心终究是放不下，一天，看到一篇测试女人忠贞度的文章，他如获至宝。

　　尹萍萍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丈夫的试验品。测试共有三大指标十五个小项，从妻子回家的时间，与丈夫谈话的态度，夫妻性爱的频率等逐项打分。一个月的测试时间实在漫长，贺晓明在这一个月里仔细观察妻子的一举一动，并对照那篇文章认真分析，最后的结果让他绝望：妻子的得分惨不忍睹，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出轨的概率十有八九。这种测试终究摆不上桌面，贺晓明不好说什么，只有按捺住心头的怀疑，密切关注着妻子的一举一动。

　　风波乍起，恩爱爱夫妻终分居

　　一场风波骤然而至。2004年初的一天早上，尹萍萍出门上班时，把手机遗忘在沙发上。一条短信飘然而至，贺晓明拿起妻子的手机一看，“想你”两个字跃入眼帘。发短信者是一名公司老总，妻子手机中存着对方的号码。怒火中烧，贺晓明脑海中却是一片空白。也不知过了多久，尹萍萍突然返回了家中。“我的手机呢？”尹萍萍找不到手机，于是问满脸怒容的丈夫。“给你。”贺晓明把手机恶狠狠地甩到妻子身上。捡起手机，尹萍萍愕然地望着丈夫，之后，她从手机短信中明白了丈夫愤怒的缘由。“你怎么解释？”贺晓明几乎是冲着妻子怒吼。尹萍萍急忙解释：“发短信的这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熟人，一个普通朋友，他肯定是发错了，或者纯粹是开个玩笑，在搞恶作剧呢。”可是，这事怎么能解释得清楚呢？贺晓明义怎么可能相信呢？

　　隔阂无法消除，模范丈夫罢工了。以前，尹萍萍下班回家能吃到可口的饭菜，女儿回到家里有爸爸辅导功课，现在，这个家庭了无生机。家里冷冷清清的，女儿被送到了外公外婆那里，贺晓明偶尔做点饭菜，也根本没有妻子的份儿，连残羹剩饭都没有。从那以后，尹萍萍干脆吃了饭再回家，或者根本就不回家，夫妻俩就这样僵持着。两个月后的一天，尹萍萍拗不过丈夫，主动示弱，渴盼着能够与丈夫和解。

　　“晓明，明天是周六，正好我也没有事儿，我们一起去买点菜，把女儿也接过来，好好地过周末吧。’周五的下午，尹萍萍早早地下班回家，尽量温情地对丈夫说道。“我没心情，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两个月的时间，仍然解不开贺晓明心头的疙瘩，他不领妻子的情，继续阴沉着脸，冷冷地回答。尹萍萍也不计较，第二天，她一个人上街买菜，办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把女儿也接了过来。可是，等了好久，也不见丈夫的踪影。贺晓明心里的阴影挥之不去，他原谅不了妻子，面对妻子的退却，他选择了回避，回到了父母家。尹萍萍带着女儿度过了一个孤单的周末，心也彻底凉了。这么多年来，这个家是她一个人支撑着，丈夫下岗了，她不嫌丈夫无能，不嫌丈夫窝囊，没想到，丈夫竟然一点也不体谅，竟然那样心胸狭窄，那样无理取闹。既然都这样了，那就随他去吧。尹萍萍不想再为这桩婚姻作任何努力了，这个索然无味的周末后，尹萍萍搬回了娘家。

　　这对夫妻背向而驶，愈行愈远。贺晓明对妻子不管不问，尹萍萍对丈夫不搭不理，就这样僵持了两年。“我们离婚吧。女儿我来养，抚养费我一个人负担。”2006年五一前夕，尹萍萍沉不住气了。“离婚？门都没有！”分居了两年，对于离婚的事，贺晓明却是死活不肯同意。看着丈夫斩钉截铁的样子，尹萍萍放弃了离婚的念头。生活又恢复了先前的轨迹，夫妻俩继续僵持着……

　　状告妻子，丈夫要当“啃妻族”

　　波澜再起的时候，已经到了2009年8月。这期间，贺晓明也找过工作，不过，一直未能上岗再就业，而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做一些临时工，长则三五个月，短不过三五天，根本就挣不了多少钱，远远不能自食其力。贺晓明日子过得比较节俭，可坐吃山空，几年下来，还是把原本就不多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没钱了，日子还得过，贺晓明开始为生计发愁。实在想不出办法了，贺晓明放下了男人的尊严，使出了最后一招，找到尹萍萍，要妻子每月出扶养费800元。

　　与丈夫的捉襟见肘不同，尹萍萍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可几年的分居生活，已经完全淡化了尹萍萍对丈夫的感情。看着穷困潦倒的丈夫，尹萍萍丝毫不动心。“这么多年来，女儿你没出过一分钱。你一个大男人，难道还要我一个弱女子养？”尹萍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丈夫，哪怕是一个子儿，她也不愿施舍给丈夫。

　　妻子拒绝了，贺晓明还是咬定妻子。三番五次地找妻子，都吃了闭门羹，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2010年初，把妻子告上法庭。不过，他打的可不是离婚官司，而是要妻子每月给付扶养费800元。

　　这是一起罕见的婚内扶养纠纷，法院受理后于2010年5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法庭上，贺晓明有备而来，用朴实的话语道明了他要‘啃妻”的理由：我和她还是夫妻，她有工资，我没有收入，她有义务养着我，也有能力养着我。尹萍萍也搬出了应对之策：丈夫又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一个大男人，难道还要老婆养？自己有固定收入不假，可是收入不是很高，还要一个人抚养女儿，哪里有钱来抚养一个好吃懒做的丈夫？丈夫没有钱，他可以自己去打工，去挣钱，他自己能养活自己。

　　去世的丈夫欠债10万元

　　2011年夏天，徐兰英在家整理东西，突然从一堆旧书信中翻出了一张法院的判决书。目不识丁的她隐约感到事情重大，便叫来大女婿帮忙看看。女婿拿过判决书一看，竟然是一场1998年的债务官司，被告是已过世的老丈人洪森华。徐兰英叹了口气，想起了很多心酸的往事……

　　徐兰英和洪森华结婚四十多年，生了两个女儿，两人的感情谈不上好，也谈不上不好。洪森华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是一名派出所的户籍警。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特殊的时代，他的家庭出身不好，他或许不会和又红又专的、没有文化的工人徐兰英走到一起。所以，婚后家里所有的事都是洪森华说了算，他对妻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什么都不懂。”

　　上世纪90年代初，心高气傲的洪森华辞职后下海经商。徐兰英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生意，只知道他很忙很忙，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搬空了家里所有的存款。那时，一家四口的日常开销，全是靠着徐兰英一个人的几百元收入来维持的。到了后来，还常常有人来上门讨债。徐兰英很害怕，问丈夫该怎么办。洪森华回答说：“跟你没关系，你过你的日子。”

　　可是追债的人越来越多，日子怎么过得下去？1998年底，洪森华去深圳做生意，此时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就剩下徐兰英一个人在家。她实在忍受不了那些追债的人，就在一天夜里，悄悄锁了门后离开了。

　　几天后，徐兰英回家拿东西，看到家里门窗被砸得乱七八糟，她吓坏了，从此不敢再回去，一直借住在亲戚朋友家里。洪森华回上海后，继续做他的生意，大多也是亏本。退休后的徐兰英从没休息过一天，她去超市做保安，帮邻居接送带孩子，在小区里看车棚……几乎什么都做，靠一点点微薄的收入养家，还替丈夫还债。夫妻俩过着流浪的躲债生活，日子很艰难。直到2009年洪森华过世后，徐兰英才又搬回去住。

　　点点滴滴回忆起来都是泪。徐兰英问女婿：“你爸欠了谁的债？”女婿说：“原告是一个叫蒋美美的人。”“蒋美美？”这名字徐兰英有点熟。她想起来了。这个蒋美美曾经和洪森华有过一段往来，是洪森华老早的女朋友。两人分手后，她嫁了个工程师，去四川支内，还生了两个儿子。洪森华和蒋美美一直都有书信往来，后来听说她老公外头有了别的女人，她离婚了，独自带两个儿子生活。

　　判决书上说，蒋美美1994年委托洪森华在上海买房，陆续给了他一些钱，其中包括1。9万人民币、60万日币及2500美金。后来，房子没买成，这些钱被洪森华用在了做生意上，于是他写了4张欠条给蒋美美。可是，还款日期一拖再拖，1998年，蒋美美终于将洪森华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共计人民币10万元。闸北区人民法院支持了蒋美美的诉请。

　　10万元！徐兰英吃了一惊，对于她这种每天都是勉强过日子的退休工人来说，这就是个天文数字。这些年，洪森华在外头欠了不少债，有些徐兰英已经替他还了，但她没想到丈夫生前还欠了蒋美美这么大一笔钱。这钱，她肯定是拿不出的。

　　判决书上的落款日期是1998年，事情过去了十几年，欠债人也已过世。别人都对徐兰英说：“你就当不知道这个事，反正也没人来找你还债。”可是徐兰英做不到。

　　洪森华以前的那些债主，她都不认识，可是蒋美美她是认识的。一想到欠了这个和洪森华有点关系暧昧的女人的钱，徐兰英的心里就有点不太舒服。她憋了一口气，不管有多难，都要把这个钱还了，要和蒋美美撇清关系，绝不能让她看轻了自己。

　　十几年前的老案子再次恢复执行

　　徐兰英找到了闸北区法院，从那里打听到了蒋美美曾经的地址。她托人写了封信过去，说明了想还钱的事。信寄出没多久，就因为查无此人，被退了回来。徐兰英心想自己不识字，信的地址也许写错了，还是亲自去跑一趟保险点。于是，她就顶着夏天火辣辣的太阳那里找，门牌号是找到了，可住在那的人都说没听到过一个叫蒋美美的人。

　　徐兰英又寻到了居委会，人家给她的回答同样是：“这几年来都没有一个叫蒋美美的人住过。”徐兰英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她想到了派出所。但是派出所民警回绝了她的请求，他们对徐兰英说：“个人信息不能随便查，要有单位介绍信才行。”

　　没办法了，徐兰英再次找到法院，想找当年的承办法官想办法。事情就是这么不巧，这位年轻的承办法官前几年也因病去世了。徐兰英一下子陷入了还债无门的境遇……

　　徐兰英的小姐妹听说了这事后，都劝她说：“事情过去这么久就算了吧。你老公死了，法官也死了，人家又不来找你，你还还它做什么？”徐兰英听了摇摇头说：“话不能这么讲，做人要诚实，欠债还钱是应该的。”

　　之后，徐兰英又跑了几次法院，执行庭的徐富银法官接待了她。徐法官是位有22年执行经验的老法官，听了徐兰英的陈述后，他的心里有点感动。工作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碰到像徐兰英这样的人，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年头，欠债的比债主狠，很多比徐兰英地位高、收入高、学历高的欠债人，都是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逃避债务。徐兰英主动要求来还债，还的还是已故去的丈夫的债，这真的不容易。

　　为了查清楚这其中的缘由，徐法官查阅了当年的卷宗。1998年法院对蒋美美和洪森华的欠款纠纷做出过一审判决，此后不久，蒋美美便向法院申请执行。这正是洪森华逃去深圳，徐兰英在外躲债的时候。法官去他们家了解情况，扑了个空，居委会说洪森华的欠债很多，已经很久没回来了，老房子也被愤怒的债主打破了门窗。法官又进行了仔细寻查，发现洪森华名下只有一套和妻子共有的产权房，根本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于是只能以“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无财产可执行”为由裁定中止执行。

　　案子是接下来了，徐法官的心里藏着一些顾虑。洪森华已经去世，虽然徐兰英坚持要还钱，但实际上她的经济拮据，万一找到蒋美美后，她又还不出那么多钱，怎么办？在他几十年的执法经历中，不是没碰到过这种事。债务人心头一热要求还款，结果钱还到一半，说不高兴再还了，弄到后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更复杂的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