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实习女孩俊俊一起去车间,路上,她对我说,“平时看你也不笑,那么严肃。”我一本正经的说,“我不会笑。”她笑了,“哪有不会笑的人?”我也笑了。
记忆中,好像有很多人对我说过这句话了,初次见面,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严肃,“怪吓人的”。可是,小时候,我也是个爱玩爱闹的女孩呀?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会笑了?好像是从初中吧?那时,我只身来到镇上求学,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学,让我显得格外拘谨。别的我不羡慕,我就羡慕他们都有一张巧舌如簧的小嘴。和他们相比,笨嘴拙舌的我总是显得呆若木鸡。我总是觉得所有的人都比我强,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我常常故作高深,对别人的冷嘲热讽置之不理,整天板着一张面孔出出入入。好在,我的学习成绩还不算很糟,还有几个同学跟我比较要好,老师们也很喜欢我,我的学习生活才不致很灰暗。可是,自卑就如一粒种子在我的心里慢慢的生根发芽,我不敢接触生人,不敢说话,怕说错话被人笑话。有三个以上的人聚在一块,你永远听不到我发言的声音。我整天在心里演练,什么情况该说什么话,哪有心情和时间微笑?而且,我演练过无数次的对话却一次也没有派上用场。记得那年寒假,好像是临近年关的时候,妈妈曾经训斥过我,“成天郎当个脸,好像谁欠你钱似的,你就不会笑笑?”我反驳了一句话,“我又不是卖笑的。”把妈妈气的“扑哧”一声笑了。
长大后,受“笑不露齿”古训的影响,我一般是不会笑的。那次,相邻办公室的同事看了我们几个的合影后,指着我问主任,“这是不是那个**?”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感叹的说,“笑起来挺好看的嘛。”这话辗转传到我耳朵里,我才有了一点点自信,原来自己笑起来也很美。
可是,我仍然不爱笑、不愿笑、不敢笑,同样的一个故事,别人听完会笑的前仰后合,我最多只会象征性的莞尔一笑。前几年的小品《不差钱》,同事说看了七遍,笑了七遍,我感到很奇怪,真有那么好笑吗?我怎么一次也没笑?是我这人天生没有幽默细胞,还是主管我表情的天使忘了给我添加“笑”的选项?
人到中年,我的心境渐渐成熟,我不再自卑,不再妄自菲薄,相信我有我的特别之处;我不再伤感,不再临风落泪,相信落花缺月也是一种美。可是我的表情肌仍然不够发达,我想真诚的向那些受过我惊吓的人道歉,“姐不是故意要出来吓人的,姐只是想磨练一下你们的意志。”
不过,我仍然愿意改进,我愿意自己天天笑颜如花,愿意把快乐带给身边的人,愿意让所有接触过我的人都被我的笑声感染,愿意用我那不再清脆的笑声催开您眉心的那朵花。
第二篇:迪娜的纪实故事
初见迪娜,是在新生见面会上。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我刚下了火车,匆匆赶到系图书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看到后排好像还有一个空位,就走过去问那个坐在旁边的女孩子这里有人吗?她微笑着摇了摇头,我注意到她有一双异常妩媚的大眼睛,顾盼生辉。中间休息的当儿,她告诉我她叫迪娜,来自俄罗斯。
那一年,我们都还非常的年轻,我二十出头,而迪娜只有十九岁。作为系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新生之一,我们很快就开始结伴一起上下课、去食堂和图书馆,没课而又有太阳的日子。我们会在学生咖啡厅买好咖啡端到外面来,坐在图书馆矮矮的石砌围墙上,眯着眼睛把脸冲着天,一边享受不常见的阳光,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那个时候。我们的手里好像握满了繁华,内心里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寂寞——青春的寂寞。
迪娜是一个很美丽精致的女孩子,白皙细腻的皮肤,挺直的鼻梁,耳环的式样与颜色总是和衣服搭配得非常协调,每看到她,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中文的形容词:赏心悦目。
时日无声流淌,迪娜与我慢慢地从要好的同学变成了闺密,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结伴去游巴黎,在寒冷的冬天的晚上,我们两个会坐在我宿舍的地毯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手里捧着热热的茉莉花茶,谈论着东西南北、儿女情长的话题。迪娜12岁的时候,她母亲遭遇车祸去世,年少的她转瞬之间与她最依恋的亲人阴阳相隔,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命运的打击,每谈起她的母亲,迪娜都会忍不住地掉眼泪,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也就跟着她一起掉眼泪。
后来,迪娜与我相继毕业,我论文上交之后就南下法兰克福,迪娜则留校任教,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此之后的七八年间,我们没有彼此联系。
几年前的一个春日,我散步归来,电话留言机上红灯闪闪,我一边脱鞋,一边摁下留言机的按键,一个遥远而又无比熟悉的声音传来:“嗨!我是迪娜啊!你好吗?我一直想联系你……你给我回个电话好吗?我的电话是……”我手里握着尚未完全脱下的靴子,仿佛入定了一般,半天也回不过神来。往事如潮水,顷刻之间淹没了我。
我去她生活的城市看她。多年不见,迪娜依然是从前那样的赏心悦目、温婉优雅,她早已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了正式的教职,这对于一个母语不是德语的外国人来讲,能在德国大学里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系任教。是多么罕见的一件事,什么是秀外而惠中?迪娜就是最好的例子。
迪娜结婚较晚,婚后不久就怀了孕,她的生理反应相当强烈,整个孕期都很痛苦,当产期终于临近的时候。我看到她给我发来的照片上仿佛只有四五个月身孕的肚腩,忽然有一种不安的预感。
那年的夏天,迪娜与她的丈夫史泰凡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发了一封电邮,上面写道:“7月6日,我们的女儿吕迪娅顺利地降生了。她是个比较特殊的孩子:她比一般人多一条染色体——第21号染色体。也就是说,她患有唐氏综合征。即所谓的‘蒙古症’……”我被这个消息惊得哑口无言。那个晚上,我久久地呆坐在书桌前,为迪娜感到深刻的悲哀——欲哭无泪、欲诉无声的悲哀。
去看迪娜的时候。我望着吕迪娅无辜的小脸,拼命克制自己的眼泪,迪娜并不掩饰她的悲伤,她说,第一次把女儿抱在怀里的时候,她的感觉就像当年得知她母亲的死讯时一样,我找不出安慰的话,而眼泪却是再也控制不住。
迪娜一度精神抑郁,而且变得非常脆弱敏感,作为她的朋友,我们都能理解她的感受,但在说话上却觉得相当困难,仿佛说什么都不对。孩子满月后不久,我陪迪娜出去散步。这显然是迪娜产后第一次出门,她有些笨拙地推着童车,不时有过往的行人微笑着往童车里看。我生怕迪娜会感到不自在,就说你看今天天气多好,这样的日子里就应该多出来走动,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迪娜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安慰我似的说道:“那是当然,如果我把孩子藏在家里,那不是自己隔离自己吗?”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迪娜的情绪起伏不定,她问得最多的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遇上了如此的不幸?作为相对高龄产妇,她怀孕时没有做羊水检查,真是太轻率了。如果查出孩子有问题,就应该把她做掉吗?难道有残疾的孩子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吗?
迪娜是一个充满爱心与耐心的母亲,每次看到她逗吕迪娅时的可爱样子,我都会很感动。她爱用手去挠孩子圆鼓鼓的小肚子,把孩子逗得嘎嘎笑:她也爱一边给孩子喂饭,一边轻柔地对她说俄语。吕迪娅稍微大一点了的时候,迪娜就带她每周去做两次物理治疗。让孩子在马背上锻炼肌肉与平衡能力。有一次。迪娜发来了吕迪娅戴着她的新眼镜的照片。上面写道:“小东西戴眼镜的样子超可爱,像一只快乐的小乌龟!”
如今,吕迪娅已经3岁了,迪娜早已不再消沉,她又回到了大学里给学生上课,不时发表专业论文;同时,她加入了德国的绿党,开始从政,准备在维护残疾人权益方面做一些事情;在网上,迪娜与几对有相似经历的父母一起创办了一个论坛,互相交流经验与心得;她还专门为吕迪娅开设了一个博客,仔仔细细地记录下这个不平常的孩子成长的点滴……
迪娜的坚强不是装出来的。有一次她带着女儿来看我们,气色与精神都很好。饭后我们坐在花园里聊天,她忽然问我:“你看吕迪娅长得像我还是更像史泰凡?”我瞅了瞅坐在她怀里的小妞儿,小心翼翼地回答:“嗯。说不上来。”她呵呵笑了:“我看她更像我,你可别忘了我父亲有蒙古血统!”我在心里舒了口气,她又有了开玩笑的心情,谁都知道。“蒙古症”与“蒙古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时候,迪娜抚摸着女儿细细的头发,满眼都是慈爱地凝视着她,悠悠地说:“这个孩子让我懂得了人生,这是我最应该感激她的地方。”
好的女人是一本书,读她千遍也不厌倦,迪娜就是这样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