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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 伴随着人类社会步入风险社会的时代，刑法体系经历着由罪责刑法到安全刑法的转变。这一转变除了要求刑事立法及时改革创新，更要求指导刑事立法的刑法价值取向进行重新定位。安全刑法应以刑法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应该妥善协调与自由价值、公平价值、效益价值及刑法谦抑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正确引领刑事立法合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

　　论文关键词： 风险社会 安全刑法 自由与公平 刑法谦抑性

　　风险社会增大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不安感，环境污染事故、重大责任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恐怖袭击等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折磨公众的神经。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危险，国家应当以更积极的姿态承担风险管理的任务。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大力发挥保证与促进人类安全的机能。因而，保障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就成为了刑法的一项主要任务。正如德国学者乌·金德霍伊泽尔教授提倡，“今天的刑法不单是对侵害作出回应，而它还有另一个任务：使保障安全的基本条件得以遵循。” 风险社会的到来表面上呼唤着刑法立法及时作出回应，但在深层上要求对支配或指引刑法立法的刑法内在价值观念进行重新定位。与制度重建这一“肉体上的修补”相比，价值观重构这一“灵魂上的塑造”更具决定性意义。

　　在刑法价值观重构过程中，需要细致考虑两个基本问题：一是风险社会中更为重要的刑法价值是什么?二是这种刑法价值是否应当动用刑法加以保护?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刑法应为了促进自由、安全与平等。 用“安全”代替“秩序”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可能是一种更符合社会现状的表述。因为在风险社会下，的安全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但应当看到，自由、安全及平等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价值取向都为人们所珍视，没有一种价值在现代社会中能得到绝对高于其他两种价值的超然地位。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刑法价值维护只能作为一个整体考量，在不同情况下动态协调三大价值，力求使三者处于微妙的共存关系。第二个问题，安全价值是否应当与必须动用刑法加以保护?安全刑法是否和传统刑法一直主张的谦抑性概念相互矛盾?刑法谦抑性要求发动作为最为严厉国家制裁的刑罚时，必须符合适当性要求，要和动用刑法想要达致的目的本身成正比例关系。这实质上呼唤着学界理性思考刑法在众多社会管理手段中是否调控风险的最恰当手段。由此，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刑法应如何妥善处理刑法内在价值取向间的关系，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一、安全价值与自由、公平价值的良性调和

　　进入风险社会后，人类行为成为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有时人类某些漫不经心的过失举动都会给整个社会或全人类带来巨大损失。通过抽象危险犯这一理论的应用，能有效将风险限于未然状态。这一操作因与公众的安全期待契合，故被视为是刑法对时代的回应。但是抽象危险犯的广泛设置同时也会造成新的理论风险，如抽象危险犯对被告人辩护权等基本人权的剥夺问题一度引起理论界的担忧。抽象危险犯是指在观念上被认为具有发生法益侵害严重后果的危险性，经立法者以构成要件形式予以类型化而被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因抽象危险犯的可罚性并不以实际上出现的危险状态为必要，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符合刑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即使这个行为在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任何危险状态，这个行为仍应当受到处罚。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虽然实施了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但实际上并未造成任何危险，此时行为人的基本人权因缺乏救济途径而沦为国家安全防控的牺牲品。对此，有学者提出，根据法治国思想应当将抽象危险犯从行为犯的范式中剥离，只要被告人能举证证明当时符合正条的行为并不存在危险，且经法官审查属实就可以存在违反性阻却事由为由不成立犯罪。这样既有利于在人权保障与安全保障之间寻求平衡，也有利于犯罪圈不恰当地扩大。

　　现实世界中许多问题涉及了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利益不能和谐共存而只能彼此妥协。在安全价值与自由价值上，我们有时也能感受到这个二律背反法则。德国联邦法院副院长哈塞默尔教授曾明确指出：“即使是一个专注于维护安全的刑法，它仍然是刑法而不是危险防治法。对于刑法的限制并非始于比例原则，而是早就基于责任原则的有限度功能而获得。它专注于行为人个体并必须公正地对待此人。刑法不仅和自由、财产和名誉等基本权利的受害有关，更涉及社会道德的无价值判断。从而可以得出，应对相关人员予以最大可能之宽容及坦诚运用较为温和的手段。刑法必须严肃看待真实的追求并对此提供保证。” 可见，风险社会下，对安全的追求无疑是正当的，但必须与其他刑法价值追求进行良性协调。

　　二、安全价值与刑法谦抑性的良性调和

　　动用暴力方式能在短期内实现与扩展秩序，但在法治国蓝图下只能是最后的手段。暴力方式对社会调控的作用不在于经常性的实际施行，而在于垄断情况下形成的威胁态势。暴力的施行当然能产生秩序与扩展秩序，但仅仅依靠暴力维持秩序难以达到长期而持续存在秩序。因此，面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刑事立法应适时迎合安全刑法的立法要求，同时还应捍卫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立场，力争实现风险的多元化治理。面对现代新型危险，绝对的刑法的谦抑性是不可能且有害的，坚持相对的刑法谦抑至少应由两个层面组成：一方面刑事立法要奉行谦抑原则，刑法对犯罪的规制必须以存在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等非刑事法律的规定为前提，刑法调整的范围不应大于非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否则，犯罪的规定就缺乏合理性根据。另一方面刑事司法也要奉行谦抑性的基本立场，公安司法机关实际运用刑法处置犯罪的范围不应大于刑事立法规定的范围。对于诸如恶意欠薪、醉酒驾驶、飙车等已处于交通运输管理法与劳动法大力调整下的违法行为，在严重违反前提法时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体现了对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安全价值的共同遵循与平衡，也彰显了对刑法基本立场的坚持。此时，刑法犹如一把利剑，悬挂于非刑事活动领域各方参加者头上，一方面最大限度发挥刑法一般预防的效能，另一方面保障了非刑事法律的良好实施。但对于非刑事法律无法单凭一己之力进行有效规制的行为，刑法基于安全价值的考虑，必须毫不犹豫向前提法施以援手，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一道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增进民众安全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与第276条之一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设置都体现了刑法安全价值与刑法谦抑性原则之间的良性调和。

　　在毕业前夕，很多大四的学生会为了写毕业论文而苦恼，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于写毕业论文，实践操作很重要，为论文做好准备是一项需要时间的工作。下面文书帮小编给大家带来一篇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目前的刑法学大部分人士都对欧美的风险社会观念有一定的误解。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主要是指分析和反思目前制定当中的风险，也可以代表群众所普遍的主观构建的风险，并且我国已经进入到成熟的风险社会中。刑法观必须要考虑社会风险，并在风险社会的大框架之下进行讨论，并且需要讨论其如何才能够有效的预防，务必杜绝以风险预防名义的刑事立法。

　　关键词：风险社会 风险治理 刑法观

　　上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提出风险社会的观念，并认为风险社会观念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且各个国家都已经进入到风险社会中，需要使用相应的风险社会观念去审视社会。风险社会的观念自从传入我国以来，刑法相关人士都认为应当以该角度来分析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并经过统计和分析，提出风险刑法、安全性发、风险政治等观念。本文具体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中所存在的风险及我国风险社会环境下刑法观的合理应用范畴。

　　一、我国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风险

　　(1)制度风险

　　1.法规执行机制缺陷：所指定的法规再好、再全，去过丢失了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最终也是空谈。对于一些较为重要的风险行为上，相关部门制定了针对性的法规来预防风险，当时目前许多的法律法规严重缺少执行制度，使得法律法规不能够起到真正意义上的风险防范作用，从而使法规无法真正的实施，导致法规变成少数执法者利用职务谋取私人利益的方式，从而形成出现更加严重的风险。假设法律在执行体制有问题，则在无法起到风险预防作用的同时，还会成为某些风险的制造源头。

　　《动物检疫法》便是典型案例，该法律的施行目的是，有效的对动物产品或者动物进行必要的检疫，并且检疫需要通过相关动物检疫机构进行认证。事实上，有多数动物检疫机构并没有执行应执行的检疫职务，反倒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检疫规定，通过检疫、检验等手段为单位或个人创收。许多相关工作人员也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导致许多的非法、不合格的动物或动物产品进入到群众手中，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法规的制定必然需要执行人员来执行，其执行力度或执行机制的不足，必定会导致法规的形同虚设。

　　2.制度严重缺乏规范化：制度制定的原因是为了对风险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但如果预防风险的法律法规缺乏规范化，则在实行该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并不能对风险起到的防范作用，还极有可能会因为法律法规的缺乏规范的特点而制造出另外的风险。法律法规缺乏规范化有许多的情况。例如，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和现状。假设制度出现滞后现象，则会使得法律会出现严重的滞后并原理现实，并逐渐使法律出现漏洞，成为制度上的缺失。

　　潲水油的制度则是典型案例，从潲水油当中提炼出的食用油是一种不能使用的危害物质，但有关检测机构表示，从潲水油当中所提炼的食用油的危害物质含量低于国家标准，这便代表从潲水油提炼的食用油能够进入到市场并销售。所以，当前我国的食用油执行标准则变身成为风险的源头，导致食用油指标变得不再可靠。社会的快速发展，造成制度的滞后性越来越明显，国家的发展会出现严重的滞后风险。对此，立法者就必须要时刻保持对制度的反思，认识当前制度的缺陷，并发现缺陷和问题时需要及时进行修改和防范。

　　(2)被群众扩大化认识的主观风险

　　风险社会的风险不仅仅是来源于制度上的问题，群众的主观扩大化认识也是较为主要的风险源头。当前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其各种负面言论传播也较为严重，群众受到影响的可能性也较高，这也一定程度的影响了群众的风险意识。当前我国社会的分工较为明确，群众的相互依存的观念逐渐深刻，这样的观念逐渐深刻也导致了承担风险后果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多。尤其是当前信息化和网络化社会的背景下，群众很容易感知到风险并猜测其后果，在缺乏全面且有效的信息化交流情况下，如果不能掌握风险的结果，并且在有人煽动的情况之下，就会有许多的人群因为信息的不准确使得出现恐惧、慌张的情绪，加重风险的危害。

　　群众在意识到风险之后，便会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在风险之前自主的使用自身认为妥当的预防侧率，最终导致风险认识被扩大化。例如，前些年四川的钼铜项目，因为群众的强烈反对而关闭，其根源是群众盲目认为钼铜项目会对附近的居民和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但是其机构在群众有该反应之后，便申请政府对项目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显示该项目不仅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而且还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群众并没有相信政府，而是自以为是的认为该项目应当被取消。

　　二、我国风险社会下刑法观的应用界限

　　在风险社会环境下，违纪违法行为的犯罪化需要符合风险社会理论指向的群众主观所组建的制度风险，不能够不加区分的将任何风险都放置于风险社会的概念之下加入刑法，更加不得认为只要发现具有威胁性大社会危害风险时，就直接建议介入刑法，最终使得刑法因为预防风险而被迫遭受绑架。

　　(1)刑法处理违法违纪的行为只得存在于微观层面

　　1.刑法不应当将不规范犯规归纳到风险刑法处理范围：在当前的法律体制背景下，刑法最重要的作用是用来维持社会的健康、持续运行，并不是创造秩序。所以，执法便只能够对违反法律的行为加以严惩，并不能够直接的接入到法律的运作过程当中。刑法既是维持法律正常运行的根据和强有力的支撑，还是相对较为较为独立存在。刑法必须要时刻以维持法律正常运行作为前提，如果刑法所维持的法律本身出现问题，则刑法就不得再继续对其进行维持，否则，会导致刑法认为该法律的制度，但该法律却不能够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从而使得刑法脱离法律法规的设计初衷。

　　刑法惩罚我是通过威慑，杜绝出现任何风险，虽然不能杜绝风险的所有源头，但是任何的风险想要起到负面作用都必须要有制度作为基础，对于本身有问题的制度而言，假设至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改变和改善就能够杜绝该风险的出现，便不需要将风险本身定义为违法。针对因为制度的问题所产生的风险，则需要将风险纳入到犯罪范畴内，并将其定义为强化群众、刑法威慑的道德化身。对此，刑法不应当运用于因为失去了规范性的制度而产生的风险当中。

　　2.刑法只能应用于破坏法规并且侵犯法益而出现的风险当中：所有的制度制定的初衷都是为了有效的预防风险，巡查制度的缺陷及对其造成破坏就等于制造了风险。制度化的风险并不能够针对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风险，任何风险，国家都所制定的相关制度进行约束和规范。所以，对风险制度的破坏，并不能够证明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如果制度中出现了破坏较大的危害性行为就定义为具有严重危害性，就必须接入刑法。则会使得刑法变成风险的管理制度，导致刑法失去了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导致法律当中无最高法的定义。

　　虽然风险出现之后刑法不应当直接接入，但是并不代表着刑法绝对就不能够干涉风险制度的维护工作。刑法是我国法律当中的最后后盾法规，只有在危害行为已经严重损坏了风险制度之后，并且对法律造成严重危害时，同时利用其他任何手段都得不到有效的防止时，刑法才能够接入。对此，刑法介入到风险社会当中的必然条件仍然是危害行为已经严重破坏法规的权益时。除此之外，从法益陷害所规范的风险社会刑法接入的界限的运用意义还在于，可以有效的预防司法机构通过防范风险的名义滥用权利。从我国目前的司法整体执法情况分析，司法权的滥用和限制相对比，权力的滥用情况更为严重。以往，少数的司法机关打着风险预防的名义，利用法律的特殊形式或者特殊情况，扩大化的打击社会犯罪危害性的临界点。

　　(2)刑法不应当将群众扩大化认识的风险作为防护对象

　　目前，我国的社会风险判断中，其具备较强的主观性和不客观性，某些风险被某些意图不轨的人夸大。刑法作为执法、制裁力度最大、规范犯罪行为最严厉的法规法规，不应当将群众扩大化认识的风险作为防护对象，将主观扩大化认识的风险作为刑法保护对象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利用刑法保护群众的安全感受，帮助其建立安全的思想。

　　社会与风险的进步呈现的形式为一体两面，是社会想要进步时不然会出现的事物，国家法律并且无法将其全部禁止，不然，将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国家就必须拟定适当的范围，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可以存在一定的风险，并且能够对这些风险随时进行控制，能够随时将这些风险进行分配和分散。根据目前社会来说，当前可以被允许的包括许多的领域，例如医生在医疗事故归责范围内所使用的治疗措施、具备一定风险的体育表演、有一定风险的舞台表演、工业行业的生产中、公共交通等。当前风险社会中，只要风险没有对社会造成威胁或对群众的生活造成危害，群众便可以适当的容忍这些风险的出现，对风险控制提出相对较为苛刻的要求并且要求通过刑法来保护群众的主观感受是不可行的。

　　群众的安全感受会以为个人的思想观念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并且这样的感受较为抽象，无法进行统计和分析。安全感受作为刑法保护对象将会使得社会危害性的判断缺少一个统一且准确的标准，使得司法和立法会出现严重的随意性。假设法规将群众的安全感受作为保护目标，并且随着群众的意愿处罚群众认为存在威胁的食物，则刑法的适用将不会再取决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取决于群众的个人感受。群众的个人感受会因为感性的影响，对某些认为的危害性行为有严厉的惩罚要求，惩罚越严重越能够满足群众的安全感受，但这便会导致刑法变得更加的残酷。一旦刑法变得更加残酷，则群众又会反过头来指责刑法，导致破坏刑法的尊严。最为典型的案例便是2008年的孙伟铭案例，其因为群众的要求，一审盘踞孙伟铭死刑，但是判决一出，群众又认为刑法惩罚力度太过严重，又要求国家减轻处理力度，导致二审时又减轻对孙伟铭的量刑。所以，刑法不应当随着群众的风险感受而改变判决力度。

　　三、总结

　　目前我国的社会风险刑法观，在社会风险理论上的认识存在许多的观点的不同，并且在风险社会理论上也存在许多的误解。在风险的防范上，相关人员需要加强注意各项细节，并且这些细节会因为当前我国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出现较为繁琐、复杂的局面。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之下，我国刑事立法需要保持自身所拟定的风险社会观，对敌人刑法和风险刑法的采用需要根据实际的风险行为进行拟定，不得盲目行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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