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史家,福柯依据通常的历史时期划分(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期、现时代)来探讨研究对象(癲狂、临床医学、科学知识、监狱、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存在的重要问题。显然,“后现代”并非福柯所梳理的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时期。紧随现代知识型之后的不是后现代知识型,而是当代知识型。如果现代西方知识的基本布局发生翻转,那么,“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通过人文科学考古学探究,通过梳理、分析从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到现时代这几个阶段西方知识型基本布局先后发生的重大变化,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处宣告了“人之死”。因此,批判西方近现代知识史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批判自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意识哲学和主体性形而上学,就是《词与物》的哲学主旨。福柯往后的诸种思想(非本质主义权力分析、呵护自身的主体解释学、聚焦人口治理的生命政治等)也一再秉承这一哲学宏旨。

　　一、人文科学考古学

　　福柯既不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法,也不像利奥塔那样借用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反本质主义的语言分析法,而是秉承尼采的思路实施考古学探究。《词与物》的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之“考古学”并不确指一门学科,而是指针对某个时期、某个社会的研究领域,福柯要探寻该领域内作为认识、理论、制度和实践之深层可能性条件的知识。如正是有关癫狂与非癫狂相对立、有序与无序相对立的某种知识才使大禁闭中心在17世纪末的欧洲有可能开设。某个社会所暗含的、既不同于理论知识也有别于信仰知识的那种知识,不仅决定了人们的认识、哲学观念和日常舆论,还影响了制度、商业和治安实践、生活习惯。这种考古学的功效在于:由于这种研究聚焦在处于相同层面之上的实践、制度和理论之间的同构性,并探寻使这三者成为可能的共同知识,探寻构成性的和历史性的知识层,因而有可能使福柯避免理论先于实践或实践先于理论的棘手问题。

　　二、人之死

　　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表明:人的问题既不古老(人仅诞生于一个半世纪以前),也不永恒(人正临近终结)。福柯从19世纪末起被不断复述的"人之死”这一论题出发,设法弄清楚人这个概念是以何种方式、依据哪些规则而被形成、运作、悬置乃至消失的。正是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生死命运。论及人的有限性(存活、劳动和讲话)的近现代人文科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被探讨无意识形式结构的反人文科学(精神分析、人种学、当代语言学)所取代,西方知识史上的大写主体死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和四大问题在促使西方思想无视其现代性时,不仅引导了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崇尚古希腊哲学而去思考人类与存在的关系,还引导了马克思和列维-斯特劳斯依据康德批判哲学而去质疑人类知识的形式和界限。肇始于尼采“怪异”思想的现代哲学仍然徘徊在这两条路径上而不得抽身。而福柯的历史存在论则尝试通过探求基于思想与话语的统一性之上的“主体真相”来走出这个理论困境。“人之死”成了福柯反人类学主体主义的宣言。

　　三、哲学意蕴

　　尽管19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拯救主体的至上权力,但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种学等反人文科学都还是偏离了主体,摧毁了人类学和人本主义这对孪生形象。《词与物》所谈论的“人之消解”,所预告的“人之死”,其哲学意蕴可从主体观、历史观、方法论、哲学观这四个方面加以揭示,以澄清乃至消除把《词与物》看作结构主义作品的重大思想混乱,还福柯思想的本来面目。

　　同样,标志着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的分水岭就是以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思想家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领域发动了对始于笛卡尔而臻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及其现代性思想进行的系统深入的批判。虽然人们通常贪图方便把某些处于同时代或有类似思想的哲学家归类为什么主义者,但太过宽泛而笼统地把种种不尽相同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批判都装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大口袋,就难免流于简单、含混和粗糖。德里达曾指责“最无学识的公众意见”会把他们自己所不喜欢的或不理解的一切都装进这些大口袋,并通常极其错误地把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们》称作后现代主义作品,而“把‘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对‘元叙事’的批判这三者等同起来,就更是错上加错”。不仅解构工作、考古工作与终结元叙事这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且有人还指责德里达所谓的在场形而上学、福柯所说的人类学主义难以与宏大叙事划清界限,显然,德里达和福柯否认自己是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并非毫无道理。笔者以为重要的并不是给某位哲学家贴上某个或某些标签,而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凸显该哲学家相比于其他哲学家所具有的思想之特殊性、创造性和差异性。《词与物》的哲学意蕴再次印证一点:标新立异是哲学的生命原动力和发展驱动力。

　　黑格尔曾在《逻辑学》的“导论”中指出：否定的东西引导着概念自己向前发展，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否定”构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对于这种辩证法，马克思一方面给予极大的关注，并认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伟大的成果就在于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超越了这种概念辩证法，走向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法。阿多诺也肯定了“否定”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他认为“哲学所寻求的秩序和不变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是连续的否定”。但相对于马克思通过实践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阿多诺的辩证法申言，主体和客体的差异和对立不可以通过“否定”而实现超越，进而他甚至认为，“否定”所确立的这种差异和对立是辩证法的前提。易言之，阿多诺认同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运作，但这一认同仅仅在于确认后者通过对“否定”的运作所确立的主客体同时存在的那种状态。可见，“否定”这一概念在三位哲学家的辩证法的发展过程，以及在这段哲学变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笔者拟以“否定”为切入点来考察它在辩证法发展过程中的意义转变及其扮演的角色。“否定”是否具有规定性（即是否是完全的虚无），“否定”的对象是什么，否定行为得以进行的前提又将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进一步构成了三位哲学家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所以考察“否定”这一概念在辩证法历史中的发展并不仅仅是要揭示一个哲学概念的演变，它还将进一步说明从黑格尔经马克思再到阿多诺的哲学理论发展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反映黑格尔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不同尝试方式。

　　一、“规定了的否定”到“否定之否定”

　　D·亨利希曾指出：“‘否定性’是黑格尔逻辑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的基本分析手段之一。不研究否定的意义，就无法说明否定的方法与所有其他的方法的区别是什么……‘否定’是发展哲学理论和黑格尔所说的‘理念’的概念结构的唯一的基础。”“否定”（Negation）作为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核心和灵魂，不仅是“一切活动——生命的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也是“绝对精神”自我展现、自我外化、自我确证自我的方法。那么，“否定”这一概念在黑格尔哲学理论中具有怎样的内涵？

　　按通常理解，否定是和肯定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意味着否定是对某一肯定的否定，因而是一种“无”、一种“消逝”。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否定”并不是单纯的否定。黑格尔受到斯宾诺莎“一切规定就是否定”这一命题的启发，并进一步认为，“一切否定都是规定”，所谓的“规定”就是一种“限制”，一种自我发展的“动力”。他指出：“一种规定性自身就是否定，所以它们是否定的无，但是否定的无，自身就是某种肯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否定”和“规定的否定”其实是一个东西。在黑格尔看来，“否定”（Negation）作为“规定了的否定”（bestimmte Negation）就是“自否定”，他认为，“任何规定自身就有自否定的冲动”，换句话说，“在黑格尔那里并非一个事物遭受外来的否定，而是这个事物自己否定自己，自己超越自己，自己打破了自己的肯定或规定”。因此“否定性则是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在脉搏”），于是，否定作为“规定了的否定”，就成为这样一种东西，作为“扬弃”（Aufheben），精神通过“自否定”打开自身，发现“他物”是它自身的外化，精神进一步利用“否定”把自身与他物的界限包含在自身之中，跨越出去。

　　精神（意识）为什么具有通过“自否定”而认识他物的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否定的承载者——精神在黑格尔那里作为主体，具有进行否定的动力，有着向目的发展的冲动。作为主体的精神通过“自否定”，打开自身的界限，关涉他物，发现他物其实是自身的外化，精神随将所有陌生的东西作为他自身的他者、而在本质上也是作为它自身来穿透。精神作为主体，它通过它的中介——“他者”而达到对自身的认识，而这个过程就是逻辑否定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概念的精神也就是作为主体实现着的逻各斯，它是所有存在之物的秩序和理智的构成者。由此，“黑格尔把‘本体’即‘客观精神’主体化，赋予了其能动发展的本质”，作为主体的精神才有能力通过“自否定”在它所“构成”的客体性领域——在它的中介“他者”之中——重新发现自身，回复到与自身的统一。

　　“否定”作为“规定了的否定”其实就是精神或意识的自我活动性，通过否定，意识获得了解放，精神也获得了主体—客体—同一性的洞见，并因此达到对客体性的扬弃。并且通过否定的中介物即“他者”，“精神”实现了对自我的限定，这使得精神变得“异于自身”，与自身疏远化了，然而精神又在“他者”的存在中重新发现自身，并且返回到了自身。而就当精神从其异化中返回自身时，“抽象之物”或者“被思想之物”即“他者”成为“意识的财富”。

　　在辩证运动的过程中，主体精神通过“否定”扬弃了“他者”从而返回到自身成为“绝对精神”，但是纯粹抽象的“否定”如何可能通过双重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而达到绝对肯定的精神呢？从上文了解到，否定作为“规定了的否定”就是“自否定”，这样“规定了的否定”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排斥和拒绝，而是精神内在的“自身反思的关系”。然而正是由于精神所具有这种的“自我反思性”，使得精神才有转向（回复到）自身的可能。对此黑格尔曾明确地指出，“自否定”这一概念，“构成了概念运动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正是由于否定所具有的自否定本性使自己成为否定之否定。“规定了的否定”自身已包含了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在黑格尔那里，“肯定”和“否定”其实是一个过程。那么，作为第二次否定的“否定之否定”就是“规定了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的方面。它从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潜在地存在于否定之中了，只不过黑格尔把它放进了一个时间序列之中，在适当的时候把它表达出来了而已。

　　如果我们把“规定了的否定”比作一个弹簧的话，那么黑格尔的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定了的否定只不过是这个已经被拉长的弹簧的两个端点和中点，而实际上它们都是一个东西，“自否定”作为“规定了的否定”始终包含着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实质，然而当条件允许时，自否定便会自然过渡到否定之否定，作为对原来主体的回归。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是一个东西，为什么黑格尔要把它们分开来表达呢？事实上，正是这一区分才道出了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真正秘密。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作为主体的精神是万物的本原，那么精神就有必要向人们展示它这一本原所具有的丰富性。而主体通过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原则，“把肯定的东西在它的否定的东西中，即前提的内容中，在结果中坚持下来了”，精神的丰富性由此全部展现出来。黑格尔通过对“规定了的否定”的再一次否定，得到否定之否定其实是把作为“他物”的客体纳入了精神主体，使客体消融在主体精神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最终统一。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渡是内在目的的必然性，而正是这个内在必然性导致否定性辩证法的发展过程转变为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过程。

　　按照传统哲学思维范式，黑格尔不得不建立一个体系，如果“哲学要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因此，否定——否定之否定原则的确立，一方面是由于黑格尔受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即同一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其想建立庞大哲学体系的野心所驱动的。所以说，正是这一原则才使得黑格尔辩证法始终没有逃离“主体精神”的魔圈，黑格尔的哲学始终囿于绝对精神。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最终归结为一点，就是：主体“通过‘否定’把自己规定为一个内在的精神性存在，通过自我愚弄，人把自己等同于某个灵魂或精神，从而达到了自我同一的错觉”。所以主体和客体虽然在黑格尔那里是统一的，但它只是上帝概念的必然结论和发挥，因为它把客体消融在作为主体的精神之中，客体仅仅是主体的属性，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只不过是主体与自身的同一。辩证法并没有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范式，仍然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共享着基本的理论前提，这使得“否定”的革命和批判精神遭到束缚，导致了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所以“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马克思语）。

　　二、“否定”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

　　在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下，“运动始终在逻辑上可规定（可言说的）始终逃不出概念的普遍性框架，哲学范畴就构成了等级森严的科学体系，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黑格尔通过“规定了的否定”打开了概念（传统形而上学）的界限，有意识地发现了不可言说的“他者”的存在，但是“他者”最终被他认为是精神异化了的产物，仍旧是抽象的存在，所以这个不可言说的神秘领域最终被否定掉，回到了哲学所熟知的概念领域，即“绝对精神”。否定性的辩证法并没有使主体逃离同一化哲学的魔圈，反而进一步论证了绝对哲学。黑格尔因此被“称作最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家”。尽管他有意识地用否定性辩证法的革命性去突破传统形而上哲学的束缚，但是他“仍处在纯思维，纯概念的怀抱里”。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理论中的这一秘密，“否定”这一概念既承载着辩证法的革命性，又肩负着保守体系的建构，恩格斯把这种矛盾归结为“保守体系和革命方法”的矛盾，并指出：“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然而“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即“必须把它们从那种神秘的形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将这个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双重作用的“否定”概念分化开来，并用“否定”的革命性反对其体系的保守方面，从而把“否定”的革命性从其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由此走出唯心主义体系，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哲学视域。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进行了高度的褒扬，他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克服了旧哲学”，“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据此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唯物主义，并把否定性辩证法从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剥离出来，从而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改造，建立起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然而笔者认为，其实这里大家存在着对马克思的误解，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来自费尔巴哈，辩证法来自黑格尔的理解，实际上是将两者随意地外在组合，根本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通过研究马克思的《手稿》和他的“颠倒”了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辩证法，就会发现，从一开始马克思就不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来批判黑格尔的，实际上，马克思是从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内部实现对其进行批判和超越的。马克思通过研究“否定性的辩证法”，从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发现了“物”的踪迹，发现了“黑格尔那里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发现了“具体的感性的人”的独立自在。马克思意识到了黑格尔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意识到抽象的“绝对精神”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大全”，它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实在”，因此马克思就大胆地对这一抽象的结论加以“否定”，这便使他走向一个非唯心主义的立场或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实现了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内在超越，完成了对否定性辩证法的解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从黑格尔的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得出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只不过马克思在改造黑格尔的过程中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合理之处。正如邓晓芒所说的：“马克思并不是毫无前提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是先在黑格尔那里早已接受过某些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影响，才在遭遇到费尔巴哈的思想时豁然开朗，一泻千里。”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发现，“黑格尔给与了物质很高的地位，使它成为精神的外化，把它提高到绝对的地位”。马克思意识到“他者”——作为意识的外化，具有一瞬间的独立存在。然而正是在这外化的一瞬间，“他者”在辩证法中获得了独立性，马克思也因此认识到“物”是独立真实存在的，而“现实具体的人”作为“他者”也必然独立存在。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将“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真正的本质，而是通过假象本质来确证假象本质，或者说，来确证同自身相异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否定的否定就是否定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象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对此，马克思“要求把对象化的世界归还给人”，他认为：“具体的东西，而不是表示东西的概念，才是思维的出发点。”马克思试图用“物质”的真实存在来替换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而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天国”拉回到“人间”，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救”。实际上，《手稿》作为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并没有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继续追踪下去，去寻找辩证法的真实意义，看看否定性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究竟“否定”了什么？那个“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是怎样实现的？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算，指出黑格尔将现实的一切当做自我意识的反映和外化的产物。“黑格尔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但是，马克思认为关键在于“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更明确的方式试图用“具体感性的现实存在的人的实践活动”“否定”黑格尔完全抽象的理论哲学，使倒挂在“天上”的辩证法真正地“颠倒”过来，站立在稳固的生活世界之中。然而这一“‘颠倒’并不像先前在用简单的物质概念替换黑格尔的精神概念，这一颠倒意味着摒弃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走向具体性，将黑格尔辩证法由‘天国’引向‘人间’”。马克思试图通过辩证法突破同一性哲学束缚，试图破除阻碍人全面发展的思想禁锢，从而实现个人的超越和发展。

　　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继承下来，在马克思那里，从规定了的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形式被保留了下来。但是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仅仅是形式上或符号上的一种对应关系，在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马克思的“规定了的否定”的对象不再是那个神秘的“他者”，而是整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通过对它的否定，马克思回到了否定之否定，而这个肯定的回复也不再是对抽象精神的确证，而是把抽象的哲学引向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活”的东西保留了下来，马克思的“内在超越”实际上是一个“扬弃”的过程。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窥见了黑格尔所没有看到的世界。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规定了的否定”的不同理解，把囿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从它的同一化哲学框架中解放出来了，建立起了以“现实存在的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他“从现实的生活实践出发，揭示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并将其‘合理内核’在新一种类型的辩证法中保存了下来”。

　　三、“规定了的否定”与阿多诺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通过“否定”黑格尔抽象的绝对精神将哲学理论导向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将理论立足于现实人的生活实践之中，那么在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之中，“否定”这一概念是否还在继续起作用呢？对此，学者们的理解不尽相同，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马克思通过“否定”建立起的辩证法其实是物质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成为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而历史也因此按照这一规律进行发展。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按照这样理解的话，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因此成为另一种抽象的理论，它其实复辟到了黑格尔之前的时代，否定的革命精神也因此被扼杀。阿多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拒绝像传统学者那样理解“否定”，他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黑格尔“否定”这一概念的深意，以图避免教条主义对马克思的误解，发现否定的真义。但在此基础上，阿多诺却发展出了一种与马克思不尽相同的唯物主义观念。

　　需要明确的是，阿多诺在对传统辩证法进行批判之前，他是以接受黑格尔传统辩证法的某些基本思想为前提的。阿多诺冲破传统同一化哲学是以揭示其内在矛盾为支点的。因此，同马克思一样，阿多诺说自己“不是居高临下地裁判这种本体论，而是出自它自身的成问题的需要来理解它并内在地批判它”。所以阿多诺的身份首先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然后才以批判家的身份出场。那么阿多诺是怎样完成对传统辩证法的批判的呢？

　　首先，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从“规定了的否定”转向“否定之否定”所得出来的确定结果并不是逻辑上的必然。他认为，黑格尔根据“规定了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通过对它的对立面“他者”的扬弃，得到的肯定是完全不合法的，因为对某物的肯定总是与它的否定同时存在的，如果强制地使它转入肯定性，那么“否定只要被驱动得足够远，并通过自身的反思，便于肯定相同一”。否定之否定其实就是肯定，是同一化哲学的内在要求。阿多诺认为，“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

　　阿多诺认为，黑格尔用概念的方式所确立的一种秩序，即通过对“规定了的否定”的扬弃而确立的“否定之否定”，其实是单一的、空洞的，因为它切除了“非同一物”的存在。对此，阿多诺要求找回“非同一物”，因为“哲学的真正兴趣和主题始终处在哲学之外，是那些拒绝同一化的东西”。“通过同一性平息辩证矛盾，其实违背了辩证法的原则。”作为抽象存在的“概念”不可以把现实存在的“非同一物”消融在自身之中。那么怎样才能将“非同一物”从“意识的暴力”即从同一化哲学的牢笼中解救出来呢？

　　阿多诺强调要从黑格尔的“规定了的否定”入手。黑格尔的“规定了的否定”已经揭示出了所有辩证法的秘密，即“规定了的否定”才是真正辩证的东西。前文已述，“规定了的否定”本身就包含着否定和肯定，而阿多诺就十分看重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点，在他看来，对一个东西的否定，便是对另外一个东西的肯定。因此，根据“规定了的否定”的否定方面，否定了概念的确定性，然而在否定概念的过程中，作为中介的“非概念物”则是以肯定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并且这种状况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任何一个否定都是对这种状况的呈现。这样“规定了的否定”是要维护各个确定的要素之间的非同一状态。否定的辩证法唯一肯定的东西就是这种作为开放体系的“规定了的否定”。因此，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就在于破除同一性，寻找“非同一物”抑或“非概念物”。“否定之否定”只不过是形而上学虚假的同一性目的的表现而已。阿多诺认为，“非概念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在对概念（主体）进行否定的时候，借助的中介便是“非概念物”，但“非概念物不是靠对否定之物的否定之否定来获得”，“非同一物”是跟“概念”同时存在的，不过它的存在是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言说和用理性来把捉的，它的领域对我们还是一片黑暗。阿多诺认为，黑格尔借助“非概念物”进行“规定了的否定”得出了“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把概念把捉不住的东西拒绝在概念体系之外了，或者是用概念把那些实际存在的东西（非概念物）概念化了。

　　在阿多诺那里，主体（概念）—客体（非概念物）的对立是不可消除的。那么主体和客体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地位在阿多诺那里是等同的么？阿多诺指出，其实“非概念物”并不是以“概念”（主体）完全对等的对立面而呈现出来的。在主客体的关系中，阿多诺承认的是客体的优先性地位，然而“正是由于转向客体的优先性，辩证法才变成了唯物主义的。客体，非同一性的肯定性表现只是一个术语上的假面具”。这就说明，在阿多诺那里，唯物主义之“唯物”并不在于对客体存在性的承认，客体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否定掉主体，而是意味着“客体作为辩证法中的一个要素，没有超越辩证法，而是在辩证法中表达了出来”。如此阿多诺宣称他和那些只认为“物质和运动才是真实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划清了界限。

　　阿多诺以他“瓦解的逻辑”发现了传统辩证法封闭的逻辑体系之外的东西，尽管它们现在仍然不为人们的理性所认知。但“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而不是对形而上的同一化哲学的确证，这就“表明同一性是不真实的，即概念不能穷尽所表达的事物”，“那么真理就必定处于超越概念的地方”。因此，阿多诺以“非同一”的真实性告诫世人：“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辩证法的本质就在于对同一性的抵制。阿多诺的“规定了的否定”，不仅保持辩证法的开放性，承认“非同一物”的真实存在，实现了对同一化哲学的批判，同时它也解放了被同一化哲学所奴役的辩证法，完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拯救，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唯物主义哲学视域。所以说，“阿多诺站在辩证法的边界上，他既是一个终结者，又是一个出路的探索者”。

　　马克思和阿多诺的辩证法都是以黑格尔为起点的。不过他们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想从其体系之中找到一个突破口，打破传统形而上学对辩证法的奴役。而这个问题的缺口恰恰就是“规定了的否定”。他们通过对“规定了的否定”的不同解读，把辩证法导向了一个新的哲学立场——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通过“否定”黑格尔的抽象的唯心主义哲学，把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于现实的人的生活实践之中，开启了实践哲学的视野，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抽象性历史主体的反叛。阿多诺则不同，他认为“规定了的否定”所确定的“非同一性”是现实存在的最真实的状态，“非同一物”是真实存在的，客体无论如何也不能还原为主体，所以必须承认客体的优先性。但是客体的优先性并不是以否定主体为代价的，在他那里主体客体实现了和解，并且携手步入了“星丛”。在此基础上阿多诺确立起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由此可见，从黑格尔、马克思到阿多诺的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及哲学的变革之中，否定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