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种限制虽然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利益，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会计原则，影响了纳税人必要的经济活动，侵犯了纳税人的利益。

　　—、所得税会计模式的国际实践

　　按照所得税税法对会计所得的影响程度进行考察，可以把所得税会计的国际实践分为三大模式，即“一体化模式”，“完全分离模式”、“调整模式”。

　　（一）一体化模式

　　即税法严重影响企业会计模式。该模式下，税法对一国企业会计的影响大于公认会计准则，企业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都应以维护政府的税收利益为基本目标，公司应按“纳税的需要”提供会计信息，所编制的会计报表必须遵守税法的规定，亦即必须与税务报表一致，不允许存在相违背之处。

　　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法国。首先，法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法国会计规范机构都是财政经济部直接管辖的官方机构，这与英美等国由会计职业界自行组织制订会计准则形成鲜明对比，也使国家直接在税法等法律条文中规定会计制度成为可能。其次，法国企业的融资行为相对封闭。法国的中小企业资金大都来源于家庭集资和利润再投资；大企业的资本来源也比较单一，或是来源于国家或是依仗企业间的交叉投资。这一特点造成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相对薄弱，投资者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政府在会计规范领域自然就取得了强势。最后，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法系以强调公正性和严格性著称，具有详尽成文的特点，反映在会计规范上便是强调国家在会计标准中的作用，并以此来保证会计工作的严肃性和合法性，保证国家征税任务的完成。1965年10月28日，法国颁布的《纳税条例》明确规定采用会计总方案中的方法计算应纳税利润，从此，法国一直实行所得税会计与企业会计的一体化模式。

　　（二）完全分离模式

　　即所得税会计与企业会计相互独立模式。该模式下，企业会计与所得税会计是两套规则，独立运行，互不影响。企业可以根据会计原则自由记录交易情况，决定应纳税所得时则根据税法另外进行计算。这种情况下，以纳税表为主要形式的税务报告，分离于企业会计体系。

　　采用这种方法的主要有美国、英国、丹麦和新西兰等国家。以美国为例。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投资结构呈社会化、多元化特征，公认会计原则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基本目标，要求公司（企业）的会计报表必须客观，公允。在会计法规制度的制订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保持中立地位的民间机构。因此美国的会计制度不会过多地顾及政府的税收利益，而政府也无法干涉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以独立的所得税法规的形式，通过所得税会计处理来保证其税收利益。另外，美国的会计制度准则化也是形成独立于财务会计的所得税会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的会计制度是以“公认会计准则”（GAAP）的形式存在，它只提供原则性的指导，并强调灵活性和可选择性，会计人员可依据实际情况结合个人专业判断来选择最合适的会计核算方法。这种相对灵活的会计法规制度主要考虑会计理论的合理性和会计实务的针对性，它不可避免的与税法所要求的会计程序、方法和标准产生矛盾，这也导致了美国企业会计与所得税会计完全分离的结果。

　　（三）调整模式

　　即财务报告的制订依据会计原则，在某些特殊项目依税收目的而调整的模式。该模式下，财务报告根据一般会计准则制订并成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同时为了体现税收目的还存在对这种一致性原则的例外。在一般情况下，税法优先于会计准则。

　　这种做法主要存在于税法没有规定财务会计具体方法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等。以德国为例。首先，德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即将市场的自由原则与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的制度。这一经济制度主张有序的市场竞争和社会公正，主张发挥国家的积极作用等。这种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使得德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于美国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小于法国计划市场经济，也使得它的所得税会计模式与法国的一体化模式和英、美的完全分离模式不同，会计所得与计税所得的差异程度介于二者之间。其次，德国的资本市场相对狭小且不发达，并且以债券为主。所以在德国，会计报告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向投资者服务，而主要是作为契约执行的依据，如决定管理层报酬。员工分红、股利和公益金的分配以及所得税额的核定等。会计报告的这种作用不可避免地破坏财务报告的中立性，使财务报告中的数据受到扭曲。为了保证国家的税收利益，税法通常会尽量减少给公司管理层对某些会计事项主观判断的空间，如对计提坏账、存货减值等进行严格限制，并要求财务报告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调整。

　　二、所得税会计模式的新发展：OECD倡导的模式

　　OECD对所得税会计的研究源于在进行企业披露信息的全球可比性工作时遇到了困难。各国在把税收作为政策工具使用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与一般会计原则的偏离，这一点成为国际会计比较的障碍。为寻求减少障碍的途径，OECD开始了对所得税会计问题的研究，思路是：既要促使有利于会计国际协调的公认会计准则力量的壮大，同时又要探讨影响到一国政府利益的以税法为基础的所得税会计的发展方向。

　　OECD研究报告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一是税务报告与财务报告一致，在报表上披露会计处理中涉及的税务因素的影响；二是把会计报告分为税务报告和财务报告。

　　第一种方法基于如下假设：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财政政策日益趋向于顺应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税法的制定更注重企业实际的交易行为，更客观地顾及会计真实、公正、客观的要求，所得税会计会在更大程度上依据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企业会计与所得税会计逐步趋于一致。但是，这种一致性不是政府立法对税务报告或是财务报告的要求，而是两者自发的相互靠拢，并且是税法所得向会计所得的靠拢。与此同时，如果税务规定需要特殊报告形式或者估价方法时，同样的方法也要用于财务报告中；而这种因税收因素引起的会计信息的偏离将在财务报告中予以揭示。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却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两者之间的可调和性，抹煞了所得税会计和财务会计之间的差别，它将不仅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税收利益。

　　第二种方法承认了两种体系的单独存在。这意味着当国家制定所得税法规时，应能保证这些规定独立于财务报告中对于相同项目的会计处理方法。这种“独立”，就是说税法规定基本不影响财务会计处理，也不受财务会计处理的影响。在这一体系下，在会计年度终了时，企业将产生税务报告和财务报告两套会计资料。当然，这也不排除两者对有共同基点的问题采取共同的处理方式，但这种相同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同时，两者之间也不必完全隔绝，操作上，可以利用纳税调整表作为桥梁，在财政年度结束时，以企业会计报告为基础，形成一套为表明税收立场而调整所得的税务报告。相对第一种方法而言，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一方面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照顾了广大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国家征税的需要，避免税法与财务会计两种体系的矛盾。

　　从区域经济组织的角度考虑，为了既能保证各国企业间可比的财务报告体系的形成，同时又能保证各国政府的税收利益，OECD倡导各成员国采用财务报告和税务报告相分离的模式。

　　三、关于我国所得税会计模式的思考

　　我国所得税会计模式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1993年7月1日会计制度实施之前，我国一直采用的是分行业、分部门、分所有制的会计制度。这一时期，应税所得基本上是按照会计所得进行确认的，几乎没有独立的所得税会计。1993年7月1日，随着《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分行业会计制度的实行，1994年1月，随着《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实施，企业会计与所得税会计独立化的倾向初步显现，但由于所得税有关规定尚不完整，因此，此时的所得税会计模式基本上是一种“纳税调整”模式，即企业所得税法律、法规和政策有规定的，按税法的规定执行；税法没有规定的，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执行；税法规定与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一致的，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按税法规定对企业利润进行调整。

　　2000年，随着新的《企业会计制度》的颁布以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实行，我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所遵循的“纳税调整体系”走向了“独立纳税体系”，明确了所得税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趋势。从整体上看，这一趋势与所得税会计国际实践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它不仅满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投资者对企业财务报表信息的要求，符合我国加入WTO后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所带来的会计国际化的趋势，同时也满足了国家征税的需要。但是，这一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它虽然在整体上体现了分离趋势，但是缺乏系统的设计，现有的某些项目存在“过度分离”、“所得税会计主权”倾向等问题。一些项目过分强调所得税税法与会计制度自身服务对象、服务目的的特殊性，忽视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环境下的某些共性，造成了两个体系在政策制度规定上的背离，形成了政府与纳税人利益的对立。而且，由于政府在征纳关系中所处的优势，往往造成了在政府与纳税人利益关系上政府利益优先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差异上。从表面上看，两个规定似乎只是对所得税会计与企业会计不同的规范，实际上，它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前者代表了政府在企业生产经营剩余的利益份额，而后者则代表了纳税人真正的生产经营成果及其利益。两个规定的差异实际上代表了政府与纳税人的利益差异。这些差异不仅涉及面广，而且背离程度大一一除了一小部分的时间性差异，更多的是由制度规定不同所产生的永久性差异，并且在永久性差异中，随处可见的是前者对后者的拒认，如《企业会计制度》中核算的资产减值准备、广告费、业务招待费。固定资产折旧、财务费用、工资等都是属于《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不允许列支或严格限制列支的项目。这种限制虽然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利益，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会计原则，影响了纳税人必要的经济活动，侵犯了纳税人的利益。

　　事实上，正如美国、法国、德国都选择了不同的所得税会计模式一样，一国的所得税会计模式的选择都是在不同的政治历史条件下，由不同的环境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除了国家利益与纳税人利益，经济体制、会计管理体制、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环境，甚至国际会计，税收环境都会对所得税会计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有鉴于此，根据我国现有的环境，我们认为，我国有必要在目前“独立纳税体系”的基础上对所得税会计进行系统设计，建立“适度分离”的模式，即，首先坚持企业会计与所得税会计分离的模式，坚持以独立的思路分别考虑会计所得与税法所得的核算办法，所得税会计和企业会计各自以其特殊的原则、目标、方法自成体系；其次企业会计与所得税会计的差异不能完全任其自由发展，而必须有意识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适应我国的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会计管理体制，法律法制等因素的特殊需要。要达到这一目标，制度制定者应考虑会计制度与所得税制度两方面改革的具体情况：一是政府不能限制企业会计市场化的方向；二是要加强税收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在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下，规定所得税会计与企业会计最适宜的差异范围和差异程度，在保证国家税收利益的同时，保证纳税人的基本经济利益。

　　【论文摘要】 商誉问题在会计界一直吸引着各方的注意。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企业合并的风起云涌，商誉再次成为各国会计界的热点。本文介绍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有关商誉会计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与发展方向，评述了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商誉会计准则并提出了建议。

　　【论文关键词】 商誉;负商誉;减值测试

　　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体系变革的开始。有关商誉会计的准则变动较大，基于学习的目的，本文结合我国与国外商誉的会计处理变革历程，对其进行了比较和研究。

　　一、商誉的概念

　　商誉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超额盈利能力，包括企业的信誉、地理优势、优秀的管理层等资源。它的形成受企业、社会、经济、自然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脱离企业而单独存在。

　　商誉按来源分为自创商誉和外购商誉(也称合并商誉)。由于计量上的困难，多数国家暂不确认自创商誉。合并商誉通常在发生合并事项时确认，购买法下，购买价格超过被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作为商誉处理。若其值为负，称负商誉。对于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各国不尽相同。

　　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商誉的会计处理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一直以来都在为统一世界各国的会计制度而努力。1995年生效的《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企业合并》和2011年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 企业合并》分别代表了IASC对商誉处理的两个阶段。

　　(一)商誉摊销到减值的转变

　　IASC NO.22认为，鉴于商誉的有限使用年限难以确定，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可规定为5年，但允许有特例，即如果企业能够比较正确地估计可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与购进的资产、负债之间的关系，商誉摊销的期限可延至在20年之内。

　　2011年3月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取代了《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企业合并》，规定：对并购时产生的商誉不予摊销，而应每年进行减值测试。商誉的余额由原来每年摊销变为每个报告日和每当有减值迹象时均应进行测试。减值的部分抵减商誉的账面金额，并在相关期间确认减值损失。

　　委员会还修改了《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的有关条款：当商誉的账面金额超过可收回金额时就应确认商誉发生了减值。该准则规定当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无法估计时，需确定和资产相关的现金产出单元。且如果需要确认减值损失，其损失首先抵减分摊给现金产出单元的商誉。当减值损失超过了商誉的账面金额时，超过部分按照现金产出单元中各项资产的账面金额按比例抵减其他资产。

　　(二)负商誉的处理

　　在负商誉问题上，1998年10月重新修订的IAS22将收购的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超过收购成本的差额全部确认为负商誉，作为正商誉的减项。至于负商誉如何转至收益账户，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负商誉与合并带来的预期损失有关，而且这种预期损失可以可靠地计量，则当预期损失实际发生时，将负商誉转至收益账户。另一种情况是负商誉与合并带来的预期损失无关，此时如果负商誉不超过收购中获得的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则在非货币性资产的折旧或摊销期内确认为收益;如果负商誉超过收购中获得的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则立即确认为当期收益。

　　三、中国对商誉的会计处理

　　我国2000年的《企业会计制度》第四节《无形资产》和《企业合并》的意见征求稿中将合并产生的商誉列为无形资产，在10年内摊销。确认负商誉，在5年内摊销，并计入各年收益。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在商誉处理上有了重大的变动。

　　1.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中将商誉的有关准则从中分离了出去，将商誉提升为一级科目。合并中产生的商誉单列为不可辨认资产，企业自创的商誉仍不属于无形资产。这项规定表明，新准则承认商誉是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将不再按照递耗资产进行会计处理。

　　2.《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规定表明，新准则确认正商誉，但不确认负商誉。有关正商誉的确认还因为合并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准则中规定同一控股下合并时，购买方在购买日应当对合并成本进行分配，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认为是所有者权益的高估，应调整所有者权益，先调整资本公积，再调整留存收益。在非控股合并下，新准则将合并产生的正差确认为商誉，列于无形资产下，并不摊销。若日后出现减值迹象，再进行减值测试。若非控股合并下，出现负差，则不确认负商誉，认为是被合并资产的虚估，应先对合并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后，若还有余额，作为购买利得调整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初始确认后的商誉，应当以其成本扣除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计量。并将合并商誉分摊入各资产组，若无法辨别所属资产组的，应分别计入相应的资产组合，便于商誉的计量和评价。需要说明的是：在商誉分配问题上，IASC采用了“现金产出单元”这个概念，但由于其在实务上难于理解，我国财政部引入了资产组的概念，要求对不能独立产生现金流量的资产，以资产组为基础进行减值测试。在分配的确定上，还是按照新准则采用公允价值的基调进行。新准则强调了管理者作出假设的依据的重要性、理由和相关数据方法的披露，从而突出管理当局决策的责任。

　　3.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二十三条中指出：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终了根据其重要性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应当根据公允价值分摊至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应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收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应当大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5号——分部报告》所确定的报告分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指出，测试时应将子公司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归纳进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待减值测试完毕后，再将损失额在母子公司之间分配。准则中还规定，资产组或与总部资产组成的资产组组合发生减值时，应先将其中商誉的份额抵减，而后再将减值额在资产组与总部资产中分配。同时规定，该项减值不得转回，以防利润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