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需要理解，但不能是自我封闭的冥思苦想，不能是固执己见的自我认同，对哲学的理解要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要以开阔的哲学意识为基础，加强对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的比较和鉴别，从而深化对哲学的认识。
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当代哲学观点为背景，大致可以概括出八种哲学观点。
一、普遍规律说
这种学说认为，各门科学只是研究世界的特殊领域，并提供关于这些领域的特殊规律，而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并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这种哲学观具有深远的哲学背景，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古希腊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德国古典哲学寻求全部知识的基础和提供一切科学的逻辑，这些都是对这种普遍规律的追求。从深层本质来看，这种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深刻体现了人类思维的根基。人的思维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在思考现实问题的同时，总是力图在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其内在统一规律，思考思维是人类独有的特性，这种特性敦促人们去追求能解释世界上一切现象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一切知识的统一规律，思维的这种追求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构成了古往今来追寻普遍规律的哲学。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的两个人。人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是经历长时间并且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这种不可回避的问题导致了不同的认识水平，在对规律的探索当中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规律不应该只有一个，不同的轨迹要有不同的方式，千篇一律的规律不能叫普遍规律。
二、认识论说
这种哲学观点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整个世界，而是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关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不是通过对整个世界的研究来获得的，而是以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方式来实现。
这种认识论说的哲学观，也具有深厚的哲学史背景。人们通常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概括为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的语言哲学，并把近代哲学的变革称作认识论的转向。在哲学还没有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提出问题的时候，只能是直接地思考这个世界，并试图直接揭示世界的普遍规律，当哲学家开始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出发提出问题，去寻求两者所服从的同一规律，并把这个规律作为真正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哲学对规律的认识，必须以对人类认识的反省为前提，哲学不能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能回答世界的普遍规律问题。
三、语言分析说
它作为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哲学从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而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从而出现了语言分析说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反省人类认识的理论，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则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人类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有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在语言分析学看来，传统哲学家的根本弊病，在于他们企图穿过语言而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语言分析学的这种哲学观，存在着重大缺陷。他过分注重于技巧，而低估了理论的重要性。结果，他不是把语言升高到哲学的高度，而是把哲学降低到逻辑性语言的层面。真正的思想，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思考，更是一种境界。如果说把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用机械的死板的语言和文字来进行描述和表达，那将失去思想本身的意义。
四、存在意义说
这种学说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或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而是寻求人类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观的理论渊源一直可以追述到最古老的哲学。古希腊哲学名言“认识你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向内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观察就变的更加显著。人的天生的好奇心，慢慢的开始改变了他的方向。我们几乎可以在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中看到这种过程，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并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的交织在一起，宗教的出现并没有消除这种解释，相反，它保存了神话学的宇宙学和人类学而他们以新的形态和新的深度，同样，这种原则也适用于哲学思想的一般进程。在希腊哲学中，无论是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派、埃利亚派，还是赫拉克利特，他们总是确信，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去洞察自然的秘密是根本不可能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存在具有区别其他一切存在的独特性，人以外的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本质先于存在，而人的存在则是存在先于本质。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哲学观中提出，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会迅速的被另一个欲望所占领。人几乎整个一生都在希望着什么，因而也发生了一切。这是一种人存在所必须的状态。每一个人从动机出发，经过需求的满足形成不同的人格，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内心的潜能和价值，从而使人性达到一定境界，成为一个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是贯穿人整个一生的特点。因而，人的存在的意义贯穿了各种主客观因素，人的存在意义和存在价值不仅仅在于人的起源，中外历史神话当中有很多故事讲述了人类的产生，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意义，神话的目的是在告诉我们人存在的意义。
五、精神境界说
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致力于弘扬哲学对人生境界的意义的探索。这种哲学观被称为精神境界说。
在中国众多哲学流派中，儒家哲学思想认为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不断工夫修养，可以达至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道家哲学则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中国佛教认为我法无，佛法本身也是不拘自性的缘合物。墨家思想主张应从一般百姓的立场上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巨害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而这种兴利除害的理论预设即为其著名的兼爱思想，提出了爱无差等的理想命题。在法家思想里，世界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帝王的国家，世界的太平就要靠帝王的权威统治与法律的普遍奉行，才能可大可远。
现代哲学家贺麟先生以优美的文字精辟的概括了这种精神境界说的哲学观，他说：“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使人生高清而有意义所不可缺的要素。”他还特别指出：“真正伟大的哲学并不是智巧的卖弄，而乃是精神上的粗茶淡饭。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其伟大出即在于能道出人心之所同然，能启发人的灵性，提醒人的潜伏意识。所以哲学若果要是有生命的话，是应该与大众见面的；大众要过有意义的生活的话，也应该设法与哲学亲近的。”
第二篇：当代西方法学论文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当代西方法学论文，请参考！
当代西方法学论文
西方法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现象的日益复杂化不断对我国的法学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而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又是培养主体中的中坚力量。作为高等法学教育里的基础教育即法学本科教育在这一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宏伟目标中又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本文试图探寻法学本科教育自身的价值并且在教学实践中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一价值。
关键词：卓越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法治精神
1法学本科教育的目的
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和对法治问题的关注，法律行业的发展状况、社会责任、自我约束与外在监督日益成为人们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话题。尤其是“李庄案”、“彭宇案”等类似案件不断发生，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并已经深刻影响到普通公民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和对公权力的信任度，尤其是对执法和司法等法律从业人员本身的职业道德、专业能力的拷问，这些问题的背后蕴藏着社会意识、公众信仰、价值取向等更深层次的命题。当公众逐渐把视野集中到对律师行业、法官检察官行业及政府公权力进行关注的时候，作为法律教育从业者，在深层次上也不得不对在未来司法改革方向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法学教育模式进行思考与反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迅速发展和逐步完善，社会对法律专门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同时这也对高校培养高层次法学专业人才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法学类专业对人才素质、学历需求较高，他们不仅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质，还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和跨学科的行业知识。2011年，教育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推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这种定位揭示了目前高等学教育在法治理念、培养方式、实践能力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短板。为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各高校法学院和法学教师都积极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为实现这些培养目标，各高校法学院逐渐开始探索分类培养模式，积极寻求“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国内-海外合作培养”；各种法律诊所、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地等备受各高校的法学院重视。在这轰轰烈烈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大工程中，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去思考，如何去真正实现“卓越法律人才”的目标？当下中国法学本科学生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中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2法学本科教育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一个优秀的法律职业者不只是将法律条文熟记在心，只会纸上谈兵，还要学会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去。法律条文不是生硬冷血的规则，而是为满足大多数人利益而设定的人性化约束，这就要求法律的实践者必须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对之予以灵活运用，从而保障法律的尊严，保证公平正义。首先，我国目前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学生知识能力的欠缺，即基础性不足、覆盖面不广，并且受到或早或细的专业化倾向影响，某些高校还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保留方向或专业，使刚入学的本科生易产生过早的自我设定。今天的法律环境如此复杂，某一法律问题可能涉及多个专业，而这种方向或专业的提前设定，无疑影响了对基础知识广度的获取。对于基础知识的深度，做的又如何呢？关于这点，一直存在一种误解，面对日益出现的新的法律问题，学生总会认为新问题需要新的法律知识来解决，容易忽略对作为析基础的原问题的思考，原问题是法律理论的最基本原则、概念，将新问题进行法律结构，归类为法律的某些基本原理和概念，进而解释分析归纳，从而为新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路径和方法，而这种寻找原问题的能力，既是基础的知识的深度问题，也是涉及学习如何学习能力的问题。其次，法学需要回应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的民主诉求对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模式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推动力。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权力和权利的行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正当性的强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学教育能否敏锐捕捉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及时融入法学教育中以对社会需求作出有力的回应，这是考验一所法学院教学质量的验金石。这也意味着法律学术与法律实务需要更紧密的联系。大学仅教授大量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是不够的，需要一定的实践课程作为辅助，帮助法学院的学生去了解法学知识如何在实践中应用。第三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极度欠缺。目前，各高校法学院对学生进行一些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之下，法学教育不能走片面法律职业化的单行道。经过如此专业化培训的法科学生们，带着他们辛苦获得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走上了律师、法官、检察官的岗位，能否有能力有资格承担起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伟大任务？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种价值、一种精神。若法律没有了权威，人们将不再相信它。只要法律不再被良好地遵守，法治梦想更无从谈起。
3法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之转型方向
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法治状况，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条文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一个正义的裁判或决定诞生要依赖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而这些都离不开法律职业者自身的专业素质。这种素质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作为法律职业者对法律本身的敬畏，如果法律职业者本身对法律没有尊重与敬畏，我们又如何期待他们自身也会遵守法律，如何期待他们能良好地立法、执法和司法，又如何期待普通公民能很好地守法。
3.1从知识型向素质型转变
为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以专业化和职业化为背景，以培养具有高度专业化的法律素养、实践能力和人文精神的法律职业群体为使命和目标。法律人才的培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力的培养，包括基础知识能力培养和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它是法律人才培养之“躯体”。基础知识包括知识的理解、适用和评价，在基础知识的学习过程中着重对基本理论的透彻分析，同时不应过分追求对某些前沿、尖锐、新奇的观点和理论的获得，而是在熟练掌握基本理论之后，让学生自己学会辨别、分析和判断，把前沿知识作为一种附加题的形式，让学生自己研究、学习和讨论。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之所以在法学领域内尤为重要是因为法学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教师的教学任务不是将一切现成内容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而是让学生即使在没有课堂讲授的情况下，自身也能通过运用在法学教育中获得的基本知识和素养，快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二是素质的培养。它是法律人才培养之“灵魂”。这方面很容易被各高校法学院忽视，因为它属于人的内在，是无法直接感知和评判的，它不会直接体现为对某个具体知识点的掌握，也不像司法考试通过率那样能直接成为一种绩效。因此，实践中对于法律人才“灵魂”的培养必须引起重视，因为没有“灵魂”的“躯体”终将是没有思想的行动者，无法担负起法治建设的重任。
3.2从法律的“技工”走向法律的“绅士”
中国的法学教育同时伴随着这样一种现象即法学基本上在各类大学里都是必开设的一个专业，大学的法学本科教育模式也逐渐走向技术化。如果说，对于一所中学，升学率是一个无形指挥棒，那对于目前大学里的法学学科来说，就业率、司法考试通过率，就是悬在高校法学学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种客观压力势必会给大学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造成价值上的错位。在实践中就可能培养出在专业领域可能出色，但在情感上欠缺人文关怀的人才。法学知识的获得变成了一门技术，一门甚至是非法学本科的学生都能快速掌握技巧的技术，这一点从历年非法学本司考通过率可见一斑。而在目前以着重培养法科学生法律实践能力为目标的法学改革中，要求学生对法律条文熟练应用，学会向法官、检察官、律师一样思考。于是，各种思维逻辑技巧、谈判技巧、法律分析技巧，成为法律实践课堂的宠儿，法律条文成为学生迅速提升自身实践操作能力的必备武器。娴熟的专业技术纵然必不可少，但真正的培养核心则是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须知只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才能真正做到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否则社会的良知也就无从谈起。大学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培养了多少社会精英，而更在于能够培养具有历史担当的“民族脊梁”。法治离不开优秀的立法，法律条文公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执法者和司法者的道德和职业良知。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公民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和守法意识缺乏西方法律文化深厚的历史根基。没有先天的文化土壤，只能依赖后天的法学教育，国民素质的养成，而对于中国，最现实的途径，是从法学本科教育抓起，因为在这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法律从业者，法律的脊梁。法律不只是谋生的手段，它是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人们生活的最高目标。作为技术的法学知识是最易为法学专业学生获得与掌握的，但除此专业技能外，还应通过职业伦理的培养来抑制在专业技能的运用中所包含的技术理性中的非道德成分，以此来保障法学专业的未来从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企业法律顾问等能够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真正实现法律本身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2]王永.在法治发展新阶段振兴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研究视角.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3]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中外法学,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