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快速增长对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作用

　　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与人们文化生活息息相关。从学科认识上来看，已呈现出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群众体育学特征[2]。当然，这主要取决于各地政府对体育事业经费投入的多少和经费的有效利用情况。经济不发达，国民经济储量少，相对在各方面的投入就会少，尤其是比较贫困的区县，人们无条件进行体育锻炼，而且长久以来形成的落后传统体育文化意识观念也严重地制约了群众体育活动整体水平的提高。可见，经济的增长是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经济快速增长了，人民群众的体育消费意识提高了，群众体育才能协调发展。

　　二、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群众体育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健康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人们对身体活动的重视程度。经济快速增长了，但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大了，“文明病”的蔓延，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开始寻求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的途径。《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慢慢从观念上变了以往对体育运动的看法，更多的人民群众投入到了体育锻炼中，政府和社会也加大了群众体育活动开展方面的投入，大力支持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活动资金增加了，人们的体育锻炼意识提高了，参加活动的人员也就增加了，群众体育便会蓬勃发展。

　　三、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了群众体育活动经费投入水平

　　一个地区的体育活动经费的多少取决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一般来说，体育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体育经济早已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所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在不断的增长，尤其是《全民健身计划》推广以来，体育经济已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社会对体育的重视，加大了对体育活动的经费投入。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准时，人的精神物质消费意识被唤醒并决定其消费取向，人们的健身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体育锻炼开支也成了家庭或个人开支的一部分，政府对群众体育活动经费投入的增加以及人们在体育锻炼方面投入的增加，从而提高了群众体育活动经费投入水平。

　　四、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了体育场馆设施建设水平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针对体育场地设施存量不足的状况，兴建各种类型的体育场所，重视政府与社会相结合，可以更广阔地依靠市场力量，建设更多亲民、便民、利民的体育场地设施，从而积极探索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5]。随着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第一期工程的顺利实施，我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健身场地逐步增多。经过调查，目前重庆群众体育场地设施资源的数量已有所增加，体育场地设施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的水平及效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体育场地设施法规制度的建设及实施也逐渐严格，这都有赖于经济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视。

　　五、结论与建议

　　1.群众体育存在的问题群众体育所需经费不足；群众体育的需求与短缺的体育场地设施之间矛盾突出；社会体育指导员人员缺乏；法规制度不健全；群众“体育锻炼”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2.群众体育发展的应对措施

　　（1）加强群众体育场地设施的“建”、“管”结合并抓好活动的组织工作；

　　（2）充分发挥学校体育的“基石”作用，塑造“终身体育”意识；

　　（3）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的重视及领导；

　　（4）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育锻炼意识；

　　（5）合理配置现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源，充分发挥他们的最大作用；

　　（6）进一步突出工作的重点；

　　（7）我们要进一步动员各行各业办体育。

　　引言

　　对中国经济保持如此高速发展的探究，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过去30 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依靠高投资率是被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然而，仅仅依靠要素增长型的模式是无法实现一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近年来，特别是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大

　　中国自2006 年以来，GDP 实际增长率不断下降，此次的下降是否能像1991～2006 年出现U 型恢复，抑或进入持续而显著的下降区间，还是会进入调整期———从“要素增长型模式”逐步进入“效率增长型模式”?回顾过去30 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发现1991～1998 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较为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对此张军等(2003)认为，“资本深化”加速可能是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并猜想这是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本质因素。自他们的研究已过去10 多年，从最新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自1998 年以后，中国的“资本深化”不断加速，而经济从1999 年开始持续而稳定地恢复增长，不断加剧的“资本深化”并未导致经济长期下降，说明他们的猜想无法解释实际经济。而在10年之后———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 年的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又一次下降，尽管此时的储蓄率、投资率一直逐步上升。近些年来的经验表明，不断升高的投资率背后依然是GDP 增长率的下降，是否中国依靠投资拉动所释放出的规模红利已经用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常用资本产出比，即单位产出需要多少的资本投入，分析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利用效率。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就开始逐步上升。

　　综上所述，笔者将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不断提高的“资本深化”并未导致经济下降反而是上升，近年来经济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二是影响中国资本产出比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如何改善资本的利用效率?

　　文献综述

　　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比比皆是，笔者主要是从资本利用效率的角度进行简要的回顾和梳理，同时涉及资本存量的估算和资本产出比的相应思考。

　　1.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

　　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很早就有学者开始研究。邹庄至等(1995)曾分部门建立不同的生产函数，解释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情况。他认为，中国在1952～1980 年经济增长并非归因于技术进步而是资本形成。王小鲁等(2000)在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性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推动经济前进的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资本形成效率的不断提高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近年来，以林毅夫为主的学派依旧提倡中国经济短期内的持续增长要以投资为主，但要不断优化投资结构。

　　有关近年来中国投资效率问题，也引起David Dollar(2007)、Zhu(2010)、Song(2011)的关注，他们均认为，现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偏高，且资本要素配置存在扭曲。

　　2.以资本产出比为重点展开的研究

　　除了有关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总体研究外，另外，以资本产出比为重点展开的研究也较多。资本产出比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中重要的话题，是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指标之一。Solow(1965)、Romer(1986)、Samuelson(1990)认为，一个经济系统达到稳态时K/Y 是一个常数。而Romer 进一步实证分析得到，发达国家的K/Y 大致相等，而发展中国的K/Y 表现出差异性。樊瑛等(1998)针对此问题，计算出中国1978～1994 年的资本产出比浮动在2.7 左右，且用分段生产函数来解释发展中国的K/Y 差异化，并抛出中国K/Y 变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亟待解决。张军等(2003)曾用理论分解K/Y，影响资本产出比增长率的因素包括，资本深化速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从“资本深化”的角度，说明资本形成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显著的发散模式，但缺少实证检验过程。在实证方面，林诗博等(2011)通过对中国1978～2007 年资本产出比上升趋势分析得出，社会总储蓄率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对于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具有推动作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中国投资效率的提高，抑制资本产出比的提高。

　　综合上述关于资本效率、资本产出比的宏观层面研究结果，对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依据。

　　实证研究

　　1.资本形成速率与经济增长

　　笔者用资本形成，解释经济增长变动的现象：从1998～2000 年，资本产出比速率不断下降。此时，资本形成速率下降幅度不及前者下降幅度大，促使经济增长上升来达到平衡;2001～2004 年，资本产出比速率缓慢上升。此时，资本形成速率加速上升，为平衡资本产出比使得经济增长也不断上涨;2005～2007 年，资本产出比速率突降。此时，资本形成速率几乎不变，经济增长率却急速下降，这与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核算公式不吻合。笔者认为，这段期间主要是由于外在经济环境突变的影响(如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在近两年中，由于资本形成速率和资本产出比增长率变为同步变动，导致经济增长率平稳前进。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外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自2008 年至今，资本形成速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足够的解释能力。

　　根据拟合结果显示，三者的拟合程度很高，且技术进步对资本产出比速率的影响因子是资本深化程度的两倍多，即技术进步对资本产出比速率较资本深化速率的影响敏感。资本深化与资本产出比速率成正比，即资本深化提高一个百分点，则资本产出比速率将相应增加0.4337 个百分点。此时，资本利用效率下降;而技术进步对资本产出比速率成反比，即技术进步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则资本产出比速率将下降0.8996 个百分点。此时，资本利用效率上升。资本产出比速率对技术进步增长率的变动较资本深化的变动要较为敏感。

　　拟合结果只是说明了各个因素对资本产出比变动的敏感程度，为了进一步分析过去30 多年时间里，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率对资本产出比变动的比重，对资本产出比速率进一步分解。

　　上表中的资本深化部分和TFP 部分，分别指资本产出比速率的增长中有多少是由资本深化引致的，又有多少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中国的资本深化程度一直在逐步升高，1979～2012 年间，资本深化平均增长率为9.35%，在2007 年达到了最高水平13.75%。除了1998～1991 年期间的一个“V”字走势，几乎没有一个较大的涨落。相比而言，中国的技术水平始终在低位波动前进。1979～2012 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平均增长率为2.18%，在上世纪80 年代末期到90 年代初期，以及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9 年，中国的技术水平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了衰退。随着经济逐渐复苏，近几年TFP 增长率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增长水平。较资本深化速率，技术进步平均增长率很低且不稳定。在过去30 多年中，资本深化程度速度将近是技术进步速率的6 倍，虽然技术进步速率对于资本产出比速率较资本深化速率要敏感，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率缓慢且不稳定，导致资本产出比速率随着资本深化程度的加剧而逐步上升，即资本的利用效率下降。

　　综合考虑，笔者认为，引起中国资本产出比不断升高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本深化程度不断加剧;二是中国目前的技术进步水平较低且波动性较强。对于第一个原因，涉及技术选择偏差问题，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会影响到资本深化程度的水平。应不断引导逐步积累的资本，可让更多的劳动者所使用的技术选择偏差。对于第二原因，需要不断投入创新，提升人力资本。

　　结论

　　笔者从资本产出比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出发，解释中国30 多年经济发展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并探究资本产出比动因。从Y ^ 、K ^ 和K ^Y内在结构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1998～2012 年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动模式，而近两年的平稳低增长主要是由于资本产出比速率和资本形成速率的同步变动。若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在资本形成速度稳步提高的基础上(这主要是目前极高的投资率在未来几年必然导致的现象)，需要大幅度且不断下调资本产出比速率。同时，从本文对资本产出比速率的动因分析看，目前中国资本产出比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来源于资本深化程度不断加剧、中国目前的技术进步水平不稳定、近些年来技术进步几乎停滞不前这三大因素。

　　因此，只是一味地增加投资规模不能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只有通过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并同时优化技术选择偏差，降低资本深化程度，资本产出比速率不断下降，从“要素增长型模式”过渡到“效率增长型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才有可能保持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