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发展历程简介

　　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和中国大陆起源于同一个时代，都与西方医学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其发展相比于大陆而言，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在中国大陆由传教士所建立的西式医院、学校建立发展之时，中国台湾地区的高等医学教育还处空白阶段。但此时西方医学思想、方法的传入为日后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基础。总体而言，台湾地区的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日据时期（１８９５－１９４５）；光复初期（１９４５－１９４９）；改革新时期（１９４９－今）。１８９５年，日本强占台湾，中国台湾地区近代高等医学教育也由此开始。１８９５年台湾总督府在台湾设立第一家公立医院———台北病院，两年后的日本医生山本秀高在医院设立医学讲习所，教授医学。１８９９年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台湾高等医学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１］。其后，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并于１９３６年更名“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高等医学教育体系也随之不断发展完善。但此时台湾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深深埋藏着种族歧视的身影。尽管日本推行“融合政策”，但台湾民众很难拥有平等的高等医学教育权利。１９４５年，台湾光复，这并不仅仅是领土上的归附，更是文化教育重新回祖国的怀抱。国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将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而其医学部亦改名为“台大医学院”［１］。国民政府对台湾高等教育的接收与改组是平稳的、短暂的。国民政府不仅从根本宪法上赋予台湾民众平等接受高等医学教育的权利，亦使得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在发展上出现了短暂的一致性。但日据时期所形成的高等医学教育体系依然对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影响。１９４９年，国民政府退至台湾，教育政策更加强有力地集中于台湾，日式教育体系的影响逐渐消退，台湾的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从１９４９至今的改革新时期阶段，台湾的高等教育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学系制”为中心的改革（１９５０－１９９２）。在此期间，中国台湾地区采用美国的“学系制”教育取代之前德国、日本所采用的“讲座制”。并在教学课程方面，效法美国医学院的系统教学方式，对基础医学学科实施分期、分科，实行大班式的课程教学。第二个阶段是以“ｎｅｗｐａｔｈｗａｙ”为中心的改革（１９９２－今）。此阶段以“小班教学”、“教学评价”和“课程整合”三大目标为方向，推行小班教育，注重学生个性发展［２］。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经历百年的发展和积淀，医学教育的内涵得到了不断的延伸及深化，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取得了长久的发展与进步。目前，台湾地区医学高等院校共计有１１所，其每年招收学生人数为１，４００人左右。院校总体师生比例约为１∶６［３］。其医学学制因各院校略有差异，大致分为七年制医学系、五年制学士后、硕士、博士等［４］。但由于当代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高等教育职能的不断转变和衍生，加之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固有的局限性，台湾地区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２目前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问题分析

　　２．１医学教育思维方式选择的困顿问题

　　医学教育思维方式选择困顿问题是台湾地区医学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之路是以“西方为祖师”的学习之路。在学习西方先进的医学成果、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的同时。隐藏在各成果与制度之下的“西式”思维在台湾不断发展、深化。而台湾地区是以中国传统儒家为主导的地区，台湾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宣扬与崇拜从未中断。这就造成了高等医学教育中“西式医学思维”与“东方传统思维”的冲突。虽然近代东西方文化获得了长久性实质性的融合，世界一体化趋势也逐步加强，但东西方文化孕育之下固有的思维方式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协调的。因此，关于继续实行西式教育，还是回归东方传统教育的教育模式的争论在台湾地区日益激烈。解决此教育思维冲突问题应该从学生特质和教育发展两个维度综合考虑。一是以学生特质为出发点，因材施教。二是以教育发展为中心，谋求东西教育思维互补。只有从学生特质、教育发展双重维度对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加以思索，才能不断谋求台湾医学教育的品质提升及全球化视角的开阔。

　　２．２医学教育资本投入的相对不足问题

　　医学教育资本投入相对不足问题是台湾地区医学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台湾地区公立医学院校主要的教育投入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支持，而私立医学院校的教育投入主要来自于“财团”的资本投入［５］。对于医学教育，台湾奉行“精英化”的教育原则。这无疑对医学教育的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台湾地区为防止地区过度医疗的发生以及应对经济危机以来的发展缓慢状况。台湾方面政府对医学教育的投入力度趋于疲软，而就医学教育自身而言，其有着其他教育不可比及的经费要求。精英化的教育更增添了医学教育资金的紧张度。因此，台湾地区医学教育的资金的使用可谓是捉襟见肘。当下，为保障台湾高等医学教育的长久发展，必须处理好高等医学教育与教育效率、教育成本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总体做法：一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平衡教育质量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三是加大对医学教育的成本管理和效益分析。

　　３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发展的启示分析

　　３．１拓宽医学招生渠道，加强学生入学考核

　　高考是中国大陆高中生进入医学高等院校的主体形式。虽然各医学高校试图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打破“一试定江山”统考招生体制。但本质上依旧以考试为选拔标准的自主招生不能从根本上取得突破。相对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医学院校采用较为多元化入学方式。除了统一的考试分发制外，还加有推荐入学制、申请入学制。各种制度在整个的招生体制中维持较为稳定的招生比例［２］。中国大陆要想实现招生形式的多样化，拓宽招生渠道关键在于扩大医学院校自主权。此外，单一的统一考试将众多有医学特质的学生排除在医学领域之外，也将众多在其他方面更有特制的学生强行拉入医学的天地。这将不利于日后医学品质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在拓宽渠道的同时应加强入学考核。可以在原有的统考后增加各校自主测试和面试环节。结合各种入学方式，建立多样化入学考核，谋求医学招生入学渠道的拓宽及标准的提升将为招生品质的改善提供保障。

　　３．２注重学生特质发展，培养医学审美能力

　　在“医学人才要满足市场需求”的引导下，中国大陆医学高等院校规模不断扩大，各医学专业学生人数不断攀升。同时，学生在高负荷的学业负担之下接受着千篇一律的教育。由此，学生的特质惨遭忽略，学生对于医学的审美渐趋疲劳。中国大陆众多医学高等院校教育政策、教学方法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场就业为导向，以学校的发展为根本目的。学生只是被动地接收硬性的压迫式的教育。这也就造成了中国大陆众多院校因为学生人数过多而被迫采取“大班制、讲座制”的教学形式。相比之下，中国台湾地区所采取的“小班制、导师制”的教学模式值得借鉴。学校应转变思维，各项教育政策、教学模式、教育方法的制定应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发掘学生对于医学的兴趣，增加其对医学的审美能力。

　　３．３提高医学教育品质，注重学生全面发展

　　目前，中国大陆高等医学教育也已迈进大众化的阶段，教育的产业属性愈加明显。虽然各医学高等院校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效益。但医学精英化的教育品质仍需得到保障。教育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教育制度、理念的改善。在教育制度方面，台湾实行单纯学制以提升其精英教育品质的做法值得借鉴。中国大陆高等医学教育院所种类繁多，包括：综合大学医学院（部）、独立医学院、独立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药大学及各类医学专科院校等［５］。各高校专业设置更是五花八门，学年制度没有得到统一规范。杂乱的学制虽然可以满足市场多样化的人才需求，但势必会对医学教育的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在教育理念方面，学生的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最大成功。尤其是在知识高度专业化的医学领域，医学知识与技能的提高并不是医学教育的全部。学生的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核心。

　　４结语

　　中国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和中国大陆是一脉相承的。虽然１９４９年之后，两岸教育制度与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演变的不同造成目前发展的差异性，但各有千秋，相互可鉴。尤其是台湾地区精英化的高等医学教育理念与方法将为中国大陆高等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诸多的借鉴。针对台湾地区高等医学教育问题的分析也将为中国大陆医学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最终，通过互鉴学习谋求两岸高等医学教育事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1美日两国医学教育的优点

　　美国的医学教育分为“高等医学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终身医学教育”三个阶段，其体系以精英教育为主要特征。学生先在大学完成四年的本科教育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再进入医学院学习四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医学生必须通过全美医学院校资格认证委员会(LCME)组织的全美医师执照考试(USMLE)的前两步考试。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医学生进入委员会认可的医院进行临床实习和技能培训，再通过第三步考试后，就可获得全美医师执照，获得独立行医的资格，但此时只能作为全科医生在社区或基层医院开展工作。如果想成为专科医生，则需申请参加专科住院医师培训，在通过相应专科委员会的考试并取得专科医师资格证书后即可在大型医院从事专科工作。此时的医生相当于我国的主治医师，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收入。全美医师执照考试堪称世界上最难的医学认证考试，如此严格和规范的考试，注定培养出的医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而且相比于我国的执业医考试，其多步考试中既包括了基础理论和病例分析，又包括临床技能考试，还设立了医生向病人问诊一科以考察医生与患者的沟通能力，所以其医生具备更多的临床技能和沟通技巧。而且美国的医生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这也为良好的医患沟通打下了基础。日本医学教育的最大特点是综合性课程体系的建立。传统的课程体系以具体的学科为独立单位开展教学，学科之间缺少关联，内容多有重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生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而将课程整合之后，各门学科和人体各大系统各大器官交叉深入，比如教授循环系统时将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学科与心、肺等内容整合讲授，使得教学内容得到优化，相关知识得到更详细的说明，提高了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与应用。另外，日本更注重培养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组织学生成立科研小组，跟随学校的教研室或其他机构的实验室开展科研见习与研究，还尽可能多地安排他们参加学术会议，使其了解到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日本还开展了医学情报类课程，即要求老师在正常授课的同时加入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在增长学生的见识的同时激发他们主动探索的精神，培养其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为未来的临床或研究工作打好基础。虽然我国很多院校也开展了整合课程，但是很多只是表面上把几个相关学科放在一起教授，并没有达到日本这种学科交融的境地。而且日本医学教育的学制是六年，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学生就不能进入下一年的学习，这样严格的规范也是我国所欠缺的。

　　2美日医学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1)深化医学教育体系改革。

　　医学教育应当着眼于社会需求、服务于社会需求、满足于社会需求。如今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人口基数大，病情种类繁多复杂，所以需要大量优秀的医学人才。但是医学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校教育，而应当成为终身教育。学生在毕业后接受严格的临床规范训练，是使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的有力保证。目前我国刚刚施行规培制度，医学生的临床技能水平依然为社会所诟病，但同时规培期间对学生和教师的需求并没得到满足，所以规培制度仍有很大的改革空间，我国应借鉴欧美、日本等国的先进经验，消除规培带来的新的矛盾，使规培真正能满足学生、医生、患者等社会诸多角色的需求。我国需要继续为医学教育制定长远的目标与规划，积极推进科学体系的建设。

　　(2)促进课程综合化改革。

　　课程是医学生获得教育的主战场，若想培养出优秀的医学人才，就必须重视课程的改革。医学院走出来的学生不能仅仅是只读书本，必须得是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发达国家的课程设置均趋于综合化，注重各科之间的衔接、交叉和相互渗透，我国也应当加快课程改革的步伐，各大医学院校需要多多调研与交流，制定出适合医学生学习的整合课程，使学生学到更系统更印象深刻的知识。而且学校还应当合理安排实验课，不能让实验课和基础课割裂开来，让实验课加固理论课的知识。另外，在当今医患矛盾突出的社会背景下，医学生更应当具备与人沟通的能力，这需要医学院校增开更多的人文学科课程，使学生具备较高的情商和崇高的医德，把医德教育同医术教育结合起来，以便未来工作时形成人性化思维，缓和医患矛盾。

　　(3)鼓励科研、实践和创新。

　　从国际范围上看，我国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一直明显不足。要对这种现象做出改变，必以教育为先。所以学校应当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开展科研见习活动，提升学生对科研的兴趣，并鼓励学生参加和组织学术研讨会，多交流多沟通，把握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动态。同时医院也应该为学生敞开大门，给学生提供早期临床见习的机会，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技术水平，无论对学生未来从事科学研究还是临床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