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至今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已有20多年，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目前已进入24-25岁的婚育年龄。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自2001年开始，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逐渐进入一个婚育高峰。未来十年里，由独生子女养育独生子女的新家庭将达到上千万，并将成为家庭结构主体。由于这些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农村相对较少。可以预见,“独生父母”家庭的生育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的人口生育率。因此,研究“独生父母”家庭的生育抉择是十分必要的。

　　一、理论基础

　　本文所讨论影响生育行为的经济因素分析,主要是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加以考察。所谓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经济行为和相应经济变量单项数值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资源配置问题。这一定义,在本文中主要包含以下含义：

　　第一,研究的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如果把生育看作是理性人的一种经济行为,那么完成这一经济行为的最基本单位就是家庭。家庭不仅是消费单位，从孩子生产的角度来看又是生产单位。因此此研究的对象具体来说就是研究家庭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物品的消费，以实现满足程度最大化;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生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二,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从单个家庭的经济最大化行为入手，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从而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

　　第三，中心的理论是价格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但这样做时，由于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弓I,结果是增进了社会利益。即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使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

　　第四，研究的方法是个量分析。即关于经济中单个因素诸如价格、产量等的分析,研究这些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基于以上几点，把生育行为看作是家庭作为理性人的一种经济行为通过影响生育行为的经济因素分析,研究“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发挥调节作用，使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从而以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独生父母”家庭经济变量变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二、家庭消费

　　当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时，我们需要研究的便是家庭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物品的消费上，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也是对决定价格的因素之一需求的进一步解释。

　　需求是指家庭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时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量。即需求是家庭根据其购买欲望和支付能力所决定的计划的购买量u可见，人们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包括对孩子的需求,主要由“购买”欲望和支付能力决定。由于消费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满足程度的最大化,于是欲望便具有了无限的特点，一种欲望满足之后又会产生其他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u显然,这种欲望的无限性并不可能带来消费的无限，支付能力对消费的限制将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家庭对某种商品的支付能力主要是由商品的价格及家庭收入水平决定。

　　(一)价格。价格是影响需求的最重要因素。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价格变动将对消费者需求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价格的变化意味着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如价格降低意味着既定货币收入的购买力增加，从而使需求量增加；反之,价格上升使既定的货币收入的购买力减小，从而使需求量减少。第二，具有替代关系的商品之间，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升降变动时,会出现替代效应。另外，各种需求量的变动对价格变量变动的反应强度是不同的，有的大些，有的则小些,“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变动性”（马克思）即需求弹性不同。因此，当孩子作为耐用消费品时,其需求量受价格效应和需求弹性的影响。

　　1.城市经济发展使孩子的价格上升。在这里，孩子的价格主要是指生育、抚养、培训孩子所花费的物资资源的价格和父母的时间资源的价格，意指耗费单位时间所牺牲的收入，单位时间的收入差异，使生育后的时间价格较生育前上升，从而使孩子的价格上升。价格高，需求少；价格低，需求多。在消费者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孩子的价格上升实际等于收入减少（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致使实际购买力下降，从而对孩子的需求减少。总之，由于这种价格效用的作用，成为“独生父母”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排除其他干扰因素,这一因素从总的趋势来看将使“独生父母”的生育率下降。

　　2.经济的发展使得对孩子数量的替代加强。影响孩子需求的价格性因素，除孩子本身的价格外，还有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莱宾斯坦曾把家庭消费支出分为三类:一是购买维持家庭地位商品的支出，如用于购买家电、汽车、高级住宅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和高级礼物等的支出；二是用于抚养孩子的支出；三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品的支出。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购买三种商品的支出相互制约，此长彼消。其中家庭日常生活的商品支出是绝对的必要，它与抚养孩子的支出的互补关系不是我们这里证明的重点。首先，由于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较维持家庭地位的高级消费品小得多；其次，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与抚养孩子费用支出互补关系，即变动的方向相同。因此维持家庭地位支出与抚养孩子支出之间的关系是现在要论述的重点。

　　对于孩子需求与维持家庭地位的需求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仅从经济学角度看，当收入一定时,孩子会同其他耐用消费品争夺家庭预算比例或份额,增加孩子就意味着减少其他消费。

　　因此,为维持其社会地位，当人口沿等级制承认的社会集团阶梯向上移动时，人们的趣味发生变化,对孩子的偏好减少，对物品的偏好则增加了。于是相对于维持家庭地位的物品的边际效用，孩子的边际效用是依次递减的，胎次越高,孩子的效用越低，即孩子的需求弹性小于其它物品的需求弹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孩子需求相对于其它物品的需求弹性的下降，只是孩子数量需求的下降，而孩子的质量似乎与数量的直接替代商品有关，即孩子数量的需求弹性小于维持家庭社会地位的消费品的需求弹性,包括孩子质量的需求弹性,孩子质量需求的上升是其家庭社会地位上升的需要。总之,这将使其他耐用消费品和孩子质量的需求对孩子数量需求的替代加强。这不仅有利于人口质量的提高，而且，由于孩子质量需求与数量需求间的负相关关系，将使孩子的数量需求下降，生育率降低。

　　(二）收入。“独生父母”家庭收入的大幅提高并不能抵消孩子价格上升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作用u原因主要有：

　　1.孩子作为消费品时，一般说来，家庭收入提高会增加对不同消费品的需求,其中包括孩子。在人均收入刚刚开始提高时，一般如此。但当人均收入达到一般水平之后，经过若干中介环节的作用，人均收入再提高，则会出现生育率的下降趋势u这主要是因为：收入的增加，使父母的时间价格上升,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价格较高，从而使孩子的实际价格上升。因此，前面所提到过的，孩子价格上升对生育调节的作用依然存在。收入变量的变动正是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使“独生父母”家庭的生育率下降。

　　2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群体中的人们,在生育行为上是相互影响的，这就是人际互动变量的作用。同一社会地位群体内存在一个代表这一层次人的平均消费水平,称之为“目标消费水平”或“一般消费水平'因此,在达到城镇“一般消费水平”之前的家庭里人们购买物品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以及心理上的满足，即用于物品支出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增，人们对于物品的偏好当然大于对孩子的偏好。当然一旦达到该地位群体的平均消费水平，其社会地位己被认可时,对孩子数量的需求有可能高于那些尚未达到目标消费水平的家庭u但是，人们的愿望永无止境，渴望更高的社会地位，为实现更高的消费水平,购买物品（主要是维持社会地位的高级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只会递增u3平均收入增加，增进了人们对提高社会进步的欲望,这种欲望可以被认为是想充实其他商品，包括文化娱乐等，它与那种以家庭收入抚养孩子的欲望互相对立。从而使家庭收入与孩子数量呈负相关关系，孩子质量同收入则为正相关关系。因此此虽然收入增加使孩子的数量和质量都增加，但数量弹性比质量弹性小从长期来看,“独生父母”家庭收入的增加将有利于其生育率的下降。

　　总之,家庭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单位，以家庭经济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孩子价格和家庭收入的变动决定其生育孩子的数量。这一过程对于“独生父母”家庭来说,其结果从长期来看,在无其它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将使人口的生育率下降。

　　三、家庭生产

　　当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时，我们需要研究的便是家庭如何把有限资源用于各种物品生产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也是对决定价格另一个因素一-供给的进一步解释。如果家庭对于孩子生产是一种理性行为,那么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就必须考虑孩子生产成本与效用之间的经济关系。

　　(一)成本孩子的成本在这里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即从怀孕第一个孩子起到孩子自立时止,这期间内父母花费的种种抚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及其他支出。间接成本即父母为抚育一个新增孩子,所损失的受教育和带来收入的机会，因此又称为机会成本。具体包括:母亲妊娠和哺育期间的工资收入；父母因照顾孩子失去受教育、流动和工作的机会,从而失去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还有由于照料抚育新增孩子，父母亲及其他家庭成员消费水平下降、时间损失等等。4由以上孩子的成本我们可以看出，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孩子的总成本即孩子的价格,“独生父母”家庭收入变化所带来的孩子成本的变化即孩子价格的变化。

　　(二）效用u由于生产利润是生产成本与生产效用的一种比较利润。因此匕,仅就成本变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分析是不全面的。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孩子的成本上升是否带来生育率的下降，还要取决于孩子的效用。这主要是因为，当每多生一个孩子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大于这一孩子所增加成本(边际成本）时，生产是有利的，从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这种有利自然不能带来生育率的下降，因此，只有边际效用相对于边际成本下降,才有可能带来生育率的下降。

　　按照莱宾斯坦的划分,孩子的主要经济效用是：劳动经济效应，即孩子作为“生产力量”给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另外还有老年保障效用，是指孩子作为“保障潜在源”为父母晚年生活提供保障。孩子的效用与其成本一样，并非为恒定值u这两种主要经济效用随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将随之改变。

　　四、结论

　　显而易见的是，城市中把孩子作为收入来源的要求很小《同时，由更高的人均收入所内含的教育水平和人口一般质量就意味着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们的训练、教育和发展上。因此，可用于使孩子成为一种生产力量的时间就减少。所以，收入越高，从作为一个生产力量的预期的孩子所能得到的效用越少。当然，孩子作为父母老年保障的效用较小，因为城市较发达的社会保障、收入的增力口，使父母维持和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力量、提供自身晚年经济生活保障的能力提高，从而对孩子的依赖日益减弱，反映在边际孩子身上，其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孩子成本的上升、效用的下降，最终将使孩子的需求下降，这是城市人口经济发展的必然。综上所述，不管家庭是作为理性的消费单位，还是生产单位，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由于城市人口孩子的价格、成本、效用及家庭收入变量变动的影响，并假定这些影响在尽量少的干扰下被家庭迅速反应以实现其行为的最优化，终将使“独生父母”家庭的生育率下降。

　　李耀龙，王春蕊

　　(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河北保定071002)

　　国际经济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利益的均衡化，国家之间的商品、资本、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所形成的经济联系。

　　【1】国际经济环境下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面对的问题与国际协调分析研究

　　1 发达国家推出货币政策的背景

　　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危机爆发后，为了稳定市场、刺激经济以应对金融危机，各国央行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大幅降低基准利率、加大公开市场投放流动的力度、缩小贴现窗口货款利率与基准利率的利差等传统手段。

　　危机之后，各个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普遍较低，甚至出现了负利率的情形。

　　为了加速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复苏，各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也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措施和创新性手段。

　　金融动荡直接引起信贷紧缩，本国内部经济持续减速，美联储面对这样局面因地适宜的推出货币政策，而这样个性的货币政策增强了本国的金融市场流动。

　　银行信贷恶化的局面也在不断蔓延，美联储不断将资金注入本国内金融系统中和实体经济体系中，主要抑制了资本市场缓慢的流动性和由于资金链断裂而面临倒闭的权威金融机构。

　　这样资金大量流入对于次贷危机所带来的信心缺乏、资金短缺的资本紧缩问题又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美联储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类似，英格兰银行也对其流动性支持政策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金融危机之前，英格兰银行面对当前格局推出货币创新政策，世界各家银行提供流动性缓慢的金融证券，英格兰银行以此为基础换取提供流动性较好政府证券，这样在这样基础之上，即盘活各银行的融资能力，也加强了资金市场的流动性，更巩固了本国民众对资金市场和金融体系的信心。

　　同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提供更为便利的融资体系，不断调整贴现机制操作方法，欧洲中央银行在2008 年10月对其公开市场操作手段进行了改革，向欧元区输入以固定利率招标不变的为基础无限额周期为7天的融资策略。

　　继续放宽抵押范围，开始接受外币计价的资产的债务借贷方式，不断扩大融资规模、增强融资流动性。

　　2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面临的问题

　　当前，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以后，主要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方面表现出许多共同特点，例如：除继续维持零利率或是接近为零的利率外，采取大规模购买长期资产的方式，并将维持极低利率的“前瞻指引”作为政策工具。

　　美联储是第一个使用前瞻政策指引的中央银行，并表明将继续维持联邦利率在预期的低水平，直到失业率降低到6.5%以下，或是通胀率在一两年内部不会超过长期目标的0.5个百分点。

　　英格兰银行同样加入了前瞻政策指引计划，表明会保证银行利率不会上升超过0.5%，直到失业率降低到7%以下，然而现有预期其失业率在2016年下半年前下降到7%的可能性很低。

　　日本银行也声明将继续采取货币宽松政策，直到通胀率达到预期的2%为止。

　　相比较而言，欧盟中央银行所执行的前瞻政策指引的极低利率的延期计划，并没有给出具体时间与目标限制。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会维持现阶段的低利率至少到2015年中期，随后可能逐渐增加利率。

　　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难以回避的后遗症，随着各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也逐渐显现。

　　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必将以利率的上升所代替，而利率的上升没有达到本国内部经济预期，所以宽松货币政策推出一旦出现恐慌性反映，资本的流动必将会带给世界经济造成拖累影响，加大世界经济的下滑速度。

　　并且，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将发生改变，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风险加大。

　　发达国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增强将使得大量资本回流，廉价资本持续流入新兴市场的格局将发生改变，新兴经济体增速将滞缓。

　　在国际收支恶化与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资本外流的交互影响下，部分对海外资本依赖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势可能不断恶化，个别国家甚至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此外，由于发达国家货币(特别是美元)是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主导货币，对全球市场的流动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量化宽松收紧过快，一方面会限制流动性，使全球资本流动放慢;另一方面，由于新兴经济体在贸易与投资结算上对发达国家货币特别是美元的依赖很强，美国等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会引发外汇市场汇率波动，使美元等国际货币升值，从而对脆弱的经济复苏和市场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

　　同时，从贸易投资方面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有可能导致投资贸易萎缩，对新兴经济体的进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令大宗商品需求复苏和价格进一步疲弱，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市场价格进一步波动，并波及到制成品产业。

　　当价格持续下跌时，过低的通胀率很可能引起通缩。

　　在高负债率加上经济疲软的情况下，通货紧缩破坏性巨大，并且难以摆脱。

　　以欧元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低通胀的风险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大多数发达国家离中长期2%的通胀目标依旧很远，而且日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一度出现负通胀率。

　　低通胀率可能破坏通胀预期的稳定性，日本的发展就是其中一例。

　　毫无改善迹象的低通胀率也使得欧洲央行始终面临着采取措施刺激经济的压力。

　　通缩一方面导致工资下降，从而引起还贷困难;另一方面，通缩的预期会让人们推迟消费，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南欧，希腊的消费价格就在下降。

　　如果排除一次性税收增加，通缩不能算是近在眼前的危机，因为多数经济体仍在缓慢地增长着，调查显示，消费者期望中期通胀率达到或高于央行2%的目标，然而如果经济增长长期过慢，同时失业率高居不下，那么物价和工资最终很可能会下跌。

　　从而加大全球低通胀的风险。

　　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路径选择与国际协调

　　在全球经济逐渐出现复苏迹象的背景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逐渐被各国提上议事日程。

　　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必须兼顾通缩与通胀两种情形，低利率必须维持至经济顺利复苏，超宽松的货币环境又必须在通胀蔓延之前改变。

　　应当看到，此次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多地是运用直接购买长期国债影响利率的期限结构进而降低长期无风险利率水平，同时结合减少国家的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因此，收缩各种流动性的退出工具主要有三种：其一，提高存款准备金利率。

　　多国央行(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银行)都有向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做法，此手段可以遏制银行放贷，同时可以改变宽松的货币环境。

　　拆借市场利率随市场的波动而变化，在准备高于前者时，银行认为市场可以获得无风险收益。

　　所以当银行准备收紧流动的时候最直接的手法就是提高准备金利率，这样对拆借市场利率也有收紧作用。

　　第二，银行作为调控工具，其控制是公开市场操作的，国内央行为抑制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可以回购协议，也就是央行通过出售其持有证券的给金融机构，给与与其承诺于未来某一时期进行回购。

　　这样预期吸纳差额准备金，资产负债表可以被逐步缩减。

　　其三，加大准备金利率和贴现率。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世界上金融发达国家的国家银行都在稳步的降低准备金利率和贴现率，同时对这两个利率的政策性调整，在货币市场变化中可以被看作风向标。

　　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基准利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市场中的流动性。

　　贴现率的提高可以减少存款机构的准备金，从而缩减央行资产负债规模。

　　政策设立时的多样性决定着推出策略实施时多种选择渠道，当政策推出时由于工具的选择及外部条件的多变性，实施后的效果会有一定的阻力：各国的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也相应的提高自身的资金成本，其自身的融资能力也会受到回购协议出售资产的约束，政府要公开市场操作，比如直接出售其持有的资产，不然的话市场必然会受到资产质量、市场需求等方面约束。

　　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过程中，各国在工具的选择上，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市场发展情况与所处阶段进行适当选择与变换，且注重各国之间政策工具使用的协调，防止造成各国货币政策“以邻为壑”的效应。

　　发达国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还应当注意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