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由上传的：再论行政法的价值定位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 价值定位控权法 平衡法管理法 论文论文摘要：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是决定行政法各项制度的基础。

　　在诸多学术观点中，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应当强调行政法的控权职能，承认行政法是控权法而不是平衡法或管理法。

　　从行政法作为控权法的价值定位审视现有行政法律制度，从而最大限度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前言：现代社会的行政法是控权法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是调整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产生的行政关系以及由于国家行政权力行使而产生的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

　　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是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的理论基石，是行政法各项具体制度的基础。

　　在对行政法价值定位的研究和探讨中，有着不同的学术观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控权论”、“平衡论”和“管理论”等等。

　　本文试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认为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制行政权力，行政法的价值定位应是控权法。

　　以“控权”作为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均优于“平衡论”及“管理论”。

　　一、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制行政权力，而不是保障行政权力的行使

　　西方学者认为，行政法的主要作用是控制行政权，行政法是控权法。

　　如美国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明确指出：“行政法是控制国家行政活动的法律部门，它设置行政机构的权力，规范这些权力行使的原则以及为那些受行政行为侵害者提供法律救济。

　　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但行政权的性质是相同的。

　　行政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行政权的存在及运行有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需要行政法加以控制。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讲控权就是由人民来控制政府，使政府能依法行政。

　　加之现代行政权扩张倾向的事实，使“控权”必然成为行政法的重心。

　　强调控制行政权，我们应对行政权的授予和行政权的保障有明确的认识。

　　行政权的授予是一个法律问题。

　　在现代法制国家，所有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赋予，否则任何行政机关不能享有和行使任何权力。

　　与此同时，任何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来制约和控制。

　　西方学者麦迪森说过：“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

　　对于行政权的保障而言，行政权本身就无须行政法加以保障。

　　因为行政机关有足够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赋予其行政权的其他法律）实现其意志，惩罚违法者。

　　相对一方的个人、组织处于被管理和支配的地位，相对于拥有强大力量的行政机关是弱者，从这一角度看，行政权更不须以行政法加以保障了。

　　明确了控权、授权及保权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权应是足够强大以管理社会而又必须受行政法的控制。

　　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政府必须强大到足以维持社会安定并抵抗手中掌握的权力的人施加压力，如果政府认为应当这样做的话。

　　但政府不能强大到企图使它的官员不受法律控制的地步。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因此，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否则“公民生命、自由必然要成为滥用权力的牺牲品”。

　　我们认为行政法应当强调对行政权的控制作用，内容上以保护个人、组织合法权益不受非法行政行为侵犯为目标，因此，行政法是控权法。

　　二、行政法以控权为主，不仅仅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平衡论”观点认为：行政法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行政法监督和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另一方面，行政法保障行政权的运用，防止个人、组织滥用权利。

　　“平衡论”也可称为“兼顾论”，即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平衡论者认为，在我国，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根本上和总体上是一致的、统一的，这是平衡论的客观基础。

　　在平衡的具体表现上还包括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以及效率与公正的平衡等，认为平衡是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是行政法追求的价值。

　　平衡论者还认为，平衡（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实质，是行政法的精义。

　　我们认为，当行政权力与相对一方权利发生冲突时，就无所谓平衡的问题了。

　　而兼顾论者所持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看法，是我国法律普遍的价值准则，并非行政法所独有，故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似乎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

　　行政权具有支配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是权力的主体，而个人、组织是权力的客体，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双方无平衡可言。

　　在行政关系中，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恰恰是以不平衡为特征。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平衡论”只能是一种理想。

　　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人治重于法治，不可能有所谓的平衡。

　　要实现行政法制的目的，做到依法行政，更需要的是控权，而不是所谓的平衡。

　　三、行政法不仅是管理工具，更重于对行政权的监控

　　“管理论”者认为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与公务员的法，又是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的法。

　　“管理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忽视了行政法的本质，无形中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

　　以管理论为本位，把法律视为管理个人与组织的工具，这就忽视了行政法保障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功能。

　　我们认为，行政机关具有实现其意志的人力、物力和国家强制力，总是处于强者的地位，而个人、组织总是居于“弱者”地位。

　　基于这种力量对比，行政法应以监督行政权、保障公民权作为根本目的，致力于控制和约束政府权力，救济因违法和不当行政给个人和组织造成的损害。

　　“管理论”是高度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已不适应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而加强控权才是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方向。

　　因此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而应是对管理者进行管理的法，即管理管理者的法。

　　结束语 行政法作为控权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在行政机关日益扩张其权力的事实面前，从控权法的价值定位审视行政诉讼法及整个行政法体系，必然要求更积极的保护公民权利，更严格的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

　　因此对行政诉讼法——这个公民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必然提出重大的改进要求。

　　无论受案范围的改变还是规章法律效力的确定，无不是为更进一步保护公民权利并使行政机关权力行使更符合立法者的意图，这将是中国走向法治国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美B·施瓦茨著：《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彼德斯坦等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中国法学》1993年第一期。

　　王锡锌：《在论现代行政法平衡精神》，《法商研究》，1995年第二期，第37页。

　　沈归：《试析现代行政法的精义——平衡》，《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三期，第12页。

　　张尚族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行政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法律部门，是调整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和由此形成的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行政法论文范文，行政法是控制国家行政活动的法律部门。它设置行政机构的权力，规范这些权力行使的原则，以及为那些受行政行为侵害者提供法律补救。

　　一、人性预设的基础理论作用

　　社会学问题都具有各自的人性假设基础，而法律无论是从具体的法律条文还是从法理层面都应该是以它所认定的人性假设作为基础和引导的，人性的预设是它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出发点和逻辑推理的前提。不同的人性假设理论构成了不同的行政管理理论的原点，也构成了不同的行政法理论的基础。

　　二、不同人性论下的行政法

　　对于人性这个复杂而广泛的问题，很多中西方历史上的思想家都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论证。而所谓人性论，是指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思想和理论。

　　第一，性善论下的行政法。

　　在中国，长久以来，有以孔孟为代表的性善论。孔子重视人的作用，但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天命成分，孟子虽也有浓厚的天命思想，认为有意志的天是世界的主宰，但是他同时又认为人皆有四心，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皆可以成为尧舜，从而引出了他在政治管理上的仁政思想。孔子和孟子的这种性本善的人性论观点，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善良的，人是有道德的并且可以接受道德的约束。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孔子提出“自省”“自责”，孟子提出“推恩”“行善”“修德”。从现在的行政法主体的角度来看，对于行政主体，性善论下是要求官员们能够注重修身，内省，道德自律。同时在选任官员上也是将人的道德品行视为第一位的东西，在品行端正的前提下，再考察人的才能。而国家的行政行为，与其说是对国家的管理，不如说是对伦理道德的践行。行政活动的归宿点，对人，在于人格的完善，对社会，则在于保持它的和谐状态。基于性善论的观点，政府也可被假设为一个有道德的善的人，那么它应该是公正无私，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如此一来，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设计必然是非约束性的。对于行政相对人，则是以人为本，注重教化。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权力寻租与民争利，经济建设中的“政府失灵”和日益增多的政治丑闻等，已经证明性善论也许是值得怀疑的。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行政理论，行政文化也就失去了支撑点。

　　第二，性恶论下的行政法。

　　其一，西方。在西方历史上，人性本恶思想是占据主流地位的人性思想。有持幽黯意识的观点认为，人不可能在世界上体现至善，权力到了人的手中非常容易滥用成灾。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美国政治学家麦迪逊也说：“人不是天使，因此需要有政府管理人。而政府也不是天使，因此需要分权制衡。”在这种观点下，在行政法领域就形成了对行政权力行使进行限制的理论。许多学者将行政法界定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权行使的法律。行政法是宪法原则的具体化，是执行宪法的部门法，它担当着控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重任。但是如此一来在人性本恶的假设下，就不但要控制政府的权力，还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和违法行使。行政法的功能应该在于保持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的总体平衡。所以具体来说，为了使政府更有效的为全体人民和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福利，法律必须授予其各种必要的职权，使其能够凭借该职权积极的处理各种行政事务，但是行使这种职权又要严格的限制在法定的授权之内，不能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造成侵害。

　　其二，中国。在中国，管子对人性的看法虽然也是人性本恶，但是他却同时认为可以对其加以引导。管子曾说过“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认为在自然属性上，人都是追求利益，趋利避害的。同时管子又承认人是有需要的，一方面人的情感是以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为转移的，另一方面，情感也会反过来决定需求的强度。而且，人的需要是否满足和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满足，也会影响政治统治的成败。所以在物质生活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人的好利性还是存在。因此顺应人性来制定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性恶论的思想坚持人的道德与自律不能作为行善的保证，必须依靠外在的法律来迫使人们抵制人性上的缺陷。基于这种对人性的不信任，行政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约束。

　　第三，善恶并存论下的行政法。

　　有一种新滥用权力理论，其实是对现代行政权力扩张，尤其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合法的不合理使用的回应。其基础仍然是人性自私，趋恶倾向使权力有可能被滥用，但是它强调的是合法范围内的不合理。这一理论其实是建立在人性善恶并存论的基础上的。对于这样的滥用职权的纠正办法就是去恶存善，既承认人性中本善的一面，又不否认恶的存在。

　　笔者认为，性善论的观点缺乏足够事实支持，而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前提，无论是人性本恶论，还是善恶并存论，只要有恶，就不能让我们建立起足够的对人性的信任，也不应该让我们去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就必须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分权制衡的体系，而制度真的是高于人性，人类社会靠得住还是制度的约束，而不是人性的自律。行政法还是要更多的去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尊严，去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