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快感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凸显大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抵抗性而著称，强调大众从文化消费中获得的“快感、意义”，并挖掘和研究了大众文化的权力运作机制与文化抵杭过程。但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

　　一、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直接利用了两种当代思想文化资源。其一是法国文化理论家德塞都的学说。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强调，被支配的社会集团可以通过采用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的利益。他指出，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它的生产，但却能控制它的消费。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商品不仅是消费者接受的对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接受者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颠倒其使用价值和功能，使之部分符合自身的利益。任何大众文化形式在它企图施加控制的同时，都会导致颠覆或抵抗。费斯克利用的又一思想资源是八十年代出现的“快感”理论，它直接受惠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这种快感理论把快感看作是一种对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进行抵抗的重要资源。但对费斯克快感理论更重要的支持则来自于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对身体快感的论述。巴特认为，身体是脱离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是自然而非文化的产物，这样它就成了抵抗文化控制的最后一个据点，身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抵御意识形态的有限的空间，属于身体的快感也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具有了积极意义。

　　二、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费斯克正是在吸收了德塞都、巴赫金和巴特等人的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针锋相对的大众文化理论。在此之前，关于大众文化最集中、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论述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对大众文化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和控制性，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创造力和想象力，助长了工具理性，进一步削弱了在西方业已式微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精神。

　　费斯克首先批驳了阿多诺等人关于“大众”的观念。阿多诺等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长期推行的非个性化和齐一化，大众己经变成了一个单质的整体。费斯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于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组合。他指出“关于大众化的任何讨论，都必须考虑内部的各种对立力量”，“尽管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具有同质化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群体仍然保有相当多样的社会身份，而这要求生产与这些身份想适应的不同的声音。”如果大众是复杂和多元的，大众文化要在广大的人群中流行，就必须适应复杂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身也就必然是复杂和多元的。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忽略了大众文化的这种复杂性。 费斯克进一步指出了大众文化这种复杂性是如何生产出来了的，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经济”说。他承认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他又指出，这种文化不同于一般商品，他不仅在财经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与之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之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从财经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动，因为在财经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接受者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费斯克指出，大众在这种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当中创造出一种“大众文化资本”。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其表达方式有多种，不过都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在费斯克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德塞都和快感理论的影响。

　　三、质疑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首先，菲斯克的“快感”理论宣称快感和意义的生产是从大众文化所提供的资源中进行的。文化工业所批量炮制的流行文化在费斯克看来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利武器。在他看来，商业流行文化从本质上讲即使不是激进的，也是进步的。因为他在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活力和创造力，因而也从中找到了社会变革的机会和动力。两个薪水不高的女秘书在高级成衣专卖店，将店里的衣服随心所欲的试来试去，在镜子里和对方的眼睛里享受了自己“窃来”的动人形象，随后换了衣服从容而去。依照费斯克的观点的阐释，她们如此这般的共同颠覆了店主和厂家赚钱的本意，打破了商店通过内部摆设诱惑消费者购买的企图。这也是说，没有经济实力去购买实实在在的商品，那么就请消费它的形象和影子。

　　需要指出的是，快感的获得是以政治经济基础为前提的。费斯克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权力混为一谈，资本的支配权与普通人在市场上对商品行使的选择权当成一回事，无视商品的选择需要购买力支撑这个基本事实。“买不起”与“选择不买”，二者所获得的快感是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的。“买不起的人”在费斯克的理论中成了“选择不买的人”，而且这些人仍然能够享受到选择的快乐。当然，没有人能够否认消费给人带来的快感，社会学分析也正是在追究谁还有更大的政治经济基础去从消费中获得更大更多的快感。以费斯克为代表的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以轻松惬意和机敏诙谐的符号学分析替代严肃的社会分析，结果肯定是对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德育学科规划组，于1999年1月13日至15日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德育理论重点课题交流和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德育理论专家、学者共22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德育的本质内涵、道德教育哲学、市场经济和学校德育、德育模式等重大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有关德育的本质内涵

　　一种观点认为，从学理上讲，德育即是道德教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坚持“大德育”的概念，我国的学校德育即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教育等方面的总称。这两种观点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学理的思路，一是约定俗成的思路。会议争论的焦点在于，能不能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心理教育等当作德育。双方都不反对学校应该开展这些方面的教育，新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来概括。从学理上看，用德育来概括是不理想的，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究竟用什么来概括目前学校德育的内容？有的学者提出用社会性教育，有的学者提出用价值观教育。会议在这个新问题上还没有统一的结论。有关德育的本质，从教育哲学的高度来看，主要有两个视角。第一，德育是超越的，还是适应的？第二，德育是工具，还是目的？

　　“道德教育是一种超越”曾经被人指责为“理想主义”。对此，有学者指出，“道德教育是一种超越”所表达的是道德教育“应该”超越，反映的是人类对道德教育“理应如此”的期望，是从“道德教育应该怎样”来说的。它从教育的本性（超前性）和道德的本质（道德是人类主体精神的自律）中获得理论支持，是对时代误区（经济至上、物质主义）的超越，是对传统德育指导思想（机械适应论）的超越，它必然要求超越人们习以为常的规范化德育模式。

　　德育是目的还是工具？一种观点认为，德育是一定社会为教育下一代而进行的活动，它是社会、阶级或集团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另一种观点认为，德育应该摆脱一时一事的功利限制，坚持以人为本。当前的学校德育太功利化，以致于失去了自己的目的和价值。有学者在分析中外学校德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非凡强调指出：学校德育只有建立在个体德性需要的基础上，才能深入人心。在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之间，应该是以个人为本位。

　　对德育本质的探究，也涉及到德育功能，对此要和德育功能联系起来考察。德育的根本功能是“育德”，是传递道德文化，延续人类道德生活。还有学者认为，要进一步探究德育何以可能的新问题，即学校德育的条件性。应该思索这样一些新问题：要不要道德？要什么样的道德？道德是否可教以及应该如何教？教道德有哪些途径？学校德育是不是教道德最有效的途径？最有效的学校德育是怎样的？新时期德育理论的突破，可能就在于对这些新问题的解答之中。

　　二、有关德育哲学的探究

　　德育改革需要德育理论思维，这是和会的专家、学者的共识。理论思维的更新，集中体现为构建新的道德教育哲学，这正是目前德育学科的新的“增长点”，也是“九五”期间德育理论发展的重大课题。

　　作为对社会变革的反映，新时期的德育思维也相应发生了转折。第一，德育思维的出发点由“泛政治”转向人的发展。第二，德育思维的根据，从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转向现实基础和可能。第三，从德育思维的价值尺度来看，从片面抽象的集体主义转向个人和集体相结合的集体主义。

　　本次会议反映了专家学者们对我国学校德育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如何估计当前学校德育的历史进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德育正在实现根本性转换，但这种转变远未完成。甚至可以说，学校德育存在着“危机”。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德”——“育”生态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仅是“德”的无奈——在文化冲突和价值多元的背景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困惑之中；也不仅仅是“育”的无力——教育者的教育努力惊人地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还是道德精神和育德模式的不相匹配，是“德”——“育”冲突的危机。要摆脱危机，就必须确立“德育生态”的理念。“德育生态”的理念强调：第一，德育的具体性。它强调德育过程中“育”和“德”的适应性，强调“育”的特性和“德”的品质一致性，认为只有在二者匹配时，才会产生德育效力。第二，德育的生态性。它强调道德教育的诸要素所形成的有机结构对实现德育目标的影响，突显的不是个别要素，而是诸多要素构成的生态。“德育生态”的理念提醒我们注重德育环境建设，注重德育的文化环境。

　　三、有关市场经济和学校德育

　　我国的学校德育何去何从？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时代精神、文化传统、市场经济和人类发展是确立新时期道德教育的价值选择必须加以观照的四个基本点。

　　有关德育的规律，有学者认为应该探究进行德育的可能性新问题。道德究竟可教不可教？应该以什么样的人性观为基础？性善论？向善论还是反映论？现在一讲德育，就是说教，最通常的作法就是开课。那么，儿童道德的形成、发展主要依靠什么？学校起多大的功能？课程又占多大的比重？儿童不上学难道其道德就不发展，就没有道德吗？有学者指出，德育的前提就是学生有道德需要，因此应该激发学生的道德需要，提高其需要层次。目前的德育模式是为了解决新问题，以管住学生和不让学生出事为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引导学生积极向上。

　　四、有关新的德育模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对传统德育的根本改造，还需要构建一些新的德育模式。值得注重的是，这里所讲的“模式”不是一种操作步骤，而是指从理论建构到实践尝试的系统过程。本次研讨会主要探索了列入教育部“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的三个模式。

　　第一，整体构建德育模式。该模式着眼于学校德育的整体构建，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德育目标和内容体系、德育途径和方法体系、德育管理和评价体系的构建。其中德育内容构建，就是把德育内容的要素结构和层次结构划分出来，以五大要素（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为纬，以各项要素的不同层次为经，按照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情感德育模式。该模式的理论假设是，认定情感既是人的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的行为发生的重要动力机制。所谓情感教育，就是关注人的情感层面如何在教育的影响下不断产生新质，走向新的高度，也是关注作为人的生命机制之一的情绪机制，如何和生理机制、思维机制一道协调发挥功能，以达到最佳的功能状态。

　　第三，活动道德教育模式。其实质在于认定活动——个体的自主活动既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又是道德教育的手段。作为目的，活动或实践道德生活应当成为学校道德教育追求的最高境界；作为手段，教育者应以活动作为个体道德发生、发展以及道德之个体意义实现的源泉来理解，并作为促进道德发展的手段加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