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朋友们:
新的一年又要来临了,在此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研究所兴旺发达。
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多方面取得成就的一年。我们克服了“非典”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所的工作继续沿着知识创新工程的战略部署有序地进行。历时三年,由我所领衔承担的院级创新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含36部专著、2个资料库、1个文献中心以及诸多副产品)已全部完成并通过院专家组的验收,这是了不起的成就。2003年也是本所研究人员著作丰收的一年,戴念祖主编的《中国物理学史大系》(九卷本)获国家级图书奖,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潘吉星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均获国家图书提名奖。在中国科协全国学术会议期间,科技史学会成功地举办了“科学文化”分会。由本所研究生参与组织的面向全国科研教学单位的“青年科技史研讨会”也赢得各方好评。通过几年来的艰苦努力,本所在结构调整方面正逐年贴近知识创新工程的目标,今年的考聘工作在各级岗位上都体现了“绩效优先、有上有下”的原则,有关同志表现出了良好的个人素质与职业道德。
展望来年可以预期更多的成果:《科学文化评论》创刊在即,“传统文化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有望挂牌,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将聚首北京,科技史学会第七届代表大会及一系列学术会议将召开,随着“近现代”创新项目和其他出版计划的落实,可以预计明年将是本所中青年学者出版的一个丰收年。
明年的任务也将更为艰巨。第一个院级创新课题的结题并不意味着“近现代”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告结束,恰恰相反,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今后还需投入更多的力量。随着知识创新工程进入巩固阶段,研究所在三大方向上都应该拿出有一定显示度的成果来,对此尚需大家共同努力。
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科学史所与科学史事业的美好未来。
第二篇:所长新年祝词
同志们、朋友们:
现在是20xx年除夕夜,出席在台北召开的"中华文明21世纪新意义"研讨会后,刚回到北京家中。我在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的结尾中写道:"如果套用李凯尔特的理论,萨顿与萨顿之前的科学史家们所研究的题材,一般来说是个体化的知识(如牛顿的光学手稿与伽利略的力学实验),并由价值观(如科学进步论)所主导;与此相反,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分析的当代科学史家们,其关注的焦点则是一般性的和规律性的结果,并不受价值观所左右";"这样的知识系统,是最接近沟通'两种文化'这一目标的了。如果说萨顿未能在其科学史实践中真正实现其新人文主义纲领,那么在21世纪,通过科学史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将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纲领,其前景仍在云雾山中,需要我们这些科技史的实践者不断地探索,以寻求实现它的可操作的手段。本所将学科建设的三大重点方向定为科技史、科技战略和科学文化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凝练科技目标、建设科研队伍和完善体制机制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全面展开,在香港成功召开第xx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墨西哥获得第xx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主办权,成立中德马普科学史伙伴小组,举办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面向社会举办科普活动周,在研究生院教学委员会指导下编成科技史课程设置方案,确定研究所的标识和所训,改造东小院和东配殿等处学术环境,胜利完成《龙腾》计划,终结财政赤字,改造后的网站以全新面目出现……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们这个集体共同奋斗的结果。借此机会我代表所务会向全所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那些曾对研究所发展作出过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表示慰问。
经过全所同志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序列的门坎,20xx年的重头任务是:争取以所建制进入试点序列。但是我们也应牢记,进入"创新"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提升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把研究所建设成国家科学思想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国家水平的科学技术史与科技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世界知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
应该承认,我们离此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具体来讲,我们还需要认真考虑: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重新组合的形势下,如何利用国内相对稳定的条件和举办国际科学史大会的契机,大幅度地提升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水平?如何推进"知识创新"工程重点项目并借此促进学科重点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如何动员更多的力量,开拓新的重大课题并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在科技战略与科学文化方面,如何利用我们的学术积累使之发挥最大的社会显示度?在研究室建制取消后,如何发挥研究员岗位的核心作用,体现各级部门与个人的责、权、利?在管理工作中如何兼顾绩效优先和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黄庭坚《登快阁》)前程远大,但仍有千山屏障;光明可见,但不是如日中天。录此与全所同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