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从来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单纯知识体系的抽象运演不是它的真实来历。马克思哲学矢志不渝地追求人类解放的终极理想，以洞察、呵护现实的人的完整存在为己任。马克思哲学立足于对哲学与世界之关系的融通性觉解，确立了自身独特的哲学观。这样的哲学作为理性精神，在本质上即是智慧，其外在的知识体系、理论形态，根本上就从这样的智慧而来，而非相反。智慧“可变”(与时俱进)所以不变(精神历久弥新)。理论“不变”(体系性凝固)，所以必变(推陈出新)。深入体悟这种智慧本身，需从哲学本身入手，切实体悟“中观”。
一、解析、了悟及智慧
人类在其实践与交往活动中，不仅生成了自我意识，而且由此生成了精神的觉解力。对于异在的周围世界，人的精神总要表示惊奇，并进行超越性的追问：何为存在?为何存在?缘何存在?等等。追问本身即是哲学理性的萌生，以理性为手段，借助观念觉解构建本质、本来，真善美与假丑恶等于是二分。理性总要对世界与主体及二者关系有所解说，试图找到感性之后的确定性、普遍性，为人们改造周围世界提供知识性真理，这直接发展为一种解析主义(即所谓科学精神)。其立论根基或者不移的逻辑前提，正是感性与本真、主体与世界、知识与伦理等的二分。问题是，感性与本真、世界与主体、知识与伦理等，在何种意义上可分?在何种意义上又无所谓区分?尤其是，区分一旦形成，逻辑的“归一”是否可能?不管对“区分”如何看，“区分”本身却无疑是解析的直接后果，而非关哲学智慧本身。解析若远离智慧，“区分”将难以弥合。作为智慧的哲学虽然始终离不开理性手段及其解析精神，但从一开始就不曾远离、抛弃“了悟”，甚至可以说，了悟是哲学更为本源的切己方式，是其洞察、通达世界与主体的一致性、同一性，而后反过来全面审视由理性发现或者设置的种种差异、差别抑或矛盾，并使其最终得到融通的自在方式和态度。同时又因为哲学了悟的表达必须借助理性即其语言和知识，而且不得不面对精神观念设置的种种区分，这种矛盾状况由此使哲学的智慧本性日益覆盖。科学精神日昌，了悟态度日隐。
解析崇尚抽象，了悟借助“悟入”。抽象走向片面性，“悟入”不坏一体性。抽象旨在为异在立法，悟入则意在去法(去除流弊、流俗)。抽象必须运用“区分”，“悟入”则令存在之本义自现。解析必然建立知识，以此自存自证自我变革;了悟则要融汇生存，为人的完整存在而思而谋。知识呈现为范畴及逻辑形态，智慧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借助言词，本质乃是无形的。知识的传承革新倚重累积，智慧则以去弊为使命。知识的传承革新往往陷入纷争，或者自身就是纷争的源头和起因，或者以纷争(争鸣)为其发展方式;智慧从其灵魂、根本而言则始终如一，因为它无从预设真义，只是立足于根本而指示、启示方式和路径。解析本质上代表科学精神，了悟则直接属于道义态度。解析或者科学精神的确立，固然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由此造成了精神感性、主体现实、物质观念的二分这条难以弥合的鸿沟。
从哲学智慧的源头之一(西方)来看，“柏拉图主义”虽然受到后世哲人的诸多批评乃至深刻批判(如海德格尔);但柏拉图哲学却不能成为“柏拉图主义”的代名词，柏拉图哲学本身还不等同于冷冰冰的理性主义、知识主义。在柏拉图哲学那里，善(价值归依)才是知识(思想表述)的最高目标，善的存在无可置疑;否则知识性真理注定无根。但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充满逻辑陷阱。若就主体的内在而论，善当为灵魂所摄，但灵魂可否为理性整体把握?哲学追问根本上乃是了悟，善的真义怎可由解析而获得?若就主体的外在而论，灵魂则难免外在化、实体化、人格化，这样一来它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科学思维的对象(认知客体)，认知理性即可以堂而皇之地对其结构、组成及功用进行区分、概括和解释，乃至于建立某种科学体系。其实，在柏拉图提出人之为人的四主德之时，哲学智慧的本真精神之光就已经闪射而出了。了悟归根到底由人而发，反过来必指向人的存在本身。人的存在何以立意?非终极性道德而不可能也。四主德之中，智慧成为首位德性，因由也在非终极性道德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才是哲学的真正本性。真正的哲学作为智慧，本应是伦理学统摄知识学、生存论统摄知识论的;但在哲学理性的路向宰制下，善的本义转变成了某种不可思议的本体，可想象与可解析由此难以通约。可想象者往往不可言说，由于在认识上具有直觉、感悟的特征，很容易为人们归入神秘主义之流，比如至善与神的同一性，等等。可言说的存在则一概归入、整合为逻辑严整的客体知识，即概念化的原理体系，并逐渐发展为真理存在及其权威性的唯一铁证。这有如现实存在的人尤其是现代人，当其纯粹地面向一己之灵魂时，超然于异己存在之外的某种体悟(宁静、纯洁)即可以自在流溢，但以科学理性关照，它好似又仅仅归结为想象的心或者心的想象。一旦面向外部世界，冷冰冰的体制及其物质附属就横亘其前。
解析精神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某种强化，“形而上学”成为第一原理即是核心标志。由此，知识理性围绕外部存在极尽思考，本质上却逃不出技术理性的属性和范围;人的灵魂之学围绕心理意识抽象展开，基本被归入认识论或者意识发生学的范畴和领地。就其后来的全面影响来看，哲学的一体性体悟，对人道、人性、人文的融通性沉思，已经开始为知识理性全面整编。这必然加重或者潜在地加重能思、能悟本体的对象化和神秘化，同时也为信仰主义的崛起暗中做了理论的准备。问题是，信仰(或者宗教信仰)对于理性的所谓胜利，如果撇开纷繁芜杂的历史表象，是不是一种逻辑的必然?人的完整存在，需要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超脱。追求幸福自由，摆脱不平等的奴役，却是人类自始以来的不变之理想。但面对外部物质、制度体制、文化境遇及其矛盾运动的异在规律，作为“个体”的人类无可避免地陷入“历史性”之中，“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而在终极的自由的联合共同体到来之前，不论处于何种生存层次，个体与总体难以真正交互融入而获得其完整性存在，“孤独的自我”反倒是其生存常态境遇。哲学智慧的使命本就是寻求这种超越、超脱，但如果离开对物质现实及其深重束缚的科学解析，单纯发挥精神的自由想象，则其努力难免走向思想的空幻与虚无。反过来，如果离开精神的良善追求及超越境界(以智慧及其信仰为依托)，一味纠缠、沉沦于世俗性，则势必滑向自我堕落甚至毁灭。信仰主义确实充分彰显了哲学的了悟精神。对人的价值存在、伦理存在及现实际遇予以高度关注，弘扬理想主义精神，对人的终极解脱保有坚定志求，等等，在它这里都成为中心议题，为概念打造的知识世界不过是围绕这一议题的言说手段。但信仰主义的了悟，并未真正面向现实的人，即世俗本身，而是选择归依与世俗性相对待的神本体，从这里立意运思;如此一来，了悟最终异化为理性神学也就不足为怪了。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更为明了激烈：终极想象不可思维，可思维者不在想象本身。
哲学了悟从来不排斥人类道义追求的终极化、终极性，因为非如此其将无以完整理解主体与世界的运动，更不能为净化人类利益纷争、使其沿着抑恶扬善之路前行而提供终极的智慧保证。但反过来，这种人本关怀的本性，恰恰内在地要求哲学自身必须最大限度、最大化地发挥其科学精神，并以之为底蕴为基石而良性地掌握知识、表达思想。科学精神的彻底化，无非就是摆脱神道、神性、神学，直接关注和理解现实的人及其世俗生活本身。由此说来，哲学当是最博大的人道主义，因而当是最彻底的科学主义，反之亦然。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即智慧即信仰，本无二别。
信仰主义极大彰显了道德理想主义的超越意义。人类若追求自身解放，则理想主义就不可丢弃。理想主义在追求完美世界的同时，凸显的其实是对现世的人道关怀。但这种关怀如果不奠基于对现实本身的科学理解，则必致空虚漂浮。以现代价值(自由平等)为精神之核而建起的现代性，表征为日益普在的现代生活及现代文明。这场运动其实至今也未结束。总而观之，它是世俗精神对信仰主义的某种历史性胜利，是人本对神本的胜利，科学精神的胜利，现代理性的胜利。但是，这种精神打倒了神道，树立了人道，却远未创造或者呵护完整的人本身。随着知识主义、科学主义的日益崛起，现代理性更多地与技术理性、计算理性抑或知识理性实现同一化，横空高筑的知识世界大厦及其无休止的高度分化运动、日益精细现代的技术工程框架等，即是其经典表现形态。
哲学智慧在其中究竟是何处境?面对现代理性的权威体系，它是高度受抑制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真理体系的不起眼的细小方面，而且往往只具有认识论的抽象含义。哲学理性如果走向极度抽象，就会造成概念依赖症，经院主义范式构成其极端表现。若将空洞至极的理性、思辨从全部思想材料之中抽离出去，就会形成概念辩证法(逻辑学);若将世俗社会予以一体化对待，探究其矛盾本性及运动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及其知识体系就将产生。黑格尔哲学二者俱全：哲学理性若要健全发展或者不失其高超智慧的本性，就必须终结片面知性，一般而言这是对的;不仅如此，哲学理性还必须将真理、伦理和历史视为一个东西，而探究其精神运动的规律，暂时撇开其唯心主义的逻辑预设，一般而言这也是对的。但这样一来，哲学本身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传统哲学不忍心丢弃自我，马克思却要革其旧命。哲学智慧的现身就是消灭“哲学”，就是让现实的人及其实践奋斗自己现身。实践奋斗从来不曾离开理性，更不曾离开了悟，哲学本是其生存的自有之义;作为知识的哲学不过是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把它“折射”出来而已。
马克思哲学的时代，即现实的人及其全部活动，即现代生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文明形态，马克思哲学因而必然且只是在对这种本然存在之本质性的揭示、呈现中，显示其真谛，成为智慧，即作为理性，亦作为了悟。悟入现实生活而令精神觉悟，令世人觉悟，进而改变际遇，摆脱束缚，“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二、中观智慧
马克思哲学自出世以来，就其传播弘扬来说，可谓命运多舛;围绕其本真形态是什么的争论争鸣，可谓激烈。但追根究底，哲学的本真就是它的智慧性;这一点搞不明白，知识大厦建得再高再牢也无益于其良好发展。那么，作为智慧的马克思哲学究竟何义?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马克思哲学本身如何消灭哲学而令智慧自现?如前所述，马克思是哲学的拯救者，只因为他是哲学的消灭者;反之亦然。哲学不再成为哲学，因为在马克思这里只有对现实、实际、实情的如实描述、概括，此即他的智慧哲学、哲学智慧。只有立足于此，我们才能准确地了悟其本真，而准确地将此了悟传承下去，使智慧不死、精神不熄。
在马克思哲学这里，解析内涵于了悟，了悟呈现为解析;科学从不离人道，道义更不离科学，正如人之生存离不开理性，而理性从来离不开领悟一样。这种智慧，作为理想、信仰，矢志不渝地追求人类解放即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不屈服于人的“孤独”境遇。由于这种理想、信仰本就是现实人类的总体追求及发展现实，因此至极的理想主义与至极的现实主义，在马克思哲学这里是“一”而不是二。换言之，这种信仰，作为智慧，唯求如实描述人的发展现实、现实发展;唯求如实概括人的发展状况及矛盾现实;唯求如实解说人存在的本质与规律，而实现真正的精神超脱、思想解脱及观念超越，进而通过变革、完善实践及交往，逐步靠近乃至最终实现至极的理想追求本身。
如果说马克思哲学的智慧从如实描述而来，那么所谓“宏大叙事”的知识范式在这里又是如何形成的?它与马克思哲学智慧有何关系?且不说“宏大叙事”下的知识大全能否最终为哲学构建出来，只需退一步问：多少年来人们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纯粹智慧形态(辩证法)的努力，缘何至今相对无果?这里也无需考证，只需明白一个事实。抽象哲学在马克思这里终结之后，周围世界就不再是预定、预成的;而是不可预设的，只是、必是遭遇的。“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由此，因了悟此世界而成的哲学，也必不囿于任何一种知识形式的超验叙事，其视阈亦不论宏大、微细抑或中间。在它这里，一切致思皆以其所遭遇、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实际为出发点，为转移，“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实质，就是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它根本上与人的存在(实然与应然)同一，一致;人的存在不消亡，它就不会过时。知识直接表达“是什么”，其本义在于“如何是”。知识从本义才取得现实性、科学性和适用性，并随现实的变革而改变自身的形式形态，本义则没有绝对性及相对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如若因为固守知识形式而远离本义，则必陷入教条主义，这是马克思哲学智慧的大敌。
智慧本身无所谓宏观和微观。论一致性，宏观即微观、微观即宏观。就思维的抽象性而言，至宏观与至微观往往是一个东西。“现实的人”这个中心范畴，既指称最为具体的个体存在，也指称各种形式的共同体存在，也指称人类本身。学界在对待和处理此范畴时，总是将其空泛化，而从未严肃地整体思索其本义。长此以往，对现实的人的抽象性质谈论得愈多，马克思哲学的智慧底蕴就会被覆盖得愈深。直截了当地述说人本身，并不受所谓知识体系的束缚。现实的人以其独具的觉解力和行动力力求幸福自由。人与物质世界的交往造成物事，其生存因而带有深重的经济性质;与他人、社会交往构成人事，在此经济性质之上又制造出若干繁复的制度体制，其中尤以政治权力为首要的能动主导者;而对道德、信仰的追求，对自我完善的追求，就在其中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对此，马克思侧重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力”及其根本作用，“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但这个“宏观”的伟大发现的意义绝不是将一切关系还原为经济存在，而是在掌握其智慧的基础上，把时代的特殊内涵、内容完整地描述出来，把当下人的整体真实的状况描述出来。论差别性，宏观亦非微观，微观亦非宏观。如果将观察的视野拉近，我们会发现主体存在的层次结构。人类主体的实际存在状态或者形态各异。人类总体的发展、进步是从当下的矛盾斗争开始的，或者是以矛盾斗争为形式的。当代人类，民族国家主体就是这样的基本形式之一。作为实际的利益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因为全球化趋势下的日益普遍交互作用，不同民族国家也日益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这也意味着人类的总体解放对于个别解放、部分解放的逻辑优先性;也就是说，真正的解放必然是全部现实的人的彻底解放。当然，这并不排斥个别解放、部分解放的提前开展与深入，个别解放、部分解放不过是总体解放的实现形式。马克思的工作，即是由时代典型形态入手而首先破解人类总体发展的客观律，抽象的历史知识学在他这里才真正转变为科学的历史哲学。这种哲学智慧当然不是宏大叙事，因为其遭遇的问题本身即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现代文明的实质与实际，正是马克思哲学的总主题、总问题、总课题。在此总主题下，才有马克思的哲学及其社会历史观、人学等。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思想主线，只要人类的主体现实不变，马克思哲学真理性就不过时。至于相对的微观考察，更多的已经发展为各种高度分化的片面专业知识，这样的客观趋势本身必须注意紧紧立足于自己的形而上基石。
经院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两大弊病在学界之所以“根深蒂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在拒斥陈旧的“宏大叙事”范式的同时，对马克思哲学智慧的本真精神也“来不及”用心体悟，便将其经典文本(哲学智慧的知识载体)作某种碎片化解读，且美其名曰“思想创新”。这种形式的创新可以持续多久、能够坚持多久?总而言之，对宏观与微观的相对区分，不是刻意区分或纠正宏观或者微观;而是要将“宏观”领悟为特定知识形式下的精神实质，进而科学引领和利用狭义的“微观”学术研究，令其深入发展，不失正确方向。当下，对马克思哲学的传承，迫切需要将宏观本真精神的领悟与微观精细研究融入实实在在的中观智慧。
三、中观的问题，就今天的发展现实、历史水平和时代境遇而言，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中观”以完整地观察人的完整存在，尤其是文化体制性存在为要务。世俗化运动及其现代性的普化、建构，造成一个普遍的事实：人日益直接地成为某种文化体制的存在。文化体制并非今天才有，只不过在当下时代对人的生存越来越具有首要作用和意义，它是文化共同体的经济、政治、伦理、精神等力量的聚集地，是现实的人得以生成的直接环境。人的生存既要面对并改造物质现实从而谋得世俗利益，又要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乃至自我超脱。这个生生不息的矛盾斗争过程不是发生于真空中，而是在其制度体制及交往体系之中。体制本质上属于规范性存在。人不向实然低头，总是欲求客体世界为我所用、合乎我意，以规范性的应然改造现状，包括物事、人事和精神。
应然规范首要地即是道德性规范，人首要地和根本地即是道德存在、伦理存在。规范旨在界定现世利益，构建治理体系，协调伦理秩序，维护共同体的整体性，并造就文化传统，使人人于其中安身立命。此即中观了悟的大致方式、路径和视界。若要完整地观察当代社会、当代主体，必不能离开其经济存在、政治存在和伦理存在而抽象推演，必不能离开现实的交互作用及其体制存在而抽象概括。哲学原理离开这样的方式、途径与视野，难说具有生命力，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和智慧也将无处彰显。
片面的宏观视界即宏大叙事，往往坠入符号空泛化(抽象地谈人性)的陷阱;片面的微观视界，往往坠入微细实证化(片面地论功能)的泥潭，将这种模式提升为所谓“部门哲学”。为什么不可以实际地从共同体观察个人，从个人观察其共同体，并结合具体问题而灵活悟入，令生存的真理自我展现?这样的视界绝非所谓片面宏大或者微小，但悟得的含义不失完整，用之于现实，最可指导、指示人的现实奋斗。“孤独的个人”及个体的孤独不可能以妄想、空想终结，良好发展的共同体则是其最为切近的生存家园。就中观智慧的运思而言，语词只是必要的表达形式，其实质在于如实描述真相和实践本身。如实描述的唯物主义立场，拒斥任何形式的经院主义构造抑或实证主义剪裁。科学的思想实践始终要求对现实以人文关怀为本，切己体悟生存，考察制度体制，精准择取问题，合理呈现情境及问题域。科学精神、道义情感与智慧思辨，在此成为一个东西。
正因为如此，中观思想才可真正令世人醒悟，令知识洗尘涤新、祛除流弊，对社会历史产生持久深厚影响。比如这里谈到的共同体，从何种意义上来理解更为妥帖?利益共同体是学界提得比较多的概念，就最宽泛的含义来说，任何现实的人的共同体，首先就是某种利益共同体，人与人的利益联结源于其存在的功利驱动性质;但共同体同时还必然具有文化特性，文化的根基在于其信仰及其哲学。哲学是信仰的智慧方面，信仰是哲学的精神方面，以二者为灵魂为核心，特定文化共同体的文化精神方得以确立，政治治理等方面的文化传统始得流行传播。另外，学界还有精神共同体的提法，对此在理解上则要慎重。围绕生生不息的利益纷争，现实体制滋生种种物事阻隔、人事牵绊，现实的人的生存可谓处处受限、受困。人本来就是有限性存在，对幸福自由及完美的追求，对主体的某种精神一致的价值理想的追求，始终充满困难险阻。但这个理想的实现也绝不是不可能，因为人的精神本身就是在超越有限性中立足的，精神怠惰或者堕落严格地讲并不在主体“精神”的理想性含义之内。宗教现象的产生，简要地说因由就在这里。在宗教信仰下，精神的纯粹理想性、神圣性、权威性和无极性大大彰显，远超于世俗，通过神本体立义，建起高度纯粹化的精神一体性组织，甚至形成文化传统。这就是宗教信仰支撑起的信仰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宗教精神共同体的纯粹性也是相对的，作为理想主义，它与功利主义的斗争从未止息。其他种类的精神共同体，主要包括特定的政党组织、政治组织等，不同形态之间，始终存在交织、纠葛。这也是现实的精神共同体存在的常态。利益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更多地具有事实性描述的性质，而精神共同体则是现状与理想、差异与一致、世俗与神圣兼具。严格地讲，所谓命运共同体，固然离不开利益联结和文化认同，但根本上是从精神信仰及其智慧而来的。
中观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亟需。学术研究的蓬勃开展，为的是传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这种本真精神是什么?本真精神是智慧本身及其知识形式，而不是知识体系及其教条。我们悠久博大的传统文明，我们全力创建的现代文明，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主题总要求总潮流下，才可能取得富于时代内涵和民族特性的价值取向、文化认同及道德情感，才可能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传统。目前，举国上下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政治治理、制度建设、体制革新”等要害问题之上，这其实既是对马克思哲学智慧的某种呼唤，也是时代对马克思哲学智慧的要求。这种呼唤和要求本身不离中观，因为问题本身就是中观的。空洞的宏大叙事如何回应和进入当代人类与当代中国的问题领域和思想语境?部门林立的微观专业领地(包括其所谓交叉创新形态)条块分割如何完整地洞察事情的根本、实质和真实趋势?更为充满风险的是，空洞的宏大叙事的“遗毒”往往还渗入微观分割的抽象空间，哲学思维貌似在一个微小的问题领地上谨慎开垦，殊不知方法方式却还停留于空洞无物的概念想象式思辨，以至于千篇一律或者“花言巧语”的轻浮气象层“涌”不穷。这股风气使马克思主义学人的本来责任与了悟精神成了幻梦。
学术是否该进入一种综合时代?学术研究的学科化及其片面性的建立，当然是一种发展的必然;但它的最终意义是为哲学智慧的崛起提供思想资源支撑，而不是压抑之、取代之。离开哲学智慧，离开精神了悟，专业化研究的“定深入”势必走到“难深入”境地，甚至沦为“不深入”。到那时，再回首望，恐怕时机难寻。但综合的内涵又是什么?如何综合?这应是针对个体还是总体而言?针对个体而言，便要求学者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多维的知识累积，但在当前知识的高度分化及其功利化的竞争评价体制下，谈何容易?针对总体而言，“综合”的口号也不是无人呼喊，但呼喊来自体制本身，能否反过来扬弃体制呢?我们的发展方向是光明的，而且在任何时候矛盾存在都是一种常态，智慧一直就是在解决矛盾中发展起来的。仅从精神的表达方面来说，这里的只言片语如若对问题本身有一丝切中要害的揭示，也就价值不菲了。
中观智慧，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相伴，必与当代思想者的精神开悟超脱同行，必与时代、人心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