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自古至今，绵延不绝;中国哲学之精神，见仁见智，历代学者皆有不同之高见。中国哲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其精神亦非我之拙笔寥寥数言所能绘之。然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仅从一个侧面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很多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哲学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视道德的作用，注重内心的修养，修身养性。中国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哲学。中国哲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培养人的高尚品格，为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奠定雄厚的基础。中国哲学既是人世的，又是出世的。所以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在西方，对道德的追寻绵绵不绝。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认为：世界存在着一个先验的绝对不变的善本体，它是一种绝对的本质。这个善贯穿在一切具体的德行之中，各种德行都是由于具有这个普遍的善本身，才成其为德行。这个善是道德的本源和本质。因此，道德就是人们应当去追求的一种完善状态即善本身。幸福论伦理学的著名代表、古罗马时代的伊壁鸠鲁则认为，道德就是达到幸福和快乐的手段。他明确宣称，一切善的开端和根源都在于肚子的快乐，连智慧和修养也必须归因于它。中世纪的基督则认为，道德就是上帝的命令和训诫，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人们只有听从上帝的命令，遵守道德，才能最后得救，死后升入天堂。

　　而在古老的中国，道德则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周易·象》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的君子一般指道德高尚之人，德才兼备之人，往往与小人相对。这两句话是用乾坤二卦的全阳全阴之气来描述君子之品行。天之德刚健，周而复始，永不止息。君子应效法天道，自强不息，刚健有为;而坤之德是“顺承”，“厚载”，以助天之生物也。君子应效法大地，以深厚的德行来包容万物。君子的品格是多方面的，既有刚强坚韧，又有博大精深。“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意思是说，《易经》正是圣人用来修养心性，提高道德和光大扩展自己事业的，圣人的智慧是崇高的，它的礼节是卑谦的，要崇高就要仿效天象，要谦卑就要取法地理。崇高谦卑也是君子的重要品格之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从天子到老百姓，都应该把修养自身品德作为最根本的。而只有修身养性到一定程度，才能有一番政治作为。

　　《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教人的道理，首先在于使人明白天赋予人的美德，进而推己及人，使天下人革旧更新，最后使自己和他人都达到完美的境界。《康诰》曰：“克明德。”即能够有光明崇高的美德。《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能够彰明伟大的德性，这些都是说道德要从自己身上显明出来。《大甲》曰：“顾是天之明命。”意为顾念上天赋予的美德。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这几篇中，都讲德性，这是君子大人所以成其者的原因。上天既赋予了人美德，那么君子圣人就要发扬彰大这种德性，使自己能充分利用上天禀赋之气，修成有德之身，浩然之体，真正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意为天下万物共同生长并且互不侵害，道路一起行走而不相背离，小德如小河流浸润万物，大德敦厚其化，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道理。

　　《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话，意为君子治学修身，像切割磨光骨器，像雕琢美玉一样精益求精;其德容表里之盛，让人叹为观止。《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志真诚，襟怀坦荡，爱憎分明，这是君子大气的表现，而慎独是维护这一大气的必要条件。独处之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不做任何悖德之事，这才是德性光辉之所在。“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有德之人，心胸宽广，体貌安详。德性对人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浸润作用，内在的涵养外化为坦然舒泰，则与众不同矣。

　　《中庸》日：“天命之率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遵循上天阴阳五行的道理，修成仁义礼智信的美德，这样才符合天命。“苟不至德，至德不凝焉。”如果不具备最好的德行，就不会达到最伟大的处世法则。道的境界是至高无上的，而修德是通往道的唯一途径，也是成就伟业之基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是对君子特点的一个全面概括，既重德行又勤学好问，既宽广博大又精致入微，既伟大高明又通达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温习旧知识而有新的体会和见解，为人朴实宽厚又崇尚礼仪。修德至此境界，夫复何求?

　　再看《论语》，对于儒家思想来说，仁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中，孔子对仁德作了详尽的论述。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非常注重仁德，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身处何境，都要保持仁德。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孔子心目中君子的形象：有文采而不虚浮，朴实而不粗野，一举一动皆符合礼仪而又不矫饰。子日：“饭疏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并不追求荣华富贵，而只求心灵的充实，精神的升华，这是德性的选择之一。物质上虽然很匮乏，但精神上却很富有，后世称之为孔颜乐处。在中国哲学中，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道德理想高于名利财富，有德之人受到的认可要远远高于有财之人，钱财乃身外之物，而道德可以伴随人一生，是一种永恒的财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是孔子对君子和小人作的一番对比，君子襟怀坦荡，而小人却局促忧愁，个中原因就在于君子有极高的道德修养，有容乃大，无惧无忧，所以生活的很坦然;而小人整日耽于蝇头小利，忙忙碌碌，所以心灵疲惫不堪。“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在孔子看来，仁德比性命重要，舍弃仁德苟且偷生，就如同行尸走肉。仁德是立人立世之本，一个没有德性的人，很难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可，更不用说有政治作为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说当权者要以德服人，自身品德端正，行事磊落，下属自然服从你的领导;反之，则会人心尽失。而在今天，领导者的道德素质也是至关重要的。《庄子》日：“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意思是从前有十个太阳一起照射，万物都受到阳光的照耀，何况道德的光辉要超过太阳啊。这是舜对尧的评价：有德之人，如太阳一样照射万物，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从而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德治国，非君子不能为之，而有德之人，治理国家也很容易。老子日：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这几句话是讲德之作用于身、家、乡、邦、天下的形式。阐述了道德修养的作用，修身，齐家，睦邻，治国，平天下，都需要德性。又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意思是拥有最高德行的人就像水一样，滋润万物而无所求，到别人都不喜欢的地方去而不会厌烦，这就是道的精髓所在。

　　孟子云：“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崇尚德性，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若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仁义，得意时，也不弃道。古代的人，得意，恩惠遍及百姓，不得志，修养自身显现于世。穷困时注重自身道德修养，持守节操，得志时才能恩济天下。这是我们都非常推崇的几句话，君子士人即使穷困潦倒，也不会放弃德性的追求，而有机会出仕的话则会为天下百姓谋福利。有德之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孤独落魄，亦不会忘乎所以。

　　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即使六经注我，这些也远远不够。中国哲学之精神，也非此篇所能述之。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对德性和修养孜孜不倦的追求，却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和思考的。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

　　（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