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地方债的累积，引起了担忧。文章从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迅速，中央负债稳中有降，地方负债低位上升，2011年回落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我国政府总体负债保持稳健。地方负债的上升，根源于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地方政府担负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却缺乏相应的财政来源和融资手段，只有向银行借贷。化解地方债风险的根本，在于促进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并试图探索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

　　关键词：地方债；财政体制；金融体制

　　2011年6月27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比2008年底余额增长了一倍。和财政收支的对比，2010年整个财政收支规模大概在9万亿。在宏观紧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减少，以云南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发生违约，引发了各界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关注和讨论。由于80％的地方债来自银行，人们对1990年代的大规模银行不良贷款记忆犹新，再加上这部分债务是公众以前接触不到、无从获知的债务，用途上也不为公众知悉。因此对潜在金融风险和经济紧缩的担心，也就随之而来。2009年开始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债务较多，我国是否也存在相应的问题，风险控制是否存在更大的问题？因此，2011年看空中国的调子非常高，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没有不着陆的可能性。

　　一、地方债“短债长投”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相关资料（见表1），2010年底10.7万亿的地方债余额中，已经支出部分为9.6万亿，其中投向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农林水利这四项基础设施的部分为7.4万亿，占到77％。再加上教科文卫和保障性住房支出，金额达到8.3万亿，占到87％。若把教科文卫支出看作软性基础设施投资，则总体上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投向基础设施。例如，高铁、地铁、高速公路均属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周期较慢，而且建设完成后也不一定能立即产生效益，出口入口配套设施等一些软体设施还需设计，不一定能马上投入使用，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性债务所进行投资的现金流回收周期相对来说应该是较长的。

　　接下来要考察的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偿债要求问题。表2显示，至2010年底，1/4的债务1年内到期，超过1/2的债务3年内到期。这与前文所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期长产生了矛盾。一般来说，基础设施投资在3年内产生现金流比较困难，很多工程可能都还难以完成。这意味着这些债务的还本付息都要通过其他财政收入来源来支付。倘若这些基础设施是必要的，那么如此短的还款期限就是不合理的。即便这些债从长期来看不存在问题，但是偿还期限过短，暴露了融资投向和现金流的不匹配问题。

　　地方政府性债务反映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长债限制，地方政府无发债权的问题。2009年开始，有由财政部代发的2000亿地方债券额度，与基础设施投资的6万亿比较，这是个很小的额度。图1是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地方债余额和投资的比例的趋势图。这一比例在20世纪50年代时大概是4～5倍，现在到了8～9倍左右。比较中国的情形，如果按每年6万亿地方政府投资，那么债务余额可以为30万亿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10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了。

　　二、我国公共债负并不高

　　那么，如此高的债务是否会对经济产生冲击？风险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看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图2考察了财政收入和GDP的关系。1998-2011年13年的数据表明，财政收入比GDP增幅快。这里又形成一个悖论，一般人们是不担心富人借债的，但是我国政府似乎是个例外：一方面其收入增长迅速，而且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而另一方面人们却很担心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一担心，在直觉上是有悖常理的。因为从数据上看，政府的债务因其收入增长较快，应不会构成债务危机的问题。

　　再从债务余额的角度进行分析，图3为政府部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债务余额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负债。大约自2002年以来，中央部门负债一直保持在一个较平稳的水平。地方债务是由审计署直接报告结果的，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地方的债务近几年有所上涨。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债务负担近年来略有上升，总体债务从2005年的37％上升到2011年的42％。

　　这是否构成严重的问题？需要比较一下跨国的数据。表3体现了主要国家的政府债务与GDP的比重。从该表可以发现，2008年以来，主要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显著上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从2007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101％。因此，我国政府债务的上升在跨国比较中并不奇怪。相比之下，我国的政府债务，不管从总体水平上，还是增加幅度上，都处于低位，而且2011年已经回落。横向比较上看，一是近10多年来的财政赤字都很小，保持在3％以内。二是地方政府的举债受到限制，只是在2009年以来才发生快速增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分母变大导致债务余额相对变小，经济的快速增长消化掉以往看起来或许很大的债务。这一点，对于破解当前的债务风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作为反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就是欧洲经济发生停滞，使得债务负担愈发沉重，并且反过来拖累经济增长，进入恶性循环。

　　三、公有部门资产负债状况良好

　　最后一种衡量方法，也是最重要最直接的方法，即是考察政府部门的资产债务的关系。我们可以就资产负债表计算资产负债比率考察负债水平是否过高。但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并未公布，需要借助一定的估算方法，估算方法综合考虑了历年政府的总收入，总支出以及债务额度。估算结果大致显示，政府的流动资产和所有者权益的规模相当，非流动资产和总负债的规模相当，图4显示，若假设政府固定资产的折旧率为8%，2002年以来政府负债水平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2002年的75％下降到2011年的67％，最低点在2008年，约为64％。2009－2010两年，由于政府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地方政府负债上升，达到接近71％的水平。2010年我国政府开始控制地方债，2011年开始回落。若考虑整个公有部门（图5），从各种假设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来看，2010年负债率并没有那么高，2011年负债率已经控制下来了。所以，是否会出现债务危机？对这些数字的分析也表明，至少可以说证据不足。

　　四、以增长消化债务

　　因此，从结构上讲，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是短债长投导致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只好采取借贷的方式。而地方政府又不能借长债，只好借短债，这两部分压力导致了2011年我们看到的现象。但从总量上公有部门资产负债表和国外相比，以及历史上比较难的时期相比，还是保持稳健的趋势。笔者认为化解目前的地方债务的问题，可以将一些需要大规模建设且投入较大的准公共品建设投资划归中央财政预算，不由地方支付。如将教育和社保统一归到中央，这一做法相当于地方财政负担减了30%～40%，地方政府压力小了，自然能用剩下的财政收入做一些其它的事情。而对于合理投资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融资，展期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之一。

　　当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债务负担率只能通过公开数据，隐性的负债无法进行更准确地测算。事业单位是不计算在公共部门里的。关于债务负担率是否合适的问题，笔者认为，资产是未来偿付的保障，如果不是直接偿付，政府很多基础设施资产可以促进其他部门产生现金流，是可以放在一起计算的。

　　目前，公众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和紧缩政策的主要担忧在于紧缩政策是否会出现类似于1997年底到2001、2002年的通货紧缩。1993-1994年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过多，导致1995年紧缩政策较严厉，由此导致了很多坏帐的出现。1997年紧缩政策仍继续，产生了1997年底到2002年的通货紧缩，这也是我们步入市场经济体制最严重的一次通货紧缩。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有那样一种可能性或者风险？如果政府一味地实行紧缩政策，这个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是否应当继续紧缩？从全部工业企业的资本回报率的角度来看，近几年的资本回报率一直处于高位，内生需求仍十分旺盛，企业投资回报率依然比较高，利润激励还比较大，可以期望经济可以回转，也就有条件通过增长消化债务。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3]国家财政部.中国财政年鉴1998-2011[M].北京：中国财政年鉴社.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中国审计年鉴1998-2011[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5]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管理年报1998-2010.

　　鲁迅先生曾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①。这句话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也是适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当前国学热虽然持续升温,但是古代文学受众范围比较有限,多数时候还是被束之高阁,这是影响其繁荣发展及文化建设功能发挥的最大绊脚石。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及学术普及工作,这些只是古代文学大众化问题上的一部分,对整个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关注者甚少,存在缺失。因此,大众化问题应该是古代文学教研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所在。

　　古代文学虽然离我们时代久远,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是枯燥无味、曲高和寡的。很多时候,只要用心挖掘、品味,它就像一座古墓,充满了玄机和珍宝。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玄机和珍宝,它不是每个普通大众都能挖掘到的,但研究者能挖掘到。因此,本文所谈的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学者,而是进行学术普及工作,使古代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占一席之地,雅俗共赏。这并不是要降低标准,一味迎合大众低俗需求,而是通过古代文学的研究、传承、传播使大众文化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提高大众文化品味。

　　一、表面的热火朝天与深层曲高和寡的落差

　　当前国学热持续升温,古代文学呈现出了繁荣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国学启蒙课程,很多大学设立了国学班或国学研究院,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纷纷开办国学班,全国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众多“大学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学内容几乎都占绝对优势;古代文学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几乎到了“四海无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问题,如俞香顺在《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中提到“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花卉也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放意识和当代意识”,“其研究的原动力或者说是归宿点都是为了提升当前博兴的‘花卉热’内涵,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从习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爱国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无闻的教授走向公众成为学术明星,引起了学界和普通大众对于学术大众化、学者偶像化的纷争。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大量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讲座或讨论版块,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参与,如百家讲坛。各种形式的解读经典、改写经典成为时尚,解读、改写经典的图书也尤为畅销,如《人生若只如初见》自上市伊始,便进入卓越网图书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会后一个月内销量突破一百万册。很多优秀古代文学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如电影《孔子》《赵氏孤儿》等)且收视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大众对了解古代文学的热情十分高涨,古代文化经典也在逐渐走向人民大众。

　　但审视一下当前大众的阅读现状,中国古代文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据调查,“读过四大名着的大学生仅为5%,即便在中文专业的大学生里,这个比例也少得可怜”④,更别说在普通大众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读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书店里多数古代文学类书籍问津者甚少。如果大众了解古代文学多数靠讲座、影视剧、课堂讲授,缺少主动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阅读、品读,大众无疑只会徘徊在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边缘,难以抵达精髓。目前媒体对古代文学的传播、包装、炒作明显存在偏差,受众也经常是一笑而过,并没有对精神起多大影响。大学文秘站－中国最强免费！语文课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尴尬局面⑤,古代文学课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阅读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质化,是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的关键,成为国学热的硬伤。这注定目前的国学热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痒式的。这些与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和人民大众物质化、功利化的生活态度,以及科技的发展,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增多,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电子网络等传媒手段令人应接不暇,文化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有关。与古代文学自身先天阅读障碍(社会文化背景、字音、词义等)有关。与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存在、学术抄袭剽窃和模仿翻新等问题比较严重,学术文章的论述空洞、乏味,真正创新性、价值高、实用性强的研究成果少有关。可见,当前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主要停留在表层,普通大众与真实的古代文学还有很厚的隔膜,大众对很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误差、偏差,难以抵达精髓。

　　二、里应外合,推进古代文学走向大众、大众走进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道路涉及面广且漫长。王长华、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众一般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从产生成果——同行专家学者认同——众多学者结合自身体会广播于众——渗透到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过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个传播过程都要注重实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下意义。所谓当下意义是指现代意义、实用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要考虑当下实际意义。古代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流派依据主观意志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不断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时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学中有没有对今天依然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呢?赵逵夫的《继承优秀文学遗产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阐释》等文章中有详细阐述。具体归纳如下:一是能为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准则、道德风尚、文化热点等追宗溯源,丰富发展其内涵;二是中国文学重人伦、重礼仪、讲“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进父子、夫妻、兄弟、师徒、朋友等关系,是现代社会医治人情冷漠的一剂温补的汤药,如《论语》对于今人处理人际关系、人生价值观架构就有重要启发;三是大量描写自然,体现作者对生活环境深切关注,对大自然热爱的诗歌与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破坏严重矛盾的一种呼救;四是大量表现作者闲情逸致、坦荡胸襟的作品,可以涤荡现代人浮躁不安的心灵,成为现代人舒缓压力、心灵安宁的一副安神剂。五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使人端视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提高人生修养的一种途径。作为学者或教师能够深刻认识、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代现实意义,推进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这样古代文学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个研究者笔下也是常新的,对每个读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实际意义的。

　　其次,无论是教研还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关怀和审美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情感上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学本不应该是枯燥、难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需要心灵沟通、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古代文学有时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经无比繁荣的古城,教学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师需要在如何抓住观众好奇心理、如何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当代学者会有这样的共鸣,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叶嘉莹、顾随等),都是带着浓厚的学术情感、文化情感开展教学和研究的,而今天还有多少学者带着浓烈的情感进行教学和研究并体现这种情感和担当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学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艰辛而高深的学术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时又不低俗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可以多编着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学知识读物,多写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编选一些适合当下的总集、别集,使古文底子、社会文化背景隔阂不再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文学研究者应该担负起将深奥难懂的经典通俗化、生动化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学各领域里着名学者撰写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读物——《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叶嘉莹先生也曾萌生过普及古代诗词的愿望并身体力行,2007年中华书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据她上课或演讲而整理的录音稿,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本,包括《唐宋词十七讲》等。2013年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上中华书局出版了《诗词写作常识》《诗词格律》《怎样赏

　　诗》等“诗词中国”普及读物。这些书籍对于普及古代文学知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量少,宣传力度不够,受众范围有限。我们至今背诵的经典唐诗依然沿用清人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过去了,它是否还适合当下的审美需要值得质疑。结合当下编选新的《唐诗三百首》及其他总集、别集也是极有必要的。学术普及意识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也不屑为此事。所以,学者们躬下身来,有意识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喜欢的语言多编写一些古代文学通俗读物、结合时代发展多编选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2.从受众方面看,要培养与引导并重,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一方面要“培养成熟的受众群体”⑨。受众文化和文学选择能力高低直接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历史上的文学大众化,繁荣了文学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对文学发展带来的致命伤害,主要表现在降低文学审美水平和质量上。为避免或缩小这种伤害,培养高素质的受众群体,加大对大众阅读的引导尤为重要。学校教育应该更加重视文言文阅读训练和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承担起培养成熟受众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门可以有意识的做些阅读引导工作。199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读书文化节活动,主要目的是倡导读书风气、指导读书门径,由此产生了季羡林、张岱年等国内54位着名学者联合推荐的《人文经典应读选读书目》。可是十余年过去了,这样有力的引导工作我们却没有继续做好。各个层面有意识的进行传统文化、古代文学的宣传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种宣传品上印古代诗词名句、经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图文并茂的古代文学名篇。

　　3.充分利用现代媒体,使古代文学走出学术圈,走向社会大众

　　现代网络、传媒高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目前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远不如其他领域深刻,偶尔还有些负面影响,但是在古代文学大众化的道路上我们不能无视或回避。在评议百家讲坛时有人说“高雅文化与现代媒体联姻,便找到了一种覆盖面最广和受众人数最多的现代传播的载体”。古代文学文本及其研究中的艰难晦涩往往为广泛传播带来困难,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中受众面最广,观众平均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大众化传播媒介,恰可以弥补文字传播的不足。电视、电脑等媒介集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艺术手段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把高雅文化中用语言塑造的间接形象转换为直观的视觉形象,能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消除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使观众容易接受,因而能扩大传播的广度。在这样一种现实趋势下,以高雅文化为内核的经典文学文化借助现代传媒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就实现了高雅文化的大众传播。在网络化的今天,如何扩大古代文学与现代媒体的结合度值得思索。

　　吟诵、歌唱、说唱、讲唱、演唱等是古代文学较为常见的传播方式,对当前的传播依然有现实意义,《一剪梅》《虞美人》《雨霖铃》等被谱成曲后,其传唱之广泛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唱的程度,通过传唱大众既娱乐了身心,又获得了古诗词意蕴美之熏陶。今天,我们也不妨借鉴历史,重新为诗词谱曲,以古代小说等文学作品为基础编写剧本、歌词。

　　很多古代文学、文化、历史题材影视剧及解读经典的讲座备受欢迎的同时批评声也不断,认为他们使经典走向娱乐化,他们的解读、拍摄存在很多误差,是对经典的玷污,是在媚俗。但在普及和适应的过程中,以娱乐的方式在现代传媒中生存,这是现代传媒高速发展的必然。古代文学不能因为时间久远而无视、回避现代传媒、科技的高速发展,这个问题上可以实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只不过传播者一定要在如何保持原滋味和艺术水准上多下工夫。研究者在学术走向公众的浪潮中,也应该保持研究的独立、沉静,要恬淡地面对喧嚣的社会,以保持研究本身的独立和纯净,为后续传播工作提供更准确更权威的研究信息和信息资源。

　　综上所述,当前古代文学表面的风光热潮与深层的曲高和寡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在文化建设大潮中,无论是教师还是研究者都应该增强学术普及意识,注重教学和科研的实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在保持研究和传播水准的同时,培养成熟的受众,加大阅读引导力度,寻求更多与现实生活、与普通大众、与现代传媒接洽的渠道,担当起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现代文化建设的重任,不断提升大众文化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