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读后感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是一部从文本解释学视角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力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除阅读相关的国内外文献以外,更重要的是以MEGA2的发表和正在编排之中的马克思大量经济学笔记为依托,以全新的理解和独特的视角,将经济学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来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全书读后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对于超越传统哲学的框架,回到真实的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发展开展了一个新的视域。
在大多数中国学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可能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至五十卷白纸黑字，而这对于马克思本人来说就不够学术“公正”了。因为这个《全集》只不过是日前我们有能力出版的，它远非马克思的“全集”。在国际马克思著作出版中，苏共中央研究院曾经自19xx年开始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1），后因战争在30年代末中断而未果。70年代开始，苏共中央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合作开始出版MEGA2，计划达一百七十二卷，但由于总所周知的原因，到19xx年也只出版了四十七卷。提出这个问题，不为别的，只是说明马克思远非是已经被读透明了从而人人都可以插科打诨的日常话题。在这种背景下，《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这样一本利用MEGA2来重新解释马克思的专著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了。
这部著作与其说叫“回到马克思”, 不如说叫“解读马克思”。因为作者并不是要回到马克思当年所自觉表达的某某基本观点与结论那里去。这些是人所共知的, 谁都可以随意甚至“非法”引用的观点。张一兵的这个表面非常响亮的然而常被人滥用的口号式书名, 是有所特指的。它不是回到马克思某一个最初的基本观点, 然后再通过“过度诠释”而创立一种新的体系学派, 或者从“微言”中引出所谓“大义”来。张一兵的基本立场是回到马克思当年写作与思考的初始的语境与原初的思想视野。这里, 作者是通过解构阅读方法,“再现”马克思当年思想产生、形成与提出的过程。作者所关心的, 并不是马克思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主体的自觉一致的自我意识与公开的思想立场, 不是关注作为“能指”的书写文本, 即自觉意识层面的东西; 而是自觉意识所遮蔽的“所指”, 即马克思形成与表达思想的无意识前提结构; 不是在前台展示的公开发表的文字, 而是保存在思想实验室中的文字。在这种阅读视野中, 张一兵并没有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具有前后一贯自觉意识的作者主体来研究, 即不把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看成是马克思自觉表达出来的连续不断的观点发展史, 而看成是自觉意识即公开发表的学术语言背后所掩盖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话语结构的转换生成谱系。
在解读中,作者十分注意对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所受到的多种背景因素的影响及其支援背景的研究。在分析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时,作者作了具有创见性地阐释。作者认为,就支援背景而言,除去已知的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有青年恩格斯、赫斯和普鲁东的
观点。更重要的是,作者揭示了存在于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且被遮蔽了的哲学话语及其隐性哲学前提,即在社会生活中承认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并抽象出客观社会关系和经济规律的社会唯物主义。在论述《1844年手稿》时,作者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概括为人学社会现象学,并将其定位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个理论制高点。这不仅是对孙伯 先生提出的解读模式的支持,而且既批判了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反对了阿尔都塞“断裂说”的形而上学的独断。
作者在从实践和多重的理论视角展开学术探索后,阐释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变即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二个理论制高点。他指出,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研究,科学的历史性生存的“本体”性规定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理论焦点。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成熟观点,是在他最后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四、第五手稿以及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表达出来的:这就是社会历史的一定的历史情境说,或简称历史构境论。在这里,马克思最终放弃了用哲学构架描述周围世界和社会历史的理论方式,转入了对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时期。在这一非常性的革命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发端是同时发生的。
《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功劳就在于, 它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第一个真正发现了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所深深隐藏的第三种哲学话语——即建立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 它把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第二大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特征与规律作为研究对象; 特别是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历史的、“似自然的”颠倒现象进行彻底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这次马克思在表面上重新回到了自己第一次研究经济学时所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向度的历史辩证法的批判。但这是在一种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历史辩证法的主体角度研究, 而与那种先验的人本主义哲学理论视野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 这第三次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第三种哲学话语体系与第三种理论视野, 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 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历史的本质。也正是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将过去从主体出发的价值批判, 转变为从经济客观现实出发的实证科学批判。而在从1850年以后开始的新的一次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 马克思进而发现, 如果仅仅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客观向度)出发, 实际上无法真正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也无法彻底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于是他再一次从历史形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劳动一般这个现实的主体本质(主体向度)出发——这是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 进一步创立了基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这就是从货币这个经济现象入手, 通过揭示劳动二重性的内在矛盾, 引发出使用价值——价值, 价值形态从一般等价物到货币, 再到市场并且竞争导致的价格转化, 最终揭露了带来“利润”的货币——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在马克思的这一次经济学研究中,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物化现象被一层层地剥离下来, 颠倒人们视域的三大拜物
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神秘的颠倒的本质被揭露出来。这也是马克思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重要的内容。
全书的主要成就有三个: 一是为我们首先提供了文献学资料方面的贡献, 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已经收入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原文版中而尚未有中文版的哲学文本, 是一本“马克思学”研究著作; 二是为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与叙述模式; 三是试图回答20世纪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马克思的历史“主体”概念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这是全书的最高理论价值。它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德法两种批评方法上的误区, 阐述了一种宏观的历史主体理论和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新叙述逻辑与话语。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马克思哲学著作的理解距真实的马克思非常遥远(乃至于越来越远), 这里有一个阅读方法论问题。本书的独特的研究视角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的哲学话语的转换。今天我们提出“回到马克思”, 绝不是要寻求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本真含义, 而恰恰是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本理解视野。
本书其实并不是对马克思全部哲学文本的阅读, 而主要是对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的哲学手稿——笔记的一种阅读。按照作者自己的理解, 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共有三种: 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 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 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作者对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的研究, 体现出了一种精益求精与高屋建瓴相结合的方法与精神。作者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哲学话语形成中非常关键的篇章结构、某些片断甚至一句话都不放过, 逐字解释与分析(诸如对《穆勒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李斯特笔记》、《致安年科夫的信》、《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 特别是对马克思形成科学世界观前夜的、与著名的《费尔巴哈提纲》直接相关的《布鲁塞尔笔记》中几段根本不为人所注意的文字, 都用一整节一整节的篇幅加以解读与揣摩),真可谓是鞭辟入里。
海德格尔曾指出,哲学是一种思的事情。在张先生看来, “哲学不是简单的知识,它是悟性,是思想创造”。这个创造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探索。作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作的。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给我们又重新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马克思,揭示了马克思的活生生的思想。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为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注入新的理论活力,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开拓新的理论方向。
第二篇：哲学话语的困境
哲学话语的困境 【作 者】张志伟 【作者简介】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北京100872〔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0)12-0024-03哲学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言。虽然除了极少数人有幸聆听哲学大师的演讲而外，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阅读而接受哲学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口语化的语言对哲学没有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口语应该是书面语言的基础，因为在书面语言产生之前，甚至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就使用口语了。总之，语言的表达方式对哲学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其深刻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例如中国语言中没有印欧语系特有的系词结构，因而中国哲学中就没有西方哲学式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尽管它可以有类似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形态。由此可见，无论是学习哲学、研究哲学还是表达哲学思想，都离不开语言。哲学正是在这里陷入了的困境。我们实际上只有一种语言即日常语言，无论哪个语种的语言都属于日常语言。虽然20世纪以来人们致力于建立一种人工语言来纠正日常语言可能发生的错误，但是这一工作并不十分成功，其实即使成功了，那也毕竟只是少数专家才能使用的专业化的书面语言。对我们来说，语言就是日常语言。同样一套语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它来交流和沟通，哲学家们亦用它来表达哲学思想。问题是，日常语言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而哲学的对象却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中经验对象，它们往往具有超验的性质。换言之，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和有限的，哲学的对象却是抽象的和无限的，例如存在、实体、至善等等。同样一套语言要适应两个不同的领域，这就造成了一仆二主的尴尬局面。哲学家们的哲学著作通常都是用日常语言写成的，但是大多数人却看不懂哲学著作，即使是懂哲学的人也不一定看得懂。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哲学家们使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哲学思想的时候，他们所思想的对象往往超越了日常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和局限，因而日常语言并不是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下使用的。就古典哲学而论，哲学家眼中的世界与日常生活的世界是颠倒的：在人们看来，他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是实实在在真实可靠的，而在哲学家看来，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不过是现象，真正真实可靠的是日常生活的世界背后的本质。日常语言产生于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要用它来否定日常生活
的世界的可靠性，并且用它来表达这个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哲学因此而陷入困境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哲学的确有其特有的话语形式。当古人刚刚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抽象概念可用，所以只好使用象征、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例如赫拉克利特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来表示万事万物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道理。逐渐地哲学有了推理论证，并且形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抽象的思维操作方式，这也是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然而，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解力无能，而是因为哲学家们难以表述清楚他们的思想。因此，哲学话语就变成了另一种隐喻，我们必须有本事看出哲学话语背后的含义才能弄懂哲学家的思想。相信读过哲学著作的人都会有此同感：当你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读懂了（或自认为自己读懂了）一部哲学著作之后，便会为其中的道理如此之简单，哲学家的表述却如此之笨拙而感慨万分，但是当你试图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述它的时候却又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家的表达方式已经是最佳的方式了。可能有人会说，哲学著作看不懂没有关系，只要哲学家看得懂就行了。自然科学的著作不是同样看不懂吗，这并不影响科学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不懂科学技术并不影响我使用科学技术的成果，然而如果我不懂哲学，就不可能使用哲学的成果。因为科学不过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哲学所关涉的却是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它决定的是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实际上是非常个人化的。科学家发明创造的东西我可以拿来就用，但哲学家的思想如果不化为我自己的思想，或者我的思想如果不能达到哲学的水平，哲学对我就毫无意义。因此，如果哲学家们的著作始终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得懂，那么哲学就不可能发挥什么社会作用了。科学技术可以由少数人发明出来然后使之简单化也就是傻瓜化给大众使用，哲学却不可能发明出来之后傻瓜化。我们能不能由哲学家们发明创造出世界观人生观来，然后拿过来就用？换言之，我们能不能把人生之路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哲学家，自己充当傀儡呢？人生之路归根结底还是要我们自己去走，不然的话，我们岂不是成了行尸走肉？！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哲学拒绝公众的理解。研究哲学的人喋喋不休地言说着公众听不懂的话语，于是哲学就变成了远离公众因而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以至于如果在
公共场合你对大家说（我们往往是难以启口的）你是搞（研究）哲学的，人们一定会对你另眼看待，那眼神就象是在看一个外星人。而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哲学毕竟是纯正的高雅文化，并不是普通人搞得了的。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奇特景象：一方面是研究哲学的专家学者们激烈讨论学术规范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人在大声疾呼理论联系实际，希望哲学走向大众。那么，高雅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怎样为自己定位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会越来越高，教育的普及性也会越来越广泛，哲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应该越来越密切。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人们可能会说，这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必然结果。但是具体说到哲学，这个必然结果肯定是不正常的。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上的，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专业缺憾：一个人才能的发挥必须被固定在某个学科领域中，他在有生之年如果能在这个学科的某个分支中的某个专业方向中的某个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抑或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简直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金了。这种状况对于学科的发展的确是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但它毕竟是以牺牲人的其他方面的才能和爱好为代价的。于是人们便大力提倡通识教育，不过看来成效甚微。将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恐怕还是得这样：各个学科由专门人才负责研究，大多数人享用他们的成果。哲学无疑也需要专门的人才，但是却不应该变成大多数人的专业缺憾，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或思想在场。当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以哲学为专业，但是我们都应该学习哲学，或者说，思考哲学问题，这就如同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成为伦理学家，但是都应该有道德一样。人们可能会说，道德不是学出来的，哲学也不是学出来的，这可能是对的。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天生有德性的人或者天生的哲学家，这也是事实。实际上，伦理学之为德性，哲学著作之为哲学素养，起的是引导上路的作用。那么，我们能否消除哲学与公众之间的障碍呢？哲学与公众之间的障碍在于哲学所特有的话语形式，因而问题就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能够让公众理解的哲学话语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p#分页标题#e#表面看来，学术语言的规范与公众的理解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当然不应该为了迁就公众的理解力而使哲学庸俗化，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研究哲学的人要求学术语言规范化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许多大哲学家却往
往不受这些约束（读一读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福科和德里达就可知道）。其实，哲学的话语形式始终在演变之中，只是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试比较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表达哲学思想的方式。不仅如此，20世纪哲学的表达方式亦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我想，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尽可以保持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行话即所谓规范的学术语言，这是他们的特权，也是他们发挥才能的舞台，别人不应该干涉，也干涉不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大力提倡哲学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其实，如前所述，哲学是非常个人的东西，因为它是不依靠其他东西而自足的，也可以说是自由的，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开放的。现在，哲学所言说的对象已经从古典哲学那种宏大叙事话语转向了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并非只有一种颜色。因此，让哲学走向公众并不是非得使哲学庸俗化，而追求学术语言的统一也只关涉言说的形式，关键还在于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规范的失衡主要不是因为形式，而是由于言之无物从而缺少实际内容的结果。当你拿起一本哲学书，发现其中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谈怪论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时髦概念之时，这就需要你自己作出判断：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出了一位思想大师，还是又多了一个江湖术士。本分的哲学工作者愤愤不平的是，这年月往往是江湖术士大行其道，踏踏实实的研究永远要坐冷板凳。不过愤慨归愤慨，我们却不能以进一步强化哲学话语的专业化来自虐。因为其后果必然是形成并且加剧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哲学王国，一个是深入民间的草莽江湖。有点哲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哲学问题乃是一些只有不同的解答方式而没有惟一的终极答案的难题，因而哲学是多元化、异质性和开放性的。不要以为这是哲学的缺陷，这实际是哲学的优越之处，它表明哲学且只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既然如此，要求哲学语言必须千篇一律，实在是强人所难。学术界要自律，其关键要害并不在这里。哲学或许注定了不可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因为它的理想性的确有其超越现实生活的一面。倘若哲学因此而拒绝公众的理解，那还有情可原。但如果是由于哲学的话语形式使哲学隔绝在公众之外，我们这些所谓搞哲学的人恐怕要成为千古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