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武大校友们:
在美国，这里还在放圣诞假呢，可我的心却没有跟着放假，我时时刻刻还关注着这边。应他，也就是“天才中的天才”的要求，我想我在这里冒昧地给大家说点什么吧。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最近，我的心一直被今日美国上一个叫吴孟超的老人给牵动着。他和他的老师在他拿到国家科技最高奖后，当着记者痛斥那些因为钱就不看病的医生。两个古稀老人，勇气却如此的不寻常。
现在已经很难再寻找这样的勇气了。
曾几何时，我把21世纪的e－generation想象的无比的美好，认为他们一定能发展中国，重振国威。但我错了，或许，和60年代的美国一样，我们也已经有了垮掉的一代。在陆步轩之后，京师大学堂又走出了一个“失败”者，一个在家乡卖糖葫芦的北大毕业生。大家听说了吗？反正我是在net上看到了。和陆步轩暴光时的一片哗然不同，这一次没有什么震动。是人们理智了吗？不，是麻木了。这个社会已经不再看重什么京大学的文凭和学位，北京大学，鲁冠球不也是个农民吗？潘刚不也是内蒙古农业大学这个谁也没听说过的地方出来的吗？大学算什么？学问算什么？浮躁和激进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一个崭新的娱乐时代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覆盖整个中国。
相信大多数同学都没有看过一部叫《地平线》的影片，英国BBC广播电视台的。我在收费频道的discovery上看过，把我，真的看得哭了。Andrew wiles那种8年如一日，守口如瓶专心致志于一个看似毫无实际价值的fermata last thereon的勇气，带来了整个数学史的改变和21世纪史学的新发展。邓中翰，一个改变了Sony创始人盛田昭夫对中国芯片看法的人，却没有多少人知道。Baidu的老板李彦宏，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毕业院校是北大和纽约州立大学这样的地方。陈省身，凭一己之力就让世界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的伟大学者，却很多人不懂装懂的说是MIT毕业的。太多的事例告诉我们，学术，科学，人文，进取，这样过于跟不上时代的令普通人感到陌生的词汇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经失去了尊严。事实上，超级计算机的准确概念的普及程度肯定是不如超级女生的。至少，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超级女生的威力的。
就业一直是中国大学生的敏感话题。现在充斥着校园的是对中国教育的反感，是对中国体制的漫骂，是对自己前途的没有信心，以及对母校的指责。有些人是有资本这么做的，但大多数人，是没有资本这么做的。
现在很多学生都说教材编的不好，但说实话，能够把教材里讲的内容基本复述清楚理清关系的又有几个？既然有人做不到，又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专家编的教材好不好呢？很多孩子说课程安排不合理，让他们就业很困难，理论上不去，实践又没有学到，导致就业竞争力很低。我要说的是，才读几年书啊？孩子们，你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评论课程的设置呢？连本专业的学科知识体系都还不了解的人，又谈什么课程结构呢？不合理是肯定存在的，但这也是和中国现实紧密联系的。但我认为这绝对不应该成为学生们找借口的理由。
说理论上不去，请问，有几个学生是从大一到大四认认真真的阅读完每一门专业课至少3本学术著述或参考习题集呢？理论，理论不是逃课和社团活动能培养出来的。说知识面不
宽，知识结构不合理，其实这多半是学生自己造成的。以“马”字开头的课程为例，我在国内这边读书的时候，我可没有现在的学生这么消极。我觉得，取精华去糟粕，讲的不对的，就不看，马爷爷还是讲了很多对的嘛？那就应该多看看啊，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都尊为历史上影响人最大的10个人之一Karl max在中国却被人丢进垃圾桶，只有两个字形容:无知。而其他的各方面知识，请问:中国四大名著几个人看完过？《战争与和平》谁看完过？《通论》谁研读过？《国富论》呢？《舰船知识》呢＊玩笑，知识面，知识面可不是看《梦里花落知多少》能得到的。郭敬明，他又算得了什么呢？小丑罢了。
说实践能力不强，武汉大学的社团活动，有哪一个是由学生自己的创意诞生出来的？又有哪一个活动能深入到学生生活中去的？有哪一个是在引领学生往正确的方向上走的？好的没从国外学，坏的都学到了。一个学生会的学长，说四年除了抽烟喝酒什么都没学会，奖学金制度的黑暗程度想必大家都知道。当年我读的学院学生会干部加的分比发表sci论文高10倍。嘿嘿！这是什么地方。实践能力，实践能力是要源于扎实的功底的。我当年在湖北省最好的高中读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告诉我:“素质教育不是会唱歌，会跳舞，会打球，会画画，会辩论，会走台，素质教育是教一个人培养广泛高雅的志趣，学习扎实丰富的知识，掌握系统综合的能力，去解决他希望解决的问题。”综观现在的大学生，都在高考这个所谓应试的终结后全部选择走素质教育路线，脱离书本，整天醉心于社会所宣传的“能力的锻炼”中去，其实呢？学到了什么啊？办点小报纸，开点小会，搞几个交际舞会就是能力？大学不是职员的培训机构。尤其是武汉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不该这样的。在美国这边，还应试些呢！Columbia的一个教授亲口对我一个认识的人说，告诉你们吧，我们在选研究生时最看中的，还是GRE的成绩！！而sat（美国高考）的权重在一流大学里仍然占了40％！TOEFL，TOEIC或者BEC，这都是国际标准化的考试，我们国家的高考，四六级还不是呢，人家的企业动辄要两t的成绩，不够高还不要。连考试都要搞国际标准，能说只有中国应试吗？
就业，就业不是要一群基本功不扎实的家伙。复旦校园网搜索引擎的创立者，后来将其市场化，开复旦大学之先河，被邀请到美国Google总部应聘，结果被李开复亲手送回来了。为什么？他的成绩单实在是太烂了，Mr. lee一说要成绩单他就傻眼。企业需要大学生的即战力，但不是最需要，因为如果需要即战力就不要大学生要的是有经验的成手了。话说的好听有什么用啊？搞关系，会做事再会搞关系才有用。所谓social experience是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如果不会做事再会搞关系，会说话，那些老板自己也需要员工来创造财富的，要一个包不会做事，老板自己不赔本吗？其实企业最看重的是学生以后在3－5年内能不能培养成骨干，也就是说潜力的问题。而成绩和学业当然是最能证明你有扎实功底和良好素质的第一指标。所以实际上，我们除开像一些报纸上刊登的“华科中文系女生7万年薪应聘Tencent”或者是”“应聘面试江大学生战胜华科学子”这样的很少数的被过分放大的例子，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大量在面试中受到青睐的学生仍然是学习成绩优异，技术能力过硬，有一定科研经验或者真正企业实习经验的传统的好学，不论在国内还是在这边都是这样。而那些看似social experience很丰富但学业一般的学生，却往往华而不实，在被用人单位看穿后，很容易失败；而且就算应聘成功，基本功和知识储备不过硬的后果往往是很快就江郎才尽，这是我们年轻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像Microsoft ,宝洁，Siemens这样的国际精英企业，其实是非一流名校高才生不用的。
就不用说来这边读书的孩子们了，北大04毕业的物理化学方向跟我一起过来的一个班来了27个，而且总共一个班就30个人啊。武汉大学，全化学系总共才就13个offer。差距呀！其实在77年的时候武汉大学能出国深造的精英们和北大的数量是不相上下的，但现在
呢？出国，那是少数牛人的事情。出国？不也是为了找工作吗ｖ且有个好文凭又怎么样？是呀，出国，并不是那么被人感冒的，现在的人除了生活消费上崇洋外其他方面已经不崇洋啦。说多了，别人还以为有卖弄炫耀之嫌呢。
过多的社会活动和社交事宜已经占用了学生太多的时间，封闭的象牙塔这样的名词完全不适用于当代的学生。不要说书呆子，现在的学生连成为书呆子的勇气都没有了。连上课记不记笔记这样的中学生才问的问题居然在某些大学的论坛上被热烈地讨论，不知道是智力的退化还是时代的悲哀。一位教授说:”过多的社会时间或所谓能力的锻炼把学生的心弄野了，根本无心读书，对书本知识不屑一顾。这是很危险的。”对这个看法，我举双手赞成。
上课的时候逃课，考试的时候突击。国内总说研究生就业形势比本科生好不了多少，嘿嘿，有几个考研的是不是就业压力大被逼考的或者跟风考的或者想混文凭，而是真真切切的说想要追求知识和能力很早就做好当研究生的准备的人＜完研了就以为人生奋斗结束了，混文凭的，学术懒惰的，学术欺诈的，甚至学术盗窃的，跟导师拉关系的，跟老师不惜发生性行为的混学位，一些大学里有几个女研究生做这样的事我就不说了。记得以前还曝光过。嘿嘿。钱，权，色，怪不得邹恒甫先生在班上怒骂班上一群人渣，只知道钱和女人，根本无心学术和研究。其实，又何止邹先生一个班是这样呢？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同学们，要知道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职业培训机构。来大学，学习的是思想，培养的是创新能力，造就的是领袖社会的精英，一流大学尤其是这样。euclid曾经对奴仆说，让他给一个想要问学几何能干什么的学生一个金币然后驱逐他走，因为他想从学习中获得实利。如果想从学习中获得实际的工作技巧和工作能力，学那些能够一被聘用马上就能派上用场的practical skills，那最好去career training camp了。大学不是就业的训练场，是让人修炼的地方，是修炼，修行，修身养性，寻求自我发展。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求知，好好的钻研，能力到了，不会被别人不要的。很多学习好的是书呆子，但不要觉得不是书呆子就是不用学习好。现在的社会已经减负减过头了，已经偏离了方向。学习需要自己去体验，去感悟，去创造，能力也需要自己从自己所学的东西里去提炼。这些，并不是一个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期末考试成绩能表达的。
我们中国的80后一代自称是阳光的一代人，青春的一代人，是新新人类，是e世代。但很有可能现在要成为the beaten generation了。我们已经很久很久缺乏真正的感动，缺乏真正的关怀，缺乏真正的追求，我们有的只是就业，考研，保研，公务员，女人，傍大款，超女，酒精，香烟还有就是彩妆。这个娱乐时代下，浮躁的心理已经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现在连大学都难以幸免，学生们用自己身体和思想的每一部分宣称着自己和前辈们的不同，不仅是生活的，也有成就上的，当然很可能是成就不如他们啦。我妈妈那一代人，武汉大学77级化学专业，那时候多少学生挤到数学院听数学课，到物理系听物理课？那时候，我妈妈他们挤着要去争通宵自习室的座位，生怕学习时间比别人少了。那时候我妈妈他们有全校的元旦联欢，中文系的出灯谜，外语系的唱英文歌，数学系的人出智力题，物理系和化学系的人变小魔术，生物系的人展出病毒标本，那个时候真的好丰富，有创意。我妈妈他们那个时候老师很多都是工农兵学员，水平根本不行，很多问题都是学生自己研究，学生自己上讲台讲，现在学生连书都懒得翻了，还讲题呢。我听我的一个小朋友说，他亲眼在湖滨食堂一楼的一个书店看见一个女研究生，说被教授逼着来买Varian的intermediate microsecond，还说太厚，不想买。简直是傻子，她知道Varian是谁吗？？
我们需要拯救这个时代，一个连超女都能成为文化标志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点小小的自恋，一点小小的自尊，一点小小的勇气，一流大学的学生，就要拿出点骄傲的勇气来，一种哪怕不近世事的狂傲，这是非常可贵的进取精神。20xx年，我们需要时代的救赎。
到美国也有半年了，我深深感受到这里学生的进取和睿智，还有深厚的知识底蕴和人文关怀。国内的〈作家文摘〉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叫学在Yale。i can really prove it true，because it is widely heard of in Chinese students here。有个Yale门口卖花的女士，卖的是不知道哪里摘的野花，很贵，一美元一朵，一个Yale的学生问她，为什么这么贵，她说她就指望哪个好心人买一朵，一美元才够她生活一天。她说警察经常欺负她，打她，不让她卖。后来，Yale的学生真的亲自看到了警察欺负她时，他上前愤怒的制止了。后来，Yale的学生完全自发的组织起来，捐了7000多美金，请了new haven当地最好的律师，帮小女孩打赢官司，成功保释她。然后又帮助她谋到了一份正规的工作，让她能自力更生。说到这里，我真的忍不住要哭了。
Yale的校长曾经说:“Yale大学建在new haven这个落后的小城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校里接受美国最好的精英教育的同时，能够在new haven这个贫穷的城市里体察美国最低层的民情，从而感受到一种最深层次的最强烈的冲击和感触。这，是学生一生都用之不尽的财富。”
希望我们的学生们也能记住这句话，也去拥有这样珍贵的感悟。武汉大学培养的不是普通人，是千万中选一的精英份子。不要拿太一般的要求去要求自己，也不要太多的关心一些太一般的事。志存高远，这是一切美好和灿烂前程的开端。
Cornell或者Princeton为什么比武汉大学强？因为这里也有几乎赶上武汉大学的美丽风景（我永远认为我的母校最美），有漂亮的树林，有广阔的地，更重要的是Princeton的一句老话:grassland is not for looking，but is for sitting and studying。在这里，80％的学生在阳光灿烂的中午（不排除堕落分子和纨绔子弟），都会选择中午拿着简单的免费午餐，带上一两本书，拉上几个同学，可以完全自由地随地坐在一颗大树的树荫下，边吃边讲，亢奋地让思想的种子在大树下的泥土里发芽，长大。。。。。。
武汉大学里到处是车，经常有演唱会，舞会，模特表演，就业讲座等等。到处是活动的海报和协会的展览台，还有就是小贩的地摊和人群们悠闲的脚步。“看一个大学的好坏，看里面人的脚步的速度就知道大概了。”这是华中科技大学一个老师的名言。希望在将来回到母校回忆人生的时候，能少两场演唱会，多两场辩论会；少几次就业知道和财富创业的讲座，多几次学生自己演讲的自己讨论的讲座；少几次新东方报告会，多两次学术报告会。希望能够看见，在将来的一天，武汉大学的道路会变得更加洁净，宽敞，樱园的情人坡下，桂园场的地上，梅园李达塑像的树林里，枫园珞珈山的山道旁，到处都有进步的青年们在热火朝天的讨论，行色匆匆地奔向各自美好的未来。希望胡适先生近百年前说的话成真吧:要看到进步青年的影子吗？不要去燕园，去武昌珞珈山看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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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顽石： 武大校长的一封信 看完心情沉重 发现至少自己真的很堕落 用QQ邮箱阅读空间订阅顽石
第二篇：武大校长
武汉大学校长：大学去行政化要求校长职业化
来源：深圳特区报 20xx年11月17日 09:15
近日，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在深圳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顾海良校长从对大学“去行政化”的理解到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从对筹办南方科大的建言到参与深圳大运会……向记者一一道来，既有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入思考，又有对高校服务社会、服务城市的真切体察。他认为，大学校长要走职业化之路。
大学“去行政化”≠去掉行政体系
记者：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正在紧张地筹办之中，并立志于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作为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对于这所新生的大学，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顾海良：大学对于城市来说具有很多功能。大学不仅可以招募学生、培养人才，实际上也凝聚了城市的文化，承载了城市的精神。纵观世界历史，许多城市可能衰落了，但凡是有大学凝聚了城市精神的，城市的内涵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我在四五年前就曾建议：像深圳这样汇聚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地方，汇聚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地方，应该有若干所优秀的大学，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则深圳就成不了一个永久的城市。
令人欣喜的是，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拔地而起。办好南方科技大学，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办大学不是为了解决本地人入学。香港科技大学许多专业并不是本地需要的，或者说本地不需要那么多的数量，但是香港科大还是照办不误，并且成功了。南方科技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深圳本地所需要的人才，更是要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一开始就要有面向国际的视野和气魄。深圳的许多人才是外地来的，深圳培养的人才也可以到全国和世界。
其次，专业设置要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整个世界的潮流，眼光要放远一点；在大学制度和大学内部治理上，要去行政化，要设立一种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大学治理结构，可以借助公司治理的经验来进行大学治理结构的建设；大学发展不要过于急功近利，媒体不要过于炒作，大学需要一个安静和宽松的环境，使它能够慢慢地探索一个较好的发展道路。外部环境的嘈杂对于大学是不利的，要潜下心来办个十年二十年。
朱清时教授是一位很有建树的教育家，他在中科大当过很长时间的领导，清楚地知道中国大学体制的弊端和优势。深圳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至于师资、招生等一系列的问题，按照朱校长的思路应该比较容易达到效果。
记者：您提到高校要“去行政化”，但是去行政化对于很多高校来说，实际操作存在很多困难。您眼中的去行政化有哪些措施？
顾海良：大学“去行政化”必须找到症结所在。我认为大学的行政化和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提法一样，存在着表达上的失误。就像高等教育需要“去产业化”，但高等教育是产业一样，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但大学是要行政的，行政体系不能去掉。就拿武汉大学来说，在校学生近5万人，如果庞杂的学校事务都让教授来管，而不是专门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有办学成效的，这样不仅管不好，而且还会影响教授们的本职工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理解有些简单化。大学“去行政化”是去掉那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须找到症结才能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症结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二是用行政方式来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三是把部门行政管理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大学。比如说，学校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的配置，教授们应有发言权，但许多学校惯常做法是行政配置，校长作为学校行政职权的第一执行人，甚至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上靠。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
记者：那么，如何“去行政化”呢
顾海良：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
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时代呼唤杰出的教育家。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实行教育家治校，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明确大学治理结构中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实际上，在国外许多高校中，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高校中，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还没有开始，相反却有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出路的渠道，硬化了高校的行政化趋向。最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路径，应该成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希望更多学子选择基础学科
记者：武汉大学是一所久负盛名的大学，很受深圳学子的青睐。能否介绍一下深圳学子在武大的学习情况？
顾海良：武汉大学每年在深圳乃至广东省的生源情况都非常好。深圳学生选择应用类学科的比较多，像计算机、经济管理和法学专业都很受欢迎。这一方面跟深圳的科研院所少有关，另外这些应用学科也都是武汉大学比较好的专业，说明家长和考生对学校的了解程度是比较好的。
其实，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本科生喜欢上基础学科，特别是那些有后发优势的学生学习基础学科对于他们未来的继续深造是很有好处的。武汉大学文、史、哲以及数学、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专业都在国内名列前茅，很多毕业生都进入国内外一流高校的研究生院学习。
记者：深圳即将在20xx年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您认为体育在大学教育中有何作用？武大的体育教育和高水平运动队发展如何？
顾海良：武汉大学历来重视体育教学工作，加上武汉大学天然的环境，体育教育发展很好。多年来，武汉大学形成了一批高水平运动队，像乒乓球队、田径队、男子排球队、羽毛球队等，总体来说小球比大球要好些，相信一定有不少武汉大学学生出现在深圳大运会的赛场上。
武汉大学正在进行体育课程的改革，以体育项目和俱乐部为基础，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形成教学单位。体育是增进体质的方法，更是锤炼意志的课程。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在一项或者几项体育项目中有所提高和擅长，这对他们一生的发展都有好处。
合校十年感悟“和合”、“通变”
记者：20xx年8月2日，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十年来，各校优势互补、互相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据媒体报道，武大的各类资源也出现紧张状况，如人均图书占有量等。如今十年过去了，武大从合并中获得的最大收益是什么？
顾海良：回顾十年来武汉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成长和进步，可以用“十年和合，十年通变”加以概括。
“和合”、“通变”是初见于《易经》的古老思想。“和”意在和谐、和平、谦和也；“合”意在联合、融通、协作也。“一阂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通变”的意蕴在于“通则不乏”、“变则可久”，重在通晓变化之理，讲求应时而动、顺势而为、适时而变，强调“会通”与“运变”的统一，追求与时俱进、锐意改革、着力创新。
进入新世纪，四校合并的新武汉大学办学定位科学、发展目标明确，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进，学科门类更加齐全、学科特色愈加凸显、人才培养质量逐步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和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推动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的协调发展方面，更显示了蓬勃生机，取得了显著绩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十年时间对于高校的发展历史来说还很短，现在做全面评判为时过早，还要有更长期的观察过程。
记者：武汉大学之后，不少国内高校都进行了合并，合并似乎成了国内高校快速发展的一条捷径和趋势。您对此如何看？
顾海良：学校合并不一定都是好事。学校之间是否该合并、是否能合并，首先要看学科是否有互补性。武汉大学四校合并时各校之间的互补性是全国高校中最强的。原武汉大学以文理见长，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以遥感信息学科等工科知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湖北医科大学也各有所专。如果学科雷同，就不具备合并的学科基础了。
第二要看传统上，合并学校之间是否有合作的渊源。有血脉关系，合校后才能高度认同。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是从老武汉大学分离出去的，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在合校之前已经与武汉大学实现了互选课程。这有了良好的起点。
最后要看校园的情况。如果各个学校相隔得很远，不便于管理，不利于降低成本，更不便于精神上的融合。
这三点是合校的先天条件。武汉大学在这三点上都比较具备，因此合校后的发展也比较顺利。
高校要在竞争中找准定位
记者：您曾提出“未来10年某些高校或将破产”等观点。我们知道，虽然中国的大学比较多，但是人均高等学位拥有量在世界上还是比较低的。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是
越来越大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顾海良：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高校破产绝不是对于未来的猜测，而是每年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客观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19xx年，我国适龄青年的高校毛入学率是9.8%，到了去年，也就是短短的11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4.2%。从绝对量来看，高校学生总规模从约800万增加到了约3000万。未来十年，我们的适龄青年高校毛入学率将提高到40%，也就是差不多增加15个百分点，绝对数量从约3000万提高到3600万。这意味着，今后十年，作为计算毛入学率分子部分的高校在读人数每年只要增加60万人，毛入学率就会大幅增加，而我国18～22岁适龄青年的人数将下降。所以不要以为毛入学率提高了，就意味着高校大幅扩大了招生规模。
记者：这就意味着一些高校会出现生源不足的情况？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变化？
顾海良：对。其实，这种情况下，部分高校的招生会出现困难也是正常现象。现在有些新闻报道说，从来没有填过志愿的高校都发来了录取通知书，甚至是有些考生收到了十几家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都是个别高校的处境非常困难的表现。
扩张型的高等教育已经走不通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重视质量和内涵的高校建设。因此我说大学的数量会减少，大学的规模效应会增加，有些大学被迫倒闭也是必然的现象。高校也要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要一味地追求高水平。从优胜劣汰、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这对于整个教育事业发展来说也未必不是好现象。
顾海良生于19xx年1月，现任武汉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一书称其为中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翻译著作20多部，主持《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制度架构变迁及其借鉴》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多个中央和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主持人。
南方科技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深圳本地所需要的人才，而是要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一开始就要有面向国际的视野和气魄。
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教授治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就是要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大学简介
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19xx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一百多年来，武汉大学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20xx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
武汉大学环绕东湖水，坐拥珞珈山，校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26栋早期建筑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近年来，法学大楼、经管大楼、外语大楼、计算机大楼等拔地而起，成为学校迈入新世纪的标志性建筑。(记者方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