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的商业模板分析
虽然离20xx年的结束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把“中国好声音”称之为这一年最受瞩目的电视娱乐节目，应该不会遭到任何质疑和挑战。它的第一期即达到1.5%的收视率，第二期跃至2.71%，到9月30日的“巅峰时刻”，则创下了高达6.109收视率的奇迹。与之相对应，广告价位也节节攀升。据浙江卫视负责广告的副总监王俊向本刊透露，今年“好声音”第一季十期节目的广告费和版权销售一共赚到了3亿多，获得圆满成功后，人气学员的代言广告及商业演出也在全国各地铺天盖地，轰轰烈烈。
从策划到操作，四个月时间，一个亿的投入，最终获取三倍巨额盈利，短时间内拉动了几乎所有商家的神经，牵起了一张巨大的商业之网，这真是一台激情熊熊燃烧的娱乐大戏。它不仅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商业模板，且在这个传播方式正面临革命的时代，预示着文化投资、文化消费、文化产业发展某种值得思考的方向。
“好声音”区别于目前各大电视台已经疲沓的选秀形式的，其实不仅是更大的赌注所获取的更精良的制作;也不仅是甲乙双方甚至多方的风险共担、资源互换、利益共享;更重要是以一条条有情纽带，将参与者、选择者、观看者的喜怒哀乐都纠集到那个以成功或失败为符号的舞台之上，由此最大限度地调度与纠集了人力成本，这正是广告商迅速集结的最根本原因。它使这里的每一结点都涌动着所谓的“文化消费”，由此构成了一个商机密集交织的巨大商业舞台。这可能就是当今信息传播极为发达时代新型的娱乐大片模式：资本迅速集结、涌动、发酵、然后心满意足地增值。 在这部“大片”中，“好声音”实际是一个符号，它最大限度调度了越来越多人的消费热情。这样的前提下，争论各自演唱水平之高低，本身都在抬高消费的热诚。一个个具体可辨识，可热议的角色通向各种不同趣味的有关“好声音”辩驳;角色越反差，情绪就越起伏;模仿的台上歌手与被模仿的台后明星偶像对应;导师选择选手与培养的趣味引来各自的拥趸与敌手;各样的溢美与批评引出各样的意气与激愤;由此才鱼龙交杂、惊涛拍岸，汹涌澎湃。这就是网络立体传播时代典型的文化商业。越来越发达的网络培植起了越来越挑剔，表面越来越自以为独立的个性意识，有关“好声音”因此就有无数标准在彼此反应与彼此对抗。这个节目的导演者只不过最大限度鼓动了这么一场有关标准争论的狂欢，这样的背景下，有关这些歌手究竟达到了怎样标准，决赛结果究竟又符合了怎样标准的争论，其实怎么着都难辨清其意义。 因为，已经很难有公认的、公平的标准，所以，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撩拨大家参与讨论的平台，将这个大家参与的平台变成了一场狂欢的尽兴，又最终通过这种尽兴，在散场之后收取了利润的果实。
我们力图把这一切展现给大家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这就是当下我们的文化生态，我们都在这样的舞台之中，都是这样的商业演出中的一个角色而已。
关键的拍板
直到5月底，浙江卫视负责广告营销的副总监王俊还处在焦躁不安中：台里要重磅推出的“中国好声音”已经确定在7月开播，可是到了那时，占广告份额最大的节目冠名还没有
落实。“这个节目投入的制作成本非常高，如果没有冠名，即便启动，无论对制作方还是对电视台，压力都会非常大。”
当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公司最终达成意向合作时，已是3月份。作为广告总监，王俊说他立即开始启动，向客户们推介这档节目。
“我们当时把这个节目的原版——?The Voice?在全球的热播编了个样片给客户们看，大家对样片呈现的节目质量都比较认可。”可是，虽然浙江卫视方面努力解释，这不是以往意义上的“选秀”，但大家还是习惯于这样理解。所以客户们有一个普遍的质疑：这里的同场对决、淘汰、复活……在这几年里已经被各类选秀节目用得滥俗不堪，它怎么还可能会受市场追捧?
这次推介会上，浙江卫视也向客户们介绍了将来加盟节目的四位嘉宾。这个日后构成“好声音”重要看点的组合，在当时的客户眼里也不具有绝对的吸引力。“比如刘欢，他以前也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但都是不苟言笑的样子，客户们觉得他是不是太?正?了?那英，虽然是?天后?，但好像也不是眼下最流行的歌星，对更年轻一代还有市场吸引力吗?还有一些客户觉得，庾澄庆和杨坤不足够红。总而言之，各种疑虑，谁也没想到导师之间后来发挥出色、配合默契，效果会那么好。”王俊告诉本刊。
此前，与灿星公司一直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某国际著名日用化工企业，由于经济形势下滑，高层变动致使全球投放战略调整，四五月份时突然宣布放弃冠名权。得到消息的当天晚上，制作团队们略带悲壮地说：“如果找不到冠名商，即使裸奔我们也要上。”冠名商没落实，广告也不尽人意。节目预计有90分钟，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定，可以有20分钟广告，第一期的广告只卖出了9分钟。
“当时真的已经快崩溃了，没有广告意味着巨大投入没有产出。另一方面，广电总局对我们的申请既没有反对也没有给答复，更让我忐忑不安。”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向本刊回忆。 浙江卫视当时为“好声音”冠名权的要价是6000万元人民币。王俊也知道，这个身价在当时算“非常贵的”。表面上看，“非诚勿扰”的冠名费身价高达2亿元人民币，但别忘了，它全年一共有100期节目。而“好声音”最初计划只有10期，“折合”到每期的成本，王俊说，这个价码相当于“超级女声”顶峰时的身价。王俊告诉本刊，6000万元的身价并不是坐地喊出来的。一是它“至少8000万到1个亿”的高昂制作成本所决定;第二，他们对节目的品质有信心。但要说服客户们为这个未经过市场检验的“新生儿”一下子掏这么多钱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
王俊心里也很清楚：肯为10期节目掏6000万元的企业不会很多。与其漫天撒网，不如有针对性地物色目标客户。此时，他们多年的老客户——加多宝正与王老吉陷入一场品牌之争，从网络的口水战到现实的“肉搏战”。精明的王俊敏感地意识到，“加多宝正好需要一个媒体事件来放大品牌”。于是，正在北京开集团会议的王俊给加多宝的副总阳爱星打了个电话，阳爱星正好到北京出差，于是两人相约见面。
此前，加多宝也在许多媒体投放广告，对效果并不满意。有备而来的王俊不失时机地抛出夏陈安早就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广告语：“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对方对此非常有兴趣，“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体机会”。王俊说，此前，他没有向加多宝方面提任何一句“好声音”的事，但就是这样一顿中饭工夫，困扰整个团队许久的问题迎刃而解。
现在看来，“好声音”另一个最大赢家，无疑是加多宝。可是当初，加多宝方面能在短时间拍板，也需要特别的魄力。“当时是我们节目最困难的时候，阳总拍板了。他说：?这个项目正是我要的引爆点!?你看后来我们给加多宝多大的回报?10个亿都不止!”这种双赢局面，无疑是夏陈安最愿意看到的。“加多宝当时的举动，让我们感激得不行;结果现在是加多宝对我们感激得不行，追着我们后面说明年继续，冠名价格涨几倍都行，那家原本决定冠名的国际大公司，是在专门的分析团队分析后做出的放弃决定。估计现在他们的很多分析师都要反思吧!”他开玩笑说。
正式签约后仅10天左右，“中国好声音”正式开始录制。“有了6000万元的冠名，2000万元的特约，再加上9分钟的广告预售，大概有1个亿的招商，亏是亏不了。这时大家心都定了，就看下面的走势了。”王俊告诉本刊。
第一期90分钟亮相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幸福”降临得如此突然，以致大家起初都有些不知所措。不过还是精明的广告部动手最快，第一期节目是周五首播的，下周一王俊便拿了这期的收视率——1.5%。王俊于是带领广告部赶紧推出了一个“特别营销”：凡在周三18点之前再签订广告合约的，还能享受老价格;过了此时段，就会提价。“这时候又有40%的广告跟进来。”供求关系的天平一下子就发生了逆转。
“反选秀”
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告诉本刊，大约是20xx年9月左右，自己身边的人开始注意到国外有一个叫“The Voice”的节目正在全球热播。“这个模式是荷兰人制作出来的，我们发现收视率有点儿吓人。荷兰总共只有1600多万人口，这个节目第一期播出后的收视人口是300万，这个比例占到荷兰总收视人口的18%左右，这就相当于拿了18个点的收视份额，这是很惊人的数字。”作为浙江卫视负责节目内容生产的副总监，杜昉则告诉本刊，他发现，这个风靡全球的节目中一些理念与操作，与他们刚刚完成的一档节目有很多契合之处。
20xx年春，杜昉与陈伟为他们策划的新的音乐节目，想出了一个“高端选秀”的口号。“那时候仍然处于?超女?和选秀消费的一个低谷，大家都在慢慢走下坡路，广电总局对选秀也有了规定和限制。”放眼国际，选秀节目也是强弩之末。“?美国偶像?在20xx年已经办到第9季，连它最金牌的Simon Cowell都已经走了，收视率也下滑得厉害。这种类型的选秀也已经到了非常审美疲劳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要不要做一个?反选秀?节目。”杜昉回忆。
反选秀是什么概念?第一，与“零门槛”选秀相反，这个音乐节目的门槛一定要高;第二，不搞海选，“所有选手必须来源于唱片公司推荐、音乐人推荐、网站推荐，也可以有好多老百姓联名提议说?我们这发现一个人才?……”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你一定要唱得好;第三，评判权交给专业人士而不是投票海选。在杜昉的理解中，这种模式更有点像一个高级培训班。 在以往的选秀节目中，只有评委有资格选选手，评委和选手之间的权利是单向的。而这一次，他们提出了“双选”的概念。“我们的灵感是从毕业生双选会来的。每年毕业季，各个用人单位都去大学开招聘会，叫双向选择会。每个单位设摊点，学生们去投简历，一个学生要投很多份简历，一个单位也会收到很多份简历。如果一个学生收到很多单位的邀请，那他就有权利挑选他喜欢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想了一个?非凡双选会?的节目方式，用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收入麾下?、?拜入门下?的老师收徒弟的方式。当时节目有三位老师，学员一个一个地上台唱，唱的过程中哪位老师对这位学员的表现比较满意、想要收他为徒，就把舞台上一个从天顶到地面的、印着老师肖像的巨幅灯箱点亮。当两个以上的老师点亮灯箱时，权利就反转了。如果现在三个灯箱都为这个学生点亮，那么他可以自己选择投入谁的门下。”陈伟向本刊回忆。
被这个新模式激动的年轻人马上开始制作这个后来被叫做“非同凡响”的节目。导师我们选的是伍思凯、包小柏和莫凡，他们本身都是歌手出身，也培养过像孙燕姿这样的歌手。“因为是第一次尝试，这档节目的规模和投资都比较小，也算是小规模地投石问路一下，但这两期的收视率是最好的，这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当杜昉和陈伟后来在“The Voice”中看到盲选中的转椅子环节时，他们觉得这与他们设计“权利反转”的理念不谋而合。“一个人转椅子意味着我收你为徒，两个人转椅子的时候选手可以进行选择，当四个人都转椅子的时候全场都疯了——四个荷兰最棒的一线明星愿意收一个草根为徒，这个草根还挑三拣四、挑萝卜拣菜一样地选这些人，大家都愿意看到这种戏剧性效果。当然这个设计比我们那个灯箱好，因为演唱过程中你可以在同一个画面里看到老师和学生的脸，然后椅子一转他们就面对面了。这个节目在同一个舞台里实现了这个过程。”陈伟回忆。
毋庸讳言，同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也是寻找新的节目形态的内在动力之一。目前国内的娱乐节目中，收视率在1个点以上的节目不超过10个，而2个点以上的“一个巴掌就数得
出来”，比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只有这样一个产品，我们觉得江湖地位还不够牢靠。它像一个一流剑客，但是不能算是顶级剑客或者武林霸主。所以我们想做一个比这个更超越、更高的电视节目。”
于是他们开始试着寻找“The Voice”的原版代理方。
其实，西欧、美国的节目并不是创意产业链的顶端。陈伟详细介绍了电视行业颇为有趣也颇为值得研究的一个“生态链”：就电视创意而言，其产业链的源头大多集中在荷兰、挪威、瑞典这些北欧小国家，而将这些创意规模最大化、效益最大化的，则是英国和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国家。“那些国家玩创意、玩想法，等他们的想法出来后，一般是先被英国人发现、买回这个模式，加大投入去做。英国人做完这个节目会红，但是不一定会辐射那么广。美国人商业开发能力更强，他们会加大投入来做这个节目，一旦被美国人做了，它就会变成一个可以全球推广的产业链模式，再被推销到全世界各国。”
“中国好声音”背后的传播路径，恰恰就是这条全球创意产业链的典型代表。“The Voice”是由荷兰人约翰·摩尔(Johnde Mol)研发的，这是一个在业内声名赫赫的人物。著名的真人秀节目“老大哥”就是他推出来的。他也是世界最大的模式公司Endemol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将自己的股份卖掉，转做一家叫Talpa的公司。20xx年，他被《福布斯》杂志列为全球最有钱的500人之一。“做电视能做到这个份上，也说明他有多厉害，人称电视狂人。”杜昉说。 “在中国，我们做电视的模式感还不是很强。我们可能有好的创意，但未必能把它变成一个形式感、设计感很标准的一个模板。但是这个?The Voice?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范本。虽然里面的内容我们也不陌生，但是它的形式感特别打动我。椅子转不转，是一个悬念，这个悬念编织在其中的过程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与其我们要把我们的创意都梳理成一个模式——况且我们也没有注册模式这个概念，那为什么不去找一下?The Voice??”
当远在中国的一群年轻人注意到荷兰的这个新节目时，美国人已捷足先登。曾做过“学徒”、“幸存者”、“极速前进”等许多节目的金牌制作人马克·伯内特(Mark Burnett)购买了版权，并在20xx年4月推出了“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声”)。“美国之声”第一期收视率就超过了“美国偶像”的决赛——“美国偶像”也是数一数二的老牌选秀节目，每年的收视都是非常高的，还干掉了美国棒球大联盟的比赛。“?The Voice?真正红起来是在美国，在美国红了之后我们更加坚定了做这个节目的信心。”杜昉说。
“对赌协议”
正当浙江卫视这边准备直接找荷兰方面洽谈版权的时候，有过一面之缘的IPCN公司CEO杨媛草找到夏陈安和杜昉。IPCN是一家在英国注册的国际版权公司，国内很多电视台的节目都是通过这一家公司买的国外版权，包括上海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湖南卫视的“以一敌百”等。电视模式公司每年会通过戛纳电视节之类的平台推销自己的产品，杜昉于是向杨媛草提了“The Voice”这个节目，“我说如果你能把?The Voice?拿到，就给我，我一定会要的”。
杜昉告诉本刊，当时并不知道，与他们一样对“The Voice”动了心思的，还有上海灿星制作公司。刚做完“中国达人秀”的灿星也在寻找下一个节目。灿星公司是由星空传媒投资的，总裁也由星空传媒总裁田明兼任。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田明做新闻出身，19xx年加入刚成立的上海东方电视台，一路做到东方卫视总监，其间做过记者主持人和制片人。田明此前一直在为他物色的好节目寻找“婆家”。他的要求有三点：一线卫视、打包费用8000万元、灿星制作团队。其间他们接洽了一些电视台，但一直没有谈妥。
杜昉说，他与田明早就认识，但是彼此并不知道对方都在要。直到杨媛草有一天问杜昉能否与田明合作这个节目，杜昉才恍然大悟。20xx年7月左右，去上海参加某活动的杜昉碰巧遇到田明。杜昉问田明对“The Voice”有什么看法，田明回答了一句：大家合作吧!杜昉觉得这个主意也不错。
这一次见面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意向，还没有任何实质性谈判。其间又有其他电视台想与灿星合作，几经反复又放弃。直到今年3月，双方联合制作的方案才最终确定下来。
按照以往惯例，两者之间最常用的合作模式，便是一家制作、一家购买的“制播分离”方式。“如果按?制播分离?的方式，电视台与制作公司是一种主雇关系，视节目播出时间周期来决定制作公司是给电视台打?短工?还是?长工?。打个比方，我们如果看上一个节目，一般情况是给制作公司1000万元，制作公司说?对不起太少了我做不了?，好，一番讨价还价，谈到1200万元。然后制作公司先把其中的20%——也就是240万元，揣兜里。然后给你做一个800万元左右的节目。碰到敬业点的公司，800万能做成900万的效果，不敬业的给你做出个600万来。我们对节目根本没法控制。”杜昉说。
可是对于制作公司这个内容提供商来说，他们也有积蓄多年的不满。一家长期与电视台合作的私人传媒公司老总私下向记者抱怨说，拥有播出平台资源的电视台实际上是强势一方。电视台根据节目样片一次性购买，估价标准是可能获得的广告收益。即便节目未来获得的广告收益远远超出预期，他们也无法共享成果。“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委托制作，一直觉得这个模式跟我们的内容不匹配。所以我们长期以来也有这么一种想法：我们要获得更多的权益。”田明告诉本刊。
“当时我们也想过，浙江卫视出制作费，由灿星承制。但大家隐约都觉得不对，因为这么大的投入，你到底投入多少才是投呢?”杜昉回忆，“我们当时也制定不出一个预算的?天花板?——因为说实话，也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当时导师虽然没有定下来，但肯定要找一线的，把他们绑3个月，然后再加上音响灯光大规模的投入……总而言之，这笔投入会很大。但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没有概念。那该怎么谈呢?”
“我们刚开始想的是，这个节目最低需要五六千万元，最高需要七八千万元。当双方把这件事越描述越大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件事要真往上砸钱，砸多少都不封顶的。那如果由浙江卫视一方面投，风险也太大了。”陈伟回忆。
“为了保证节目品质，我说我可能需要一个亿的制作经费，可以获得三四个亿的广告。但这对任何一个平台来说，它不敢冒这个风险，十几期节目，投一个亿，至少在国内还没有这个先例。”田明向本刊回忆。无论是浙江卫视方面评估的最高8000万元，还是田明提出的1亿元，都远远超出国内现在电视节目制作成本。这笔投入是个什么概念呢?“湖南台做?超女?一季的制作费用也就2000万元，这些钱够做4年的?超女?了。”陈伟说。也正因为其投资太大，没有电视台愿意冒这个风险，田明之前找了好几家电视台问过，包括他的老东家东方卫视，但没有一个电视台信心满满地说要这个节目。
“这么大一笔投资，他们有顾虑也是自然的。他们说：?我能保证你都把钱用于节目吗??我就说：?你们要是不放心的话，我也可以投这笔钱。不过我投了之后，如果回报达到预期，我就要跟你广告分成。?”田明回忆。
“我们就说：?你敢投入，我们就敢分给你利益。?双方谈判过程中有过不止一次类似头脑风暴一样的过程，到最后，对这个节目的认知、目标等各方面的沟通中就会产生火花。既然这个投入是这么大，我们两家就一起来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我们谁也不愿意做砸了。万一没有成功，他也不能不承担任何风险。但是做成了，我也要让他得到他该有的利益。我和制作方不是主雇关系，是股东关系，哥儿俩一起合伙做生意，双方的本钱都往上面投。”陈伟把这种模式总结为“五个共同”：共同购买版权、共同投资、共同制作、共同招商、共同受益。
经过了一两个月协商，双方最终签下合同。“涉及制作方面的成本，由灿星公司来垫资;涉及设备、电视台人员、广告营销、播出、跟总局的沟通等成本由我们来垫资。双方都先把钱投进去，最后一起算账。现金流上讲，肯定是灿星公司垫的多，我们出的少，但是双方风险是共担的。如果节目不成功，我们损失的是机会成本、平台成本和投入成本，灿星没有平台成本，但损失的会是占大头的制作成本。大家最终都肯签说明这个合同是公平的。”
对于双方后期的广告分成模式，有媒体形容为“对赌协议”。对于具体内容，双方都不肯透露过多细节。浙江卫视副总监王俊笑称：“这是商业秘密。”
对其他经济领域来说，这种类似于股份制的合作模式，可能已屡见不鲜，但是在电视传媒领域，这依然意味着是有风险的决定。从体制上讲，浙江卫视与其他电视台一样，属于国有资产，“想跟一个制作公司产生合伙人的关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陈伟说，在以往的模式中，如果制作公司的节目市场反应超过预期，电视台最多奖励给制作方20%到30%。说到底，在原来的模式中，无论对制作公司进行奖励还是惩罚，都没多少钱，奖也奖不了多少，扣也扣不光，所谓?弹性奖惩?，其实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模式任何电视台都敢决定。可是像我们这种模式，赚了的话，你敢把那么多钱分给别人;赔了，你得跟对方分账。无论哪方面讲都有风险。”说起来，陈伟满是自豪之情。
“我们提出这个模式时，他们马上就接受，在很短时间内就做出决策。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也是承担了巨大风险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浙江卫视毕竟是国有企业，动用的是国有资产，之前从没有这样的商业合作模式，所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要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回想起这次合作，田明告诉本刊，对这一点，他也感慨万分。
“宝典”的秘密
其实在浙江卫士内部，当初大多数都是反对之声。一派意见对预定的四位导师不满意，认为他们不一定受年轻人喜爱，应该请李宇春、张靓颖这批人。最关键的是，就在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热火朝天地谈判项目之时，很多电视台“已经动手直接就把椅子转了起来”。此前，“转椅子”被视为“The Voice”的“核心技术”，也是最具象征性的一个环节。夏陈安回忆：“有人说：椅子已经被别人转烂了，你们还能转出什么新花样来？”其实广告部门最初招商时遭到的冷遇，也是这种看法的市场化体现。
这由此也引出另一个话题。一位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的老总在私下里聊天时，也表达了对国内电视行业的抄袭之风深恶痛绝却无可奈何之感。一个电视台在推出一个有创意的节目后，其他电视台一拥而上，改头换面再变成自己的节目。这种现象以前称之为“盗版”—其中的“盗”字至少还体现了一种态度上的褒贬，现在的“山寨”一词则完全模糊了是非界线。这也与目前国内法律对知识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不甚严格有关。如此下去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既然把别人的主意拿过来，成本低又无风险，谁还会“傻”到再花大钱去搞研发？
离成名还有几站路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社会模型，有无数人梦想成为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人，唱几首歌，轻轻松松几十万元到手，可这不是靠努力和时间成本就能成就自己的问题，真正最后成功的寥寥无几。”
刚和经纪公司签约的选手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尤其是李代沫和吴莫愁，进出都有几人跟随着，在北京工体那间庞大而阴暗的旅馆里，他们被看护得很紧。显然，李代沫还不习惯于这种的待遇，他刚刚刮了光头，这也是新近添上的习惯，不像过去，隔几天才刮一次。不小心，头上有了些小伤口，经纪人严禁摄影，高大而壮实的他委顿在床脚，自己虽然有主意，可也无计可施。
李代沫是在齐齐哈尔长大的，那座普通的东北小城市，留给他和另一名也是东北长大的歌手吴莫愁的印象都是，太小。他的父母亲都是普通人，他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学美声，这不代表着未来他的道路可以与音乐有关。他告诉我，同学毕业大都走上了别的道路，好一点就去当中学的音乐老师，那算是和音乐相关的职业。
他毕业后，生活基本和音乐没有关系，找到的工作是杭州江南专修学校，一所自考学校，在那里的团委工作，组织学生大合唱，大概勉强能算得上和音乐沾边，可是精神上的乏味还是让他感觉压力巨大。“和音乐没关系了，感觉挺委屈的。什么都不对劲儿，同学去少年宫教小孩子我都很羡慕。”加上家乡的朋友一直叫他回北方，大家可以组成一个小团体玩音乐，他在20xx年寒假后就放弃了杭州的工作，开始在北京和朋友玩音乐。
“我们的团体叫?熊猫团?。”是乐队吗?不是。是创作型组合?也不是。主要做编曲和演唱。演出的场合，也并不是多么商业，而是“麻雀瓦舍”和“愚公移山”这样经常组织小型演出的场
地。看了演出录像才知道，七八个成员都胖，但身体很灵活，也都有自己的演唱才能，趣味大于音乐本身。他们唱《牛仔很忙》，也改编《天竺少女》，有股不属于胖子们的劲头。 李代沫说，人人都有工作，一般一个月排练一两次，玩票性质很浓。“玩的心态重，又都是老乡和朋友，所以刚开始没钱拿。”他边找工作边玩，不过面试了不少行政工作都失败了，“可能我说了我要留时间给组合”。
他进入组合后，演唱天赋和声音技巧都迅速起了作用，成为主演唱者，名字成为沫沫。他们团体参加过“激情唱响”的选拔，戴大黑框眼镜，蹲下来扮成熊猫，装可爱。李代沫却很自然，显然他并不觉得不好意思，这也是大半年的舞台感带给他的东西。他和组合的这些视频开始在网络上流传。传播最广的，还是他非常喜欢的“我的歌声里”，是一个汽车品牌组织的为奥运会加油的音乐活动，拍视频的地点，就在北京朝阳门的地下通道里，那里也是流浪歌手卖唱和乞讨者众多的地方。他丝毫不觉得有问题，旁边的人来人往都没有给他形成一点压力，他慢慢走到镜头前，大声开始，“没有一点点防备”。
这肯定是李代沫当时音乐生活的一部分。在小舞台上卖萌，将自己喜欢并认可的演唱视频上传，在点击率里享受成功的快感，基本就是全部。看不出大红大紫的希望，成为职业歌手，并且被大众认可，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直到某一天，“中国好声音”导演组的人看到了这些视频。
离成名的这一站路有多么远?金志文和平安也许深有体会。作为行业内的知名乐评人的杨樾对此很有感触：成名通道不是狭窄，而更多是机遇。“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社会模型，有无数人梦想成为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人，唱几首歌，轻轻松松几十万元到手，可这不是靠努力和时间成本就能成就自己的问题，真正最后成功的寥寥无几。”
杨樾在上海听过平安的演唱。“他的声音有特质，也很干净，在酒吧演唱的时候，专门有很多人去听他唱歌，这在酒吧歌手中非常难得。可是我在唱片公司工作过，每天收到的样带，像平安这样的声音有成百上千，全国甚至上万，那么怎么能越众而出就成为巨大的难题。”在杨樾看来，全国像那英或者王菲那样的声音确实微乎其微;像平安、李代沫式的声音，却数目不乏。
事实上，平安也没有打破这个难题。他在上海的酒吧演唱了很多年，积累了大量的观众群，20xx年，包括去年底，他都在上海的金茂音乐厅举办过小型演唱会，都是多年来在酒吧听他歌曲的老听众，没有宣传，可是爆满。他的名字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放在平安夜前后的日子举办小型音乐会，音乐会的名字就叫“听平安唱歌”。音乐会上唱的大多是关于友情和爱情的歌曲，还有些圣诞歌，也有人特意带着花来现场，向多年交往的女友求婚，两人都是平安的歌迷。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平安就能走向大红大紫，从大学毕业开始在酒吧唱歌，他已经
在上海的各个酒吧串了10多年的场子，上海新天地很红的音乐酒吧ARK开张他就在里面唱歌，一直唱到酒吧结业。“当时考虑过未来怎么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这样回答。 选手中，金志文离音乐行业相当近。从东北的酒吧歌手转向为北京一家音乐公司的唱片总监后，他出过几张唱片，有张《兄弟小文》在业内反响还不错，可是几乎都没有声响。他演唱的《左眼皮跳跳》因为在网络上走红，被选为电视剧《张小五的春天》的片尾曲，可还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司机去接我参加演唱会，结果有人打电话问他接谁，他说，接一个网络歌手，他也不认识。”
金志文告诉我，他很善于根据特点去编排歌曲，编曲虽然是他自己学习的，可是进步很快。到北京后，有家唱片企业很欣赏他，老板对他说，不管唱片成功不成功，发行怎么样，他都认可金志文。可是光他认可并没有用处，唱片发行了，几乎无声无息，公司很快解体。金志文于是去了胡海泉的公司，做了签约艺人，因为有一定的音乐才能，还做了兼职的音乐总监，学了很多音乐技巧，对音乐行业也有系统的了解，自己接着又制作了一些唱片，可是不管是放在网络上，还是圈内流传，一切都如石沉大海。
这次上“中国好声音”的节目，他甚至还是替补。“一开始通知我去了，我看了第一期的节目，特想去，可是后来说这季太满了，让我等第二季，我还挺失望的。后来有期节目有个选手没参加，导演组要加人，临时通知我赶紧上，一去那就高兴坏了，唱的就是那首《为爱痴狂》。”
一个全新的音乐舞台
杨樾觉得，吴莫愁最后能出来，在于她个人的舞台魅力。“她一上舞台就特别有魅力，没有刻意模仿谁，而是从谁那里都学了一点，化在她自己身上了。
吴莫愁对我说站在舞台上的感受：这舞台太好了，就是我一直梦想的舞台，和我想要的一模一样，也是我梦想了很久的外国的那种舞台。这个舞台确实很大，尤其是最后一场，在上海8万人体育场上的那个舞台，和一场大型演唱会的舞台没有两样。
在所有选手中，她是最重要的保护对象。各种节目等她去录制，以至于采访每几分钟就要停顿一次。她个子不高，脸色苍白，说是累的，连说话声音都哑了。“从前在学校是小高音呢。”从登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开始，她的声音就备受争议。“偶尔也会上网看看，但是没有影响到我，第一首歌就是我自己选的，导演组也没做什么更改，他们觉得挺好的。”也是一开始，她就选定了导师哈林。“我就是奔他去的，我妈妈也喜欢的，所以根本没有犹豫，直觉就该是他。”
业内人士周小川分析，吴莫愁的选择很对。4位导师中，哈林和刘欢显然可以教给选手更多的东西。“哈林做了编曲，自己也创作，加上爱唱歌，他能教给选手的很多，不过他最好的地方，是让选手的个性完全绽放出来，吴莫愁的个性完全地保存下来，到了最后还突出了。”吴莫愁小时候和父亲的乐队在东三省和内蒙古等地巡回演唱过，这段经历经过了不少媒体的渲染，显得传奇。不过她现在并不愿意将之传奇化：“并不是你们想象的在大篷车上演唱，是在正规的剧院里，他唱得特别好，还能唱反串，在舞台上很有杀伤力。”她说过自己剃了光头和父亲一起演唱，可那些片段，现在的她已经不愿意回忆。
哈林把她的个性保存了下来。“我觉得他给我自由了，还有信任。这个特别宝贵。”吴莫愁说，哈林还特别认真，有时候她自己都觉得累了，可是他还在那里弄。“我也不懂那个东西，可是他就在那里弄。”
不过导师能起多大作用?这个谁都说不清楚。毕竟短短的时间要想完全领悟导师的东西，很难，也许过一段时间才能体会。她自己印象并不是一场比一场更好：“我觉得自己唱《美丽的笨女人》最好，最放松，也处理得最好，多听几遍很多人就疯了，我自己也特别特别的自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自己心里有数，外面人的评价要靠自己衡量。”杨樾觉得，吴莫愁最后能出来，在于她个人的舞台魅力。“她一上舞台就特别有魅力，没有刻意模仿谁，而是从谁那里都学了一点，化在她自己身上了。你要说她的声音不美，但是你看现在流行的Lady GaGa的歌也不美，可是舞台上照样给人深刻印象。”
这个大舞台，带给每个人不一样的感受和机会。金志文说他上台能唱到后来，自己也没想到。“可能就是靠自己编曲的功力，能把一些歌处理得不太一样。”之所以选择杨坤，并不是因为两人认识。“我编过他的曲，但是两人都没有见过面。选他是因为自己在酒吧唱歌的时候，唱过太多他的歌了，我就是奔他去的。”杨坤后来选择的歌，很多完全不适合他，比如《走四方》。金志文说：“可能就因为我擅长编曲，总能处理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所以才一路坚持了下来。”他的对手到了后来越来越强，有平安，也有关喆。关喆是他的朋友，平时就知道对方的声音特别饱满，能打人，平安的张力又那么强。他告诉我：“可能是我选择的歌曲都很对，包括《最浪漫的事》，包括《空城》，都处理得很不一样。”
处理歌曲，确实成为“中国好声音”中的亮点，凭空而红的李代沫就是如此。他告诉我，他的第一首歌《我的歌声里》足足练习了半年。翻唱歌曲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解，杨樾说，很多男声，包括动力火车、齐秦、迪克牛仔都翻唱过很多女声歌曲，沧桑的男声演唱女声别有味道。加上原来的作曲、演唱者曲婉婷下了很多工夫。“她是少有的音乐人和市场都欢迎的女歌手，这首歌有点爵士风，有点R&B的感觉，可她处理得非常出色，不强调原汁原味，又不是一般的口水歌。”这首歌本来就在小众范围内走红，李代沫一翻唱，就很快大红起来。杨樾说：“他的气质有点特殊，虽然高高大大，但有点中性。现在国际舞台上都流行中性风，
包括著名的LadyGaGa，都是那个范儿，所以李代沫尽管没进前几名，但是被人记住了。”李代沫的对手都很强，包括郑虹和刘悦，他自己说，他可能赢在自己简单，当时心里想的就是：能在这些人跟前唱歌，已经很高兴了。
相比之下，多次参加过选秀的平安就很“处心积虑”。他因为参加过很多选秀，很有自己的主意。有人让他去参加“达人秀”就被他拒绝了。“那个和我太远了，比绝活，去不了。”这次被挖掘出来，开始导演组就告诉他，节目肯定比一般的火，可是火成什么样，没人能预测。他只要按照自己的最优秀的水平发挥就好了。“老歌我也唱烦了，过去都是《北京一夜》打天下。这次和导演组聊天，因为他们要些人生故事，知道我是知青子弟，说唱首能代表中国某个年代的歌曲吧，最后选了《我爱你中国》。不是红歌，纯粹是赞美祖国的，又不像一些爱国歌曲地域性那么强。王啸东老师他们的乐队很厉害，乐队编排的方式让人很接受，我也不是美声唱法，唱出来就连没听过这首歌曲的20多岁的人都喜欢。”
平安告诉我，选择这首歌，最初希望转过来的是刘欢或者哈林，可是只有杨坤转过来。“我也很感激，要不我就和这个节目擦身而过了。毕竟在舞台上多唱一首歌，就能让大家对你的印象深刻一些。”平安印象最清晰的是，自己一共只唱了五首歌：“只有五首，说不上哪首表现得最好。”
他说自己一直在舞台上中规中矩发挥。“我不是老油条，也不怕谁。因为无论对手强大或者弱小，可是你唱歌的方式都一样啊。用一首歌曲去对抗所有人，不存在对手强弱的问题。” 舞台系统，导师优秀，包括乐队全新，对于多数选手可能是大好事。可是，对于有的选手未必是好事。有多年唱片经验的周小川说，当时吉克隽逸一上台，他就觉得这个人很有潜质。心里想着怎么做她的唱片才能红。“可是一想太难了，她有民族性，又有世界音乐的那面，包括多年唱英文歌曲给她带来的特殊味道，要做她需要很好的想法。许多人说刘欢做她的导师，束缚了她的个性，其实不是，你看她最后还是越唱越好的，可就因为她丰富，反而很难一下子挖掘出她最值得亮在公众前的那一面。”
“残酷”的音乐教育
目前中国风起云涌的艺术学校能学到什么呢?因为大量孩子想走音乐之路，现在中国大量的二、三级音乐学校开始出现。作为行业内的资深人士，杨樾对中国的流行音乐教育有一定的认识：起步很晚，他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付林开始搞流行音乐教育，学生中出了很多不错的流行歌手，包括陈羽凡等人。但对于大多数职业学校来说，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
金志文是吉林市人，初中学习成绩很不好。当时开饭馆的母亲给他的出路有两条，要么去画画，要么学唱歌，“否则就只能去开出租车了”。他喜欢唱歌，最后家里帮他花1万多元上了补习班，说是上了这个班才能考上吉林音乐学院的分校吉林戏曲学校。事后发现，这个说法有误，没上补习班的同学照样能上这个学校，他至今还觉得，那钱白花了。
不过正式上学了，还是觉得不对劲。“我们学校就和小社会似的，老生非要欺负新生，我上到二年级，就有老生拉着我去新生宿舍打架，得要新生买酒买烟来孝敬我们。我不想去，可是谁不去谁就是窝囊废，那次战役可火暴了，上百个老生涌进新生宿舍，专门去打新生，我真没动手，可是被推到了前面，结果那新生受伤了，后来把他记得的人一一指认出来，我当时就被劝退了。”母亲来长春接他回家，路上一句话不说，回到家里放声大哭。
他自己爱音乐，在学校学吉他，没有老师教，只能自己学。白天在母亲的餐馆帮着端盘子，晚上回家唱动力火车的歌。母亲看他在家待得老实，问他还想不想学音乐。想。于是花钱重新找机会，送他回学校重新学习。“又赶上一次老生欺负新生，这次更倒霉，就在我们宿舍里，我上床，用被子蒙住头，怎么都不出来。这次厉害，全宿舍的老生都被开除了，就我留了下来。”
在学校里如何学习?靠运气，开始他找的吉他老师不理他，后来找的那个老师却很好，很耐心地教他。他开始组织乐队，唱动力火车和Beyond的歌曲，他都是主唱，包括上了学校的毕业汇报演出的节目。与其说是靠老师的教导，不如说是靠自己的热爱，他一步步走了下来。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在学校都像金志文这么倒霉。吴莫愁从小就考上了沈阳乐府音乐学校，这个学校同样是为了学生们将来上音乐学院准备的“预备役”，旁边就是沈阳艺术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很显然，幼年时候的大篷车生涯帮了她很大的忙，包括父母亲的开放性格，都使她在学校脱颖而出。“我爸爸是我的偶像，他唱的歌都挺时髦的，是那时候的流行歌曲，而且类型很多变，从《黄土高坡》，到《让我一次爱个够》，他能反串，有时候也剃光头，我和他合唱过《知心爱人》，就记得他们的舞台花花绿绿的，搬箱子搬个不停。”据吴莫愁说，他父亲唱歌非常放得开，有种特殊的舞台魅力，能够让下面的人盯着看，甚至买站票也看。“不过他不像我争议这么大，他就是正常地在那里唱。”
吴莫愁的母亲是老师，爱买各种外国歌手的磁带，她不关心歌手是谁，就是喜欢。包括吴莫愁最喜欢的亚瑟小子，还有各种类型的。“她喜欢的，我也跟风，不过不是你们想象的一家三口都蹦蹦跳跳的那种，我们在家里也就是老实听歌。”
因为父母亲自由，看她热爱音乐，很小的时候就送她上了音乐学校。那是一所中专，专业课程庞杂，从萨克斯到舞蹈都有，也不分科。关于这所学校，吴莫愁说得很少，她只是强
调自己一直是功课的前几名，同学也喜欢她，每周都有展示会，他们班的展示会就以她为主。“我学歌不分界限，英文中文都学，也不针对哪个歌手，所以我就不模仿任何一个人，别人总觉得我别具一格，一听，就有感觉，其实我还真没有什么训练，也没有什么规律。” 中专毕业后，她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的流行歌曲专业。“在技术上强化，因为我中学在自由上、表现欲上已经够多了。”
吴莫愁的演出机会是商业促销。“我跳街舞也跳得很好，和同学在街头搭的促销的台子上表演。还好，没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些机会来得都不容易，包括朋友后来联系了一些酒吧的演出机会，我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每一个机会都不放过的吴莫愁形成了她在舞台上极其强烈的感觉。“我平时不吱声，用恶心的说法来说是可低调了，但是舞台上我觉得不能低调，?大一?的舞台上，那是学校的展示空间，从?大一?到?大三?的学生都要参加，我跳了一首，说唱了两首，英文的居多，一下子就震慑了学校。”
吴莫愁说自己没有风格，但是喜欢变动，所以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她的每种风格都不一样。“我就是这么唱，唱自己能表达的东西。自己感觉好就行。”
“我很幸运，大学一年级我就参加了?中国好声音?，我没梦想过这样，但是现在，真实现了很多梦想。”吴莫愁说。
有专业学习的，也有自己找机会学的，平安就是如此。他本来在四川和父母亲在一起，回上海考音乐学院没成功。“别人都有导师推荐什么的，包括参加了哪些音乐比赛，我只参加过少年宫的合唱团。”他上了会计学校，当时他的外婆家和上海音乐学院很近，正好上海音乐学院推广音乐剧的谭冰若教授在一次上海高校的交流演出中听了他的演唱，对他说，可以来自己的课程上旁听。“我告诉他，我是知青子弟，没什么钱，他告诉我，不需要。”在谭冰若开的课程上，大量介绍音乐剧，让学生们学一点美声，包括音乐剧的歌唱方式。他告诉孩子们，学唱歌，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声音特质，不需要每人都按照相同的方式去唱，这点对平安帮助很大。
目前中国风起云涌的艺术学校能学到什么呢?因为大量孩子想走音乐之路，现在中国大量的二、三级音乐学校开始出现。作为行业内的资深人士，杨樾对中国的流行音乐教育有一定的认识：起步很晚，他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付林开始搞流行音乐教育，学生中出了很多不错的流行歌手，包括陈羽凡等人。但对于大多数职业学校来说，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靠上大课成功更少了，很多是后来一对一教学，才慢慢开窍的。而且，流行音乐的教育只是基础，老师可以教技巧和发声方式，可是情感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我现在
做汪峰的经纪人，他从前学的是小提琴，音乐素养很好，可是每次演唱会，发声方式，包括每首歌怎么处理，还都在摸索。我还想帮他找郭德纲去练习如何吊嗓。你知道吗?郭德刚有特别好的习惯，演出前很早就来场地，自己在那里吊嗓子。这些学习，只能靠自己在日后慢慢摸索，光靠学校是不够的。”
学校之外，夜店是最好的实践场所。中国不少歌手是靠夜店慢慢唱出来的，现在鲍勃·迪伦还每周去几次酒吧唱歌，一个好歌手，绝对不可能闷在家里，靠自我学习演唱，夜店是他们更大的学校。“中国好声音”的评委中，那英和杨坤都唱过夜店，尤其是杨坤，更有深厚的夜店经验，这也是许多歌手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