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改下关于高中政治教学的反思?

???????传统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特别是课堂教学中学生兴趣不高，主动参与意识不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政治教师，而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新标准的试行为我们解决这一弊端提供了机遇。可当我们冷静、仔细地观察作为培养人的主阵地之一的高中政治课教学时，发现存在着如下两种情形：一是在各类公开课、优质课、评比课中存在着以追求吸引和满足学生感官刺激为目标的教学倾向，还美其名曰为“新课程理念的课堂教学”。二是在日常教学课堂中存在着以各类考试分数为目标的教学追求，弥漫着一心提高考试技能的浓厚气氛。这些值得提醒广大一线教师。?

??在许多常规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发现教师大多数时候只采用讲授为主的单一形式传授知识和解题技能，学生得到的是暂时性的知识扩充和解题技能的提升，等到考试过后大部分还给了教师。我们称之为“吹气球式”课堂教学，即学生如同“气球”，在学习期间，教师不断地对着“气球”吹气，吹到一定程度后，放手让其冲出去，即参加各类考试；不论冲得远还是近——考上或考不上，冲完后，气球中的气也就泄完了，学生脑中仍空空如也。这是完全背离新课程理念的。

??我们都知道，在不同的课型下存在着因采取不同教学策略而产生不同教学效果，但就此就认为策略和效果之间存在着机械的一一对应关系，则是一种简单化思维。一位优秀的教师面对日益丰富、充满灵性的课堂教育教学实践，必须在课堂教学策略上树立“弃佳求适”观念。换句话说，教师在实际教学时面对众多的教学策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要相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应该针对不同教学内容，依据教学设施、自身及学生特点加以分析、选择，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思考而形成适合自己的教学策略。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 例如，在教学《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一课时，我有意识地组织了一次关于价值取向的讨论。我让同学们在课前对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形成观点，然后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上课了，我让同学们自由交流，分组讨论，很快，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同学集聚在了一起，几个讨论小组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们在小组内通过讨论把各自的思想迅速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本小组的鲜明观点。十五分钟后，科代表作为主持人宣布全班讨论开始，各小组分别以简洁明了的语言陈述了他们各自的观点，然后大家开始对这些观点进行讨论。有趣的是大家讨论的焦点并不是拜金主义或享乐主义价值取向，而是一个小组提出的“利他而无回报的活动是无意义的”这样一个观点。为什么这个观点会引起大家如此高的讨论热情？我想，正是因为这个观点就来自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并且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给学生在价值取向上带来的困惑，因此必然会引起大家的思考。讨论是思想的碰撞，在碰撞中去学会想问题、办事情，这样的讨论对于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让学生去思考和讨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或者仅仅把讨论当作是一种形式的话，书本上的知识就会变成死的教条，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就纯粹是应试的需要，那么政治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又从何谈起呢？?

?? 在具体的课堂教学操作时，我以为坚持以下做法很有必要：1.教学策略要与教师的教学风格相对应。不同风格的教师形成不同的教学风格，对同一教学目标也会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的教学策略才会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既让教师自身得到成长，也使学生得到发展，以杜绝“东施效颦”的不良现象。2.教学策略要与学生的学习方式相匹配。这里的相匹配主要指教师所采用的教学策略对学生来说不很熟悉，带有一定的不适应性和挑战性。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能激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产生战胜不适应性和挑战性以显示自己能力的渴望，满足自己的成功欲，从而得到发展。3.教学策略要与学生的天性相符合。人的天性一般而论主要涉及人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语言交流及价值观等。不同的教学策略所提供的环境会对学生上述天性的发挥产生不同的影响，既可能使学生原有的天性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也有可能使良好天性潜能受到压制甚至被扼杀。所以不论是发现策略还是讲解策

略，对不同的学生和教师而言，都存在着合理性，只要应用得当都能成为最佳的教学策略，不必强硬搭配。???我们经常看到教师采用如下课堂教学程序：教师先抛出带有争议或有新意的问题引发学生好奇心，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等活动；在讨论期间教师关注学生的具体反应，适时通过提问来了解学生是否达到要求；最后设臵情境，为学生将新学到的内容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提供机会。很明显，上述课堂教学活动反映出教师的课堂教学以发现教学策略为主,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构想。???

第二篇：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的解释模式及其反思(2)

20xx年1月第32卷

第1期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INNERMONGOLIASOCIALSCIENCES

Jan．2011Vol．32

№．1

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的解释模式及其反思

蔡益群

（江西理工大学，江苏浙江大学

赣州341000；

杭州310027）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摘要］目前，对于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的理解存在三种解释模式，即对抗性政治模式、和谐政治模式和

对抗性政治模式是主流范式。但上述解释模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从自身研究的创造性政治模式。其中，

视界所限定的研究对象，提炼出研究框架和结论，而忽视以宏观社会属性和社会机制为背景来思考理论解释“规划领域—规划性政治”模式。由此，提出作为替代性的新框架，以期深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和农村政治的理解。

［关键词］对抗性政治；和谐政治；创造性政治；规划性政治

［D6［A［1003－5281（2011）01－0007－06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目前，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的解释框架

存在较大的分歧。学界就此问题提出了诸如对抗和谐政治和创造性政治等理解模式。其性政治、

对抗性政治模式可以称为当前的主流范式，虽中，

然该观点和结论存在张力，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从自身研究的视界所限定的研究对象，提炼出研而忽视以宏观社会属性和社会机制究框架和结论，

为背景来思考理论解释模式。本文提出规划性政治的社会属性论断和规划领域范畴，作为一种对中国农村政治的新的解释框架。

巴林顿·摩尔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轻视和质疑”农民的历史作用的态度是盲目的。巴林顿·摩尔在考察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前易发生农民起义的若干原因时，极为重视农民在农业社会基础结

：“在中构中的角色和地位。巴林顿·摩尔指出国，农业社会结构以及农民和上层阶级的微弱联系，不仅有助于解释农民起义的阻碍和局限，也有助于说明何以中国的农民起义频繁不”绝。

［2］（PP．169～170）

沃尔夫似乎既不赞成马克思对于农民政治行

为方式的保守性判断，也没有像巴林顿·摩尔那样乐观地对农民在政治革命过程中的积极性持有较高的估计，而是保持谨慎态度。在沃尔夫看来，农

参与持续的民局限于小农生产方式的相对封闭性，

20世纪农民参与大型反叛是由于反叛并不容易，

特殊原因，即人口危机、生态危机和权威危机使农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3］

一、对抗性政治：解释的理论资源

沙宁（TeodorShanin）认为，兴盛于20世纪60

年代末70年代初的农民研究，继承了四大思想传统，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传统、特定经济类型传（“specificeconomy”typology）、统欧洲人种志和西方人类学传统、迪尔凯姆二元社会传统

［1］（P．471）

。

。

动

蒂利则考察了由于资本化和现代国家建设对农民利益造成的影响而导致的冲突、反抗和集体行

［4］

本文就发端于马克思阶级分析传统的理论脉络的演变，对其进行纲要性回顾。

。塞缪尔·亨廷顿通过对历史上革命实践的

［2010－07－20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蔡益群，男，江西理工大学副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7

：“在能够扩大权力并在其内部放宽比较分析指出

参与的政治体系中，革命是不可能发生

［5］（P．228）”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扮演着关键性‘钟摆’，，的角色”因为农村是个“变数”它既可能

和社会实践不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出非此即彼

的简单取舍。从政治现代化角度看，上述理论家或学者都深刻地意识到了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将农民纳入国家体系的国家一体化问题的复杂性，这为当代中国推进农民现代化提供了参考思路和理论资源。然而，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却容易筑成偏见和傲慢的意识形态，传统被视为落后，现代被视为

则被视为固守传进步。作为传统社会因子的农民，

统的、落后的消极力量，被烙上看不出任何历史进

步性和主动性的印记，由此，在理论预设中将农民排斥在主流社会范围之外，并容易在试验观察中将是政府潜在的支持力量，也可能是革命的根

［5］（P．241）

。而现代化对农民造成的劳动和福利条源

、“渴望上升”件的恶化和贫困的增加，可能将农民

［5］（PP．244～245）

“革命者”。变成

詹姆斯·C.斯科特对于农村政治的研究独树一帜。詹姆斯·C.斯科特撰写的《农民的道义经》、《弱者的武器》、《隐藏的文本》济学等一系列著作成为研究农民革命和农民政治的拐点。其中，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了农民政治行动遵循“安全

第一”的生存伦理和公正观念［6］（PP．1～6）

，以及在其

生存安全受到挑战时所采取的“日常形式的反抗”等概念

［6］（PP．34～35）

，并提出“隐藏的文本”概念以表明农民和底层“日常形式的反抗”创造和维护独立

的社会空间和独立底层意识形态的能力①。以帕萨·查特杰等印度学者为代表的底层研究学派致力于在理论上不断挑战西方国家的学术霸权及思辨方式。在现实政治分析方面，帕萨·查特杰指出

：“以欧美历史经验为主所延伸出来的国家VS公民社会分析框架并不足以描绘与解释世界大部

分地区的真实状况。”②帕萨·查特杰认为，底层大众是“被治理者”，他们在与国家和精英的周旋中

开启了一个极为不稳定的暂时性空间，称为“政治社会”。在这一策略政治意义上区隔出来的场域中，“被治理者”与治理者在其中不断进行斗争，民主的可欲性与可实践性也在其中得以体现。上述关于农村政治的解释模式，可以称为“底

层社会—抗争性政治”模式［7］

，或“底层社会—对抗性政治③”模式。通过对国外经典思想家及学者

关于农村政治理论进展的简略回顾，可以发现其中潜藏的两条基本进路，即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解释进路和精英与大众相对立的解释进路。

马克思、巴林顿·摩尔、沃尔夫、蒂利和塞缪尔·亨廷顿将农村政治置于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和分析了农民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现代化的研究进路面临着安东尼·吉登斯意义上的现代性断裂”问题

［8］（P．4）

。然而，此论断虽然实证

性地描述了现实社会的某些特征，但并不能武断地否认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结构和关系等方面的连

续性。这种“断裂中的连续性”使当代的学术努力8

农民和国家的关系定性为对抗性关系。

另一阐释路径为精英与大众对立的路径。似乎，詹姆斯·C.斯科特和帕萨·查特杰等底层政治研究学者注意到，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纵向考察，易于陷入新兴阶层强势主导和替代传统阶层的历史预设，从而导致对传统弱势力的固有偏见。因此，他们开辟了以横向社会结构维度来考察政治构成的研究领域。底层政治研究者对精英政治的霸权地位提出质疑和挑战，发现了底层政治相对于精英政治的平行地位及其在活动场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主性。然而，詹姆斯·C.斯科特和帕萨·查特杰关于“隐藏的文本”和政治社会的底层社会空间，都存在一定的解释限度。就“隐藏的文本”的理论范畴来说，帕萨·斯科特在将“后台”的抗议提升到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却忽视了底层公开抗议的现实场景和意义。底层政治的活动场域及其意识形态显然不能永久地停留在隐蔽的“后台”。帕萨·查特杰的政治社会空间，可能运行于像印度这样的竞争性政治和等级分化的社会，但却并不必然存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属性和制度安排的

中国社会。因此，

借用或参考西方国家对抗性政治的理论资源来分析中国农村政治，必须保持谨慎。

①

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

“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载《读书》20xx年第7期；陈鹏《作为一种底层政治的日常反抗》，载

《社会学家茶座》20xx年第1辑。②

陈光兴《简介ParthaChatterjee教授》，帕萨·查特杰《被治理者的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出版，第5页；陈光兴主编《发现政治社会：现代性、国家暴力与后殖民主义》，巨流

图书公司，20xx年出版，第10～12页。③

关于“对抗性政治”范畴的提出，可参见McadamDougSidneyTarrow、CharlesTilly，DynamicsofConten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中译本为《斗争的动力》，译林出版社，20xx年出版；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载《社会学研究》

20xx年第1期。“

性

［9］

。吴毅以一起石场纠纷为案例，分析了农民

二、理解的张力：当代中国

农村政治的解释模式

政治属性的判断是构建理论研究框架的基础。对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属性的判断的学术努力，大体可以作二元划分，即依据实证观察的判断和依据价值规范的判断。所谓实证观察的判断，即建立在对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现实状况的实证观察基础上而得出的判断。所谓依据价值规范的判断，即依据理想型的价值诉求来判定政治现实中农民与国家关群体性利益表达的困境，对农民维权的“以法抗

等的理解模式存在的简单政治化倾向提出批争”

评，指出非政治化仍然是农民维权的基本特征。同“合法性困境”“安全性困境”时，吴毅认为，以和为基点所推导出来的弱组织和非政治化观点忽略了

与农民转型时期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过渡性特点，自觉不自觉地陷群体行动激情化的学术想象一样，

“民主—极权”入了这一泛政治化的思维陷阱，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吴毅还认为，乡村社会中各种“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既存的的阻隔，是农民系的状况。目前，学界存在着三种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的解释模式，即对抗性政治模式、创造性政治模式与和谐政治模式。对抗性政治模式是在实证观察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框架；和谐政治模式是在价值规范的判断基础上构建的理解模式；创造性政治模式则是建立在实证观察和价值规范的判断基础上塑造的解释模式。

（一）对抗性政治：建立在实证观察基础上的解释模式

由于学者们对于群体性抗争活动组织化、政治化程度的判断存在差异，所以，形成了组织化政治性的抗争研究和分散化非政治性抗争研究两大研究进路。欧博文和李连江、于建嵘是组织化政治性抗争研究路径的代表。他们借用查尔斯和蒂利的

对抗性政治、詹姆斯·C.斯科特底层政治和“弱者的武器”

的分析范畴，分别提出了“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框架来分析当代中国农村发生的大量农民群体抗争性的维权活动①。他们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弱势的农民与强势的精英之间在

支配“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上发生了二元化断裂，农民在社会资源支配和控制方面处于无权和失语的困境之中，而抗争性政治活动是农民维护法律权利和政策权益的有效途径。

分散化非政治性抗争研究则从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一是宏观社会结构层面。应星以农民群体利益表达的“合法性困境”和“安全性困境”为逻

辑起点，以草根动员为研究视角，试图突破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资源动员范式和印度底层社会研究范式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简单对立，对于建嵘所持的农民群体组织化政治化的“以法抗争”观点提出质疑。应星认为，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

利益表达难以健康和体制化成长的原因，这一结构之网日益成为影响和塑造具体场域中农民行动的优先性和常态化因素

［10］

。二是微观的行动者层

面。徐昕以东莞市劳动争议数据为基础，以农民工

讨薪实践为重点，

描述了农民工权益受到侵犯及其维权状况，

提出了以“以死抗争”的理解模式解释农民工为权利而自杀的自损型私力救济行为。徐

昕认为，为权利而自杀的行为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严重不公。此类极端行为是理性与激情的混合性结果，主要方面是符合经济逻辑的理性选择；它是一种以生命为赌注的威慑机制和社会控制机制，又是一项极其昂贵且成功率偏低的行动

［11］

。

董海军提出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这一底层抗争的政治机制。这一机制不再强调农民抗争所依

据的政策法规，

不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或控诉对象，而是强调以自身的弱者符号进行破釜沉舟式的抗争，以社会公正、生存道德等普适性观念为诉求对象，从而引起社会关注或政府重视

［12］

。该研究具

有启示意义的是对弱者身份的象征符号与弱者的

行动方式进行了二元划分，

从弱者身份的角度为弱者的抗争行为提供了道义支持和行动基础。王洪

伟以

“以身抗争”的解释模式对湖北和河南两省艾①

参见KevinJ．O’

Brien、LianjiangLi，ThePoliticsofLodgingCom-plaintsinRuralChina，TheChinaQuaterly，No．143（Sep．，1995）；LianjiangLi、KevinJ．O’Brien，VillagersandPopularRe-sistanceinContemporaryChina，ModernChina，Vol．22，No．1（Jan．，1996）；KevinJ．O’Brien，RightfulResistance，WorldPoli-tics，Vol．49，No．1（Oct．，1996）；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吴国光《九七效应》，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xx年出版；KevinJ．O’Brien、LianjiangLi，SuetheLocalState：AdministrativeLigitiationinRuralChina，TheChinaJurnal，No．51（Jan．，2004）；RightfulResistanceinRural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

险———湖南H县调查》，载

《战略与管理》20xx年第3期等。9

“

“艾滋村民”滋疫情高发区抗争维权活动进行了考

、察，进而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若组织性”。王洪伟认为，和“具体利益性”在这

一框架内，身体成为了一种带有支配性的权力，活生生的肉体被附加了抗争性的政治权谋，在抗争性政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王洪伟还认为，为权利而“以死抗争”，自杀的和“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也

［13］

“以身抗争”的解释框架。应星意识到可以归于

“草根动员”“合法性困境”与的解释模式的理性成

分涵盖农民群体利益表达中存在非理性化的“越“为气而抗争”界”行为，继而提出了以的理解模式

，“底层社会—对抗性政治”型。徐勇认为的解释

模式沿用的是传统的“压迫—反抗”二元模式，很难用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的一系列自主行为，如生产力暴动、包产到户、瞒产私分、自由买卖、乡镇企业、村民自治、农民流动等首创行为。徐勇认为，农民的首创行为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而且不断突破政策和体制障碍，创造出新的替代性体制

。体现了“伟大的作为和历史的首创精神”模式，

徐勇将基层社会为改变自己命运和创造自己的幸

福生活而进行的创造性政治活动称为“创造性政，治”并提出“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的解释模理解农民的情感化行动①。

（二）和谐政治：依据价值规范提出的解释模式

20xx年，我国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代化目标以后，和谐社会研究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高度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政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农村政治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部分学者以“和谐政治”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考察分析中国政治和农村政治。蒋建新认为，“和谐政治”是指政治权力和谐、政治制度和谐、政治关系和谐、政治文化和谐和政治秩序和谐

［14］

。王建明认为，差异性社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现实。在这种质态的

社会中，社会根本利益趋向一致，具体利益呈现多样性和差异化，具体表现为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和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和谐政治是中国应对差异化社会的惟一的政治选择，同

一性政治和对抗性政治都将激化社会矛盾［15］

。唐晓英以个案形式考察了村级民主的演变和村治创新实践，认为农民通过村民自治式的乡村民主实

践，推进了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和谐社会建设［16］。温铁军认为，土地革命消除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农

民取得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政治经济权利并不断巩

固，天然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条件；农民又发明了很多自发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因此

，“在农村，现在是最有条件构建和谐社会的”［17］

。

（三）创造性政治：兼具现实与理想特性的解释模式

所谓兼具现实与理想特性的解释模式，是指该模式一方面建立在经验判断基础上，另一方面建立在理念分析上，即认为当代中国发生的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新变化，导致传统的理论解释模式失效。近年来，有关学者提出的创造性政治模式应属此类10

式，以强调农民政治行为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及

上层与基层的互构性［18］

。徐勇意识到，农民的“创造性政治”面临农民行为方式存在历史性差异的

困境，诸如，同样的农民“为什么在长时期的历史中只能产生十分有限的能量，而近三十年来则产生了巨大的功效”。为了寻找到农民创造性政治行为的行动基础，徐勇提出了勤劳、勤俭、算计、互惠、人情、好学、求稳和忍耐等为变量的“农民理性”品质，认为上述品质在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诸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理性的扩

张”，进而发生了“核聚变”，以此支持其理论解释

［19］

。

农民的创造行为和创造精神，首先受到海外中

国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柯丹青分析了中国改革中农民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废除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都充分体现了

农民及其权力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

［20］（PP.11～56）

。周晓也认为，正是农民开启了19xx年以来的中国

改革，农民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动力，他们消解

了公社制度，

推进了市场化和乡村工业的发展，削弱了户口制度的限制等

［21］（P.152）

。

三、规划性政治：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理论范式的差异源于两个基本原因，即研究对

象的差异和价值预设的差异，二者的差异在学术研究中是难以避免的。这往往成为多格局化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因，也是驳斥藉单一化标准进行学术评价的

“批判的武器”。但这不等于说解释模式是不可评价的对象。正如C.赖特·米尔斯所坚持的，

①

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载《开放时代》20xx年第6期，等等。

那些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社会分析，总是要不断地问三种类型的问题，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组成、社会形态的历史定位及其变化动力，社会的主

［22］（PP.4～5）

。也就是说，导阶层等社会结构和社会属性等宏观问题是学术探讨需要认真追问的问题。

而这也成为评判理论范式的依据。可以看出，上述关于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的解释模式（如果承认它们是范式）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案例的形成和变化的宏观社会依据的追问。从根本上说，上述解释框架的共同关怀是农民的权利和农民行动的社会功能等社会问题。对权利和功、19xx年民政部会常委会通过的《村委会组织法》

《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发出的

的通知》等法律、规章，都对村民自治的性质及规章作出了指导性规划。规划性政治所呈现的不仅是以政治理念设计、政治制度设计和政府组织设计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设计①，

中政治主体的政治权利及其实现方式、社会发展战

略和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总体规划。

柏拉图、莫尔、霍布斯、洛克、卢梭、边沁、孔德、曼海姆等思想家从实质理性和功能理性的角度论证了对社会进行理性规划的可能性和重要能的分析理解显然不能脱离宏观的社会属性和体

制。正是由于忽视了追问社会属性和体制，导致情景化案例与社会体制的勾连性的缺失，使人们有理

由去质疑案例的代表性和理论的解释力度（对抗性政治模式作为当代中国农村政治解释的主流范式，难以避免上文所列举的西方国家对抗性政治模式存在的缺陷）。虽然应星和吴毅等学者的案例分析提出的“合法性困境”和“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络”等概念具备一定的宏观特性关怀，但是仍然需要去发现更高层次的关怀。合法性困境和权力—利益结构之网络”产生背景和依据是什么？或许“总是不断地问”这样的社会类型的问题，将会不断地展现想象力的

“工作前景”。笔者认为，应以规划性政治来界定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属性和政治制度安排的逻辑和背景。规划属性体现和贯穿于当代中国社会体系的结构、关系、活动和价值之中，规划性活动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础性和普遍性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关机构和组织制定了11部全局性的“五年计划”或“五

年规划”，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目标、任务、步骤、重点和方式等进行了原则性规划，成为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纲要。相应地，政府和社会的机构和组织则依据国家的“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制定出本部门的工作部署，以作为本机构或组织未来五年工作的指导。就农村政治而言，具有零星自发性质的村民自治实践，由于其政治性质及其政治功能契合于国家政治发展的属性，而在本质上是规划性政治属性的体现。19xx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确定的“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的方针，19xx年《宪法》第111条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19xx年全国人民代表大性

［23］（PP.42～53）

，并构建了理性规划的政治技术、政治理念和政治组织。费孝通在论及中国近代农村

对社会制度实行变革时指出

：“对社会情况需要有一个多少为大家所接受的分析定义以及一个系统

的计划。

”［24］（P.9）费孝通的这一观点被有关学者概括为

“规划性社会变迁”［25］（P.2）

。上述观点与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生自发的社会”观点存在着重大区

别。“规划性社会”与“自生自发的社会”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划分。对此二者何为正当进行辩论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以下判断却不能简单被批驳为武断，即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是“规划性”和“自发性”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以理论的

方式在“共同作用”中抽象出“规划性”因子进行理论考察，可以为中国政治、中国农村政治的分析提供理论视野和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由“总体

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26］

。但是，正如李侃如所说的，中国政治体制早年所确定的某些正

式体制结构却保持下来［27］（P.172）

。因此，国家和政府在“总体性资本”的占有、支配和分配等方面仍

然处于主导地位，规划性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政治领域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议程中的话语权仍处于强势的支配地位。然而，任何政府所掌握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支持国家和社会去实现所有公民及其组织的权利和发展议程，而总是将社会体系中的特定权利和事务进行先行规划和特惠支持，作为重点支持和优先发展对象纳入政府和社会的规划议程，由此构建起了规划领域。规划领域可

以分为“文本性规划领域”和“实质性规划领域”。前者指成文制度规置、未正式进入实际运作过程的

①

参见秦德君《政治设计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xx年出版。

11

“

社会结构、权利和价值；后者指实际运作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权利和价值。在规划领域之外，是“准，规划领域”即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议程的形成过程中被排斥和边缘化的、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要求支持的社会结构、权利和价值。从本质上说，个人、组织、社会阶层的活动均是围绕着进入规划领域或保持规划资格而展开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社会控制的动力起源于规划领域和准规划领域的资格、地位的演变而形成和变化。规划性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对学界形成的中国农村政治的解释模式进行范式整合。在规划［7］J］．东南学术，2008，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

（3）．

［8］M］．南京：译林出版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2000．社，

［9］——四个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

J］．社会学研究，2007，（2）．个案的比较研究［

［10］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

J］．社会学研究，2007，（5）．表达困境［

［11］——转型期中国农民的“以死抗徐昕．为权利而自杀—

［A］．张曙光.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6集）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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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治的宏观背景下，农民政治行动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标是将自身权益和价值诉求纳入政治领域

主导的规划领域，

以获取资源和政治支持。在此过程中，农民的利益诉求、意识形态和行动方式与国家的工作议程和发展议程可能相互冲突而导致农

民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或者相互契合而自动进入规划领域。前者表现为对抗性政治模式，后者表现为创造性政治模式或和谐政治模式。因此，在政治实践上，规划领域为国家和底层提供了互动空间。从理论上说，提出规划领域范畴为农民及农民组织与政治领域的互动提供了场域性话语，规划性政治是对场域中结构、关系和行为的状态和属性的概括。规划领域—规划性政治”的理论范式，相对于底层社会—抗争性政治、国家—公民社会—政治社会、西方语境的国家—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等理论范式，更契合于中国政治、中国农村政治问题场景，或许也具有独特的解释力度，并为中国政治、中国农村政治的理解提供新视角和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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