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我们还是先从苏东坡的诗说起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人在山中，他的视野是有限的，而且由于所处地位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得到的印象也会不同，而且只能是一个局部，难免片面。所以观察一个大的事物，眼光不能只局限于小范围内，需要有更加广阔的视野，这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理论上说距离越远，视野就越广。站在紫禁城里看见的只能是目力所及的一个宫殿，跑到外面，则至少可以看见它的概貌，站在景山顶上就可以看到全貌。对历史也是一样的道理。保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就可以摆脱功利的羁绊。政治的束缚和视野的局限，从更广阔、深入、超脱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历史。

以前我们总是说，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人文社会科学有鲜明的阶级性。我认为这毫无道理。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它们本身所揭示的规律、反映的事实，是客观的、中性的，没有所谓的“阶级性”，这与自然科学并无二致。但对研究的结果如何评价、如何运用就免不了包含价值判断、政治色彩和个人功利了。所以说，历史研究完全可以没有阶级性，而历史运用则必然离不开使用者的立场和利益。如果这些就是阶级性的话，历史运用当然是有阶级性的。正因为这样，对于以探求历史真相为己任的历史研究者而言，就不应该站在一个狭隘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以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总是说我们中国人了解中国史、研究中国史，首先要明确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自己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倍感自豪，如果只是运用历史，用历史为现实服务，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要做一个历史研究者，最关心的应当是历史事实的真相，而与研究者的国籍无关。否则，如果涉及国家的耻辱、民族的陋习，文化的劣性等，就不必研究、甚至一笔抹杀吗？即使是最敏感的问题，例如国家之间有争议的领土归属，历史事实也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的，无论哪一国的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如何运用这一事实，如故意忽略或隐瞒某些事实，强调或夸大某些事实，以使自己一方在领土争端中处于有利地位，赢得外界道义上的支持等，但这早已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历史学家的事了。

因此，研究历史，必须要有大眼光：从纵向看，应该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观念；从横向看，应该把小范围的历史放在大范围中考察，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我们以前在研究中往往过分强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强调中 国历史的特殊性，就没有把中国历史放在整个历史时代、整个世界体系中，缺乏全球性的视野，缺乏融会贯通的气势，甚至没有把中国纳入亚洲范围来考察。研究中国史的不知世界史，研究世界史的又不知中国史，研究明清史的不知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的又不知明清史，这样就无法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

正因为以前我们很少把中国历史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考察，到底历史上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处于什么地位，到现在为止很多人、包括不少历史研究者在内其实并不清楚。这样就逐

渐滋长了一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心态，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只是到了近代遭受西方列强入侵才落后于世界，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也由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距，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受到过外界强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东亚大陆和中国文化圈的范围之内，的确不存在整体上更先进的文化。这就使中国人一直认为惟有中国的帝王才是天下的主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其他一切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毫不例外地服从，只能称臣纳贡。至于一些过于遥远或野蛮的地方，并不是不可以由中国来统治，而是那些地方没有资格，是那里的人没有做天朝臣民的福气。而任何外国或外族，只要没有与中国的行政制度和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就必定是落后的蛮夷之地。就连中国历史上最称开放、气度恢宏的汉朝和唐朝，我们翻遍史籍，看到的也只是天朝大国的慷慨大度和异族外国的仰慕归化。

西汉的通西域其实只是军事外交的副产品，也是与军事实力的消长相始终的，所以到了东汉就会三通三绝，时断时通。汉武帝曾经倾其所有款待“外国客”，汉朝的法律却禁止本国的臣民走出国门。西域的作物、器具、服饰、音乐、舞蹈等传播到中原，为华夏文化所吸收。西域和匈奴的人口也迁入中原，以后成了华夏族的一分子。但在整个汉代，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从来没有受到外来的挑战，也从来没有学习外来文明的思想准备。自东汉初（可能更早些）传入中原的佛教影响还很有限，并且从一开始就有了“中国化”的特点。与西方对汉朝的神奇传闻相反，我们在汉人的著作中根本看不到对境外世界的向往。除了政治、军事使者以外，汉朝没有向外国派遣过其他人员，也没有派学者和商人出国。所以在境外传播中原文明的只是降官、俘虏、难民和逃亡者，能够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益的至多只有少数商人。

唐朝文化的辐射面和接纳面都比汉朝广得多，但在本质上与汉朝并 无差异。尽管唐朝文明在实际上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但从未有过自觉的学习意识，尤其是在精神文明方面。同样，唐朝也没有产生过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播或推广到外国去的打算，而只是容许外国人来学习。值得注意的是，仅有的几个例外都是充满宗教热情的僧人：历尽艰险而从印度取回真经的玄奘，以及七次东渡得以在日本弘扬佛法的鉴真。这与同时代日本学者不惜葬身波涛，一次次加入遣唐使团留学唐朝，恰成鲜明的对比。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靠的是怛罗斯战役的唐军俘虏，而意外地亲身游历了中亚、西亚并留下纪录的，竟也是俘虏之一的杜环。在大批西域“商胡”、阿拉伯“蕃客”来中原经商致富、定居繁衍的同时，唐朝人在境外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这样长期自我封闭的情况下，中国历史就独立发展并数千年一贯地延续下来。幸运的是，高山、大海、沙漠、草原将中国与其他文明中心隔开了，使它成了东亚大陆最强大的也是惟一的文明中心。而在工业化以前，地理上的间隔使中国几乎没有受到过外来文明的强有力挑战，如东征的十字军、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的军队，没有一次能进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是中原皇朝惟一存在的挑战，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长城就是为了阻止这些民族的南下而修建并被后代不断增筑的。尽管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征服过中原，但由于

这些民族整体上，特别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于中原汉族，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却都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连这些民族本身也被消融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西方历史上历经1800多年流散生涯，以强大的凝聚力固守本民族宗教文化传统而著称的犹太民族，其中的一支于北宋中叶进入开封定居，长期过着和平生活，得到汉族的平等对待，也逐渐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娶汉族女子为妻，最终失去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心态，融合到了汉族之中。在19世纪初，开封犹太人中就已经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无人能够阅读希伯莱文经典了。这是犹太民族被族同化的惟一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大学教师，曾告诉我他是开封犹太人的后裔。在我得知他这一民族背景后，再仔细端详，似乎看出他的相貌有点异样，但其他方面实在找不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辉煌，却是建立在华夏文化绝对优越的前提下的，华夏（汉族）只是居高临下地接纳异族文化，只是容许异族、异国人学习归化，而不是鼓励本族、本国人向别人学习，或者积极传播自己的文化 。当沙皇俄国的势力已经扩展到西伯利亚以东，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舰队已经航行在台湾海峡和南海，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了殖民统治并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东南亚和中国推进时，天朝的皇帝和绝大多数臣民却毫无知觉，在自己紧闭的大门内继续做着天下之中的美梦。甚至像林则徐这样的伟大人物，也相信洋人的腿关节不能弯曲，因此一度以为，清朝军队只要以长竹竿为武器将他们拨翻在地，他们就会束手就擒了。

我们研究历史，当然承认历史完全可以单独发展，像美洲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迄今尚未发现它们与外界有什么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但这些文明现在却早已销声匿迹，其消亡的原因至今还不清楚。相反，在全世界范围扩张的文明，哪怕曾经引起激烈的冲突，影响就非常之大，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国文化只是在朝鲜、越南、日本和东南亚地区有较大影响，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影响则遍及整个欧洲、北非、西亚。它们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大，和它们本身存在的时间、范围、作用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只局限于中国本身，更加不能只局限于中原地区，要把中国放在当时的大时代里，要把它与同时或前后存在的其他文明作比较。这样才能对历史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由于在19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受到过外来文明的挑战，这种心态的负面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在中国已经明显落后，世界已进入多元竞争的时代，还要以这样的开放观来应万变，结果就只能是更加落后。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和百余年来的曲折，这种“天朝大国”、“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难辞其咎。对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的过高估计，对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发挥的作用的片面夸大，对21世纪和未来的过高期望，时下依然颇有市场，实际上仍然不过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式的虚幻自慰而已。数年前还常在报刊上见到国人津津乐道于百余年前某位西方伟人将中国比喻为一头睡狮，以为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崛起于世界。其实，民国年间的汪康年就已经指出，西洋驯狮者用掺鸦片的牛肉喂食狮子，“狮则终日昏昏在睡梦中，尽人调戏”（《汪穰卿笔记》卷八，上海书店出版社19xx年），于是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候，这正是当年苦难深重的中国的象征，又有什么可值得骄傲？

第二篇：葛剑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葛剑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我们还是先从苏东坡的诗说起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人在山中，他的视野是有限的，而且由于所处地位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得到的印象也会不同，而且只能是一个局部，难免片面。所以观察一个大的事物，眼光不能只局限于小范围内，需要有更加广阔的视野，这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理论上说距离越远，视野就越广。站在紫禁城里看见的只能是目力所及的一个宫殿，跑到外面，则至少可以看见它的概貌，站在景山顶上就可以看到全貌。对历史也是一样的道理。保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就可以摆脱功利的羁绊。政治的束缚和视野的局限，从更广阔、深入、超脱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历史。　　以前我们总是说，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人文社会科学有鲜明的阶级性。我认为这毫无道理。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它们本身所揭示的规律、反映的事实，是客观的、中性的，没有所谓的“阶级性”，这与自然科学并无二致。但对研究的结果如何评价、如何运用就免不了包含价值判断、政治色彩和个人功利了。所以说，历史研究完全可以没有阶级性，而历史运用则必然离不开使用者的立场和利益。如果这些就是阶级性的话，历史运用当然是有阶级性的。正因为这样，对于以探求历史真相为己任的历史研究者而言，就不应该站在一个狭隘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以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总是说我们中国人了解中国史、研究中国史，首先要明确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自己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倍感自豪，如果只是运用历史，用历史为现实服务，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要做一个历史研究者，最关心的应当是历史事实的真相，而与研究者的国籍无关。否则，如果涉及国家的耻辱、民族的陋习，文化的劣性等，就不必研究、甚至一笔抹杀吗？即使是最敏感的问题，例如国家之间有争议的领土归属，历史事实也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的，无论哪一国的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如何运用这一事实，如故意忽略或隐瞒某些事实，强调或夸大某些事实，以使自己一方在领土争端中处于有利地位，赢得外界道义上的支持等，但这早已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历史学家的事了。　　因此，研究历史，必须要有大眼光：从纵向看，应该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观念；从横向看，应该把小范围的历史放在大范围中考察，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我们以前在研究中往往过分强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强调中

国历史的特殊性，就没有把中国历史放在整个历史时代、整个世界体系中，缺乏全球性的视野，缺乏融会贯通的气势，甚至没有把中国纳入亚洲范围来考察。研究中国史的不知世界史，研究世界史的又不知中国史，研究明清史的不知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的又不知明清史，这样就无法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　　正因为以前我们很少把中国历史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考察，到底历史上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处于什么地位，到现在为止很多人、包括不少历史研究者在内其实并不清楚。这样就逐渐滋长了一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心态，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只是到了近代遭受西方列强入侵才落后于世界，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也由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距，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受到过外界强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东亚大陆和中国文化圈的范围之内，的确不存在整体上更先进的文化。这就使中国人一直认为惟有中国的帝王才是天下的主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其他一切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毫不例外地服从，只能称臣纳贡。至于一些过于遥远或野蛮的地方，并不是不可以由中国来统治，而是那些地方没有资格，是那里的人没有做天朝臣民的福气。而任何外国或外族，只要没有与中国的行政制度和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就必定是落后的蛮夷之地。就连中国历史上最称开放、气度恢宏的汉朝和唐朝，我们翻遍史籍，看到的也只是天朝大国的慷慨大度和异族外国的仰慕归化。　　西汉的通西域其实只是军事外交的副产品，也是与军事实力的消长相始终的，所以到了东汉就会三通三绝，时断时通。汉武帝曾经倾其所有款待“外国客”，汉朝的法律却禁止本国的臣民走出国门。西域的作物、器具、服饰、音乐、舞蹈等传播到中原，为华夏文化所吸收。西域和匈奴的人口也迁入中原，以后成了华夏族的一分子。但在整个汉代，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从来没有受到外来的挑战，也从来没有学习外来文明的思想准备。自东汉初（可能更早些）传入中原的佛教影响还很有限，并且从一开始就有了“中国化”的特点。与西方对汉朝的神奇传闻相反，我们在汉人的著作中根本看不到对境外世界的向往。除了政治、军事使者以外，汉朝没有向外国派遣过其他人员，也没有派学者和商人出国。所以在境外传播中原文明的只是降官、俘虏、难民和逃亡者，能够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益的至多只有少数商人。　　唐朝文化的辐射面和接纳面都比汉朝广得多，但在本质上与汉朝并

无差异。尽管唐朝文明在实际上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但从未有过自觉的学习意识，尤其是在精神文明方面。同样，唐朝也没有产生过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播或推广到外国去的打算，而只是容许外国人来学习。值得注意的是，仅有的几个例外都是充满宗教热情的僧人：历尽艰险而从印度取回真经的玄奘，以及七次东渡得以在日本弘扬佛法的鉴真。这与同时代日本学者不惜葬身波涛，一次次加入遣唐使团留学唐朝，恰成鲜明的对比。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靠的是怛罗斯战役的唐军俘虏，而意外地亲身游历了中亚、西亚并留下纪录的，竟也是俘虏之一的杜环。在大批西域“商胡”、阿拉伯“蕃客”来中原经商致富、定居繁衍的同时，唐朝人在境外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这样长期自我封闭的情况下，中国历史就独立发展并数千年一贯地延续下来。幸运的是，高山、大海、沙漠、草原将中国与其他文明中心隔开了，使它成了东亚大陆最强大的也是惟一的文明中心。而在工业化以前，地理上的间隔使中国几乎没有受到过外来文明的强有力挑战，如东征的十字军、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的军队，没有一次能进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是中原皇朝惟一存在的挑战，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长城就是为了阻止这些民族的南下而修建并被后代不断增筑的。尽管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征服过中原，但由于这些民族整体上，特别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于中原汉族，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却都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连这些民族本身也被消融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西方历史上历经1800多年流散生涯，以强大的凝聚力固守本民族宗教文化传统而著称的犹太民族，其中的一支于北宋中叶进入开封定居，长期过着和平生活，得到汉族的平等对待，也逐渐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娶汉族女子为妻，最终失去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心态，融合到了汉族之中。在19世纪初，开封犹太人中就已经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无人能够阅读希伯莱文经典了。这是犹太民族被族同化的惟一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大学教师，曾告诉我他是开封犹太人的后裔。在我得知他这一民族背景后，再仔细端详，似乎看出他的相貌有点异样，但其他方面实在找不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辉煌，却是建立在华夏文化绝对优越的前提下的，华夏（汉族）只是居高临下地接纳异族文化，只是容许异族、异国人学习归化，而不是鼓励本族、本国人向别人学习，或者积极传播自己的文化

。当沙皇俄国的势力已经扩展到西伯利亚以东，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舰队已经航行在台湾海峡和南海，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了殖民统治并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东南亚和中国推进时，天朝的皇帝和绝大多数臣民却毫无知觉，在自己紧闭的大门内继续做着天下之中的美梦。甚至像林则徐这样的伟大人物，也相信洋人的腿关节不能弯曲，因此一度以为，清朝军队只要以长竹竿为武器将他们拨翻在地，他们就会束手就擒了。　　我们研究历史，当然承认历史完全可以单独发展，像美洲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迄今尚未发现它们与外界有什么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但这些文明现在却早已销声匿迹，其消亡的原因至今还不清楚。相反，在全世界范围扩张的文明，哪怕曾经引起激烈的冲突，影响就非常之大，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国文化只是在朝鲜、越南、日本和东南亚地区有较大影响，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影响则遍及整个欧洲、北非、西亚。它们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大，和它们本身存在的时间、范围、作用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只局限于中国本身，更加不能只局限于中原地区，要把中国放在当时的大时代里，要把它与同时或前后存在的其他文明作比较。这样才能对历史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由于在19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受到过外来文明的挑战，这种心态的负面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在中国已经明显落后，世界已进入多元竞争的时代，还要以这样的开放观来应万变，结果就只能是更加落后。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和百余年来的曲折，这种“天朝大国”、“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难辞其咎。对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的过高估计，对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发挥的作用的片面夸大，对21世纪和未来的过高期望，时下依然颇有市场，实际上仍然不过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式的虚幻自慰而已。数年前还常在报刊上见到国人津津乐道于百余年前某位西方伟人将中国比喻为一头睡狮，以为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崛起于世界。其实，民国年间的汪康年就已经指出，西洋驯狮者用掺鸦片的牛肉喂食狮子，“狮则终日昏昏在睡梦中，尽人调戏”（《汪穰卿笔记》卷八，上海书店出版社19xx年），于是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候，这正是当年苦难深重的中国的象征，又有什么可值得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