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 观后感

翻阅报纸的社会版，常常会在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中看到诸如“女大学生遭诱拐”之类的新闻，我们只当它是生活的边角料，只是轻轻的告诉自己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它的社会效应充其量如此，对于事件本身并不具任何意义。 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一点也不新鲜，我们司空见惯，却也视而不见。有人说李杨的电影《盲山》根本就是一出法制在线，其实这部电影讲述的“女大学生被拐卖”这个故事的确有太多社会借鉴的成分，但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放大的，它是以一整个大荧幕的苦难来让人们正视的。 看《盲山》的过程，从愤怒到失语，最终觉得一切的情绪都是枉然，因为它的“盲”，“盲”的那么全面，“盲”的那么彻底。 电影讲一个女大学生白雪梅急着找工作，于是被骗，被一对谎称收中草药的男女7000块钱卖到“西北某偏僻山区”一个农民家里做媳妇。这部电影的风格近似《盲井》的平淡，没有音乐铺垫，只有偶尔凄凉长腔的民歌，镜头平实，常像纪录片一样晃动。这大约是李扬导演一种冷静且坚硬的态度，他不乐意让太多感情来包裹并主导电影的前进，让画面语言冷静下去，事情里面的冲突、野蛮、激动等等情绪就会自己露出头来。

《盲山》里，被拐卖到陕北山区的女大学生白雪梅所遭遇到的一切是社会新闻的细节化，我可以想象那些被拐卖的女子被强奸、强迫生子、与外界一生隔离的状态，但却不曾想过她们在这过程中挣扎的种种，不曾想过“事件”之外那些人的一切态度。李杨做了一只无功无过的显微镜般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将渗透在这拐卖事件中人们丝丝缕缕的行为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他要用村民的“盲”来对比所谓有知者的“盲”，无疑，是一次令观者尴尬的提醒。 女大学生白雪梅被用七千块的价格买下，从一个独立的个体成为了交易的物品，她的“丈夫”在老父老母的呵斥和帮手下强奸了“老婆”，同样作为女人，“丈夫”的老母亲只会对这个女孩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女人家嫁谁不是嫁，你给我儿子做媳妇，不会亏待你的……”，我不确定这个母亲有多少恶，她成为帮凶大部分的成分可能只是觉得七千块不能白花，只是觉得儿子需要传宗接代。你愤怒，你憎恨，但是无用，这种大山深处的原始与无知，是让愤怒都显得无力的。仿佛你对着一个失聪者大吼大叫，而对方只见你嘴唇的蠕动，却丝毫也无法接收到你想表达的一切。

村里面人看到这个女孩来到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雪梅被绑在屋子里，“丈夫”黄德贵一家请乡亲们在屋外办婚礼酒席，德贵敬酒，敬酒词都是这样的：“谁不喝完这酒，谁就一辈子打光棍，儿子孙子也打光棍，下辈子还是打光棍！”窗户边，几个孩子凑着窗口看正在床上挣扎的雪梅。头几天晚上，雪梅把矮小的黄德贵赶出了门，黄德贵没能成，他在村里朋友们面前很抬不起头，甚至他面相善良的老父亲也斥责他搞不定一个女人。于是，老父亲和老母亲帮儿子按住雪梅让儿子强奸“老婆”。完事之后，德贵喜滋滋的坐到父亲旁边，老头以赞许的态度递给儿子一根烟。老母亲是个女人，但她只晓得7000块钱不能白花，尽管她明白这事情并不对，她只是不断说着没有道理的话。

除了白雪梅的“丈夫”一家，还有那道貌岸然的小叔子，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表面来行无耻之实；村委会主任对白雪梅的求救置若罔闻；邮递员这厢拿了雪梅殷切递出饱含希望的求救信，那厢就把信交到她的“丈夫”手里；村民们对这个被买来的“老婆”也只是不断夸奖雪梅的“丈夫”艳福不浅；

邮递员对雪梅的态度，永远看上去那么礼貌，雪梅每次写了信交给邮递员，邮递员都认真放进自行车后的邮袋里，雪梅说谢谢，他说不用谢。问题在于，邮递员对黄德贵的态度一样地客气，他收下黄德贵给的肥硕的老母鸡，把雪梅的信交给黄德贵，黄德贵说麻烦你了，他说你也不容易。这个邮递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雪梅脸上出现一丝笑容，主演黄璐表演的时候，这个笑笑得太狠了，让我一度以为雪梅在这时已经穷尽了希望，嘲笑所有的人都勾结串通，给所有买来的媳妇儿密布下一个逃不脱的落网，后来却发现这笑是表现雪梅又看到了希望的标志，因为她以为可以写信叫邮递员送出山去。为了逃跑，雪梅终于想出要用自己的身体做本钱，除了那个“道德的德，诚信的诚”，她还用身体向小卖部老板换五十块钱，老板跟他还价到四十块，她拿了钱，但还是没走掉。

至于最终帮助雪梅寄出求救信的失学小孩儿李青山，虽然显出一丝小孩儿的善良，但在这些人的麻木不仁里显得微不足道，他帮助雪梅，也并不显得给这重重盲山带来多少光明，而只像是剧本里一个情节安排而已。而且这个安排，稍嫌刻意。最终雪梅逃走了，但是走得很狼狈，因为即使是警察来了，拿出枪，也没办法挡住上百村民们的围攻。黄德贵凶悍地让警察拿枪抵着自己，然后叫嚣“朝这打，朝这打。”

这种把在法律和道德范围之外的事情当作常态的态度，看起来当然不会好受，电影抓的很准。即便你明白这些农民是文盲，是法盲，老早让四周的盲山给遮蔽了目光，还是会在心里对这些人产生无比的愤怒，以及和雪梅一样的茫然无助。 这种原始的生存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它一面带来朴实，一面也带来因无知愚昧而导致的野蛮与恶。而更令人无言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恶理所当然地认可，而并不视其为恶。这是大山内人们的“盲”，是被高山阻隔的，与外界道德和法律认知的背离。 然而令人难过的是，山外的世界竟也是难堪的，而这种难堪却又那么真实地存活在我们的周围。

《盲山》有个角色叫郑小兰，在白雪梅宁死不从的时候，有天她抱了孩子来劝慰：“你看我也是给卖来的，还不是这样了？先把身体保住才是，不然怎么逃？”这个演郑小兰的，真就是四五年前从四川一个县城给骗嫁到那村里，才20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我们是拍摄时候才知道的。”李杨说，“她天天来剧组，我们后来就让她演戏。她丈夫不愿意，打她，她就威胁：你再打我就跟剧组走！丈夫没敢再打，后来我告诉副导演让这丈夫也来串个角色。反正是农闲，剧组一天管3顿饭，连她抱的孩子也给一份钱。”

《盲山》在嘎纳放映时是有着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结局：“丈夫”的母亲以死要挟，村民暴动，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停车离开，让女孩的父亲留下，虽然警察说一定会回来营救，但第二天当女孩的父亲要带女孩离开时被男人们抓住，并遭到殴打，女孩情急之下拿刀把男人砍

了。然后黑屏，电影结束，这个结局更黑暗更绝望，然而我却更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更相信这座高大的“盲山”也许是无法翻越的。

我们国内可见的是一个安全的，符合社会安定团结的“和谐”版本，就像电影里省委领导来大山视察，却早早知会村委会。听一听村委会的广播里是怎么喊的吧：“谁要是败坏了咱们村的名声和形象，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我们绝不会对他手软。”所以领导还没到来，被拐卖的妇女们就被藏了起来，领导们看到的是一个民风纯朴，风景如画的和谐山村，于是满意地离开。他们要的不是真正的真相，而是一个被制造出的真相，它欣欣向荣，与社会主义和谐发展。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刻更刺骨的“盲”？

也许，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从来不是个人，也从来不是小团体，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罪恶，是直接实施者，装聋作哑者以及我们这些视而不见的观者们共同的罪恶。这种无法翻越的“盲”是眼盲，是法盲，是文盲，更是心盲。

第二篇：电影《盲山》读后感

电影《盲山》观后感

在选修课上看了这部影片，一开始的感觉有点不以为然，但慢慢的从愤怒到失语，最终觉得一切的情绪都是枉然，因为它的“盲”，“盲”的那么全面，“盲”的那么彻底。

贫穷的农村、愚昧的村民、悲惨的命运。世上的悲剧也就如此了吧，除了惋惜、心痛、无奈之外，没有半点办法。但这究竟是谁的错呢？是人贩子吗？如果人贩子能找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良心上不会受到谴责的买卖，他会去贩卖妇女吗？是村民吗？就是因为穷娶不起媳妇，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断子绝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事情，这件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大事，什么法律、什么道德是根本约束不了的。是雪梅吗？相信别人有什么错吗？难道只要是陌生人就把他想象成坏人才对？

在电影里，依然是高山流水，依然是远离市嚣的村民，依然有城市难得见闻的羊群和山歌，朴实依然在，但它不再发光，它竟然是恶臭的，朴实延伸而来的“盲”成了所有罪责最有力的借口，它背离我们的法律，背离道德，背离人性，但它用“盲”承担了所有的不义，如果说“无知者无罪”，那这“盲”难道该获得我们的原谅？

《盲山》里，被拐卖到陕北山区的女大学生白雪梅所遭遇到的一切是社会新闻的细节化，我可以想象那些被拐卖的女子被强奸、强迫生子、与外界一生隔离的状态，但却不曾想过她们在这

过程中挣扎的种种，不曾想过“事件”之外那些人的一切态度。李杨做了一只无功无过的显微镜般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将渗透在这拐卖事件中人们丝丝缕缕的行为呈现在世人的眼前，他要用村民的“盲”来对比所谓有知者的“盲”，无疑，是一次令观者尴尬的提醒。

女大学生白雪梅被用七千块的价格买下，从一个独立的个体成为了交易的物品，她的“丈夫”在老父老母的呵斥和帮手下强奸了“老婆”，同样作为女人，“丈夫”的老母亲只会对这个女孩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女人家嫁谁不是嫁，你给我儿子做媳妇，不会亏待你的……”，我不确定这个母亲有多少恶，她成为帮凶大部分的成分可能只是觉得七千块不能白花，只是觉得儿子需要传宗接代。你愤怒，你憎恨，但是无用，这种大山深处的原始与无知，是让愤怒都显得无力的。仿佛你对着一个失聪者大吼大叫，而对方只见你嘴唇的蠕动，却丝毫也无法接收到你想表达的一切。

除了白雪梅的“丈夫”一家，还有那道貌岸然的小叔子，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表面来行无耻之实；村委会主任对白雪梅的求救置若罔闻；邮递员这厢拿了雪梅殷切递出饱含希望的求救信，那厢就把信交到她的“丈夫”手里；村民们对这个被买来的“老婆”也只是不断夸奖雪梅的“丈夫”艳福不浅；这种原始的生存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它一面带来朴实，一面也带来因无知愚昧而导致的野蛮与恶。而更令人无言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恶理所当然地认可，而并不视其为恶。这是大山内人们的“盲”，是被高山阻隔的，与外

界道德和法律认知的背离。

然而令人难过的是，山外的世界竟也是难堪的，而这种难堪却又那么真实地存活在我们的周围。

白雪梅曾有两次翻越大山逃到公路上，第一次在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公路上因为三块钱的车费而遭到司机的拒载，让她被“丈夫”抓了回去；她自此明白逃出去需要钱，于是用自己的身体跟小卖部老板讨价还价，最终以四十块成交，她揣着这钱终于买了二十块的车票乘上了长途汽车，眼见着就要脱离黑暗，却看见“丈夫”一行人在车门外，她泣不成声地恳求司机千万别开车门，然而司机、卖票员以及全车的乘客，就这么眼睁睁地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并且心安理得地看着雪梅被他的“丈夫”带走。

跟大山深处的“盲”比起来，这种山外的“盲”还要让人觉得可怕。它摆脱了原始、摆脱了愚昧、摆脱了无知、摆脱了隔绝，却更生冷，更凛冽，宛如一把尖刀般不留余地。一切未伸出援手的观者，其实在这罪恶里又何尝不是扮演着帮凶的角色，纵然没有做什么，但这无为比行凶还让人憎恶。

白雪梅最终在一个小学生的帮助下与外界取得联系，得到警察的解救，她终于带着一场噩梦般的经历和父亲一起离开沉默无言的苍山，这样的结局几乎就是报纸新闻的格式，警察是她们苦难的“救世主”。

然而我后来知道，《盲山》在嘎纳放映时是有着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结局：“丈夫”的母亲以死要挟，村民暴动，以至于警察不

得不停车离开，让女孩的父亲留下，虽然警察说一定会回来营救，但第二天当女孩的父亲要带女孩离开时被男人们抓住，并遭到殴打，女孩情急之下拿刀把男人砍了。然后黑屏，电影结束，这个结局更黑暗更绝望，然而我却更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更相信这座高大的“盲山”也许是无法翻越的。

我们国内可见的是一个安全的，符合社会安定团结的“和谐”版本，就像电影里省委领导来大山视察，却早早知会村委会。听一听村委会的广播里是怎么喊的吧：“谁要是败坏了咱们村的名声和形象，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我们绝不会对他手软。”所以领导还没到来，被拐卖的妇女们就被藏了起来，领导们看到的是一个民风纯朴，风景如画的和谐山村，于是满意地离开。他们要的不是真正的真相，而是一个被制造出的真相，它欣欣向荣，与社会主义和谐发展。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刻更刺骨的“盲”？ 也许，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从来不是个人，也从来不是小团体，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罪恶，是直接实施者，装聋作哑者以及我们这些视而不见的观者们共同的罪恶。

这种无法翻越的“盲”是眼盲，是法盲，是文盲，更是心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