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的远见

季栋梁的《上庄记》，带来了山谷中清新的风，温暖的家意，希望的风帆。那是反映低层平民生活的视角，和关注民生的温暖的人文主义情怀。

上庄是一个地处偏远的、靠天吃饭的小山村，资源、人力、资金、技术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的是孩子们对读书的渴求。村长老刘几上几下，身份更改，不改的是对扶贫村娃娃们出路的牵肠挂肚。从镇上喊到县上，停职也不松口，终于保住了上庄村小学没撤。他还想出奇招，要求县上派的扶贫干部必须是大学生，教学生满一年才给签字合格放人，宁愿不要物质支援。他认定“把娃救了就是最好的扶贫”，于是一心一意保住了学校，结果小学连年出成绩，有不少优秀学生在县上获奖。

表面上看是权宜之计，实际上是战略眼光。草根村长的智慧，来自于他对乡亲们的大爱，对现状的深思熟虑，对未来的长远谋划。基层的干部就是这样：村长、家长、校长、司务长，多长责任加身，干起工作来只能多管齐下，多声齐鸣，就像弹钢琴。 扶贫干部“我”教过十年书，又是作家，对老村长敬他如获至宝的一片诚心再明白不过了，也可以说心思撞到一起了。于是他把十年从教的经验和功夫用足了，也收获了新奇和鲜活的回报：山村孩子们对文化的敬畏向往、对规矩、仪式的庄严郑重，对师道敬仰的热烈与童真；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欣欣向荣的气息，

天天向上的气息”，让他倍感亲切，也不由对他们在大冬天里，凍红的小手握着废旧电池里的碳棒为笔、以黄土地为指写作业，老师自己用粉笔在地上打勾叉批改作业画圈的做法，深深感动，又抑制不住地悲哀。

在与山区村民接触到过程中，他结识了“两家换亲”的李谷；结识了被离异父母甩给祖母的朱小文、父母进城打工的留守子女朱小军和沈秋菊；结识了盼香和她的两个儿子马万里、马鹏程。这些人都遭遇了不幸，但善良的本性使他们毫无例外地在处事上深明大义，讲究礼数。

例如盼香指腹为婚的丈夫上大学后抛弃了她，她不得已换亲又嫁了个脑残人。盼香一人撑家力不从心，只能让大儿子帮助干活，而让更聪明、自小就过继给大爹的小儿子念书，因为大爹在矿难中丧生，赔命钱接济了全家。李谷破了换亲的不成文老规矩：谁家反悔、对方也自动散伙。他不因自己的妻子逃婚而拆散妹妹一家，成全了妹夫。朱小军天一热就全家到城里拾矿泉水瓶卖钱养家。这些人生的寒凉与无奈，显示出真正的贫困，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然而他们在精神上又是富有的！这样的村庄，出现了这样的村长，是顺乎民心必然的。老村长为人正直，因为反对虚夸，对上级算纯收入的方法有异议而被拉下过马，终因无人能替代而再次任职。

“我”也在上庄村受到了精神洗礼，激发了好教师的潜能。孩子们在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多彩年龄，遇上好老师，智力被极大地

开发了，早期教育的奥秘成果转化为现实。“我”不仅成功育人，而且尽一己所能，把好学上进的马万里兄弟和李谷的儿子转到城里上学，不花钱给办成了事；又找上级支了个人的旅游费，帮村上盖了水窖；还带学生摘枸杞勤工俭学；帮马长武花很少钱治疗性病；帮马长武姐姐追回了少赔付的工伤费八万元……扶贫干部和村民们就是这样相互帮扶着，成就着；老村长就是这样谋划着、努力着。小说以“我”的视角透视了贫困小山村的真实现状，催人泪下，发人深思。老村长的远见卓识“教育育是改变贫困的根本”，“改变命运靠教育”，他千方百计招来好老师教娃娃的追求，带有前瞻性和普适性，代表着贫困山区文化的觉醒。民族文化的振兴就应当从基层抓起，从根本上抓起才有胜算。

老村长还看到，年轻人不愿意到上庄村来代教，是因为工资低，条件差还不是最重要的。在城里打工还能挣2000元上下，而代教才800元。这种简单而直观的经济观点是一针见血的。过去在研究历史发展动力时，往往比较忽略经济原因，而强调革命；现在已经转换了视角。比如探讨秦汉的发展强大、转弱为强、击败匈奴的重要原因，是实行了田亩制度，是经济发展有了足够的物质力量应对战争。同理，山村教育的发展，更多地不是依靠教师们的思想觉悟和奉献精神，而是要向基层倾斜加大投入、提高工资，给予物质上的保证，把精神和物质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也是小说隐含的文本。

——《上庄记》读后感

我读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暑假都在学校度过，只到最后两周才回家呆上几天，时值8月末的时节，正是玉米地最浓密的时候，我便经常在午睡后带本书去田野的小路上晃悠，有的时候会爬上大榆树，有的时候会跑到小土丘上去，面对着一望无垠的玉米地看书、发呆、沉默，心里却宁静异常。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状态，我的确深深地爱着这土地，虽然这听起来很肉麻。也正是在那两年，我开始明白相比于城市里的喧嚣，这里的广袤田野和土地才是我真正的根，是一辈子都不会丢掉的。那时候的我也曾有个想法：将来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让他在老家的村里多长几年，因为多跟土地、庄稼、六畜打打交道，这种经历可以培养他善良、朴实的性格和宽厚的胸怀。现在想想这种想法大概只是我一厢情愿，农村里出来的孩子也不一定都善良朴实，也不一定都胸怀宽厚，相反也很有可能一辈子都甩不掉那股土鳖气息，就像我直到现在骨子里也还是个农民。至今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对自然、田野、天空的热爱，在外面呆了这么多年，人多的地方名气再大也都毫无兴趣。

然而这些年来，每一年回家，都在切身感受着乡村的没落，越来越感受着那个养我的村子正逐渐老去、逝去。前不久看了季栋梁的新书《上庄记》，刚翻开几页就被吸引，一口气看完30万字，读着上庄这个西北农村的变化，真的就是近10多年典型的农村变化简史，触动很大，脑子里一直盘旋着很多关于家乡的东西想要写下来。

我的家乡在石家庄，是一个有800多户，3000多人的村子，耕地超过4000亩，算是比较大的村子，曾经是乡政府驻地。很小的时候认为那里就是世界的中心。村子有一条大马路通向正北，人们出远门都是乘车从这条大马路出去，于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所有的大城市都在北方，石家庄（市区）、北京、上海、广州、台湾岛、海南岛……

曾经的村子偏僻却又喧嚣充满活力，而现在，20多年过去了，最直接地感受村子正在慢慢变得冷清，苍老。因为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

小时候谁家有了嫁娶的红事都是整个家族的大事，一般都是要大办三天，家族里面威望高的人做主管事，大人们带领着年轻一辈，操持着各个环节，杀猪宰鸡摆宴席，迎亲娶亲闹新人，忙碌而又有条不紊。小孩子们是最幸福的时刻，因为热闹，有糖和瓜子吃，还有平时吃不到

的鸡鸭鱼肉。

如果谁家有老人过世，整个家族的人也都会到齐，热热闹闹摆上一天，上午吊唁，家门口搭上台子请戏班子唱大戏，小的时候我看旁边吊唁的人哭，戏台子下人们却看得兴高采烈，就问老妈为什么死了人还会这样？老妈回答我说：“常说的俗话：红白喜事。红事白事都是喜事哪。该哭的哭该笑的笑。”如果是高寿老人无病无灾地去世，人们来吊唁都会说上一句：“喜丧！”。如果是久卧病床过世，乡亲们会安慰一句：“死了就不受罪啦！”到中午的时候蒸上大白馒头，熬上一大锅肉菜，掌勺的大喊一声：“开——伙——咯！”来帮忙的族人都去吃饭，附近的乡亲也都可以去讨碗饭吃。下午起丧送葬，放着二踢脚，子孙们齐声大哭几步一跪，全村乡亲都一路跟着围着，一直从村子的西门送到东门外。我也经常混在人群里，和小孩子们一起捡着炮筒跟到坟上，看着下葬。

过年的时候也很热闹，一个正月里要串很多家亲戚，有一年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一个正月招待了6天亲戚，整天帮着干活，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同龄小孩子来跟我玩，一直很热闹。传统也正是在这样的繁复而热闹中一代一代传递下来。但是现在年轻人都出外打工上学，然后在县城买了房，有的甚至举家搬迁。过年的时候都是过了初五就匆匆回去上班，串亲戚基本上也只有时间跟最近的直系亲属来往一下，亲戚们的关系也变得疏离。平时除了农忙时候，村里几乎已经看不见年轻人了。有些什么红白喜事，也大都是上岁数的人在操持，除了直系亲属，几乎也很少看见年轻人到场了。而寄托在这些婚丧嫁娶里面的传统文化，也注定逐渐没落。

然后就是小孩子们也越来越少，但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小孩子们的绝对数量减少，而是因为现在的小孩都越来越多地宅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再也没有我们以前整天那种满村子游荡，成群结队放风筝、追兔子、抓知了、打架的气氛了。

以前到了正月里，真正属于小孩子大场面的莫过于两个，一个是放风筝，另一个是正月十五烤火。说起风筝，我们那一代小孩，几乎每个人都会扎风筝，虽然简陋但是材料易取制作方便，只需要用高粱杆或竹条，扎出两个正方形，然后错开45°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八角形，糊上纸或者塑料布，然后用废纸卷成卷，一头穿在绳子上，另一头剪出流苏做尾巴和侧翼，一个风筝就做成了。（我画了一个示意图如下）

这几天，我读了一中篇小说——《上庄记》，故事很简单，讲了在一个穷困的小山村里，每个孩子都那么渴望接受教育，于是老村长每年都央求扶贫干部在这个村子里当老师，完成扶贫任务的故事。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却让我来来回回翻了好几遍。故事的优秀除了题材新颖，细节刻画处理入木三分外，这一扶贫干部对这个村子里的孩子所投入的热情，还让我无比的、由衷的敬佩。

扶贫干部在年前就接到老村长的电话，并确定会下去扶贫，连正月十五都没过，就被老村长催着穿过宛若鸡肠的小道，来到这么个小山村。“现在一家就一个两个娃，对娃念书看得越来越重了，谁也不愿意娃大了和老子一样打牛后截。”这是这个村子里人的想法，不论老、少、女人。本来扶贫干部去扶贫是为了从上面争取项目，带动乡亲们致富。可扶了十几年都这样，扶跟不扶一样，山里条件差，老天爷都不下雨，谁也没治。于是乎把娃娃们教了就是最好的扶贫项目。

对这个学校，这个老师，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是崇敬的，大家轮流往老师的缸里用驴车从很远的山洼里运泉水回来；看见老师都要留老师在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并宰了老土鸡；那么纯真、质朴的感情，让人不忍去拒绝。每位家长都用全部的身心为着孩子，有腿瘸着、老婆跑了的单身爸爸李谷；有独自一人带着两双胞胎的单身妈妈盼香；有爸爸一条腿、妈妈一条臂的顾小军家庭，等等，他们都用着自己所有的办法来挣钱并希望孩子受到好的教育。

到了枸杞成熟季节，老村长带着娃娃们往南边摘枸杞，只为了能多添点收入，并给村里集挖水窑的钱。

看着这些，我无法不动容，咱们生活的环境比他们不是好上多少倍的问题，而且根本都没法比。我们有好的校舍、好的老师、好的条件、好的一切的一切，但好的环境未必就能带来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缺少吃苦耐劳的能力、温厚重情的性格。在穷困的山村里，人们渴望教育，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落后面貌。再看我们的孩子们，在获得良好资源的同时，他们又视教育、学习为一种负担。是我们的孩子们不爱学习了，还是我们对孩子教育的要求太高了，还是教育内容让孩子们觉得没兴趣??我们的教育有了些许功利的色彩，一味的追求教育质量的提升，所谓教育质量指的究竟是什么? 仅仅是成绩吗？怎样让老师和学生共同取得在学习中的热情，真正能通过教育来提高下一代国民的素质，是我们要正确面对的问题。

第二篇：真正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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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远见

作者：吴淡如

来源：《视野》20xx年第04期

19xx年，英国的牛津新学院发生了一件“学校大事”。

校方在校园建筑工程检查后发现，有350年历史的学校大会堂，安全性已经出了问题。20根由巨大橡木制成的横梁，已经风干朽化，失去了支撑的力道，必须得抽换才行。

校方也请人估算了将梁木更新的价格，由于那么巨大的橡木已经很稀少了，预估每根横梁要花25万美元，才能完成修缮工程，但也没把握能找到那么大的橡树。

巨款一算出来，校方焦头烂额，若不募款，恐怕没有办法进行整修。这时，却有个天降的好消息化解了危机——园艺所负责人前来报告：在350年前，设计该大会堂的建筑师，已经想到后代会面临的困境，所以早早请园艺人员在学校所拥有的土地上种植了一片橡树林。现在，每一棵橡树的尺寸，早就超过了横梁所需。

那位不知名的建筑师的墓园早已荒芜，但在350年后，他的用心让人肃然起敬。 这才是真正的远见。

（赵缃摘自古吴轩出版社《温柔鼓声·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