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书》品鉴与感想
交织着自由与闲适，奋斗与自强，成长与成熟的大学生活，有时也不可避免的迷茫与失落。此时顺校园闲步出去，看看校外之景，便觉豁然开朗心情大好，其实一本书，一杯淡茶，也能助我走出机械，走出电子的荆棘。让那一袭烦恼伴随茶香飘到窗外。读好书是享受，《梁启超家书》不仅有助于了解梁先生的生平，更有助于我们排解生活与学习的烦恼。有了大学问家，教育大师的教诲，我们也许会像他的九个子女一样优秀。
梁启超，成名于戊戌变法，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近代学术大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共同创办清华大学文学院。除了早年政治上的先觉者，到后来的教育大家学术大师，他还是模范家长，他九个子女个个成才，都是国之栋梁。在某种程度上，可比苏洵、苏辙，苏轼一门。
《家书》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写给第一任妻子李惠仙。主要是梁先生在国外逃亡与访学期间与身处澳门的妻子的交流。关怀备至，温情脉脉，而又有大道理的穿插。精彩的一篇谈到梁先生在美国遇到华侨女郎并陷入爱恋之中事，他谈到女郎的仰慕乃至主动追求及那女子的优秀，及自己的一时意乱情迷，将自己当时的情形完全汇报给了夫人。妻子动怒，禀报岳父大人，并回信称男子可以三妻四妾。他又苦苦相劝，说妻子不明事理，自己早年与嗣同君创立“一夫一妻”会，绝不会背弃。一场家庭纠纷被完整呈现。后来梁先生也说到做到，主动与那女子保持距离。
另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是写给子女的。梁先生常年与家人分居，聚少离多，但他十分关心子女的成长与学习。在教育上很有自己的见解。很注重子女在自然科学的学习，注重所学科目与国家需求的联系。晚清垮台后，梁先生担任过当时政府的部长。父亲是部长，又是德高望重的大家，还要学习吗? 还需要找工作吗？梁先生却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女，不允许孩子依靠家庭。
他的九个栋梁子女，其中还有三个院士，这样成功国内仅此一例，国外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大仲马、小仲马父子；汤姆逊父子；伯努利家族。为什么梁家的孩
子如此有出息、如此爱国，答案全在这厚厚一叠家信中。信中表达了一种最特别也是最超前的教育理念，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也毫不过时，因为它包含着永恒和经典的做人真理。
梁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也不忘在书信中教育他的孩子们必须爱国。爱国，就像一颗种子，他把它种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成长??而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又不是守旧的、固步自封的，他深知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是旧中国最需要的。他让孩子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国外最好的知识。为了使其最大化地吸收知识，他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方向，这些专业方向又是中国最需要的、最有用的。他的很多子女是在国外学习与成长的。而放到国外的孩子们又像牵在他手中的风筝，当祖国需要之时，他就把他们拉回来为国效力。梁家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人留在国外，无论当时的中国是战火连天还是贫穷困苦。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爸爸梁启超是那么地爱国，他心里没有小小的“我”，他让每个孩子都志存高远，从小就把责任放在心里。
梁先生还关心孩子的人生伴侣，他最得意之作就是长女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和长子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当然他从来没有强迫孩子，他只是太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他们会喜欢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做终身伴侣，而他阅人的本领又是那么厉害。他欣赏林徽因的才华，对她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当得知林徽因的父亲意外离世后，他第一时间在给梁思成的信里写了这样的话：“我从今以后，把她（林徽因）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大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艺术界做些贡献??” 梁启超从此承担了林徽因全部的学费，而当时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还没有结婚，都在美国读大学。
“学习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越多越急，不见得便会受益。”女儿思庄考大学时没考好，梁先生及时安慰。梁先生告诉她：“清华是个安乐窝，太舒服，会使人懒于进取！“当女儿梁思庄刚到国外学习，一时无法适应，在学习上有些跟不上时，感到非常沮丧和痛苦。梁启超在信中写道：“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当梁思成在国外的学习中感到进入“瓶颈期”，不知道该如何前行时，梁启超在信中说：“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1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模样，怕难于想象，从那些旧照片中我们看到的是长辫子、三寸金莲、长袍马褂和那无一例外的呆滞的眼神。而此时的梁启超在给儿女的信中称呼自己的孩子“宝贝”、“baby”，常常说：“我爱你们，我想你们，想得厉害??”他一时兴起就会在信里写：“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 梁先生给儿女们的信比孩子给他的信多很多，作为父亲，亲自给孩子们写信，亲自与孩子们交谈，与他们谈学习，交友，恋爱，生活，政事等等，梁先生将每一件事娓娓道来，没有家长作风，又与今日的家长拉开多大差距。今人说父母与孩子有代沟，其实代沟不可怕，可怕的是激活代沟。父母应主动缩小代沟，和孩子们多交流。孩子开始时可能不愿理你，但久而久之，你们会相处的很好。
即使如今的父母能像梁先生这么直白地对孩子表达感情也不算多，也仅限于那些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成功人士如李开复。孩子对父母说些动感情的话也常常觉得难为情，而百年前的梁启超已经这么对他的孩子做了，将自己的情感直白地、坦诚地告诉孩子们，使得他的孩子们每一个都成为了感情丰富、激情澎湃的人。
梁先生对子女的教诲涉及方方面面，可谓无孔不入。他用浅而易懂的语言向孩子解读因果报应的佛家观点，家书内容是梁思成的兄弟梁思见因学习、做事而迷茫困惑不解而写信向兄长倾诉，梁启超看到儿子们的信件，给儿子回信说因果是有报应的，做了坏事再做好事是不可抵消的，做坏事一定要受到惩罚，会泱及后辈子孙。梁启超先生用这短短的几句，告诫儿女们做人做事的底线，正是这些传统的一脉相传，让他的儿女们知道做错事做坏事的严重后果，使他们的人生旅途多了座右铭，多了航标灯，多了舵手。梁家儿女九人成才的旅途也从梁启超先生的短短几句家书中窥见一斑，令每个看过这几句具有佛教哲理的短句而震憾。
梁家儿女九人成才的旅途也从梁启超先生的短短几句家书中窥见一斑，令每个读者震憾，在这样的教诲下，不成材似乎变得困难。
给人影响深刻的：“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其实这不仅是梁启超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也是他对所有中国年轻人的期望。自信的梁启超从来都把自己当作年轻人的榜样。晚年的梁启超除了大量的政务缠身之外，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到各地大学演讲，即使是疲劳不堪，即使晚年身患尿血怪病，即使手术误切了他的好肾，他仍然难以停下做对年轻人有益的事。他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少年中国》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读《家书》不仅学习梁先生的为人，更要牢记他的教诲，他的教育理念。因为这理念已经经历了实践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大学太过闲适，就很容易出问题。今天和朋友进网吧，明天进酒吧，后天进球场，周六KTV(周日睡觉），以致你发现抽不出时间去学习。是大学太舒服？，大学本该这么舒服？相信看了这本书的同学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读一本书，学习一种理念。放松的同时开阔了视野，解除了烦恼。所以说读一本好书是和高尚的人谈话。你是否看到了梁先生的身影呢？
吴景博
第二篇：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读书笔记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读书报告
张立方 华东师大政治学系
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反“西方的冲击”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颇，强调了中国文化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作者通过对1890—19xx年过渡时代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领域内的相互影响，勾画出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梁启超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实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代表性。
一、注重从中国内部出发的研究方法
本书摒弃了“冲击——回应”和“传统——近代”研究模式，主张应重视中国内部的发展，建议学者们研究19世纪的中国思想时，最好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设想参与”的研究方法，把自己放在当时儒家文人学士的地位。作者指出，在自1840年中西接触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冲击是有限的，西学在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立刻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应，西学与中学产生革命性的接触，那是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之后的事情。
因此，作者把梁启超的思想放在中国思想这个大背景中来进行研究，他在序言中强调：“儒家更不用说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决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在本书第一章“思想背景”中，作者对汉学和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桐城派和经世致用学派在晚清的发展作了详尽的分析。陆王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认为“心”是万物的本源，为了达到道德修养和获得知识，人们应该求助于自己的思想，或者说是“内省”，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求助于外部世界来确立修身的方向，正如朱子所说的读书是穷理的最好办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王心学到晚明时达到高潮，但随着明朝的灭亡，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出现了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倾向”的思想。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陆王学派的方法有过分抽象地空谈良知的危险倾向，他们呼吁提倡“实学”，即对儒家经典文献进行“经验主义”研究，形成了考据学派。当然提倡实学与清政府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压力有关。当19世纪初清王朝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时，经世致用的思潮开始兴起，宋学的社会政治意识也不断增强。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变化既是学术思想内在演变的结果，也是外在环境影响下产物，即艾尔曼所说的学术思想的“内在
理路和外在变迁”。作者在书中写道：“由晚清经世致用思想和反汉学运动的出现而导致的思想变化，对梁启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张灏并不赞成列文森将梁启超描写成一个文化革命者，说梁这一时期彻底摒弃了中国文化传统，只认同来自西方的价值观。作者指出：梁氏当时所说的“道德革命”与五四时期所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他既不是全盘接受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的道德观，而是对两者的选择综合。梁启超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他主要侧重将来自西方文明的公德思想介绍到中国的思想界，但梁对传统私德的信仰在很多方面也是确信无疑的，至少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中那套有关养心和束性的方法，对培养新民的人格理想仍然是有用的。他还认为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是理所当然的。
梁启超为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激励，曾求助于曾国藩的家书，他曾模仿曾国藩的做法，坚持写日记，对自己的言行每天进行省察和批评。从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家书中，梁引述出五个概念作为进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的指导原则。第一个概念是用心控制外部世界的欲望和诱惑（克己）；第二个概念是确保愿望的真诚（诚意）；第三是强调严肃态度的首要性（主敬）；第四是使自己吃苦耐劳（习劳）；最后一个概念是培养有恒心的习惯（有恒）。
梁启超也反对将儒学奉为国教，并不是儒学毫无价值，而是出于宗教对现代国家和社会功用的实际考虑，担心它阻碍思想知识的传播和发展，挑起宗教战争，危害国家安全。总之，如同中国文化传统在梁看来是复杂多变一样，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有时由真实的理智判断来决定，有时为一些说教的因素所支配，有时还不知不觉受他保留文化认同愿望的影响。
三、梁启超对西方自由主义认识上的偏差及原因
在西方，自由从根本上是个人的自由，他起源于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府、对宗教等外在限制力量的反抗，个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梁启超的自由主义观直接来源于西方，但由于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以及近代中国救亡压倒一切的现实语境的影响，西方自由思想在梁那里发生了巨大的歧变。梁始终没有抓住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个人主义，在他那里，个人自由让位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正如张灏在文中指出：梁没有认识到西方各个自由主义派别之间的区别，
“梁从来没有清楚地领会英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保护主义，即国家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每个公民的权利。”
梁启超把自由主义引进中国，主要是为了矫正中国人具有的奴性，梁否定了中国人逆来顺受和退隐的人生观，但他没有责备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只是将道家作为病根。梁对自由主义的介绍主要是为了培养中国人的权力意识，摆脱那种消极依赖君上的指导和控制的思想。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偶尔也提到个人自由，但主要指的是精神上的自由，由于他的新儒学和佛学思想背景，他相信每个人具有双重的自我：肉体上的我和精神上的我。真正的我不是肉体，而是精神。当精神的我战胜了肉体的我，才获得了自由。
梁启超将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公德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他关注的焦点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他对群体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关注，不久便使他感到自然权利说的危险性。在《新民说》中，他站在集体自由的立场上，极力否定个人自由：“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
梁启超对自由主义认识的偏差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话语及现实救亡语境的制约，总是把启蒙与救亡结合起来, 并从根本上把启蒙附属于救亡, 从而强调群体的作用和地位, 总是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负面性, 从而时时压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语言中, 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 生活在一定的时代语境中,人的思维、思想、包括具体观点都深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和控制, 按照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观点, 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不能脱离已有的知识, 任何一种新的知识都是一种视域融合。显然，梁也没有摆脱这些制约和控制，中国传统的君、臣、群、社稷等构成的话语体系对梁的自由主义有深刻的影响。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思想基础和知识背景上具有双重性，在这一意义上, 中国的自由主义话语既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话语, 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话语, 而是第三种话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