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有感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这本书的题目就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中国人困惑很久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陈志武先生给了大家一个答案。

陈志武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这本书是他多部经典散文的合集。有人说，一个现代大学生不可不具备的知识之一就是经济学知识。对于文科的我们来说，经济确实是个有些遥远的话题，所以看了这本书，让我了解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受益匪浅。

通过读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的结构大致的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一是历史与财富，二是制度与财富，三是产权与财富，四是开放与财富。从宏观上看，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交叉进行讲解和论述的。大致的脉络如下：

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制度成本太高，人们每天勤勤恳恳的劳作，可能不但没有结果，反而把努力用到了抵消别人的劳动成果上。所以，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首先，作者通过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亮出自己的观点，然后逐层递进，讲解和论述这一观点。作者先在序言中开门见山提出观点，说明财富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分为四个纬度：深度（科学技术），广度（贸易全球化），长度（时间纬度，股票证券市场提前支取），制度的作用。

接着，作者把命题的范围缩小，集中到金融创新和制度机制，“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接着作者把命题范围继续缩小，主要关注制度机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阐述了制度成本，举例论证之。然后讲了制度的核心是包括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市场交易安全。

之后作者进行规范分析的指点江山对内，在产权方面，讲述了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企业私营还是国营，和房地产行业的现状问题；对外，主要讲海外权益的保护，了解国际经济秩序，并为我国企业服务。

从前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所以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到关于中国最多的一个词是“地大物博”，并认识到正因为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中国才能发展的如此之快，我们将来也会变得特别富有。我们讲理论移到美国，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更富有。但是，到了日本，新加坡，和欧洲的一些小国家，我们发现，仅靠填平一片海水，一块空地，从无到有人造出来，可是他们却是不得不承认的比我们更称的上“富有”。这些数字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可以地小，物也不博，但它照样可以很富，同样大，一个国家，可以“地大物博”，但并不一定会很富有。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能促进其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预期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他比“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因此，陈志武先生的观点是：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

决定了厂商的原动力，因为金融证券市场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与融资成本。而关于制度机制对财富的影响，有许多学者做过论述，财富大师王永庆说的一席话值得我们深思“一根火柴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但是一根火柴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攻坚灭顶的力量，无物能御。”当然，制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也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励财富的创造。

中国近些年在金融创新上效仿西方国家已经有了一些成效，比如按揭住房贷款和汽车贷款。他们都有效减少了居民储蓄的必要性，拉动消费需求，提高了整体社会的福利。这一方面证明了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个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即拓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这些类型的证券，把固定的人力资源转化为流动的现金资源，作用是把人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收入进行配置，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尽量平均。也就是人力资本的证券化。这样，不仅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也有益于居民一生中的总体福利。

既然制度机制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不禁会有疑问，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的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相去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机制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可是这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几年里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是否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和上面的论证呢？

其实不然，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出奇的丰富的话，那么这两种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中国人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靠的就是用加倍勤劳的工作和加倍的开发自然资源，来为高成本的制度机制买单。

正是因为制度机制的缺欠，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财富观，进而影响到了内需的拉动，而且影响了媒体的透明度，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对内，更让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可种，房屋等私有财产交易被政府高税负剥削，对外无法树立负责人大国的国际形象。

梅新育：收入分配公平是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68 次 更新时间：2011-05-26 12:09:11

进入专题： 收入分配改革

● 梅新育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平等、公正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特征，历史也早已证明近代国际体系下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何其重要，而无论是从微观机制还是从宏观层次、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来看，收入分配领域的平等、公正更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在微观层次，从生产环节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都有利于激励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不是仅仅激发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积极性。何种局面更有利于生产扩大、增加供给以及社会稳定，不言而喻；须知，“一人傅之，众人咻之”从来就不能成事。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括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方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已成国际经济界热门话题，由于中国众多商品产能已占世界百分之七八十乃至更高，继续依赖投资和出口高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难以为继，扩大消费问题日益突出。

而在宏观层次，从消费环节和需求领域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国家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将有效需求集中于国内产业部门而非国外产业部门，从而令有限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拉动国内产业部门发展的作用。

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之所以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是因为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只有较少的部分用于消费，较多的部分用于储蓄；而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有较多的部分用于消费。

在发展经济学界，巴西经济学家赛尔索·福塔多较早从需求结构角度详细论述了收入分配不公平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命题。在19xx年发表的《巴西发展模型》一文中，他提出，绝大多数穷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高度失衡，这类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几乎全部集中在奢侈品上，因为穷人扣除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开支后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而汽车这类奢侈品要么依靠进口，要么由国内外资企业生产，因为国内企业和投资者既无足够资本，也不懂如何生产这类较为高级、复杂的产品。由于这样能够维持对只有外国企业才能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外国投资者很愿意保持收入分配失衡。

30多年过去了，赛尔索·福塔多的上述论述基本仍可成立。一个收入分配高度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有幸跌跌撞撞进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掌握了绝大部分购买力的高收入阶层也必然更倾向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而不是本国不那么时尚、属于中低档、质量也相形见绌的商品。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国内厂商有能力生产同类商品，也由于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而假如没有国内市场的有力支持，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实现赶超。

相反，一个后发国家如能实现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其购买力将更多地集中投向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这样，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公平，就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内资企业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长期为西方主要国家之最，一度号称“一亿总中流”，正是这种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以内资企业主导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费品的普及。

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遏制利益集团壮大的治本之道

从较长时间跨度上展望未来，现在突出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助于遏制利益集团壮大，防止其尾大不掉，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正是节制利益集团势力的治本之道。

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因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护国内市场、为本土产业创造发展空间，但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舆论上势力强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有能力扼杀这类政策，以求满足自己对外国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一般而言，适度的本币贬值能兼顾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双重目标，对本国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较强的国家往往诉诸本币贬值手段以刺激本国经济，国际收支压力较大、对出口产业依赖性较高的国家此种动机更强，经济危机也常常会强化各国本币贬值动机，以至于19xx年代大危机时期形成了各国竞相实施“汇率倾销”的全面货币战；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后，“货币战争”一词也一炮而红，风靡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公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政策工具，19xx年的秘鲁政府和19xx年的加纳政府实施未久，自身便宣告垮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政治经济精英群体日常生活消费高度依赖于进口消费品，本币贬值政策虽然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却导致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损害了这些群体的短期狭隘利益，他们便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颠覆了政府。而深受高收入群体控制的加纳、秘鲁发展如何，全世界有目共睹。

更进一步，这样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政府注定缺乏行动能力，财政动员能力虚弱：因为这个小小的高收入群体有能力制定和推行片面有利于自己的财税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而一个财政动员能力虚弱的国家无法有效应对各类经济和社会冲击，本土现代产业的发展环境因此进一步恶化。

即使是在引领世界的大国，专注私利、罔顾公利而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也会扼杀公正和发展的希望。昔日的世界帝国西班牙就是这样没落的，今天的美利坚“帝国”同样面临这种风险。次贷危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金融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但致力于推动金融改革的奥巴马却因开罪了华尔街利益集团而付出了重大政治代价。20xx年9月上旬，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主导着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他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像在谈一条狗一样。”在该年年末的中期选举中，奥巴马果然惨败。

改革初期，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尽管当时领导层就意识到了其可能的副作用，但由于相应措施未能及时同步，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已经开始出现裂痕。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奢靡和铺张似乎日益成为值得大张旗鼓炫耀的事物，以至于妨碍奢靡、铺张生活方式者被某些人“理直气壮”地抨击为罪过。“张爱玲热”在中国大陆兴起之初，笔者就曾读过一篇文章，文中讲到建国后张爱玲有一次到饭馆点了一份虾仁面，按自己习惯把虾仁吃掉，面一口没吃就丢了，饭馆中其他人都向她投来冷冷的目光，令她如芒刺在背。她大肆挥洒笔墨严词抨击这种“压抑”的社会氛围，给当时还是学生的笔者留下了此生无法磨灭的印象，因为无论是笔者那出身地主家庭的母亲，还是笔者，都无法认同张爱玲这种浪费宝贵粮食的举动，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国人的立场。

三、结束语

无需否认，在一定时间里实施过于极端的收入分配平等要求必然产生众多副作用，但走向另一个极端则必然削弱乃至铲除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根基，我们目前面临的正是收入分配显著失衡所潜藏的经济社会风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起步时对全体国民的庄严承诺；19xx年小平同志南巡时也提出了设想，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正值“全球经济失衡”已成国际热门话题、外部市场风险日益加大而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兑现30年承诺，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正当其时。

第二篇：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

陈志武：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

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

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

度成本。

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前期中,我们谈到“武打”作为一种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意义，特别是当正式司法不可靠时它对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经济交易的发生和市场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以粗鲁暴力建立的“丛林规则”与相应秩序往往是一种低效的“多极”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充分地深化。为了让经济实现最大可能的深化，

就需要某种正式司法支持下的“单极”秩序。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话题。自从19xx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一时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今天，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在这期与下期的专栏中，我们

不妨试着回答这几个问题。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 换句话说，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发生，甚至也可以发行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兴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积蓄已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不到位，虽然众多创业者与企业家都需要资本，大家也都没办法，那些积蓄资金无法配置到资本的需求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这里，制度成本表现为“勉强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进一步的经济

发展很难”。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涵盖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这两个中心命题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作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

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中国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正如前面所提，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

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像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

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跨地区交易无法进行，全国经济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要么通

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

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会在整体上很低，也就是生产率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在经济上不可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劳动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

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在加拿大,这一过程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需时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

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参见《新财富》20xx年11月号本栏文

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

话？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均GDP与勤劳成反比

附图中，我们把25国的人均GDP与其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放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工作时间的长短看作测度一国人们勤劳程度的指标，那么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数据基本证实了前面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所讲到的道理：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附图说明，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

穷。道理也在这里。

勤奋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能否认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

题。

(稿件来源：新财富，作者陈志武，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

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