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读曹建国《从神仙之思到忠臣之怨——汉代咏屈赋中的屈原形象》有感

曹建国，男，19xx年7月，安徽霍邱人。20xx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和出土文献的教学和研究。

摘要，屈赋本身的神仙思想和汉代求长生的社会风气，导致汉代士人咏屈赋中出现了大量的神仙家语。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逐渐确立，汉人对屈原的认识经历了由神仙到贤臣的转变过程，与此同时，屈原之死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屈原的形象的转变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态，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及学术背景。

第一次看到这一标题的时候，我就被深深吸引了。因为从小学第一次接触到屈原开始一直到我看这篇论文之前，在我的观念里，甚至可以说在大部分国人的观念里，屈原就是一个忠臣，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他热爱故土和自己的国家，最终因为难以承受国土的沦亡而投河自尽，这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形象，所以神仙之思的说法让我着实好奇。

在论文中，作者以汉人咏屈赋中大量的神仙之思为始，引贾谊的《吊屈原赋》、张衡《思玄赋》、杨雄《反离骚》、屈原《离骚》、东方朔《七谏》等篇章，来论述汉人咏屈赋中大量神仙之思的缘由及屈原本人神仙之思的体现。

读汉人咏屈赋，我们不难发现，汉人在感叹屈原生不逢时，为屈

原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不幸遭遇鸣不平的同事，通常会在赋中安排一个远游的情节，如《远游》、东方朔的《七谏》、贾谊的《惜誓》、王褒的《九怀》等篇章中都有涉及到远游这一环节，其目的实则是以求仙摆脱现实的困顿处境，所以这种远游就是仙游。”这就使汉人咏屈赋呈现浓厚的仙灵气息。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 仙人形象。在汉代咏屈赋中出现大量的仙人形象。如贾

谊《惜誓》：“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巧皆在旁。”（第228~229页）赤松、王乔是两位神仙，他们不仅在《惜誓》中出现，在其他汉人咏屈赋中也大量出现。

二、 长生之法。汉代咏屈赋中的长生表达出了那种泛泛的对

长生的渴望。如《九叹》：“欲与天地参寿兮，与日月而比荣。”还有大量的技术层面的表述，即通过何种途径求得长生。概括地说，这些长生之法包括：1、辟谷。古代服食家认为五谷之气滞留肠胃，使人短寿，故避食五谷。汉代咏屈赋中没有直接出现辟谷，但却多次提到“饥”。如张衡《思玄赋》：“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这里提到的“饥”便是因辟谷而致。但古人辟谷并非不吃，而是另有服食之物，如六气、金丹、黄白、五芝之类。2、食气。古人认为人之生乃气之聚，炼气化神可保长生。如《惜誓》：“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3、食玉。把玉与长生联系在一起，应该是一种得长早的观念。汉代咏屈赋中有大量食玉的记载，如张衡、王逸说到“饥”时，其疗饥之物都是玉，或曰玉英。4、食补。在咏屈赋中除了上述食气、食玉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食补方式，主要是食五芝，如《九怀》：“北

饮兮飞泉，南采兮芝英。”

三、 仙乡仙所。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常常提到昆仑以及蓬

莱等地。在汉代咏屈赋中也有关于蓬莱、瀛洲等海上仙山的描述，但并不多，相对而言，汉代咏屈赋中更多关于昆仑及其相关地方的表述。据作者统计，《惜誓》、《哀时命》、《大人赋》、《九叹》、《反离骚》、《思玄赋》、《九思》等篇章都提到了昆仑，而《惜誓》、《大人赋》、《哀时命》、《九叹》、《反离骚》、《思玄赋》等篇章都提到了诸如丹水、阆风、弱水、飞泉、咸池、白水、悬圃、三危、流沙之类的地方，这些地方多与昆仑相关。

四、 四灵仙物。四灵或称四象、四宫，即青龙、朱雀、白虎、

玄武。四象本身即是长寿之物，更主要的是四象可以充当升仙的使者，传说中皇帝便是乘龙升仙的。而在汉代的墓室或祠堂的画像中，四象是最为常见的题材。可以想见在墓室中经常出现的四象，实际上便是导引死者灵魂升天的使者，正如马王堆帛画所展示的那样。正因为四灵长寿且能充当升仙的使者，所以汉代以后便成为道教的护法神。在汉代的咏屈赋中，关于四象的内容很多，无一不是充当升仙或仙游的工具。

由此，作者经过缜密的考查和论述，得出结论，汉代咏屈赋中的

确含有神仙之思。至此，作者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什么汉人在咏屈赋中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构造一个神仙世界呢？不可否认，汉代是一个求仙风气很盛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无不对求仙长生怀有浓厚的兴趣。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说汉人咏屈赋的仙

游仅仅是为了迎合时代之风尚，或者说这些辞赋的作者纯粹是借屈原满足他们的神仙之思呢？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大家都要借助屈原来表达神仙之思呢？或者说为什么写到屈原就要写仙游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屈原其人的思想观念。事实上，《离骚》最完整地表达了屈原的思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作者发现其中也不乏神仙之思。

《离骚》中有许多关于香草的记录，屈原不仅被服香草，而且饮食之。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注以“坠露”为“正阳之津液”，“落英”为“正阴之精蕊”，已含神仙观念。

屈原在《离骚》中提到两次南游就是游九嶷。第一次是为了求女，作者认为，从神仙观念来解读，求女与求仙有关。一者，求女与房中术有关，或者说是房中术的隐晦表达；另者求女也是逍遥神仙生活的乐趣之一。可以说，第一次游九嶷，其本意虽不在仙游，但结果导致仙游。第二次是在屈原听了灵氛之占，心尚犹豫之时，重华派众神来接，其目的还是为了劝其上下而求索。所以屈原的两次南游，可以看做是仙游。

《离骚》以及屈原其他赋中都提到了“彭咸”。作者赞同清代学者俞樾的说法，认为彭咸是彭铿，一位神仙中的人物。《离骚》在“乱曰”中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第47页）此乃承接上文游昆仑之文脉而来，只是非常绝望而已，表明要离开楚国，并无必死之意，与上

文“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等表述也相近。彭咸是一位自在逍遥且善水游的神仙，其遗形去智，不为世俗所累，东方朔称其擅“娱乐”，刘向称赞其“水游”。彭咸既是一位与水有密切关系的神仙，则屈原之沉渊就不能看做是世俗意义的投水而死，而应是登仙意义的“尸解”。

至此，作者为屈原之死做了一个独特而全新的定义，推翻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贞不屈、受尽屈辱的屈原，反而展示给我们一个洒脱随性、自由烂漫而又忠于神仙之思的屈原形象。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人咏屈赋中会有如此浓厚的神仙气息，这气息正好是承袭屈原和屈赋而来，是对屈原思想与屈赋精神的解读。其实汉人咏屈赋不是或不仅仅是语言或问题层面的拟骚，而是更加深邃的思想层面的解骚。

那么究竟为什么几千年来，人们始终相信屈原之死应当归结于忠臣之怨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屈原的形象被改变了呢？作者又对后世人将屈原之死归结于忠臣之怨进行探讨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汉代第一个从理论上品评屈原及屈赋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刘安。作者认为刘安评价《离骚》的标准就是神仙观念。刘安只是为了强调《离骚》比《诗》高明，并没有将《离骚》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中来的意思。

据《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汉武帝礼遇刘安甚于诸王，其中的原因便是他们有共同的爱好，那便是求仙长生。正因为武帝爱神仙，所以武帝时期的骚赋，如《大人赋》《哀时命》之类的主旨之一便是神游，而屈原也自然成了出世的神仙真人。由此可见刘安也是以神仙

家的角度来品评屈原及屈赋，而未把他概括进儒家经典中。

东汉以后，由于爱好经术的光武帝刘秀大力推行，中经明帝、景帝，儒家思想学说的性质和路才真正完成了根本性的变化，构建起贯通宇宙、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庞大系统，成为生活世界意识形态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对屈原及屈赋的接受发生了转变。率先对屈原发难者是班固，不仅如此，出于维护儒家经典的目的，他认为刘安所谓《离骚》“兼《诗》风雅”之评又“过其真”。

作者认为，尽管班固批评屈原及屈赋，但他却是汉代真正以儒家思想观念解读屈原及屈赋的人。

汉代对屈原及屈赋的接受并非一开始便被纳入了如家的政教伦理系统，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神仙到忠臣的嬗变的过程。大体上说，西汉的屈原更像是神仙家的形象，在遭受不公平待遇之际，便可以远游辞世，沉身汨罗也只是成仙之人的蝉蜕而已。到了东汉，随着思想一致时代的来临，屈原及屈赋解读的神仙之思逐渐淡化，甚至如班固加以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赋中所体现的神仙观念进行了批判，屈原之死也成了彰显君恶的罪状。最终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标志，对屈原及屈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于是神仙之思变成了托物比兴，“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的神游变成了“怀念楚国，思慕旧故”的陪衬，这都是为了凸显屈原的“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与之同时，《离骚》称“经”，而屈原之死也被赋予了大勇大德之儒家伦理意义。

我忽然想到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老师曾经说过，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审美是可以被掌控的。大概人的思想也是如此，在东汉儒家

思想一统天下的情况下，由于屈原之死违背了儒家的君臣礼仪，致使其国君蒙受污名，东汉的学者将其改造，使屈原之死符合其儒家经典。而屈原也被赋予了儒家经典思想的意义，这意义被传承下来，几千年不变。即使有如曹建国等学者的考究论述，终究无法改变目前大部分国人心目中屈原仁义悲凉的忠臣形象。

然而，我又怀疑这一理论的准确性，因为毕竟如曹建国等学者也只是站在几千年后的世界，以个人的思想和理解来解读屈原，其所能依据的也只是遗留在历史中的部分文献资料，还不论其几千年间文字解读的差异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很欣赏这一关于屈原形象的全新解读，它让我看到了一个全面的、立体的、真正存活过得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永远只有正面形象，如同框架或者标志一般树立在历史博物馆中的完美雕塑。

都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方式。我认为只要我们愿意去研究和探讨，还会有更多、更独特、更立体的屈原形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全新的发现者也许会是我，也许会是我身边的某个人，但无论如何，都会展现给我们一个更加生动的人、更加鲜活的历史。

第二篇：重读屈原2

重 读 屈 原

博兴县吕艺一中 王玉珍

文人的不幸是文学史上的万幸。命运的不幸造就了屈原，造就了国人景仰的屈子精神。

——题记

正是因为仕途的不畅，经历的坎坷，才有了李白的豪放浪漫经典、李清照国破家亡的吟叹、马致远那夕阳西下踯躅独行的凄惶??在追思这一位位文人志士之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那奠定唐诗宋词基石，开创诗歌先河的《离骚》《楚辞》，自然而然地忆起那铭记于国人心中的爱国诗人屈原，还有他用人格品行写就的屈子精神。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无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出身贵族，却不安于既得利益，毕生追求美政；他博闻强识，改革内政，实行法制，一心为振兴朝纲；他曾触犯贵族势力，身遭长达20年的放逐，但仍为理想不懈追求，上下求索；他命运坎坷，但仍在穷困潦倒之际，采楚地之风物，集楚地之音律，写出了光耀千古的杰作，开创了诗歌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正是屈原这种为理想而求索的精神折服了世人。

“世人皆醉我独醒”，你光辉峻洁的人格，让世人叹服。 在俯首就可以安生，附和就可以保富贵的现实当中，他遗世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不妥协于邪恶势力，敢于抨击权贵，针砭时弊，坚持真理。在斗争中再现了“虽九死亦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的人格魅力。

“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忠于国家，关心人民，他那赤诚的爱国精神世人景仰。他峨冠长佩，独自行吟，哀叹民生，为推行“美政” 殚精竭虑，大声疾呼。他虽因诽谤而被放逐，却始终心系祖国。壮志未酬的屈原最终汨罗投江，那是因他痛心于楚国的衰亡。“国在家在我在”，他用行动诠释了对祖国的依恋。“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把这种感情化为诗句，寄托自己对将要失去祖国的哀伤。

屈子没有远去，历经千年的沧桑，读其诗仍如兰草馨香拂面，品其人格仍让世人感怀景仰。重读屈原,不仅是对其作品的重温，精神的缅怀，更重要的是将他的人格魅力、精神给养根植入我们的精神土壤。

在追求面前不放弃，在灾难面前不退缩。这就是屈子精神，国人精神。

(本文刊登于20xx年10月《少年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