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1302 2120130025 周韬
《新常态改变中国》读后感
寒假之前，经朋友介绍买了这本《新常态改变中国》，这真是一部顺应经济形势变化而诞生的好作品。书中内容有释义新常态、改革建言、宏观经济分析、改革试验田、投资新思路、企业应对、房地产与土地和互联网金融共八篇，每篇都有三到五个经济学家谈大趋势的文章，并且对下一个时期经济主体顺势而为、获取经济红利、用智慧跑赢经济下行压力，给出了及其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书中开篇就给我们阐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和事实：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缓慢、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现象明显。所谓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的。在旧常态中，为了追求9% ～10%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企业产能过剩、资源短缺、房价高涨、消费率降低、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新常态实际上就是保持正常增长速度的经济常态，兼顾增长率和增长质量。
新常态下，国家会越来越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重视经济发展质量，不能依靠卖地来赚钱和还债；重视经济发展效益，大力推广清洁能源；重视改善民生，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用“中医疗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高增长中的“消化不良”问题，挤出经济高增长中的水分。布局“一弓双箭”（“一弓”指贯穿我国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双箭”指横贯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长江经济带），推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制改革，带领优秀的大型蓝筹上市企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以走出去到国外建设的方式来消化产能过剩，让企业逐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以适应变革，让经济以每年6.5% ～7%的速度稳健增长，逐步消除旧常态下重视规模、重视速度、重视重大项目带来的弊端。
经济新常态下也存在着许多风险和机会，实物资产配置比重过大带来流动性风险。经济增速下滑，通货膨胀引起现金贬值，劳动力人口下降，老龄人口增多，健康问题导致医疗费用大额支出，房产需求也部分得到满足，几年来一路高涨的繁荣景象，加上未来房产税的出台和房价的波动调整，房产作为实物资产的重头，出不及时将导致资产价值大幅缩减，所以应该减持实物资产的比重。
对于个人而言，投资将会面临资产错配的风险。主要是说，现在中国个人投资比例最大的是房地产，而随着房地产进入下降周期，房价下跌的风险无疑将增大。书中也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以及房地产进入下降周期时，增加配置金融资产是个很好的选择。譬如通过资本市场投资一家公司，比亲自去经营一家公司要灵活很多，就是流动性很好。因为每个行业都有上升和下降的周期，尤其是实业。而股票市场则可以在一个行业进入上升周期的鼎盛时退出，再进入另外一个处于低潮期的行业。这就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窥探市场动向。
同样，我们的机会也是相当多的。在新常态下，能度过下行期保持高增长的公司特点是公司核心竞争力强、技术和管理领先、成为跨国企业等等。而民生性、公共消费性基础建设、能源行业已有生产力
的绿化和升级、金融行业的互联网金融改革等等都具有较大的挖掘潜力。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中国金融要想走出去，沪港通是关键的一步。沪股通是境外投资者买卖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范围内的股票，港股通是内地投资者买卖香港上市的规定范围内的股票，加起来就是沪港通。由于资金门槛高和其他条件的限制，真正跨出大陆去香港股市博弈的股民是少之又少。而香港是个开放的市场，许多国际资本都在这个股市流转，中国股市要想充分利用这些资本同时扩大影响力，就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面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大趋势，我们要学习新理念，新方法，用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去适应它。老话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果还是用旧常态下的旧模式去运行，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不久的将来，基本的金融知识和价值投资理念将和现在的计算机操作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常识。
第二篇：《变革中国》读后感
读《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是什么力 量推动改变，主导改变，而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是怎么样起步的呢，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破土改革是怎么样引导经济从一个封闭的、计划的社会迈向市场化的呢？尽管知道大部分的过程是曲折，不为大部分人所知，而直到我阅读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才对这30多年的惊天巨变有了些许感慨与体会。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展现给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改革过程中的“双轨结构”。 所谓“双规结构”是中国经济成功离不
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这一点与我们看到了历史书本里面没有说到的。在这本书里一共提到了4次“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xx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偷偷试行的原因太多了，同时也取得许多发展，并且这些偷偷摸着石头过河的举动最终也得到了肯定，为改革开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就停留于表层，因为尽管有许多的成形的活动，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恐怕也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这本书中的历史经验考察也表明，改革并不是一个上层突然施加就能成功的活动，而是有一定的延续性，毕竟中国地域辽阔，存在着太多的无知。而接下来的试点推广，渐进改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可是将地方实践慢慢推广，也并非易事。 要知道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不是一触而就的。于是这就更好理解了陈邓两大思想派别的思想争执给了改革一个缓冲时期，正是这样的缓冲时期正真给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基础。可以说，在中国那个时代的“双规结构”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但是同时不可否认上级领导人的认真斟酌。一面是人民群众的渴望摆脱贫穷，一面是中国必需坚持发展，于是就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国领导人迈出了许多重大意义而踏实的步子。 接下来是对“地方竞争”的分析得到的体会。 对“地方竞
争”进行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科斯和王宁想说的中式资本主义的“双轨结构”，尽管作者们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地方竞争”这一概念经张五常的传播而广为人知，大意是说地方政府就好比是税收承包公司，19xx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交了中央的之后所得的更多份额可以留给地方，这就促成了地方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所以各地都有追求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而一份好看的GDP或也有助于地方行政长官的升迁。尽管很难说经济绩效决定了所有官员的升迁，因为这还同样取决于中国传统中深嵌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共 产 党长期累积的但并不透明的干部培养制度，但地方经济差的官员被提升的机会将大大减少。这样一来，不同地方之间就展开了竞争，从整体上来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这在改革初期实际上起到的重大作用不仅仅只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为当时未知的社会提供了更多地机会。这个竞争在我们今天开来视乎是一个开始，因为在缺乏市场
的时代里，大概绝大部分人还不能意识到竞争的重要性。 最后，也是收获最大的一点，思想决定一切。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堡垒经历了一系列的创新与改革。从固守在毛泽东思想下的绝对社会主义体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体系以及之后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的变革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变革。不可否认，在毛泽东经济时代下，共 产 党人的内心对未来充
满了迷茫，但是精神上却十分满足，无一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于是借助了苏联的发展模式，自己搞起了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待当时，这种借鉴其实只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然而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加致命的是严重地侵蚀着社会反思自己错误的过程，于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不能被发现，经济不能高速发展的现实没有被发现，甚至连最初坚持的实事求是都忘记了。这样的格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打破。 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开始后，改革序幕自此拉开。但是要知道，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洗礼，在被如此僵固思想统治下的共 产 党员，要怎样去面对自己过去崇拜了那么就的思想竟然是错误的呢？这个时候邓小平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化解疑惑，为正真大刀破斧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曲折的道路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理念而变得平坦。党内以及社会的舆论还在进行着，改革的阻力重重，到处有人被抓，到处有人被质疑，在这个阶段“走资”还是存在，“走资”还是在被打倒。但是毋庸置疑这个时候的中国只要給一丝的希望，就会为着生活而无比努力的奋斗着。而我们的伟大领导人却在这样的时刻始终站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对外发展的原则，逐渐以一种纠正、一种缓和的呼声不断的将一项又一项改革推进， 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现在看来，处于改革开放发展瓶颈的中国，决策者也必须意识到之所以目前的决策
质量低下，与思想市场发育不足、竞争不充分有很大的关系。而思想市场之所以匮乏，又恰是因为对思想进行了严格管制所致。经济增长依赖资本、禀赋要素例如土地等、还有劳动力。而在资本和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拓展，却能够带动经济的新增长。尤其是其中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是熊彼特器重的“创新”的源泉。创新要被激发出来，要形成持续不断的创新，源头必须有活水，而思想恰是这源头活水。尽管GDP高速发展着，经济没有因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是经济被后的危机以及我们的产业转型问题等等问题。我们的思想应该创新，我们的改革还得继续。 时代在发展，我们都在憧憬着中国未来的发展， 憧憬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变革中国》：科斯眼里的中国道路 就在笔者写作本书的时候，科斯的《变革中国》一书在中国上市，在中国又重新掀起了一股科斯热，而科斯也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学者。科斯本人在其《变革中国》一书也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始至今，从来都没想到放弃社会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相反，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被看作第二次革命，一次新的长征。中国政府一直矢志完成毛泽东尚未实现的发展经济的遗愿，正如19xx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指出的一样，让中国“在本世纪（20世纪）末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由于共产主义自称为资本主义命中注定的掘墓人，人们普遍认为共 产 党无法与市场经济改革并存。但我们不能犯下将政党本身（共 产 党）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画等号的错误。每个人都会具有多重身份（例如男性、教授、丈夫、经济学家以及亚当·斯密的崇拜者），同样，政治组织也有多种可变化的身份。虽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但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在其生死存亡的时刻，也可以进行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各种试验。 由于没有把共产主义与共 产 党划分开来，许多人在考虑经济转型这个问题上误入歧途。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是把共产主义，从组织到信仰，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地清除出去；转型经济必须与过去的社
会主义制度一刀两断，才能放下所有的历史包袱，走向全新的市场经济。与此同时，许多为转型国家领导人做智囊团和顾问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充分掌握足可以让他们建设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体系，但前提是要抹去一切社会主义的痕迹。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通过理性设计而建成，正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中的“致命的自负”。早在几十年前，哈耶克就曾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发言中提到：“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建设自己想要的社会，而其实那些知识我们并不具备，这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前苏联国家摒弃了社会主义，中国则开始了以拯救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在经济改革起步之时，中国并没有选择摈弃社会主义从头开始，没有以一个全新的蓝图开始，而是延续着对旧体制的修补，因此中国也因此有幸成为了逃脱学者们“致命的自负”的一个偶然案例。 科斯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在历史上但凡研究制度的学者都是充满社会良知的人物，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丑恶，主张社会改良，当然科斯也不例外。 科斯是19xx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其他多数诺贝尔奖得主多为多产作家不同，科斯一生著作甚少，基本上只有两篇主要论文：一是19xx年发表的“论企业的本质”，二是19xx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当然数量不是关键。关键的是，科斯的著作是否包含真知灼见。 科
斯本是社会主义者 19xx年，在《企业的本质》发表五十周年之际，科斯在会上发表了三篇讲演，追述他思想的发展过程。科斯的回忆有两点值得注意。科斯强调他三十年代写作《企业的本质》的思想背景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写道：“我那时是社会主义者。我19xx年去美国时拜见的人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党的总统候选人托马斯”。当时科斯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同学勒伦，曾专程去墨西哥拜见在那里流亡的托洛茨基，并在後来与兰格一起成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两位主要理论代表。科斯明确地说明了他写《企业的本质》是受当时社会主义思想论战的激发：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因为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太高；但另一方面，全社会作为一个企业又造成管理成本过高。因此，“企业的本质”是介於市场和国家之间的组织形态，企业的存在本身即是由於市场机制的缺陷。 对于“科斯定理”的解释，可以有两大类： 第一类解释直接从字面上引申，强调交易成本为零时，私下交易可以有效解决市场缺陷问题，但现实中难以做到， 第二类解释将“科斯定理”倒过来理解，即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将影响最终资源配置。 科斯的无奈与遗憾 科斯本人的多次直接说明第二类解释是他所想传达的本意。从逻辑上看，科斯19xx年《企业的本质》就强调交易成本不为零是理解企业的关键，故顺理成章，“科斯定理”也应理解为“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财产
权的初始分配将影响最终资源配置”。但是，在西方和中国流行的，却是对“科斯定理”的第一类解释，即“交易成本为零时，私下交易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对此，科斯抱怨道：“我的论点是说明将正的交易成本引人经济分析的必要，从而使我们得以研究现实的世界。但这并不是我的文章的效果。各种杂志上充斥的是关於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定理的讨论。” 当然，科斯本人对於第一类解释的流行，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在诺贝尔演讲中，承认了别人对他的批评，即他未能对交易成本的来源、性质作出明确界定，故使得“交易成本为零”假定中的“交易成本”都包含什麽项目含糊不清。 但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就是因为写论文的方便，人们更愿意假设市场交易成本为零，但写论文和解决实际问题是两码事。科斯有自己的主张，但他也不反对别人继续研究他的理论，别人的结论往往与他自己的真实想法截然相反，这也是科斯比较困惑的地方，甚至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篡改或是断章取义的运用科斯的主张，这其实是科斯本人也不能接受的。 “产权明晰”和“私有化”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科斯本身是研究公共经济学出身的，他的经济学，最初被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后来发现产权与交易成本关系很大，所以又开始研究产权，但是产权分析从来就没有与私有化联系在一起，科斯本人也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主张。目前比较有定论的科斯定理表示是无论产权归谁，只要产权明晰，都能达到最
高效率。其实推进私有化的从来不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主张，在美国科斯、斯蒂格利茨等大佬级人物都是反对私有化的，产权明晰和私有化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科斯针对中国从来都很关注，他也给反复提醒中国“中国不需要学习西方”，“中国也不能指望西方”，而这也切中中国经济学界的实弊，中国人动不动就大谈科斯、佛利德曼、哈耶克，但中国的这些人真的了解这些人吗？大谈科斯的人，估计都不明白企业的性质是怎么回事，交易成本如何避免，而大谈佛利德曼的人估计99%都没有看过《美国货币史》，更不懂“单一规则”为何物，而那些大谈哈耶克的人，也从来不像哈耶克那样重视法律的作用。 知名学者秋风也曾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曾说“容我大胆地说一句，这群号称研究制度的经济学人是一群教条主义者”，但秋风无疑是太客气了，这些人根本是不是什么教条主义者，因为这些人连基本的教条都不懂，都是别有用心的胡搞乱搞，纯属糟蹋经济学，给整个经济学丢人，正如秋风指出的，大师们反对福利国家，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政府向不能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提供某种基本福利。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享受不到任何福利，一旦进行福利改革，首先失去福利的正是最贫困的人口。可是，那群经济学人却在担心福利损害效率。 大师们也反对工会垄断，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努力本身；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工人缺乏这
种基本的结社自由，一旦他们试图自由结社，就会遭到相关限制。可是，那群经济学家已经在恐惧根本就不存在的工会了，他们也把一切呼吁保护劳工基本人身、结社、言论自由的行为，视同反对自由市场。 大师们反对不受节制的民主对于自由的负面影响，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民主制度本身。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基本民主架构尚在成型之中。可是，那群经济学人却已经事先担心起民主的弊病了。而且，他们不是考虑用宪政的手段矫正民主可能的弊病，而是干脆拒绝民主，轻易地断言，无民主是一个美好社会的前提。 大师们也反对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干预，但他们永远不会反对法律保障私人产权。在中国，问题恰恰在于，私人企业得不到这样的法律保障。可是，那群经济学人却把政府恩典下的放任、甚至放纵当成了自由，而全然不考虑在政治气候变化的时候，产权能否免于政府的侵害。他们以为政府提供基本的法治保障也是不正当的干预。 这些人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经济学的声誉。因为他们错误地把种种反自由的制度，如工会、产权的法律保护及政治民主之匮乏，当成了自由市场的构成性要素或前提性条件。经济学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治国术”，但凡是“术”的东西就很难排斥他人的运用，不幸的是当这些“术”与“道”分开的时候，就成为了某些人赖以作恶的工具。以至于很多人都感叹，“忘
掉经济学吧”，被物质主义迷惑的心灵是无力思考高层次问
题的。
《变革中国》读后感 (2013-03-25 00:46:12)转载▼
近两年，都有幸在年初与不可多得的好书邂逅，今年读到的好书是Ronald Harry Coase的《变革中国》。Coase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xx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理论的核心是交易成本与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变革中国》一书围绕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详细追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和其中的来龙去脉。
而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撰写、完成于2008至20xx年期间， Coase教授出生于19xx年，本书完成时，他已是地地道道的“百年身”。仍能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待课题研究，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予以充分的同情、尊重和探索精神，令人无法不钦佩得五体投地。
本书回顾的历史上溯到中国建国后的毛爷爷时代，除却对于历史的分析、回顾和总结，我自本书中总结了以下四点我相当认可、或我认为有价值的内容：
1. 1. 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没有任何
市场经济可以在制度真空中运作，非市场因素，包括政府、法律、社会形态以及道德准则等等，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是“社会事实”；分析经济模式，离不开对社会与对社会事实的研究；离开了社会，社会事实无处藏身，遑论市场经济。
2. 2. 对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肯定：不跟随所谓的“中国模式”理论（即全能政府主导的模式）；而是提出：“中国奇迹”的背后原因是双向的，上层主动开启中国经济改革，但市场的庞大活力却在之后出发了难以阻挡的 “边缘革命”，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 以此回应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市场化”成份质疑的观点，并肯定中国市场化转型对于全球市场经济的贡献和价值。
3. 3. 对于中国人民与传统文化的尊重：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全人类的潜在价值——中国如要得到世界的认同，需对自身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自知与自省，发掘那些具备普世性的价值，与西方文明进行对话与交互，在开放中发展，获得更深远的生命力，如此才能既保留自身传统，又贡献于世界的多元化。
然而本书也指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曰法治缺失，二曰国有资本垄断，三曰自由思想缺失。其中自由思想是我要
说的第四点：
4. 4. 自由思想：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一样，思想市场也是一个生产要素市场。在思想市场里，知识能得到开拓、分享、积累和应用。企业运行、产品开发与创新，都依赖于一个思想市场的运作。思想市场也直接的影响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发展，正是思想市场塑造了消费者的需求，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最终决定了商品市场的性质及其运作效率。当今社会，民主还是非民主，吸引了当今政治辩论的大部分注意力，但开放的思想市场才是政治体制运行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封建统治政治机制下，极为开放的思想市场，造就了彼时的盛世，如唐朝。而现今中国，在大学教育垄断、功利化的制度安排下，自由思想作为生产要素极为重要的一极，缺失极为严重。
本书后记中写到，当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羽翼丰满之时，两者便能相互支持、相辅相成，人类的幸福和创造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携手行进在坚实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