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大求真》观后感
王鼎森 4年级8班
今天我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课，我们观看《新闻大求真》节目，这个节目紧扣中小学生安全教育，以“我安全，我健康，我快乐”为主题。看完以后这个节目深深地触动了我。
节目运用游戏的方式，通过学生们的实验，告诉我们踩踏事件中，人群密集迅速冲撞，力的作用频率大大增加，5个小朋友的紧接着的发力达到了627公斤，因而会造成很大伤害的原因。人越多，踩踏的力越大，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上下楼梯时，一定要有序，靠右行进，不得互相推搡、拉扯、踢打、奔跑、追逐、疯玩打闹。如果不幸遇到踩踏事故，人群拥挤，被人推到，正确的保护姿势特别重要。两手交叉，肘关节在外，就可以保护胸腔，留住呼吸空间，就可以不被人挤的窒息，腿微微前倾，就不会被人挤的摔倒。还用了小朋友喜欢的口诀来记住动作要领。人多拥挤易踩踏，认清出口顺序走。人被推挤先护胸，弯腰提鞋万不可。一旦摔倒莫惊慌，保护头胸蜷身体。
节目通过小学生鲁贝贝的奇遇记，交给了我们防交通事故、意外卡喉，热液烫伤、居家安全等方面的知识。
走路时要注意行路安全。横穿马路时，要走人行穿越道或者过街天桥。穿越马路时，养成看交通信号的好习惯，红灯停，绿灯行。要一停二看三通过，还要注意来往车辆，不要追逐，猛跑，斜穿或突然改变行路方向。大中城市的马路，一般都分成机动车行驶的快车道，自行车，人力三轮车和其他慢行车道和行人走的人行道。行路时，必 1
须走人行道。在人行道行走时，不要多人并行，不能一边走路一边疯玩打闹，追逐嬉戏，在路上快速奔跑，看书或者我拿手机。在没有划出人行道的路段，要尽量靠边走，这样才能确保行路的安全。
20xx年造成学生伤亡第四位的是坠楼和坠崖，全世界每一天都会有2270个孩子因为小小的疏忽，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活生生的事例，血淋淋的教训，告诫我们一定要有安全意识，学习安全知识，学习自救知识，只要这样我们才能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迎接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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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闻史感想
一个学期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即将结束，藉此机会写下自己的一点小感悟。一个学期以来，我对中国新闻史的认知与感悟，更多的是来自课外的阅读以及资料查找中，当然，课堂的知识传授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首先，我想谈一谈我对“新闻史”这一词的理解。我认为对这一词的理解，是我能够深入理解中国新闻史，以及世界新闻史的一个前提。可能和大多数的同学一样，我在刚接触“新闻史”的时候，只是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新闻传播或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可在某天某地，有人介绍我去拜读新闻理论的泰斗甘惜分的一片文章，现在模糊记得甘先生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大学新闻专业应该设置在史学门类上，而非文学门类”，当时只是为这一观点感到新奇而留下一点印象而已。在上《古代汉语》课时，偶然发现《史记》、《左传》等历史文献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具有新闻的5W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原因、事件。更让我惊奇地就是，在我翻阅上学期所写的一篇《从史记看是司马迁的史学精神》中，我看见了一个词——“秉笔直书”。这既是中国古代史学界的一个原则，但又何妨不是新闻从业人员所需具备的素质呢？突然之间，我脑中就出现了一句话“新闻与历史总是形同一体，难解难分”。
偶然之间，我似乎意识到“新闻史”又可以解释为“新闻与历史”。每每想到这，我越发感觉到“新闻与历史”之间联系之紧密。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没有经历过文明断层的国家，自然就会留下浩如烟瀚的史学巨著，如《春秋》、《左传》、《国语》……当然还有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除了这些煌煌巨著，中国还衍生出难以计数的民间野史，如大家熟知的《世说新语》。无论是在这些被列为正统的正史里，还是在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野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这些史学著作中，我们很难分辨出这是历史文学还是新闻报道，也就是说它们两者的边界存在着极大地模糊。（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以这些文章是否具有“新鲜性”来判断。中国古代史界都
有不写当代史的传统。）
当我查阅有关新闻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相关资料时，才发现，众多先贤已经对这问题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19xx年，李大钊就曾经发文说过“新闻上所记的事，虽是片片段段，一鳞半爪的东西，而究其性质，实与记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其相似。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纪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料”[1] ，而且董桥也曾说过：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既然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为了保证定稿的真实以及表示对历史的尊重，新闻采访与报道就必须做到真实无误，不弄虚，不做假。古代的史学家极其重视才华、学问、见识以及史德，其实这四点也适合于新闻从业人员，有才华、有学问方能与采访对象深层次交流，才能在采访过程中得到采访对象的尊重，有见识才能让采访不落窠臼，而有了职业道德才能让自己在新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秉笔直书，这个被老祖宗刻在骨子里面的信条，也应该是今天新闻记者传承发扬的品德；传神的文笔，即如何用娴熟的文笔来展现事物，重现新闻现场，这也应该是记者技能学习的应有之义。
本学期，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拜读了埃默里父子与罗伯茨合著，展江教授翻译的《美国新闻史》。期间，经常不自觉地将美国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作一些比较，也做了一些记录，现记录如下：
第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谈到美国新闻发展史，一般会想到“新闻自由”；而想到中国的新闻史发展史，一般会想到“新闻管制”。于是很多人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新闻发展程度远远先于中国。（美国进入“专业化、组织化、规模化”的近现代传媒时代比中国早将近两百多年，在很多方面，美国的传媒制度的确有先进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可是，这种脱离历史背景，社会基础得出的结论必然不会反映出真实的
情况。在我看来，中美两国的新闻发展史不能做如此简单的比较，“自由”与“管制”并无优劣之分，平常人所说的好坏只是利用的方式是否得当造成的而已。任何国家的新闻行业都必然的存在着“自由”与“管制”，所不同的只是哪个是主要的政策而已。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至少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如此），农业社会的性质就使得专制统治有着其稳固的社会基础，在农业国家里，以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运作的，（如兴修水利），那就必须借助专制统治来筹集资源。与此政治经济模式相适应，媒体管理制度也要顺应历史要求。相比较而言，在美国，除了纵横向分权（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相互分立）外，还实行纵向分权（联邦制）。美国政治学者将美国人的政治核心信条归结为民族与自由……与主流政治文化一脉相承，美国的新闻媒介的思想体系也以新闻自由为核心。[2]
我认为还有两个原因，造成了中美两国出现完全两种不同的新闻理念。一是两国的新闻有着截然相反的出身，中国的新闻是在封建主义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其政治地位是被隶属的；而美国的新闻与政治就像同胞兄弟一样，其政治地位是“共生关系和监督关系”（虽然在后来党派之争中，报刊沦为党派间相互攻击的工具，但在总体上，美国的报刊还是独立性质很强的）。二是由于中国古代经济基础以及政治制度决定着其难以产生私营性质的报刊，即使能够产生，也难以发展壮大，那么就只能沦为统治者愚昧人民的工具；相反，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而且美国人民从独立起来就笃信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对政府控制媒介具有与生俱来的恐惧与厌恶，那就唯有通过法律来摆脱受控。《权利法案》的第一条对新闻工作者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以下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申请之权。[3] 所以说，中美两国的新闻发展有各自独特的特点，不能简单的凭借一两个概念来判断优劣高低。
第二，真正意义上的传媒时代，也就是近代才产生的。在西方大概是四五百年的，在中国不到一百年。“直至到1704年，……(北美殖民地)才出现了一份符合真正报纸所必须具备的的条件的出版物”[4] ，也就是说美国美国进入到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时代也就是三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是对比中美新闻发展史，还是纵观世界主要国家，只要是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媒体（绝大部分是报刊），都一定与革命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中，报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斗争首先体现在反印花税斗争，在印花税开征的前一天，《宾夕法尼亚新闻与广告周报》在报纸分栏的空当处印上了深黑色的边框……用来表达哀悼的传统标志在这一期被设计成墓碑的形状“[5] 。“1776年，殖民地的许多报纸都转载了潘恩所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常识》，它促使了那些徘徊观望的爱国派加入到革命运动中。”[6] 随着战局的发展，潘恩又在《宾夕法尼亚邮报》发表了十三篇名为《危机》的文章，“这一响亮的号角引起了各殖民地爱国派报纸的反响”。[7] 同样而言，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报刊选登了邓肯总统签署的《解放黑隶宣言》，为北方在南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无独有偶，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传媒时代，恰逢中国旧制度崩溃，而新制度仍在探索的动荡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改造中国，其中，报刊就是这些阶级宣传自己思想的有力武器。《循环日报》“成为早期改良派系统宣传其政治主张的重要舆论阵地[8] ”；在维新运动中，《强学报》刊文“明确提出明定国是、开设议院、批评科举、改革学校、整治吏弊、变法维新等政治主张”[9]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其机关报是《民报》，“该报大量宣传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民族主义和以建立共和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在一开始就高举“民族和科学”的大旗，拉开了一场彻底的反封建专制运动的序幕；到了国共对峙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不同阵营的
报刊更是展开了唇枪舌剑般的较量。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到了今天的信息化年代，报刊仍是政党宣传政治主张，引导公众思想导向的一个重要工具。
还记得本学期的一个课堂讨论——“洋人在中国办报是否属于文化侵略？”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在讨论之前，我也搜集了很多的资料，虽然在课堂上讨论的结果不尽人意，但反复思量后，还是把对此的一些感想写下来吧，亦不负当初的一番努力。
直至今天，我依旧认为“洋人办报在中国办报是文化侵略”，但它却是“罪恶之树上结出的善良之果”。先看看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吧！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到晚清已经超过了一千多年了。只是当传教士充当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前锋，当他们的用高傲的眼光粗暴的踏遍神州大地的山山水水是，在国人眼中引起震动、惊奇、乃至厌恶时，传教士问题才成为中国政府乃至中国人民所必须正视的问题。我并不否认来华的传教士中不乏某些动机纯正的传教士，如来华以福音传教的医生伯驾。但在国弱民穷的清末，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就是像郭士腊，裨治文这样赤裸裸的强盗。郭士腊就亲自参与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裨治文则更是赤裸裸的在其主办的《中国丛报》说：“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他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10] 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时期传教士进入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动机不纯。从一开始，他们就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思想永远都是政治体制的根基。就像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集权制的基础一样，西教是西学、西政的根本。而外国传教士正是捉住了中国人想向西方学习政治体制的心理，竭力向中国推行西教。但很可惜的是，其收效甚微，但为这一目的而服务的手段——西学则达到了极大地传播，对中国走向近代化产生了直接而
深刻的影响。而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学的载体就是——报刊。有人说：洋人办报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新闻传播思想。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只是流于表面，止于基本概念的陈述，且缺乏系统的新闻传播理论的介绍。我国大部分的新闻理论都是我们自己的先辈用自己的亲身办报实践总结而来的。
无论如何，洋人在中国办报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这罪恶之树上结出的善良之
果也对曾中国的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首先它们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产生。虽说传教士带来的新闻传播理论并不系统，但无
论怎么样，晚清时代的中国毕竟有了一些像言论、出版自由先进的新闻理论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序幕就是在众多洋人办报的过程中揭开的。
它们促进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迸发。包括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追求
开明开化的科学思想，追求了解世界的历史思想等。从某个方面来说，传教士对西
学的传播，正好适应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需要。鸦片战争后，昔日的天朝上国顷
刻间变成了败军之将。众多有先知先觉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科技的落后，纷纷要
求想西方学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自强”的口号。教会报刊在这种需求的
推动下，先后设置了介绍科技知识的板块。与此同时，教会报刊上也有很多关于介
绍近代政制的文章，如介绍民权、议会等文章。这些文章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
使得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在强烈的对比中看到西方民主政制优于中国封建政制，从而
生出变革中国政治制度的要求。
教士在中国办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对这段历史，究竟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众说纷纭，争论仍在永远不会停止！一方面，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
个问题，不可否认，晚清洋人在中国办报，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愚昧、落后，
而是充当列强的马前锋；但是，即使目的是罪恶的，可这些宗教性报刊确确实实的
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大推力。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应该深思那段历史是否有什么经验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呢？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洋人在中国办报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经验：一个国家不仅要注重文化的传入，因为闭门造车只会造成落后，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本国文化发展的滞后；同时，一个国家还要注重文化的输出，因为文化能够改变人的思想，这是任何武力所无法办到的。这些经验同样能用之于今天。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
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中国新闻事业史》，也许并不像读《史记》那样厚重。但正如有人所说的：历史是枯燥的，但每一段历史都曾经是一段鲜活的故事，都曾有人有人为这个故事笑过，哭过。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也许真的很个、枯燥，但我们更应看到历史的背后却是新闻先辈们用自己生命铸就的经验，对于前行者们，他们也许能够从中找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