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王斗智勇

——读《刺客列传》

院系：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刺客是由于政治或者私怨等原因专为他人谋杀或者暗杀其他人的人，“刺客”的“客”便由此而得。在我国，刺客是在战国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于雪芳，2006）。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 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栾为，2004）。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单为刺客们列了一传，与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列在一起，可见在太史公心中，刺客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刺客列传》中的刺客，最后的结局无不是身死。他们是他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管他们是如何卷入这场斗争中的，在他们身上，无不体现着智慧和勇气。加以太史公恢弘的描绘以及详略得当的叙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这五个人的事迹与性情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读每一个人的事迹，自有其感人的一面，历史已经远去，刺客这种“职业”也不复存在，横向对比观看这五刺客的事迹，我们将在他们已经艺术化的故事里面，得到刺客故事吸引司马迁吸引我们的理由。

一、《刺客列传》五刺客的横向对比

读《刺客列传》不难发现，五个刺客都是为他人而死。或者是因为动荡年代的政治纠纷，或者是因为找到知己“士为知己者死”。

这五个刺客中，刺杀的人都是君王或者臣子，都不是手无寸铁的一般百姓，而往往有

着自己的随从和侍卫且数量极多。

二、 刺客们的相同点

1、 义

如前文所说，这些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去刺杀别人，原因或是受到恩惠或是找到知己，都体现了一个义字。曹沫为齐桓公征战，最后割地议和，为了国家的利益，曹沫刺杀齐桓公逼其归还丢失的土地，这是为国家着想；专诸跟随公子光刺杀吴王僚的动机似乎并不是因为公子光有恩于自己，但是从公子光想在吴国危难时篡位专诸的“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充分体现了他会国家考虑的义；豫让自不必说，因为智伯是知己，待自己与其他人不同，于是便要为智伯的死报仇，这是一义，而在赵襄子放过他之后，他因为自己“有二心”感觉羞愧，“漆身为厉，吞炭为哑”，就是为了不让人认出自己，体现了对忠义的高标准要求，最后又因为义不能两全而自刎，虽然以当今的价值观来看待豫让的做法评价不一，但是每一个举动都是对义的一种诠释和升华；聂政为了母亲“埋没于菜市场”成为一名屠户，受了严仲子恩惠后毅然于行孝后替其行刺，后怕自己的亲戚被认出自毁容貌，都是为他人着想的表现，义之外，还有孝行。

古人对义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于死的意义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不苟活于世，宁愿为义而死。而一般这种义，总是辅以更多美好的性情，比如曹沫和专诸的心怀国家，比如豫让的知恩图报，聂政的孝和对姐姐（亲人）的关爱。古代贤人总是同时拥有这些美好的品格，但是不是在动荡的年代，贤人往往不能得到重任。又因为政治纠纷多，催生了刺客这一职业，于是许多有义之人不妨为国而死。死的壮烈，也用最激烈的方式表现了生之大“义”。 2、 勇

和“义”并行的美德，是“勇”。刺客刺杀的对象无不是指点江山的大人物，

身边少不了保驾护航的侍卫。“摄于君威”的人，往往在他们面前连话都不敢说。但是《刺客列传》中这几个刺客，都是单刀赴会，没有随从或者帮手，或不想打草惊蛇（如聂政），或因为只有自己有刺杀之心（如曹沫），或因为个人的报恩原因（如豫让）。这些都是需要勇气的。

五刺客中，最能表现勇的，当属曹沫和荆轲。曹沫是鲁庄公的臣子，平日里受鲁庄公的君威，但是面对和鲁庄公身份相当的齐桓公，在没有鲁庄公事先商量的基础下，刺杀齐桓公，并且面不改色，义正词严地对话，要求齐桓公归还丢失的土地，正是这种勇气吓到了齐桓公和他的随从，所以才失地才得以失而复得。荆轲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刺杀秦王的过程中，他不像豫让那样鲁莽，直接冲上去，首先他进入的是戒备森严的秦国，其次他抱着一颗必死之心没有畏惧，还要在秦王面前表现得是来归顺的，在者整个过程中的冷静需要最大的勇气。而这两者的共同点，实际上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大义，心怀国家，也就具备这种勇气。

3、 知恩图报

“知恩图报”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义”的一种。但是这又不同于心怀国家的那种“义”。之所以把它列为五刺客的共同点是因为在我看来，曹沫最然是为了国家，他逼齐桓公还地有可能也是因为是自己战败失地的，但是如果没有鲁庄公的赏识和重用，他恐怕会像聂政一样沦为屠户，或者像荆轲、豫让一样遭受先前的冷遇。知己难求，所以豫让在遇到智伯后感恩戴德，自己为智伯报仇，而且因为“义”不杀赵襄子之后，自刎以求对得起智伯。

知恩图报反应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时有勇有义的贤人并不得到重用。聂政就是其中的一个典例。表面上看来，他似乎没有豫让那样的不遇之忧，而且是为了侍奉母亲所以才当了一个屠户。但是如果有人赏识聂政，他就不用因为经济问题而委屈自己当一个屠户，或者说他会有更对更大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侍奉自己的母亲。聂政名声在外，后来严仲子多次请求，最后施以厚礼（这对聂政家庭的经济问题来说帮助很大），这种恩泽有两重含义，其一他给聂政家里带来了物质帮助，其次这让聂政看出来严仲子是真正赏识自己才干的人。所以在自己母亲死后，聂政就主动去帮助严仲子，成了一名刺客，最后自己被杀。

“士为知己者死”，让刺客们甘心为此而死的恩惠，并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别人对自己的赏识。荆轲和豫让都曾受到过冷遇，所以对知遇之恩特别珍惜，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时局动乱，有才的人往往难求知己，这样的“时势”也造就了这些“英雄”，成功与否并不是评判标准。

三、 刺客们的不同点

1、 主动和被动

容易看出，成为刺客与否，有主动和被动之分。虽然刺客们的有勇、义的共同点，但是主动和被动的分别，在于际遇的不同。

主动的刺客有曹沫和豫让。但是这两者有不同。曹沫本身是鲁将，他本身已经得到鲁庄公的赏识，又是鲁国的一名大臣，所以没有经济上的问题可供其他项雇佣刺客的人用利益来诱惑他让他来行刺。他行刺齐桓公完全或是因为自己战败，或是感恩于鲁庄公的赏识。豫让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是主动为了智伯而当了刺客。这五个刺客中，实际上他的动机也是最单纯的，就是为了感恩。

主动成为刺客的人成为刺客的原因不尽相同，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故事和原因，某方面来说并不具有共性。受外界非人为环境的影像也相对较小。另外一种是被动

做刺客的人, 主人先有目的地结交这些人, 然后想尽办法、想尽手段地收买他们, 再利用他们, 这些人是被动成为刺客的（于雪芳，2006）。被动当刺客的人相比之下会有更多的无奈，因为本身，他们是没有相当刺客的。最后当然有出于自己性格的原因（出于义的原因）去当刺客的，也不算背于自己最初的意愿。

这些人的际遇并没有那些不需要“诱惑”的人好。这其中，聂政可以和曹沫对比，聂政成为刺客的最直接原因其实就是严仲子的经济帮助。在这之前或许他只是侍奉一下自己母亲简单地生活。但是因为这个严仲子的多次拜访和礼遇，自己最后成了刺客。荆轲虽然当刺客没有露出不愿意的神色，但是当他在等待朋友异同上路的时候，被太子丹质疑是否是真的愿意刺秦王的时候，毅然马上出行以示自己的决心，在路上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其中透露这些许无奈。

尽管如此，他们的忠勇是没有区分的，尽管生在乱世，或者被迫成为了刺客，他们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刚烈的性格，最后还是勇于承担了任务。最后被载入史记，流传千古。

2、 勇与谋

勇是这几个刺客的共同点，但是在计谋方面，五刺客的表现有所不同。

豫让和聂政的刺杀行动都是缺少智谋的。刺杀君王不管成功与否最后都是死路一条，他们都没有为自己刺杀后的出路思考。我们看豫让，就是有勇无谋的人。他因为受智伯知遇之恩而找赵襄子报仇。但是两次因为就这样没有任何准备地上前刺杀最终都没有实现自己最初的目的。豫让同时是缺乏思考的，第二次刺杀赵襄子的时候，赵襄子说“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豫让深知自己不会成功，只求刺赵襄子衣服几下。其一，如果豫让有更加严密的计划，就不会这样两次尝试都遭到失败了。其二，从赵襄子两次释放豫让的行动上看（第二次是豫让自杀），赵襄子的“君之贤”可见一斑，跟在赵襄子身后并不等同于“委身”，也可能遇到智伯和遇到赵襄子的顺序不同，导致最后豫让的命运的不一样。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豫让的做法是一种“忠”，但是照现在的角度讲，他这种做法并不是正确的、最好的做法。

少谋的人，并不能总是像聂政那样最后行刺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聂政是因为他的“勇”掩盖了“谋”的不足，但是豫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而谋略最多的，这五人中，就是荆轲了。他在走之前就没有把自己的刺客身份暴露在秦国人面前，而是有谋略地先把自己装成自己是降服与秦国的，他甚至还劝说燕国大将樊於期将自己的首级奉献出来，以在秦国取得信任。在武器上，也是做了相当的准备的，用药物处理过的匕首，放在图轴下面，等秦王打开图轴的时候刺杀秦王，这之中甚至有对刺杀整个过程的细节考虑。最后从结果上说，秦王没有被刺死，所以是失败的，但是就是因为荆轲细致的谋略，“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这就是谋略地具体体现。也因为这个环节，才让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样跌宕起伏，脍炙人口。或者可以这样说，没有谋略，荆轲甚至很难接近秦王，他的刺杀计划几乎完美，只是天不遂人愿。

四、 感想和小结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名垂后代, 得到后人的高度赞誉, 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人们无法为自己报仇时, 就会想到刺客的这种士为知己者和英勇无畏, 成为人们的渴望, 是人们心目中完美的英雄。

从司马迁对五刺客的描述来看，无疑太史公对他们是持支持和赞扬态度的。前文

分析过五刺客的相同点，是勇与义，还有知恩图报。联系太史公自己的际遇，他为国家鞠躬尽瘁，在“义”这方面为国家尽己所能，但是却没有得到赏识且受尽凌辱。所以他为五刺客列传，除了对五刺客的智勇赞叹之情之外，也包含着自己的情感，更多的是对自己没有得到赏识的悲愤以及对自己的“义”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感叹。

对五个刺客的评价没有统一。有的人认为“刺客实乃杀手并非反抗强暴（杨宁宁，2000）”，但是更多的人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的气焰，不一而足。从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五刺客的行为，当然有很多可以指摘的地方，如此前提到的豫让应该对智伯“愚义”还是更应该追随赵襄子这个气度非凡的人。但是用现在的视角去观察这五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可行的？

在我看来，除了记录史实，《史记》中或多或少包含司马迁的主观色彩。这也是让《史记》有这么高的可读性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在读史记的时候加上自己的更多思考，这些思考可以是前人的视角也可以包含自己的价值观。

五刺客既成为刺客，命运就应该算是一种不幸。不管他们是不是最后为自己所看重的义而死，他们如果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更加有价值的地方，那么就会少很多叹息。当然故事本身的艺成就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方面来说，五刺客身上具备的这些品性，正是现在许多人所缺失的，从这里可以学习到的很多，列举到此，无非说明《刺客列传》和《史记》各方面的成就，而阅读它、分析它、多方面多角度地思考它，这些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大收益。

五、 参考文献

【1】 于雪芳. 说刺客-读《史记·刺客列传》[C]. 陕西师范大学, 2006. 468-477

【2】 栾为. 《史记》中“刺客”“游侠”之比较[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4, (6): 89-92

【3】 杨宁宁. 是反抗强暴，还是统治者的杀手——对司马迁《刺客列传》的再认识[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0, 122(4): 74-80

【4】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第二篇：《史记》读后感1000字作文

小编导语：《史记》你有读过吗？读过了《史记》，你有写《史记》读后感吗？小编为人整理了关于《史记》读后感的作文，更多读后感尽在巨人作文网。

杨恽，丞相杨敞之子，司马迁的外孙，素有才学，喜好结交英才俊士，廉洁无私，先后继承父亲和继母的财产约一千多万，统统分给了别人。但他生性刻薄，侍才凌人，喜欢揭发别人的隐私，对于违逆自己的人，想法设法加害，得罪了很多人。

宣宗时，宗庙演习礼仪，戴长乐代行天子事，回来跟椽史下属说：“我面见皇帝，接受诏书，代替皇帝演习礼仪，秺侯给我驾车”，有人就上述告发戴长乐“非所宜言”，下廷尉。 戴长乐疑心是杨恽教唆别人告发的，所以也上书告发杨恽。这样没影子的事，也能被怀疑上身，可见杨恽平时风评之恶了。

杨恽平时说话肆意，因此罪状极多，一撸一大把：

董忠驾车奔入北掖门，杨恽对张延寿说：“听闻以前有奔驰的车撞上殿门，撞断门关，马儿撞死，而昭帝驾崩。”诅咒皇上。

韩延寿下狱，杨恽上书营救，有人问起，杨恽说：“事情哪里这么容易！正直的人不一定能保全。我尚不能自保，正如老鼠衔了比老鼠洞更大的东西就进不了洞。”意指当今皇上象老鼠一样不能采纳贤人。

观看西阁上尧、舜、桀、纣的画像，杨恽不称颂皇上为尧、舜也就罢了，却指着桀、纣来比较：“天子路过，多问问桀、纣的过错，可以得到借鉴。”

听说匈奴单于被杀，杨恽引用亡秦比喻当今说：“这种不贤明的君主，不用大臣的良筹善划，自取灭亡。正如秦世任用奸佞，诛杀忠良，终究亡国，如果能亲任大臣，国祚就能一直延续到今。古今一丘之貉。”

这么多罪状，随便一条都可以判死刑，幸好宣帝和戴长乐有旧交，不愿追究此事，各打五十大板，削职为民。

这下该学乖了吧？不，杨恽还是那样不知收敛，一边用原先的俸禄治产业、经商逐利，当时认为这些是不合卿大夫身份的事情，一边交接宾客，饮酒高歌，免官的人这样高调也不合适。好友安定太守孙会宗好心劝说他，他写了封《报孙会宗书》，对自己被免官的事怨望不已，而且还讥讽孙会宗任职蛮戎旧地，该处品行贪鄙，桔化为枳，“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愿再和他多谈，悁狂之态，和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有得一拼。

中国古代有一种以悁狂为刚直的逻辑，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也是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因为悁狂就不能为大多数人所喜爱，也不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往往因言罹难，这言词就被认为是刚直不阿了，其实哪里就是呢？

侄儿杨谭对他说：“西河太守杜延年以前因罪免官，现在征召为御史大夫。你罪行轻，又立过功，会被重新起用的。”杨恽说：“有功有什么用？县官（皇上）不值得为他尽力。”杨谭说：“县官（皇上）的确如此，盖宽饶、韩延寿都是尽忠效力的官员，因事被诛。” 这里要解释下“县官”，有人误解用“县官”称呼皇帝是不敬，其实不然，这是汉人熟语，用县官指朝廷、天子，起源不详，“赤县”可以代指中国，疑心这“县官”就是“赤县”的“县官”。晁错《论贵粟疏》“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宣帝时赵广汉下狱，属吏百姓守在皇宫前哭号者数万人，有人说：“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这里的县官，就是指朝廷。

再说下盖宽饶，司隶校尉，曾经上书引用《韩氏易传》：“五帝以天下为公职，三王以天下为家业，家业传给子孙，公职由贤人继承，如同四季的运转，功业成就的离去，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该居其位。”当时执金吾议，以为盖宽饶意欲求禅让，大逆不道。

回到杨恽，这时恰逢日食，当时认为日食是天变，有小吏告发杨恽“骄奢不悔过，日食灾异，是他招来的。”按说古人认为日食是天变，但一般只有皇帝、丞相这样的人才能承担责任，比如汉成帝的丞相翟方进就因“荧惑守心”，火星侵犯心宿二而被赐自杀，杨恽貌似还不够格。

廷尉审讯的时候搜查到《报孙会宗书》的底稿，其中杨恽对自己被免官的事怨望不已。其中有他教奴婢拊缶而歌：“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诗经》有比、兴的手法，屈原的《离骚》是以香草美人喻正人君子，美人见嫉、香草荒芜，比喻君王失道。廷尉就根据这个逻辑，得出结论：

高山，喻人君；芜秽不治，喻朝廷荒乱；一顷，百亩，喻百官；豆，贞实之物，应在仓库，零落在野，喻忠臣（杨恽自己）见弃；萁，曲而不直，喻朝臣皆谄谀。

判决大逆不道，腰斩，妻子儿女流放酒泉。侄子杨谭、好友孙会宗、韦玄成、还有那个画眉的张敞一律免官。

后人往往看来觉得荒谬，其实这个逻辑本身还是遵循是不错的，王维“北阙献书寝不报， 南山种田时不登。”（《不遇咏》）就用过这个典故。这个判决，开创了比兴法判决的先例。

到了明清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索引法，不要说香草美人，任何字句都可以成为大逆不道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