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读后感

《大外交》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总结历史资料结合工作经历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提炼以其独特的视角做出的对外交的发展历程与国家关系沉浮的精辟总结，使读者对外交这一概念及其具体实践有了一个清晰地认识，是外交学界内的一部大师级著作。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把这本书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马汉的《海权论》并称为国际战略和外交关系领域的必读之书。贯穿全书的是中世纪到后冷战的国际关系的历史，书中基辛格并没有枯燥乏味的平铺直叙史实，而是以一个美国外交官的视角将其所看到的表象与进行深入剖析，分析每一个外交策略背后的故事，笔调幽默诙谐，令读者置身于一幅生动的外交史画卷之中。

书中基辛格把美国定位为“肩负人类最高理想，致力于把和平与安定散播于世界上所有角落”的国家，它相信人性本善，是在传播其价值观，没有权力政治的观念，排斥殖民主义，主张民族觉醒，它用美利坚成长壮大的经验告诉全人类，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大陆上，一群充满理想的移民在自由和民主的体制下，经过两百年时间，发展为世界头号大国。书的开篇，首先提到了两个总统，一位是老罗斯福，另外一位是伍德罗威尔逊。前者是现实主义政治的提倡者，后者是理想主义政治的提倡者，从实践的角度看，前者更实用，但是威尔逊的论调则成为美国后任所有总统的一致推认的主流。美国的两任功勋总统其实所用的手法并无二致，为什么威尔逊为后人所提倡而罗斯福被后人所忘记，就是因为推销美好的价值观是有广大市场的，乌托邦式的描绘给现实主义的丑陋披上了最光鲜的外衣，使人们陶醉于其高尚的情操而忽视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本质的趋同。基辛格被人定位为“现实主义”外交家，

和他的总统尼克松类似，他对人性的看法更悲观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一种常态，和平反而不是常态，和平只有建立在制衡和均势的基础上——斗争之所以不出现，不是因为道德的约束，而是因为害怕报复和制裁。人的社会的演进很有意思，最初所有人都是遵守道德的约束的，突然某一天有些人不道德，于是其他人为了制约他，必须想出一些办法去制裁和约束他，这就产生了暴力的工具，也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产生了战争，也产生了阶级。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的远景都是为了消灭阶级，人人平等，大同的世界。但在手段方面有所不同。而历史的演进也充满了挫折，倒退，困难，喜剧和悲剧交替出现，和平和战争交替出现，从乐观主义的角度看，历史总是向上的，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最终人总是会产生矛盾的，总是暴露其自私、贪婪的本性的，总是根据现实而不是理想决定其行为的。不过从历史来看，注重互惠互利，眼光超越自我，为了一个群体而奋斗，提倡共同进步，其结果都会好过零和博弈要好。美苏两极争霸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是提倡私竞争的，开放的世界带来的一种巨大的指导作用，示范造成了竞争并最终促成了行业整体进步，而封闭的体制则害怕竞争，越害怕竞争越封闭，最终当封闭的大门被从体制内打开时，体制就不消外力而自我崩溃了。这看似是一种残酷无情的经济学规律，但又是一种善良的伦理哲学。——生存的哲学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建立榜样，通过自身的行动去感化他人，实现合作，互惠互利，共同进步，感化的作用会造成敌人的归顺、自行瓦解和人心所向。这也是美国如何赢得和苏联的冷战的根本原因。也是诸葛亮如何七擒孟获让其心服口服，秦始皇用暴力不过二世而汉朝用德行和仁政能矗立百年的原因。

在国际关系上，也贯穿了两种普遍的思想，一种是均势制衡的思想，它注重实力的分析，根据现实做出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行为；另外一种则是威尔逊式的外交，它的根源是唯心论和宗教，提倡超越现实的价值观，无私、奉献、平等、自由。前者最早来自于17世纪的法国的天主教枢机主教黎塞留，在中世纪宗教统治的欧洲，国家的界限非常模糊，民族主义的观念很淡薄，教皇是人们顶礼膜拜的人物，人的生命和国家的生命交予上帝——世界是神秘的，唯心的，不可知的，宗教控制一切。黎塞留以一个主教的身份提出了国家利益至上的观点，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人的灵魂是不朽的，但国家崩溃则无可挽回。”黎塞留面对的是生存环境非常残酷，四面八方均有强大的敌人的包围，提出现实主义的观点是出自生存的本能。为了国家利益，天主教教徒的黎塞留放弃了意识形态，掀起了反对中欧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他暗中支持新教徒和宗教改革，为其反对宗教的束缚提供武器和物质资源，支持敌人的敌人，挑拨离间，从中得利。由此造成了三十年战争和中欧的割据，最终的结果是促成法国的壮大，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势力。黎塞留的思想奠定了近代欧洲外交的基础，也直接瓦解了欧洲的宗教势力，促成了很多国家的诞生。 物极必反，法国的强大造成了其他国家的恐惧，尤其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征服，各国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自由、博爱和平等”冲击深感恐惧，而实质上，拿破仑打着“自由，博爱和平等”的口号行扩张之实，造成了对欧洲正统的冲击。为了维护欧洲的秩序，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设计了“神圣同盟”，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结盟，维护欧洲秩序。还有四国同盟，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其目的是遏制法国。欧洲达到一个平衡和均势的局面，英国则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英国提出“光

荣孤立”的口号，除非欧洲出现一个威胁均势的大国，英国不会介入欧洲的局势。英国和美国不同的是，英国更多的是考虑现实的利益，而美国的行为则出自道义。英国的两个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唯一的分歧在于，如何避免均势被打破。也就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区别。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死后，欧洲出现了两位人物，一个是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一个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前者愚蠢的错估了形势，低估了普鲁士和高估了奥地利，形式上分裂神圣同盟，但是实质上，造就了普奥战争，以及中欧一个强大国家的统一——德国的统一。俾斯麦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纵横捭阖于各国之间，缓解了外部的压力，利用矛盾和机遇，造就了德国的统一。

俾斯麦设计的维持欧洲均势的协约，也就是保证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因为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天才而弱化了矛盾，但俾斯麦之后，威廉二世毫无目的的扩张，与英国俄罗斯交恶，不留弹性空间的与奥地利结盟，造成了一战前的紧张，最终，一战以斐迪南大公被刺杀而引发，一战造就了一个有趣的局面，德国西面受阻而东面胜利，造就了英法尤其是法国被削弱，而奥匈帝国被瓦解，东欧和巴尔干很多国家宣布民族自决，俄国则爆发了十月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下，退出欧洲宪兵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介入，尤其是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使得美国将本国的价值观移植到欧洲，认为“欧洲的战争起源于均势，只有消除均势，建立国际联盟才能维持和平”，而实质上，欧洲的战争恰恰因为丧失了均势。结果导致了巴黎和会中，战胜国不胜，战败国不败的局面，战胜的法国国力大大的削弱，而德国则保存了实力。徒有其表的国际联盟和凡尔赛协约不起实质性的作用，

执行上遇到很多障碍。德国出色的外交家史特瑞斯曼更是巧妙的运作，逐渐离间了法国和英国美国的关系，在裁军、赔款和撤出占领区等问题上，逐渐向着德国期望的方向进展，事实上，德国暗中扩军，而美国给予的贷款超出了德国的赔款，法国忌惮德国的壮大，但无可奈何。

威尔逊提倡的国际联盟，大谈特谈十四点原则，但是这个象征性的国际组织最终变得毫无执行力，根本无法保证罪行得到惩罚，而提倡者美国则早早的退出舞台，不问不管欧洲的事务。一战后，法国虽然被作为战胜国看待，但实际上，它损失惨重，而战败国德国则保存了实力，法国在欧洲大陆无法抵御德国的攻击。但在表面上，英国和美国则认为法国具有扩张的野心，力主恢复德国和遏制法国。德国的赔款看似很惨重，但美国为其提供了贷款，使得德国战后的地位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实质上增强了。战后的联合国的作用也与国际联盟类似，表面上设置了程序和法律，造成一种民主和平等的氛围，但最终做决定的往往是具有实力的大国。例如19xx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成了入侵的障碍，而不是维护和平的工具，它象征性的谴责了苏联的行为之后就变得无能为力。类似还有新世纪初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联合国已经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象征，决定结果的是大国的实力。

苏联和美国的冷战，在19xx年后开始，到九十年代初结束，其中美国在经历越战的失败之后，战略上处于守势，苏联在此后则大肆扩张，入侵埃塞俄比亚，古巴入侵安哥拉，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此无能为力。苏联在80年代初，给世人造成的印象是——共产主义将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则全面撤退。而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之后，再悲观的人也不会想到鼎盛时期的超

级核大国苏联居然在几年之后解体。表面上的强盛和扩张掩盖了虚弱的本质——苏联为了扩张所付出的代价是用巨大的成本维护其卫星国，国内的僵化的体制无法促成进步，在高科技时代来临的时候，苏联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它用不断扩张的表面掩盖虚弱的本质。最终的倒台看似是出乎预料，但又是必然的。类似的还有法西斯日本和德国，扩张的表面是掩盖其虚弱的本质，但是其表面能蒙蔽相当一部分人。经济的发展和军事的扩张的周期往往不吻合，一般来说，经济较强的国家未必是军事大国（目前的日本、德国），而军事大国又未必是经济大国（前苏联）——这是一个死循环，越缺乏资源的国家越需要扩张，而越扩需要资源弥补庞大的军费开支，导致无法支撑其庞大的链条，最终在某个阶段必然导致多米诺骨牌的倒塌。表面上的昌盛和政治上的强大，军国主义，扩张主义，背后往往掩盖其虚弱的本质（哈布斯堡王朝、前英国的殖民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苏联的扩张主义），而看似示弱的、不扩张的、不搞争论的、闷声的，未必是真正的弱，也许它正在完成一个盛衰周期的飞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战后的日本和德国、19世纪的美国（在19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陆军排名世界二十多名，它庞大的资源都集中在发展经济上，有利的环境造就了崛起的美国））

第二篇：《大外交》读书笔记

读《大外交》读书笔记

《大外交》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的一部著作。作者凭其致力于外交事务的亲身体验，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和幽默的文笔，展示了自黎塞留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几十年世界外交政治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其独到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

美国是一个道德上有洁癖的国家，其建国先贤秉承的是洛克对于人性的乐观认识，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正如基辛格在书中所说：“在追求其历史道德信念上，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因而在美国还未成为能超级大国之前，其奉行的是“孤立主义”继而是“门罗主义”，表示我不屑于欧洲的肮脏外交手段，而保持自身的道德洁净。然而当美国发现自身实力已经可以主宰欧洲各国的命运时，其对道德的忠实信仰又使她感觉自身肩负有将她所信奉的价值观推行于世界，将备受 邪恶价值观侵扰的人民解救出来的责任。这种转变，由“威尔逊主义”发挥到极致。纵观20世纪美国每一次走出“孤立主义”的封闭，其领导人无不是利用道德对美国人的天生感召力：威尔逊使美国参与一战和小罗斯福使美国参与二战的理由都诉诸德国领导人在道德上的出轨，而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理由都诉诸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

欧洲的外交传统理念过于尔虞我诈，外交仿佛变成了一种互相欺骗的艺术。但美国的外交传统理念又过于幼稚，妄想跨越国家自身的利益而追求一种虚幻飘渺的普世价值。基辛格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从国家至上到均势

17世纪法国主教黎塞留开创了“国家至上”的现实外交。强调国家利益的黎塞留在外交上打败了强调宗教热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在基辛格看来，黎塞留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他是唯一抛弃中世纪道德及宗教束缚的政治家。基辛格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来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碰上不择手段的国家利益者未免太过不堪一击。这犹如两个参加格斗的选手，一方碍于规矩缩手缩脚招招不致命，另一方则为了保护自己不挨拳头无视规矩期望招招能把对方打倒。显然重视规矩的一方由于思想上的束缚更容易被打倒。当然格斗选手比赛是犯规赛后会有惩处以警示这种犯规，但外交不同于格斗比赛，所谓的“规矩”

都是大家长时间共同默认的，如果一方打破，没有更高的机制可以警示这种“违规”。因而在没有更高机制束缚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中，自己给自己套上意识形态的枷锁未免太过愚蠢。

但显然“国家至上”的原则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国家有强弱之分，可以说只有在两个实力相近的国家之间才有适用范围。当弱国面对强国，这里所谓的“国家至上” 原则应该是放弃与强国争夺小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本身能存在于世上。基辛格后提到：“国家至上可作为个别国家的行为准则，但对如何面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却未提供 任何答案。它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有称霸的野心，或是形成国际间的均势。”显然没有一国希望有别国称霸而本国的利益被随时蹂躏，均势便无可避免地成为“国家至 上”原则之后平衡各国利益的有效机制。

基辛格认为：“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由于欧洲没有一个绝对霸权国家，而彼此距离又如此接近，因此任何一国稍有扩张之心，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就能达到均势的结果。19世纪初四国同盟成功阻击了拿破仑的扩张，在维也纳会议后维持了欧洲近40年的和平。均势可以说都不是各国最初所竭力追求的目标，只是在缓解各国利益冲突时而达到的最优结果。基辛格认为均势正是各国互相妥协的最优方案，而更能让各国的 利益都最大化。因而他认为后“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政策应该以均势为基础。

一战休战以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把一战的原因归于均势，他曾公开指责均势会制造不安，而且是建立在“虎视眈眈的觊觎及利益的对立”至上。但基辛格明显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导致一战的发生正是欧洲各国抛弃了均势：“战前欧洲各国的领袖无视于历代维护均势的苦心，放弃了可免于最后摊牌的定期调整工作。”不同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基辛格在有关和平的认识上可能更倾向于老罗斯福总统：“和平天生便很脆弱，惟有永远的保持警戒，以强者的武力及透过有志一同者的结盟，始能加以维护。”因此，在基辛格给出的对比之中，维持均势尽管复杂困难，均势确是和平的一大利器。

可以说基辛格试图在用他的均势思想说明现实主义外交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黑暗狡诈，唯己利是图。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和平的期望是普世的。从结果主义出发，达到理想结果的手段并不很重要。如果均势能比威尔逊所倡导的全球舆

论力量更能有效达到和平的目的，均势很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均势、国家利益至上、实力、意识形态这些关键字贯穿始末，风云变幻，若是美利坚数百年后亦不复存在，放开表面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形，走出狭隘的意识，体验其中的一些智慧，大概也正是作者想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