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读书笔记集锦(16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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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笔下的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大外交》的分析

作者:黄涛

摘要:本文基于基辛格博士《大外交》一书第25至31章,对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理解美国外交本质,文章最后分析了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历史对于中国开展对美外交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基辛格;外交;美国;中国

《大外交》(Diplomacy)一书是美国著名外交家、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重要代表作。该书最初出版于19xx年,中文版出版于19xx年。仔细阅读下来发现,该书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具备幽默、风趣与智慧的特征。正如一则评价所言,“作者凭其致力于外交事务的亲身体验,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和幽默的文笔,展示了自黎塞留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几十年世界外交政治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其独到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百度百科,“大外交”词条)可以说,该书不失为一本外交学力作。除此之外,这本书也是国际政治学乃至历史学的重要作品。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和理解美国外交运作和外交思想的重要平台,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和中国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美国外交决策、外交思想真实情况。鉴于全书乃7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而本书评又有篇幅的限制,因此笔者与其选择对全书进行无关痛痒的、泛泛而谈式的评论,不如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对该书的重要章节进行深入思考。基于此,本文选择该书第25章至第31章内容进行重点思考,在这7章中(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内容),作者系统论述、分析了自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历史,在内容上有其完整性。本文主要意图是,试图理解这段历史时期内美国外交的变化以及美国外交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对美外交。

一、从艾森奥威尔到里根:基辛格笔下的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回顾

美国介入越战,根据基辛格博士的理解,主要是基于普遍适用的价值观,目的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尤其是中南半岛的扩张。而之后美国历届政府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考虑,都维持了这场后面被认为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进行的错误战争,直到尼克松总统艰难地将美国军队从越南战场撤出去。尼克松当时的举动虽然勇敢,但在美国政界却遭受到比较的质疑。尼克松的现实主义外交风格,显得与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不协调。基辛格说:“由于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思考,自从威尔逊总统以来即受自由派思想的影响,因此一下子尚不能接受尼克松式的外交政策。”(《大外交》,686)现实主义外交在当时美国备受争议也说明了当时美国理想主义在外交决策中占有重大的影响地位。基辛格博士在《大外交》第27章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描述了美国外交的一贯心态,或者至少在越战时期体现得特别突出的心态。他是这么说的:“美国太过理想主义,不能基于国家利益制订其政策,又在战略理论上太过执着于普遍战争的条件,以至于不能掌控她不熟悉的,可又政治、军事目标纠缠在一起的战略目标。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障碍,也低估了一个外力侵凌频仍的民族,追求政治目标时的意志力量。”(《大外交》,646)也就是说,尼克松前几届总统,基于意识形态和推广美式民主的目的而发动越战,体现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而尼克松则是现实主义外交的代表,他处处以美国利益为外交的目标和准则。尽管尼克松也多次公开谈论美国对外的目的不是贪图任何人的领土,不想主宰其他人民,所追求的是和平生存的权利,而且不仅是为了美国自己,也是为了全球人类,是为了维护和平和自由,(《大外交》,652)但在实践上他是现实主义做法。对于福特总统,作者着墨不多。基辛格博士对里根总统的外交有较多的评论。基辛格认为,里根总统总体上倾向于理想主义的,可以称之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而且里根对于苏联的瓦解有着真正的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导致苏联寿终正寝的重要因素,基辛格认为“真正发生扭转作用的却是里根”。(《大外交》,707)谈到里根的外交风格时,基辛格说:“如果说里根处理意识形态冲突的方式是简化版的威尔逊主义,他对此一斗争如何解决的观念也一样根基于美国的乌托邦思想。”(《大外交》,712)里根的个性在于他真心想在全球推广美式的民主价值,甚至不惜以强力要求美国的不民主的伙伴推行民主改革。比如他对智利、菲律宾的独裁政权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推行民主化改革,从而导致两国政府被推翻。舍此,里根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还帮助苏联的敌人,并直接与苏联展开军备竞争,最终拖垮了苏联。

二、从基辛格笔下的越战以来美国外交史看美国外交本质

首先,以理想主义为根。美国无论是对外侵略,还是参加各种战争,参与各种国际纠纷,都打着人权、道德、人道和民主自由的旗帜。赤裸的现实主义外交态度或者口号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很难被普遍接受,尽管这种外交的目标完全是为了美国人自身的利益。威尔逊主义传统在美国根深蒂固,威尔逊主义对人性持乐观态度,相信集体安全,相信民主自由和美好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强调通过司法解决争端等,同时威尔逊主义对美国人的道德优越性无比自信。

其次,相信美国例外论和美国的道德优越性。美国人坚信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认为上帝眷顾美国人,美国这块大地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由此而来,他们认为美国人有一种道德优越性。这两种东西使得美国人容易以一种救世主的态度搞外交,自认为美国是全世界自由的灯塔,美国人的强大是全世界的福利所在。道德优越性推动美国积极干预世界事务,在全世界范围制造矛盾和灾难,尽管也给世界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后果。美国人常常或真诚或虚伪地在全世界以自由和人权之名,行“世界警察”之职能。

第三,美国外交始终不忘美国利益,现实主义巧妙躲藏于理想主义旗帜之下。实际上美国从未忘记其国家利益,美国人在世界上行侵略之举动比比皆是,比如发动美西战争,侵略古巴,侵略朝鲜,在新中国成立后封锁中国并干预中国统一等。与他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外交常常打着美丽的旗帜,具有非常强的欺骗性。美国人虽然自称从不为利益而战,只为原则而战。(《大外交》,751)但是实际上,如果独裁政权不关乎美国利益,则无论其如何侵犯人权,美国一般是不会去干预的。美国推广自由和民主的口号下,掩藏着真正的目的——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四,美国外交比较强调均势。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后来的里根等人,都无一例外强调均势是世界和平的基础,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是维持世界均势。尼克松有一段话特别清楚地表达了美国人对于均势的认识。尼克松说:“我们必须记得,世界历史上享有相当长期和平的惟一时期,是实力均衡存在的时期。”(《大外交》,651)不过,实际上,现在美国追求的均势是一超多强下的均势,而非美国、俄国、日本、中国、欧洲实力相等的均势。

第五,美国外交关注世界形势,认为世界的稳定,尤其是那些偏远地区的形势与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有重要关系。也就是说现在的美国走出了孤立主义外交窠臼,她关注世界,认为美国利益之维系还依赖全球的局势。

第六,美国外交呈较大的波动性,受政党和民意影响比较大。在《大外交》一书中,我们看到美国不同的总统外交的风格和基调是不同的,美国外交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非常大,其中政党因素、民意和国会的作用比较大,甚至民意有时候成为决定性因素。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不能完全不顾民意而自行推行外交政策。

三、对中国对美外交的启示意义

第一,中国对美国外交本质应该有清醒认识。美国的外交深受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影响,美国外交可以说是一种带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其基本点在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常常打着人权和自由的旗帜干预他国政治,而本质却在于获取美国的国家利益。对这一点,中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有的时候,美国人推行民主也不乏真诚,她真诚地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应该推向全球,中国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基于美国在外交中总是想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对方,中国政府在外交时需要对此加入注意,维护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的生活方式。

第二,充分认识到美国外交的独特性。美国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文化,强调美国例外论和道德优越性,她有其独特的外交逻辑,中国应该对其有足够的研究和把握。中国需要认识到美国和欧洲的外交风格并不相同,而且两者的利益也有不同之处。美国人对于欧洲的外交政策、外交传统有不欣赏的一面,自认为自己在道德上高于欧洲。

第三,中国对美外交应该重视长远利益。基辛格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曾犯了相关的错误,如对俄国外交,很多时候以俄国国内政治决定亲疏态度。基辛格强调美国的对俄政策应该配合长久利益。(《大外交》,758)实际上,这些经验对中国外交非常有启发意义。中美外交同样也不能以短期利益、短期问题为出发点,而应该首先考虑长远利益。中日外交也如此,对方都应该优先考虑长远利益。敌对的日本对中国是没有好处的。而目前而言,中国对美日的外交有时候有情绪化之嫌疑,对于长远利益考虑不够。

最后,加强对美国外交的研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美关系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而高明的对美外交是维持良好的中美关系的基础。鉴于美国外交的复杂性,美国领导人更替对美国外交的决定性影响,我们有必要加强对美国外交传统、美国领导人性格和政治观、美国外交制度等的研究,以期更好地发展对美关系,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1).

[2]金正昆.外交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1).

[3]百度百科.“大外交”词条.网址:/view/770255.htm?fr=ala0,访问日期:20xx年12月21日.

[4]吴建民.外交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2(1).

[5]徐萍、李洪影.论美国外交的政治特征[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4(4).

[6]习蕾.论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J].青年科学,2009(7).

理想主义和虚伪无耻---读《大外交》

文/爱谁是谁

最初看到这本基辛格的《大外交》还是好几年前在网上随意浏览时无意中发现的网上版本。当时便如获至宝,全心全意投入到阅读中去了。不过,很遗憾,网上的那个版本十分不全,因此最后十分的不尽兴。然后是三年到北京出差,在首都机场的书店里看见了这本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大外交》,当即买下。很遗憾的是,买下之后,由于世俗生活的诱惑,却很少再有时间认真地静下心来读这本书,而只是在偶尔郁闷无事的时候拿出来翻上几页。其间,甚至,将此书置于一友人处长达一年之久。真是书非借不能读也。虽然我的那位友人也并未认真地翻上几页。

就这样,用了三年的跨度,我才将这本《大外交》完整地读了一遍。老实讲,仅仅是这样的阅读经历来写读书笔记确实有些草率,但心中愤懑激荡不已,潦草几字,只为泄愤,并非为博他人一笑,所以倒也无所谓。

坦白讲,虽然愤愤不已,依然觉得这本《大外交》是本好书。曾经和借此书的友人谈过自己买此类人文书籍的标准:能给人大量有用的客观信息去帮助人做出独立客观判断的书籍。他当时不以为然,深信“一本书中哪怕一句话有价值也值得购买”。这想必是此书置于其处一年,而其终未读完此书的原因所在。

回到《大外交》。此书确实能满足上述的标准,能给予读者大量有用的客观信息。至少,它提到的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和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人物给予一个又一个触发点,触发我去阅读更多的书籍,发现更多的背景和细节,或有新的发现,或回来验证。不过,这主要是我的前期阅读感受。而我越读到后来,愈来愈接近当代社会的时间节点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前述的愤懑激荡:基辛格将美国外交的虚伪无耻哪怕在写书中也发挥到了极致。

作者在描述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每每必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理想主义的传统”。翻翻三百年的历史,美国何时有过作者所谓的“理想主义”,而且还是“传统”?不过都是国家利益作祟!不过都是迪斯雷利所言“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奇怪且可笑的是,当我准备写这篇读书笔记时,我在互联网上查阅了一下

其他网友的读书笔记,居然十分认同基辛格的阐述。只能说美国文化入侵对很多中国人的思维有了近乎洗脑的效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基辛格出生于德国,其姓Kissinger应源于德语,据我的判断应是源于地名Kissingen(德语中,地名中的n转化为r,此词即表达此地的人)。在基辛格出生的弗兰肯地区有一个小城叫Bad Kissingen,似乎可为这一判断为佐证。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Kissinger此姓和被洗脑人士想象中的按英语语法来的“接吻中人”毫无瓜葛。这正如车王舒马赫的名字如果按照德语音译的话,应该叫米歇尔而非麦可尔一样出乎被洗脑人士的意料。

可以理解的是,作者在著述此书并描绘所谓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的传统”的时候,已觉察到此一概念与美国外交的历史及现实格格不入。但是由于“道德”先行,作者几乎是在用说教的口气妄图说服自己和读者相信:确实存在所谓的“传统”,而历代美国的政客对此是身体力行的。 让我们从头开始。

在开篇,作者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教风格便已体现:“… 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美国反对的不是国际局势的改变,而是改变的方法,尤其是使用武力…”。简短的几句话,作者已经把美国的外交置于道德的最高端。但是,作者所描述的“历史传承的理想主义”却是事实上

的虚无飘渺。在美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进入国际外交大舞台之前,美国是怎样的“信仰”和“理想主义”:

1. 1819年迫使西班牙让出佛罗里达。

2. 1846-1848年,美国发动对墨西哥战争,把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领土。

3. 1898年, 美国接管了整个菲律宾群岛。为了保卫这块刚得到的遥远的土地,美国又吞并了关岛、夏威夷、萨摩亚和威克岛,而且为建设一条由美国控制的地峡运河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多么可笑的“信仰”和“理想主义”!不过是武力夺取更多的领土和国家利益。然后是建设武力,炫耀武力,用武力维持包括领土在内的国家利益:

1. 1823年,美国总统J.门罗发表了“门罗宣言”。反对欧洲列强干涉西半球事务。

2. 1890年,西奥多·罗斯福为《太平洋月刊》写了一篇关于马汉刚出版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6-1783)》的书评。他在书评中公开赞扬了作者,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美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不仅要有巡洋舰,而且要有一大批能与其他任何国家抗衡的战列舰。”

3. 19xx年8月4日,一支包括2500名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的联军经过激战占领了北京。

4. 西奥多·罗斯福所有的公开讲话中有一句告诫最能引起公众的想象:“说话要温和,但手中要拿着大棒。” 为了防止外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干涉(通常是为了讨还拖欠的债款),罗斯福声明,如果有干涉的必要,美国是会出面干涉的。这一政策被称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在实施这种推论中,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干涉了尼加拉瓜、海地和多米尼加——征收税款还债或恢复秩序。

5. 政府主义骚乱的爆发使美国海军陆战队分别于1906、1912和19xx年进入古巴。这些干预行为的理论依据不仅是“罗斯福推论”,而且还有“普拉特修正案”。 这项修正案允许美国武装力量在必要时进行干涉,以维护古巴的独立和秩序。

不知道基辛格看到这些事实会如何辩白所谓的“信仰”,“道德信念”,“理想主义”,“美国反对使用武力改变国际局势”。也许是他无法辩白,所以在此书中,这些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只字未提。

也许作者可以辩白说,美国“理想主义”的传统始于威尔逊总统,于是在第二章中,作者写到“…即后世所称的威尔逊主义。在他看来,国际秩序的基石在于国际法及国与国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均势或各国勾心斗角。”于是,美国加入一战“是基于道德的理由,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

是建立更公正的国际新秩序”。且不说威尔逊主导的凡尔塞和会并未建立起更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并在二十年后带来了更为惨烈的二战,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是否真是如威尔逊或基辛格所宣称的是“基于道德的理由”而加入一战的。

首先,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不过是欧洲列强瓜分利益不均而最终走向武力,交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而美国在战争的大半段时间选择观望而不介入,威尔逊不仅公开宣布了美国的中立立场,还在战争一爆发就呼吁民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不偏不倚。19xx年,由于德国宣布无限制地用潜艇攻击战时海上商运,威尔逊宣布与德国断交,接着,声称“在美国参战时,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应鼓励墨西哥对美宣战,以收回在历史上被美国夺取的属于墨西哥的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土地”的齐默尔电报的公布严重激起了美国对德国的社会政治敌视,恶化了美德关系,为美国参加一战提供了借口。19xx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问题是,威尔逊到底基于哪门子的道德而观望了三年,之后加入协约国集团?至少从上述的过程中,无法发现所谓“道德的理由”。

而二战,美国确实领导了对轴心国集团的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最后决定性的胜利,然而我们依然有理由怀疑基辛格所谓“理想主义”的存在。如果“理想主义”真的在美国普通民众当中或者美国政界存在,美国为何会在“孤立主义”的影响下,在19xx年才真正参战,而此时,中国已经在日寇的铁蹄下煎熬了10年。而“理想主义”真的存在的话,为何

会在战后禁止同根同种的奥地利并入德国,为何会支持英国拒绝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为何会将不过是日本人70年武力获得的琉球群岛重新置于日本的主权之下,为何同意苏联边界向西移动的无理要求…如此多的“为何”恐怕不是“理想主义”的基辛格能用“美国外交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和理想主义”能够真正回答的。基辛格宣称“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是天真朴实,并且由这份天真朴实中产生动力做经常的努力。”哈!多么纯洁的基辛格和美国外交!谁要是真信了这一论述,他可真算的上是天真朴实了!

再说铁幕落下以后的冷战,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在基辛格的笔下,美国及其盟友尽其所能防止世界落入共产主义的蹂躏。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真的是共产主义么?为了对付这个“最危险”的东西真的可以采用任何手段么?比如,雇佣黑帮暗杀古巴领导人,用雇佣军攻打古巴,扶植傀儡政权,暗杀傀儡政权的领导人或者鼓励资助军事政变,直接军事介入其他国家的内战,资助独裁的萨达姆政权再在闹翻之后以高尚的名义去推翻这一政权,孤立红色中国再在寻求均势的目的下结交她以对付“更邪恶”的苏联,主导建立联合国但在利益需要的情况下绕开它对其他国家动用武力,…哈!真是“不择手段达到最高道德”!所有这些相关事实都被作者轻描淡写,而作者也承认他所推崇的“里根主义”等于是帮助敌人的的敌人之策略,并进而使得作者也有此一问:什么样的目的可以使得什么样的手段合理?

而这一时期,美国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真正危险又做了点什么?

1. 直到19xx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才宣布在全国公立学校中种.族.隔.离.为非法。19xx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才被废除。

2. 目前,全世界仍有8.54亿人长期遭受贫困和营养不良之苦;有超过10亿的极端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每年有560万儿童死于与贫困有关的疾病。同时,世界各地还有11亿多城乡居民喝不上清洁的饮用水,更有26亿人连基本的卫生设施都没有。

3. 20xx年,美国退出限制排放影响气候之气体的京都协定

4. 在美国的盟友中,还有很多独...裁...政权如沙特阿拉伯等,美国甚至赞助过它今天的头号大敌拉登

5.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最大的常规军事力量,最高的军费开支。还准备在和平的欧洲大地上部署针对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

6. 美国对外援助的受益国是经济及军事都非常强大的以色列。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美国肆无忌惮地偏向以色列。

作者在倒数第二章的最后强调:“总而言之,美国终究必须对其国家利益的发展作出确切的定义。”这或者是作者杞人忧天,或者是作者欲盖弥彰。从上面的种种事实可以看出,美国从来不缺对其国家利益的准确定义和对其国家利益不择手段的贪婪攫取。而所谓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本就从来不曾存在过,不过是作者及其他美国政客的虚伪无

耻的痴言梦语而已,不过是寄人类所有希望于美国一身的被洗脑者的海市蜃楼而已。

而所谓大外交,不过是均势的一次又一次重演。掩盖其下的,是不同国家利益的争斗和握手言和罢了。

大外交〃基辛格

第一章、世界新秩序

作者开篇即提及美国,这个自由,年轻,有朝气,富于探索,又不乏矛盾的国度。我必须有意识地克制,不致因个人喜好而致偏颇。如今我们似乎身处于?过度自由?之世界,每个人都不无例外地宣示有自我评价的权利,诚然,为什么不呢?然而,社会之另一法则告知我等:凡事皆有界限,皆有尺度。?权利?似乎与达致的目的无涉。因此,辩难之意义确乎存在于不指摘侵犯个人言论权利之下。故,怀念苏格拉底。

回到美国,回到大洋彼岸。作者首先阐释了美国外交的矛盾之处,?再没有其他社会象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

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不原意介入海外事务,即使美国在海外的结盟与承诺均达到空前的范围与规模,这个立场仍不改变。?这确实难以自圆其说。任何辩解都无法逃脱自大、傲慢与不信任的牢笼,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美国之所以徘徊于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未来之间……该是因‘经验的产物’。美国人相信,虽然共和国不止美国一国,但其他共和国均非刻意为实现自由的理想而缔建。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民是打着为全民自由与繁荣的旗帜,远走新大陆开天辟地。因此,孤立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两个表面上如此相冲突的主张,正反映出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如何看待?我并不能给出完整的答案,但也试图说明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需认识到,国际政治之无序性此一前提。国际间政治尚不存在某种法律上的?权威?,我们常常看到国际法被各国按自身意愿随意抽取、解释,法律之威权如无?强力?之保证,不过徒饰空文。国际政治之?威权?,十九世纪多为?实力?,二十世纪则独增?道德?,而这一变化又

多赖美国之力,即威尔逊的热情。我们仍需明了的是,政治或是外交范畴内之?道德?,与个人间道德不同。我等之所以赋予政治家或外交家此等特殊?待遇?,不过为增加福址而已。这一点,作者将通过历史长画卷为之张目。此处仅举一例,便于说明。十七世纪法国之外交掌控于时任枢机主教的黎塞留手柄,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外交家而名垂青史,他被认为是现代国家制度之父,他死后,教皇乌尔班曾说,?如果有上帝,黎塞留枢机主教就有得辩白了。如果没有上帝,那,他的一生也够辉煌的。?黎塞留之时,正值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试图恢复罗马教会之一统,作为教会最高级别官员,黎塞留本应顺应此宗教发展大计,然而,他认识到,如此必将对法国的国家利益不利(而当时并无民族国家的概念),因此,他为国家利益而采取压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做法,并终至其宗教愿望无法实现。这在当时的确有些惊世骇俗。须知,那时的宗教观念远非今日可想象。耳濡目染日久,灵魂救赎之切,黎塞留承受宗教,世俗,自我肯定之多方重压可想而知。然,其举动道德耶, 不道德耶?又,因此引发长期宗教战争,终使当下德国之地(其时,德国并非一民族国家)卷入战争,这时,黎塞留注意到,保持德国所辖之中欧地区分裂,符合法国利益,因此,他机巧百出,竭力让战争继续发展下去,试图使中欧困顿。最后,在法国左右下,这场欧洲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战争?,成为一战之前欧洲最

惨烈的战事,上百万人因此丧生,德国统一因此延后约二百年。然,其行为道德耶,非道德耶?

因此,我们可以明了,国际政治领域内宣扬之道德实与我们个人道德无涉。进一步的,是否这样的区别会令我们认为,宣扬道德不过仅仅出于?实利?的考虑,是虚伪的托词?我们仍应明了,?道德?超越?实力?,成为左右国际政治之要因,的确是一次大的进步,即便它同样的?不完美?。而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美国的确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将留待以后论述,不在此展开。然,于此无序环境下,美国外交将何以自处?美国国家利益将何以实现?

其次,我们应该明了,历史经验对一个民族性格的长成,具有重要作用。远涉重洋,开辟新陆,是否一意为了杀戮?须知其时,海盗去合法不久。可以想象,当时的确有很多人为了躲避欧洲之宗教、政治压迫而做此远行,其时,技术之限,远洋之险,他们必定颠簸流离。待数年后,仍有大批移民迁徙,及达大陆,于轮扳上远眺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能不感怀莫名?数百年来,凡此种种,应该对美国国民之性格产生重要影响。渺渺西洋隔阻飞鸟乡音,也隔阻了压制、拘束。地理的优势于此时仍显现日常,彼时之情景当可想见。无拘束之感觉可引发人们突破传统羁绊,最终将其逼仄至精神领域;地理所带来的巨大安全感可引发人们伦比的优越感

而恣意妄为;获自由而来必不惜为自由而战,我们回顾美国早期历史,无论精英民众均对自由保有宗教式的忠贞,及至今日。而我仍不能对这样一种性格给予明确的解释,除以上诸多因素外,猜想土著人的悲惨境遇似乎也是个中原因之

一。今日美国,国民数目较地域面积仍嫌不足,彼时境况即便不致更糟糕也应与今日无仿,这就给了国民巨大的发展空间,不至因资源彼此倾轧甚巨。有人说,美国之发展无不渗透对土著人的残酷镇压,此说虽偏激过甚,道德评判愈浓,但对土著人的掠夺应是其发展的因素之一,自无争论。然而,我仍不愿做道德评判,尤不愿以今日之道德强加与彼时之国民,诚然,我们大可如是为之,然与辨析美国何用?徒增?道德?之优越感而已。然我?道德?之优越感何在?且不论个中道德批判何以稳固,即便仅就道德观之,谁又能说我等未曾走了那?五十步??耶稣有云:?汝等谁无罪恶,而有权利责打此妓女??因之,回顾美国历史,尤其是早期国民性格形成之初的历史,应可对作者之解释做宽容之理解。

再次,遑论美国外交之矛盾,不如说是当今国际外交之矛盾。如上而论,自美国未灭之热情,国际外交以?均势?为代表的外交逐渐转为以?道德?为张目之外交。在国际政治领域内谓之道德者,实际上是试图建立遵照国际法的国际间协作的外交蓝图,并以此为基础,最终结束国际政治无序化的局面。这应看作是美国的长期战略。首倡国际联即是美

国外交思想,尤其是以威尔逊为代表之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第一次重大实践。其倡导的集体安全令久浸?均势?思想的欧洲外交家手足无措,并普遍怀疑美国的诚信,不断揣度其真实之用意。时之今日,我等以事后之见看待国际联盟,称其为虚伪、失败之举措,未免有失偏颇。时下,全世界皆受一战巨痛,痛定思痛,以美国见解,一战实起于欧洲以?均势?为代表的?实力?外交,故倡导代之以集体安全,建立国际联盟。如果说,今日之美国大倡其道德要义,除带有强烈的历史传承外,尚有许多?私利?在,彼时之建立国际联盟,原因似乎简单了许多。然而昧于诸多客观情景不能立时明了,国际联盟终于破产。即便如此,我等似乎也不应对这一新生之态过多指责,已详加证明,人类之进步是一不断试错的过程。

然而国际联盟此例一开,国际政治即游走于?实力?与?道德?之间徘徊不定。两者相互作用,彼中有此,此中有彼,以至呈现出矛盾之态。某一外交决策,常常是?现实政治?与?国际协作?的胶合,外交家们不再仅仅考虑地缘政治,而又搀杂了遵循国际法、国际协作之顾虑,这实应看作是一种进步。在我看来,这又是最终消除国际政治无序化的过程,至于达至此等目的,是否终将为美国一国任意而为,掌控全球,今日仍不可轻下定论。然则,各国角力,进化使然,美国也未超离?道德?太远。或许我们可以将国际间协

作作为一种趋势看待,此种趋势赖于经济国际化而趋向明朗,各国渐渐意识到,诸多问题非一国之力可以解决,更为严重的是,一国之传统内政已越发对他国,对世界产生影响,我等是否因传统内政之不可侵犯而致危险于不顾?这是目下国际政治中的又一困境。前南冲突,虽一国之内政,但种族屠杀之侵犯道义,难民流徙影响欧洲等等,此种事例不一而足。各国均自有主张,美国又如何能够例外?在今日全球化之情景中,美国利益为最,几乎世界各地均有美国资本横行,如至危险存在,美国政界如何自处?怎能想象其可不闻不问?又怎可想象其谈道德者为个人间道德之规范?又怎知反对美国者仅出于个人道德范畴之考量?作为国家自可以普遍之个人道德批判他国,此种伎俩不过鼓动国民,牵制他国耳,却也无可厚非,然作为个人,思量辩难却实在无法也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替代政治。路漫漫其修远,路从来都是不平的。鉴于恐怖主义日隆,国际角力变化,加之美国始终存在的优越感,使得美国越发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我们看到,美国已多次视联合国于无物而恣意妄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发展?首先,联合国本身不过是各国角力之形式,本身毫无个人道德外衣可言;其次,联合国行之多年,弊端丛生,已应改革,这已为多数国家所认可;再次,面对重新洗牌,各国必然各施所为,美国以今日之国力,自然当仁不让,其多次绕过联合国,其用意是否在于使各国认识到联合国已

不得不做更改,以次掌握改革的主动权?美国考量周全,以其国力与世界各国对之依赖,这种行为虽可暂时招致不满反对,却是易于修补。世界将如何前行?中国将如何自处?不胜惶恐。中国之问题,应在他章处详加讨论,不在此展开。

如上所论,美国外交之矛盾,更多为国际政治外交之矛盾。其实矛盾又何妨?谁曾说过矛盾即为不善?民主多为交锋,专制则为一统。

20xx年8月18日

面对国际政治之二形态——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作者指出都为各自?经验?使然。对于?均势?作者做出如下说明:?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均势依其自身含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一成员都感到满意。它最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未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推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均势?作为外交之手段而言,确有裨益,但其过于强调对立,久之,不免形成结盟,往?实力政治?一途前行而不知。

作者最后阐述了对未来外交走向的一些看法。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

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这样的趋势中,没有任何一国处于绝对之权威,而是会出现至少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还要加上印度。作者分别对各国的不同情况做了简要评析,个人认为,其对俄国评析尤为透彻独到,当然我们可以看出相当多布坎南的痕迹来:?在强迫性不安全感及宗教般狂热两相激励之下,在欧洲的要求及亚洲的诱惑两相拉锯之下,俄国在欧洲均势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情感上从不属于欧洲。征服与安全这两方面的需要在俄国领袖心中合而为一了。……俄国向外扩张很少懂得适可而止,一旦遭遇挫折,则愤愤不平、怨天尤人。?关于俄国之外交,以后作者仍将详加论述,故不展开。

关于对国际秩序的一些认识,作者写道:?在国际秩序形成之初,或许有许多的抉择可选,但任一选择均会挤压其他选项的空间。由于愈复杂愈难保持弹性,因此最初的抉择尤为重要。国际秩序是稳定,如维也纳会议后的情势;或是动荡不安,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法尔赛和约后的情势,取决于这一国际秩序对相关各方对于安全和正义的要求能够作何种程度的协调。?对此种论点我表赞同。

本章最后作者阐述了对分析者与从政者的不同特点:?学者分析国际体系得运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

造的问题。分析者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江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这正是为什么分析政治领袖如何解决世界秩序问题,检讨成败及其成因,只可说是一个开端,却绝非研究当代外交的止境。?

20xx年8月22 说起来,许多人也许不会相信,美国人常常说自己是“难以驾驭的人民”(unruly people)。其实,这不难理解。美国最初是由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构成的。他们不看重出身和背景,自主意识强,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和政府、他人分得清清楚楚,即使是争得面红耳赤、大动干戈,亦在所不惜。而且,他们又大多自视甚高,即使投票选总统,也喜欢投看上去不如自己聪明的人一票。所以,小布什这个综合素质中等偏下的人在20xx年击败看上去很有学问的戈尔,显然不是偶然的,很能反映美国人“集体意识”的重要一面,即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说的“反智主义”。不过,我们也不要小看了美国人。美国的历史也表明,美国人在追求个人自由和财富(即“美国梦”)的同时,也善于与人妥协,搞“平衡”,以求利益最大化。这可以说是美国人“集体意识”的另一面。为此,他们不惜抑制自己“反智主义”的冲动,网罗全世界的人才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远的不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就是最好的例证。

基辛格最擅长的是外交。即便是在美国,像他这样既有理论涵养和世界眼光,又有丰富“实战经验”和“不俗战绩”的外交家,也是凤毛麟角。不过,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已八十六岁高龄的他,仍然为近来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出谋划策,在《华盛顿邮报》(8月19日)上撰文“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他敏锐地发现,一旦美国为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而且中国经济把重点从出口转向扩大内需,那么随着双方市场规模的此消彼长,两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形成中的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为此,中美两

国都必须为自己在世界新秩序中寻找恰当的定位。不过,在他看来,近来出现的“新冷战说”、“中国挑战霸权说”和“G2说”,都不符合双方、乃至世界的利益。他认为,最现实的做法是,中美两国要顺应全球事务的重心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趋向,在中美紧密合作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太平洋体系,而且这一体系必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够让太平洋沿岸国家实现各自的抱负。为此,他还特别提醒美国,应该追求一种新的、既有别于霸权主义,又与其领导力相符的角色。

不难发现,在该文中,基辛格仍然秉承其“维持世界均势”的思路,可以视为其主要代表作《大外交》一书论点的自然延伸。《大外交》虽然正式发表于19xx年,但却是基辛格一生思想的总结。今天重读此书时,我还特地把它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做了比较,说句不客气的话,后两人虽然不乏洞见,但是著作中充斥着“哲学大话”(也即“形而上学的假定”),看似搔到痒处,实则无法落到实处。前不久,格林斯潘终于说了一句大实话,小布什发起的“反恐战争”其实与“文明的冲突”无关,而是美国要牢牢掌控中东的石油。而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清楚地表明,“历史”并未终结,美国的自由模式也非历史的终点。最近,戈尔巴乔夫说美国需要“重建”,话虽然有点刻薄,但是,以我在美国的考察经验来看,却也一针见血。且不说美国人的生活用品和许多中、低端商品都依靠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就是连接各地的长途汽车和铁路系统,误点也几成家常便饭,而且基础设施比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如。还有,仅根据我从美国报刊上收集的统计数据,在20xx年6月我回国之前,美国因次贷危机而失去房屋的家庭就达四百多万户。那些失去房屋的人家,我亦曾访问过,他们大多搬到郊外很远的地方,临时搭建的住所,和我十多年前在国内见到的“工棚”有得一比。

相比较而言,基辛格的《大外交》实在是一本杰作,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几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该书从十七世纪初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说起,一一评点黎塞留、拿破仑、俾斯麦、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欧美各大国的外交策略,历数现实政治和理想政治的得失,可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世界外交史“教战手册”。不过,这本书却未能改变美国政界和学界对基辛格的成见。在美国,基辛格一直被视为“现实政治”的信徒,为了利益可以牺牲原则的人,因此口碑不是太好。用美国自由派的话来说,“他是从不谈民主和自由的”。而且,在尼克松当政时,他也确实与拉美的一些独裁者有过“接触”,至于是否参与过智利和阿根廷的军事政变,至今仍是个谜。但是,“瑕不掩瑜”,他和尼克松在七十年代初断然采取的“联华反苏”策略可以说是“冷战”的转折点,为最后击败前苏联、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铺平了道路。而且,其意义还在持续“发酵”,至今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享受它带来的巨额红利。

当然,基辛格并非不谈理想和原则,而是坚信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是实现理想主义政治的有效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想把美国的理想主义与欧洲的“均势外交”糅合起来。因为一方面,他发现欧式外交过于“自私”,“旨在使变动不已的各国势力保持均势,就为了这个目标必须在道德上采取中立,并根据权力的微妙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第35页)。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又过于理想化,习惯于以道德标准(即美式价值观)、而非国家利益为外交指南,往往空耗国力,换来的却是别国的批评和谩骂。为此,他认为,“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必须与慎重思考评估当前事实相结合,以便产生有益的美国利益的定义。”(第807页)换言之,美国应该支持民主政府而非独裁统治,为在全世界扩大民主和自由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一道德承诺必须以美国的国家实力为基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否则,皇皇大言只能削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

根据这一思路,基辛格认为,美国领袖们在二十一世纪里“必须向民众阐释国家利益的观念,说明在欧洲与亚洲维持势力均势,为何符合美国利益。美国需要伙伴在世界若干地区维持均势,并且这些伙伴不能永远只照道德考虑的原则去挑选,美国外交政策同样需要以清清楚楚界定的国家利益,作为基本指南”(第784页)。就目前的国际格局,他认为,美国最可行的外交战略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建立不同的安全体系。比如,在大西洋地区,由于欧美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可以建立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共同体;而在太平洋地区,情况就比较复杂,有些区域可以共同安全原则为基础,有些则要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总之,新的世界秩序不应该是平面的、均质的和和谐的,而是折叠的、有杂质和冲突的。而美国能做的,只是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国家利益,尽可能地化解冲突,或把冲突限定在可控范围内,通过耐心积累许许多多的小成就,逐步实现美国的理想——和平、稳定、进步和人类自由。

不过,在赞叹基辛格为美国国家利益考虑如此周密之余,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基辛格的观点只是反映了美国外交意识的一个方面,即“现实主义”,它接近欧洲的外交风格。而美国外交精神还存在另一面,即理想主义。而且,历史也表明,一旦美国得势之后,其理想主义一面就会膨胀。比如,在里根时期,基辛格就被边缘化,美国外交战略由防御转为进攻,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最后拖垮前苏联。

此外,国人也须注意,即使基辛格本人发表“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一文出自真诚,但是也要注意美国当局会利用基辛格的策略来用“空间换时间”,暂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收缩”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以便“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当然,种种迹象表明,在中美双方的外交博弈中,历史的天平可能会最终倒向中国一边。但是,这只是一种“愿景”,还不是“现实”。美国人手中仍有许多“王牌”。单就两国的外交精神来说,美国人视“现实主义”为手段(“术”),而以理想主义为目的(“道”),当下的中国人则相反,因为主流价值观尚在形成之中,“现实主义”就成了可能的唯一选择。从长远来看,缺乏“道”的国家将无法凝聚人心,终将在国际博弈中落败。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形成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不仅值得中国人追求,而且还能吸引全世界。换言之,人才可以全球网罗,技术和制度也能在模仿中不断创新,唯有主流价值观,却非得自己“生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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