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贾生列传》汇编

外汉1012 2010513072

需要加以说明或考辩的：

① 屈原的任职问题。

《史记》中称，屈原在楚怀王时任“左徒”。左徒究竟是什么职位，通过《屈原贾生列传》我们并不能很清楚的认识这个职位。

② 起草宪令的问题。

《史记》屈原受命造县令，是其受禅被疏的起因。其记载较为可信，屈原被谗绝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楚国前途的政治斗争。

③ 放逐问题。

对屈原的生平只说了一个轮廓，关于他具体的行踪则说得很少。

胡适对其的怀疑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

书，至孝昭时列九卿。”

疑点一：孝文之后当为孝景而不应接“孝武皇帝立”。

疑点二：司马迁不可能知道孝昭帝的谥号。

屈原的君臣观念在战国时代不会有，而是汉代的老学究把屈原作为忠臣的代表，使之

成为一个伦理的箭垛。

、

关于风骚传统

“自司马相如、王褒、杨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和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远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

——《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

“周氏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宋书·谢灵运传论》沈约

“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之美。······并陶铸性灵，组织风雅，词赋之作，实为其冠。”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唐代令狐德棻

“由是比兴继作，风流弥繁，黄竹白云，垂芳于帝籍；楚兰班素，作丽于辞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风骚之旨。”

——《全唐文》卷二九五

评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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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屈原贾生列传读书报告

屈原贾生列传读书报告

摘要：本文简述了《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的内容，并对该传记的写作特点做了简要分析，并对传记中抒情浓厚和令人费解的地方作了着重详述。

屈原贾生列传是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战国时楚国的屈原和西汉的贾谊所著列传。二人虽是不同时代的人，但同为才高八斗，忠贞爱国之士，又都为小人嫉恨，遭谗佞之言所伤，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惨遭贬谪，在政治上抑郁不得志，在文学上又都颇有建树，成就卓著。因其相似的人生遭遇，故被太史公同列为一篇之中。

列传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屈原的介绍。对于屈原，作者先写他因才能之高而备受楚王信任。“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王甚任之”，却因此为楚国上官大夫所嫉恨。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屈原遭贬谪之后，楚怀王因忠奸不分“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结果“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而作者此时却极力表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先是借屈原所作“离骚”中透露的的志洁行廉，意旨深远，盛赞屈原卓著的文学成就和 可与“日月争光”的高尚品节；而后直抒胸臆，将屈原当时的存君兴国之志抒发的淋漓尽致，“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而事与愿违，屈子的满腔赤子之情，非但没有被楚国国君理解，反而因此得罪令尹子兰，遂又为侫言所中伤，被顷襄王贬迁。

屈原被放逐之后，作者则着重描写了屈原投江。满怀经世治国之志的屈原，虽学富五车，却报国无门，既有着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忍，却似乎少了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洒脱。满腔抑郁不平终究只能借《离骚》等诗篇来倾诉，却不为国君感受到。世道既容不下他正道直行的性格，自己又不愿与世推移、随波逐流，故死亡自然是获得解脱最好的选择。“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境遇是伟大的，也是悲哀的。力不从心、事与愿违的无助让他“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终于怀石投江，以死明志，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后半部分主要是对贾谊的介绍。对于贾谊，作者也是先表现他才华过人，“是时贾生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以为能，不及也”。汉文帝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故破格提拔，一年之内升至太中大夫。后来，贾谊权衡汉朝时弊，认为应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行礼乐”，遭到周勃，张相如等老臣们的反对，便以“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的罪责在汉文帝面前斥责贾谊，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被贬到长沙之后，作者则主要借助贾谊的辞赋来着重表现他的抑郁不快之情。如《吊屈原赋》云：“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实在是以屈原自比，吊古伤己。将贾生与屈子二人的命运深刻地联系在了一起，表现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在这其中，我似乎也看到了太史公本人的影子，隐约透露出自己对“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怨愤。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行文幽抑哀惋。正如作者所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作者满怀深情著述此篇，当中自是有着个人的影子存在，或许正是同因尽忠而遭受不幸，太史公才写出了如此令人感同身受的文章。

本文的另一大特点是集“叙事抒情为一体”，夹叙夹议。作者很好的将叙事和抒情融贯在一起，叙到情深处变自然而然地抒发出来，让人感到内心情感的跌宕起伏。譬如，在对屈原第一次被贬之后，便极力抒发对屈原人格的赞赏，和文学成就的肯定。在楚怀王客死之后，屈原投江之前，又来了一段直抒胸臆。表达了对屈子的无限同情与对楚怀王的昏聩无能的批判。

另外，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正如清人刘熙载所云：“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又云：“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之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艺概·文概》)而纵观本篇，更是如此。

文章最后“太史公曰“的部分颇让人费解，它不仅涉及到对屈原和贾谊人生、思想与作品的认识，也可见作者本人的历史观、人生观。其中作者自云“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既赞叹其“为人”，又责怪其行事，貌似前后矛盾。事实上，“《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中反映了司马迁评屈思想中的一些变化，也展示了史迁反思的过程，但其基本思想并不矛盾。“爽然自失”一句，是对自己“怪屈原”思想的否定，是认为其“失”。”所以，司马迁在屈原本传中对屈原的评价是始终如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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