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45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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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 C·赖特·米尔斯

第一章 前景

普通人个人困惑 也不将个体遭遇与集体结构联系 因为不知道 因为社会变化快

米尔斯认为在这个迅速变化的社会,普通人需要一种心智的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

有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啥问题也能到公共空间解决了

14想象力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身入其境才有切身感受。 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

14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

15三个问题:(1)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种种社会秩序有什么不同?在此结构中,使其维持和变化的方面有何特定涵义?(2)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查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构建历史?(3)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和迟钝?我们在这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

15无论他们的兴趣点是强大的国家还是细微的文学格调、家庭 监狱 教义,经典的社会分析家都要问这些问题。它们是对社会中人的经典研究的核心智识支撑,是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因为这种想象力是一种视觉转化的能力,从自己的视觉切换到他人的视觉,从政治学转移到心理学,从对一个简单家庭的考察转到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预算进行综合评估,从神学院转换到军事机构,从思考石油工业转换到研究当代诗歌。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 最间接地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两者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学想象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它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

16或许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所作的最有成果的区分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这个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一个特征。

困扰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产生于他与别人的直接联系之中,这些困扰与他自身有关,与与他个人所直接了解的有限的社会生活范围有关。因而,表述及解决这些困扰就可能有赖于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一个整体,有赖于他切身所处的环境——即个人经历和在一定程度上意志活动所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困扰是私人事务:他感到自己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

17论题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它们涉及到许多处于类似处境的组织,这些组织进入到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它们涉及到不同的环境重合并相互渗透的方式。论题是件公共事务;公众感到它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收到了威胁。关于什么价值真正受珍视,什么东西真正威胁到它,人们常常会有争论。这个争论往往没有焦点,即便这只是因为不像广为流行的困扰,论题的本质在于它不能根据普通人切近的 日常的生活环境加以很好的定义。事实上,一个论题往往包含了制度安排中的某个危机,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矛盾或对立。

感受价值未被威胁则体会幸福 感受价值受到威胁则体会危机感。所有价值都被威胁则恐慌

如果不知道珍视什么价值则漠然

21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受到威胁的价值往往却既未被普遍承认为价值,也未被普遍感受到威胁。许多个人的不安未被表述明确;许多公众的心神不安和具有重大的结构关联意义的决策从未成为公众论题。一些人接受了传承的价值,比如理性和自由,对他们来说,焦虑本身才是困扰,淡漠本身才是论题。这种焦虑和淡漠的处境,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

厄内斯特·琼斯断言,人的主要敌人和危险源于其自身难以驾驭的野性和被禁锢的阴暗力量是不确切的。相反,目前,人的主要危险在于当代社会本身不受约束的力量,这表现在社会中使人异化的生产方式,笼罩全社会的政治统治手段,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总之,对人的天性及其生活境况和目标的普遍改造。 24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它似乎能戏剧性的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的现实与更宏观的社会现实间的联系。它不只是当代文化理解范围内的心智品质之一,对它更广泛更巧妙地应用提供了一个前景:即所

有这些理解力,事实上,即人类理性本身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25正是科学的人文涵义和社会角色,它所引起的军事与商业问题,它的政治意涵,在经受众说纷纭的重新评价。

25现在,人们感到许多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其实是暧昧的哲学,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的东西也往往仅给出了人们生活的世界中各种现实的杂乱无章的碎片。人们普遍感到,科学的人,不再努力将现实描述为一个整体或勾画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而且,科学对许多人来说,不大像是充满创造力的精神气质和作出取向的方式,倒更像是一整套科学机器,由技师操纵,由经济学家和军人控制,这些人既不代表也不理解为时代精神气质和取向的科学。同时,以科学名义说话的哲学家们往往将它改造为科学主义,企图将科学的体验等同于人的体验,并声称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这个现象使许多文化工作者开始感到科学是一个骗人的虚假的救世主,至少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暧昧的因素。

27我写本书的目的: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我想具体说明促成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各种努力;表明它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或许也暗示出一些要想拥有它所必需的东西。我想以这些方式揭示当代社会科学的本质及其应用,并以有限的篇幅记述它们目前在美国的处境。

30我相信所谓经典的社会分析是可以定义,可以应用的一套传统;相信它的基本特特征是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且它的问题是与紧迫的公众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恼直接关联的。我也相信目前的社会科学及其学术语政治环境中,这一传统的延续面临巨大的阻碍。但是形成这一传统的诸多心智品质正在成为当代全部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而且,不管它们多么含糊不清,处于多么令人困惑的种种虚饰之中,它们正被人们感到是一种需要。

31三个趋势:第一个趋势倾向于一种历史理论。例如,在孔德以及马克思 斯宾塞和韦伯那里,社会学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尝试,关注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它同时是历史性和系统性的。所以是历史性的,是因为它处理和用到有关过去的材料,所以是系统性的,是因为它如此做的目的是发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规律性。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很容易偏向于使人类历史的材料被强迫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而从这紧身衣中又跑出来对未来的先知性的观点。

第二种趋势:倾向于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例如,在形式主义者的著作中,突出的有齐美尔和冯·维泽的著作,社会学开始被设想为用于划分一切社会关系和洞察它们假设的普遍一致的特征。总之,形式主义的观点在过高的总体性层次上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过于静态和抽象。也许作为第一个趋势偏向的反应,在此历史被完全抛弃了;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太容易成为一种精致却毫无生气的形式主义,对概念的分解和无休止的重新组合成为这样的形式主义努力的中心点。在我称之为宏大理论家的人中,观念确实已变成了概念。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著作是美国社会学在当代的首要代表。

第三个趋势:倾向于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的经验研究。虽然到19xx年左右,孔德和斯宾塞一直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要支柱,而且德国理论的影响也很大,经验调查却很早就在美国占据中心地位,这部分是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科设置早于社会学。在此情况下,只要社会学被定义为对一些社会专门领域的研究,它就很容易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打零工的人,包容了对学术剩余物的形形色色的研究。其中有城市和家庭研究,种族关系研究。政务我们即将看到的,造成的这种大杂烩被转化为一种思考类型,我将用自由主义实践性这一术语来考察它。

34在英国,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在许多英国新闻评论、小说以及历史著作中,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很好的发展。法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二战以来,法国反思性思想的迷乱与大胆依赖于对我们时代人的命运的社会学方面特征的感受;但这些潮流是由作家而非专业的社会学家推动的。不过我仍采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是因为:1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无论如何,我是社会学家2我的确相信,历史地看,经典的社会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多的也更生动的表现了这一心智品质3鉴于我将批判的考察许多过于精细的社会学流派,所以,我需要依据一个反对性的术语。

35第二章 宏大理论

所有这些都触及一个痛处,即可理解性。当然,这一点已超出了宏大理论,但宏大理论家门如此深入的卷入该问题,以至我们恐怕真的要问:宏大理论不过是混乱不堪的繁文冗辞还是其中究竟还有一些东西?我认为,答案是,是有些东西,当然隐藏的很深,不过总是说了点东西。因而问题变成:当从宏大理论中排除掉所有妨碍理解其意义的东西,能够看到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那么,它说了些什么呢?

37所有这些都触及一个痛处,即可理解性。当然,这一点已超出了宏大理论,但宏大理论家们如此深入地卷入该问题,以至我们恐怕真的要问:宏大理论不过是混乱不堪的繁文冗辞还是其中终究还有一些东西?我认为,答案是:是有些东西,当然隐藏的很深,不过总是说了点东西。因而问题变成:当从宏大理论中排除掉所有妨碍理解其意义的东西,能够看到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那么,它说了些什么呢?

38 人们往往共享许多标准,并彼此期望坚持它们,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他们所在的社会将是有序的。 共享的符号系统中的这样一个因素或可称之为价值,它可作为在不同取向(环境中本身存在这些取向可供人们选择)中作出选择的判据或标准。……但根据符号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在行动整体中区分动机取向方面和价值取向方面。价值取向方面不关心事情所期望状态(根据满足-剥夺的平衡)对行动者的意义,而关心选择标准本身。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价值取向的概念是一种逻辑上的工具,用于阐述融入行动系统中的各种文化传统之关联的核心特征。

根据以上所述的规范性取向的由来和价值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所有的价值都包含可被称为社会参照的东西……行动系统的一个内在特性便是行动乃是——用个术语表达——规范性取向的。而正如我所表示的,这一点来源于与期望有关的概念及其在行动理论中的地位,尤其是在行动者追求目标的行动阶段时的地位。从而,期望,与人们称为互动过程中的双重偶变性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必要的秩序问题。在这个秩序问题中,也许可以区分出两个方面,使交往成为可能的符号系统中的秩序,以及动机取向与期望的规范性方面的互补关系之中的秩序,即霍布斯式的秩序问题。

因此,秩序问题,从而稳定的社会互动系统——即社会结构——整合的本质,集中于行动者的动机与规范的文化标准间的整合,在我们的人际情境之中,这些文化标准把行动系统整合起来。根据前一章所用的术语,这些标准是价值取向的模式,并由此成为社会系统的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部分。

还存在这样一种对应相合的双重结构。一方面,通过标准的内化,服从它会对自我具有个人的、表意性的以及工具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我会把自我的行动作为约束,建构他我的这些反应,是自我对标准服从的一个功能。所以,作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倾向的一个直接方式,自我的服从与其他人的服从趋于一致,成为获取他人支持性反应与避免他人不利性反应的条件。如果,与很多行动者的行动相关联,对某一价值取向标准的服从满足了这两个尺度,那么,在系统中任何一个给定行动者看来,这个服从既是满足他自己需要倾向的方式,也是优化其他有影响力行动者反映的条件,那么,这个标准就可以说被制度化了。 就此意义而言,价值模式总是在某个互动情境中被制度化。所以,期望系统总是有两方面内容,它们与期望系统相联系而整合到一起。一方面,存在某些期望,它们与行动者或自我的行动有关,并部分的设定了行动的标准,而这个行动者他我也被看做是一个参照点;这些是他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还有一套期望与他人不太确定的可能反应有关——这些期望被称为约束,而根据它们被自我感觉为使促进满足还是剥夺满足,又可将之分解为正面约束和负面约束。从而,角色期望和约束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互补性的。对自我而言是约束的东西,对他我而言则是角色期望,反之亦然。

于是,根据与一定互动情境有关的期望,组织而成一个个体行动者的取向系统,而角色则是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它与一套特定的价值标准相整合,这套标准又在互补性角色中左右了自我与一个或多个他我的互动。这些他我不一定是一组特定个人,可以包含任何一个他我,——一旦他我与自我发生了互补性互动关系的话(参照共同的价值取向标准,这种互动关系中含有不同期望的互给性)。

角色期望的制度化,以及与之相应的约束的制度化,显然有个程度问题。这个程度是两套变量的功能:其一,是那些实际影响人们共享价值取向模式的变量,其二,是决定了人们动机取向或承诺满足相关期望的变量。通过这两个渠道,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这种制度化的程度。不过,还存在与完全制度化对立的一级,即失范,它是指互动过程中,缺乏结构化的互补性,或者换句话说,(就上述两套变量意义而言)规范性秩序的彻底破坏。不过,它是个有局限的概念,还没有哪个具体社会达到它所描述的地步。正是由于制度化的程度不同,所以失范的程度也有不同。这二者互为对立。

对于正被讨论的社会系统,制度化了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影响整个结构,可以制度就是这些角色整合的复合体。我们应该把制度视为社会结构中比角色层次更高的秩序单元,实际上,它是由许多相互依赖的角色模式或角色模式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复合体。

或者用其他话来讲,人们行动,彼此相互支持或反对。每个人都考虑其他人在期望什么。当这些互有的期望足够确定与持久,我们就称之为标准。每个人还期望他人对他所做的事予以反应。我们称这些被期望的

反应为约束。有些反应似乎非常令人满意,有些则不是。当人们由标准和约束指引时,我们可以说他们在一起扮演角色。这是个方便性的比喻。事实上,我们称之为制度的东西最好定义为一套差不多较为固定的角色。当在某个制度中,或者由这些制度所组成的整个社会中,标准和约束不再控制人们,那么,按涂尔干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出现了失范。从而,在一头是制度,标准和约束都是和谐有序的,在另一头,则是失范:如同叶芝所说,中心不再稳固;或者如我所说,规范性秩序已经被破坏了。

40事实上,宏大理论家的许多思想,被转述过之后,都差不多是可在许多社会学教科书中见到的标准思想。 41帕森斯写到:从动机上考虑,人们对共同价值的依附表明,在支持价值模式方面,行动者有共同的情感,这些共同情感可被定义为它们表明了:人们把对相关期望的服从看作是一件好事情,而这件好事情却相对独立于可以从这种服从中获得的任何具体的工具性有利条件——比如说,避免了负面约束。而且,这种对共同价值的依附,尽管它可能与行动者很切近的满足性需求相适应,总是还具有道德的方面,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服从规定了行动者在他参与其中得更广大的社会行动系统中所担负的责任。显然,责任的集中点,乃是由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所形成的集体性。

最后,很明显,在其所处的具体结构中,支持这些共同价值的情感一般并不是有机体各种先天生理习性的明确表现。总体而言,它们是学习来的或习得的。而且,它们在行动取向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并不是成为被认知并被适应的文化客体,而是成为开始被内化的文化模式;它们构成了行动者本人个性系统结构中的一部分。因为,如人所言,这些情感或价值态度是个性中纯粹的需要倾向。只有通过内化制度化了的价值,才会在社会结构中产生行为动机的真正整合,才得以驾驭更深层次的动机,以满足角色期望。只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时,才有可能说一个社会系统是高度整合的,集体利益和它组成成员的私人利益达成了一致。

我们应该认为完全的一致性是个几乎不可能的情况,就像人们都知道不可能存在没有摩擦的机器。虽然还没在经验上发现一个社会系统中动机的完全整合(它具有一套完全协调一致的文化模式),但是这么一个把社会系统整合起来的观念,仍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此段为帕森斯的脚注)

人们的不同个性组成了被内化的需要倾向结构,把此结构与一套共同的价值模式相整合,这是社会系统动态过程的核心现象。除了那些转瞬即逝的互动过程之外,任何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都要依赖与这种整合的程度,可以说这是社会学中具根本性的动态定律。对于所有声称为对社会过程的动态分析,它都是个主要的参照点。

或者用其他话来讲:当人们共享相同的价值时,他们趋向于依照他们所期望于其他人行动的方式来行动。而且,他们往往把这种服从看成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甚至在它似乎违背了他们切身利益之时。这些共享的价值是习得的而不是遗传而来的,这一点并没有使它们在人类动机中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相反,它们成为人格本身的一部分。正由于这样,它们把社会联结到一块,因为被社会所期望的东西成了个人所需要的。对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性来说,这一点是如此重要,以至如果我要分析我所持续关心的某个社会话题的话,将把它作为我主要的出发点。

42任何思想,任何书当然都是即可用一句话,也可以用20卷书表达出来。这是一个说明某个东西需要用多么全面的陈述,以及这个东西显得多么重要的问题,它能让我们理解多少经历,它能让我们解决,或至少是陈述的问题范围有多大。

43用四段话来转述帕森斯的整本书:

让我们来想象某个东西,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系统,在其中,个人彼此参照,进行行动。这些行动往往是非常有序的,因为个人在系统中共享价值标准,共享以得体、实用的方式行为的标准。这些标准有的可称之为规范,那些依照规范行为的人在相似情况下趋于作出相似的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出现了社会规律性,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而且它们往往是非常持久的。我把像这样持久且稳定的规律性称为结构性的。也许可以把社会系统中所有这些规律性看做是一个巨大而错综复杂的平衡。可我现在打算忘掉这个比喻。因为我想让你把我的概念:社会均衡看作真实之物。

主要有两个方式来维持社会均衡,一旦其中之一或二者都无效,则会造成失衡。第一个方式是社会化,指的是把一个新出生的个体培养为社会人的所有方式。社会对人的这种培养部分的在于让他们习得采取社会行动的动机,而这些社会行动是为他人所要求或期望的。另一方式是社会控制,我指的是让人们循规蹈矩以及他们让自己循规蹈矩的所有方式。当然,对于规矩,我指的是在社会系统中一般被期望或约束的任何

什么行动。

维持社会均衡的第一个问题是让人们想去做那些要求和期望他们去做的事情。如果这个没有成功,第二个问题是采取其他手段让他们循规蹈矩。马克斯·韦伯已经给出了对这些社会控制的最好的分类和定义,他和以后的一些作者已经说得很充分了,我没什么东西可补充。

而确实让我有点迷惑的问题是:当社会均衡存在,以及与之匹配的社会和和控制手段都齐全时,怎么还有人不守规矩?根据我的社会系统的系统性和一般性理论,我对此不能很好地解释,还有一个问题还不是像我所想要的那样清楚:我应该如何解释社会变迁,也就是说,历史呢?对这两个问题,我建议你无论什么时候碰到它们,都要进行经验调查。

45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的回到观察上来。作为宏大理论家,它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对真正的问题缺乏踏实感受,他们的文章的不现实性非常显著。这样所产生的一个特征是:在我们看来,对细节进行随意地 无休止的修饰,它既不能增进我们的理解,也不能使我们的体验更易于感受。从而,这种情况暴露为他们在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时,有时故意规避明白晓畅的行文。

米尔斯认为,要下好定义。这些心智习惯是形成系统性思考的关键,而不具备它则是形成概念的拜物教的关键原因。

48合法性或正当化的符号。 不同的思想家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它们:莫斯卡的政治手段和伟大迷信 洛克的主权原则 索雷尔的统治神话 T 阿诺德的民俗 韦伯的合法性 涂尔干的集体表象 马克思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 卢梭的公意 拉斯韦尔的权威符号 曼海姆的意识形态 斯宾塞的公共情感——所有这些和其他类似术语表明这些分配符号在社会分析中居于中心位置。

49现在,帕森斯和其他宏大理论家成为价值取向和规范性结构的东西主要与合法性的支配符号有关。确实,这是个实用重要的主题。符号与制度结构间的这些关系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这些符号并没有形成社会中的某个独立王国;它们的社会相关性在于人们运用它们来证明或反对某种权力安排,以及在这种权力安排中有权者所处的位置。它们在心理上的相关性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们成为依附或反对某个权力结构的基础。

49正如爱默生所说,政府并不一定来源于人们得到的认同。而要是相信政府却是来源于到的认同,则是把它的合法性和产生它的原因相混淆。如果却有某社会中的人正好具有这样的道德认同,这要依赖于下述事实,即制度的统治者成功的垄断甚至强行灌输了他们的支配符号。

50米尔斯认为,当制度性秩序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成员接受了该秩序的合法性,当根据这些合法性,人们成功的声称,或至少能保证他们自鸣得意的声称保证了服从,我们方可谈论共同价值。于是,这些符号被用于规定环境,被看做评价领袖和追随者的标准。当然,只有极端而纯粹类型的社会钢结构,才显露出这些普遍的、核心的符号。

在另一个极端,存在某些社会,其中有一套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控制了整个社会,并通过暴力与暴力威胁强加了它的价值。这不一定会破坏社会结构。因为正规的纪律能有效的制约人们,而且有时候,除非他们接受了对纪律的制度性的要求,它们没有生存下去的机会。

51强调这种价值冲突并不是要否认理性一致的力量。言语和行为之间有出入往往是人的一个特征,但争取一致同样也是。我们不能基于人性或社会学的原则,或受宏大理论的律令,先验的判定在任何给定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很完整的想象出一个纯粹类型的社会,它具有非常有纪律的社会结构,在其中被支配的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放弃他们被规定了的角色,但是却一点也不共享支配者的价值,于是他们根本不信任秩序的合法性。这就像一艘配备了奴隶的船,船上浆的规律运动使划船者沦为机器上的齿轮,监工的暴力只是偶尔需要一下。奴隶甚至不必清楚船的行驶方向,尽管船头稍一偏转都会激起船长的愤怒,这名船长是船上惟一能看见前方的人。不过,我可能已经在开始描述,而不是想象了。 52在这两种类型,即共同价值的系统和强加的纪律之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整合。大多数欧美社会都融合了多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的统一性中杂合了各种合法性与强制。当然,任何一种制度性秩序可能都是这种情况,而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像家庭这样的神圣的小群体,统一的共同价值也绝不是必不可少的;不信任和痛恨也许正是把一个人人关爱的家庭为系在一起的前提。

53我们必须记住,在现代世界,权力往往并不像中世纪那样显得有权威;对他们施加权力来说,统治者的

正当性似乎不再那么必不可少。至少对于我们时代的许多重大决策——尤其是那种国际性的——来说,说服大众并不是必需的;它们轻易就得以实现。而且,当权者往往既不采纳,也不运用它们可以推行的那种意识形态。通常,只有当权力真相遭到有力的批判和揭露之时,他们才会抬出意识形态;在美国,这些反对最近还不是足够有影响,以至产生对新的统治性意识形态的需要。

53当然,今天有许多人丧失了对主流价值的忠诚,又没有获得新的价值,于是对任何种类的政治关注都不热心。他们既不激进,也不反动。它们没有行动。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把完全私人性的人看作白痴的定义,那么一定会得出结论:社会中的许多公民确实是白痴。在我看来,这种精神状况是求解政治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许多现代不安的关键,也是求解现代社会中许多政治迷惘的关键。对于一个权力结构的维持乃至兴盛发达,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学术的确信和道德信仰都不是必需的。就意识形态发挥的作用而言,人们常常不介入合法化以及越来越趋于冷漠,是当今西方社会两个关键的政治事实。

魔术般的消除冲突,奇异的实现和谐,系统的和一般性的理论中排除了任何可能涉及社会变迁和历史的因素。在宏大理论家从规范角度出发创造出的社会结构中,不光发现不了备受恐吓的大众和激奋的暴民 群众 集体行动和运动——而我们的时代充满了这些事物——的位置,而且,从宏大理论中无法得到任何有关历史本身是如何发生的,有关它的机制和过程的系统性的思想,因而,帕森斯相信社会科学也无法得到:当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理论时,社会科学的千年盛典就该来临了。可是在我们的时代,它还不会来临,并且它可能永远不会来临。这当然是一个极其暧昧的断言。

57我提出这些多样性当然是想表明,不管这些社会有什么样的共同方面,也一定要通过经验考察来挖掘。如果以空洞得不能再空洞的形式对与一定历史范畴内社会结构有关的事情进行预测,那就是把高谈阔论误当做是社会调查研究。

57根据诸如政治、亲属、军事、经济和宗教制度之类的制度性秩序,人们可以构想出社会结构的类型。他用一种可以在给定的历史中洞察这些制度性秩序的轮廓的方式,给每一个制度性秩序加以定义,然后问,它们每一个如何与其他相联系,简言之,它们如何被组织为一个社会结构。可以把答案作为一套研究模型方便的给出,当我们考察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时,可以用这些模型来加深了解它们被系到一起的链条。 59总而言之,不存在什么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性的体系,对于古老的颇为恼人的社会秩序问题,其答案也非只有一个。对这些问题的有用研究,主要是根据我在次概括的这些研究模型,而运用这些模型,要与特定范畴的历史上的及当代的社会结构保持经验上的密切联系。

61撤退到对观念的系统性研究应该只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形式的片段,记住如下事实很有用,在德国,这种形式研究的成果迅速为包罗万象式的和历史学的研究所运用。这种运用,由马克斯韦伯开风气之先,成为德国古典传统的巅峰。在相当大程度上,它的前提是一套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其中有关社会普遍性的观念与历史阐释密切的联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与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马克斯韦伯是在与卡尔·马克思的对话中发展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的,但我们始终得认识到美国学者的健忘症。现在,在宏大理论中,我们碰到了又一个形式主义者的回避,并且这回避本应只是一个停顿,但现在却似乎变成了永恒。正如西班牙语所云:许多不会玩牌的人倒是能洗牌。

64第三章抽象经验主义

新的学派在其实践中 一般吧对抽样挑选出的人群所进行的访谈当做基本的数据来源。为方便期间,访谈对象的回答经过标准分类,被键入代码卡片,并通过找出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毋庸置疑,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掌握这种步骤,从而轻易得到某个事实和结果,因而它很受青睐。它的结果通常是以统计判断的形式表示:在最简单的层次上,这些结果只是一些比例结论,但在较复杂的层面上,根据不同的问题,解答经常被组合进复杂的交互分类之中,并且这些解答又以不同方式形成等级量表。人们可以通过某些复杂方法处理这样的数据,但我们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不管它们怎么复杂,仍只是对已知数据的分类而已。

65在这些断言中,有个显而易见的倾向是把研究对象和用来研究它的方法相混淆。这可能意味这样的事实:公众这个词,正如我们将要运用的,指的是任何具有相当规模的总体,因而可以进行统计抽样;既然公众持有观点,那我们就必须同人们交谈来发现它们有什么观点。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能或不愿说出真相;那么,你可以尝试使用投射和量表手段。

66西方社会中的公众问题起源于中古社会的传统与习俗的全体共识发生转变;而在今天大众社会的思想

中,它达到了高潮。18和19世纪的所谓公众,正被转变为大众社会。而且,由于大多数人成为大众人,公众与社会结构的关联反而渐为疏散,他们每个人都陷入了相当无力的处境。诸如此类的情况,或许能提供我们一些暗示,在对公众、舆论及大众传播进行研究时,我们需要选择和设计何种框架。同时,我们还需要对民主社会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对曾被称为民主极权主义或极权民主的社会作出充分地阐述。简言之,在这些方面,我们无法用人们目前实践的抽象经验主义的视野和术语来阐述社会科学的问题。 68到目前为止,根据新方法进行的分层研究还没有提出新的思想。事实上,从其他风格的研究中借鉴来的关键概念还没有经过翻译;一般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包容丰富的指标已经够用了。关于阶级意识和虚假意识的难题,与饥饿即相对的地位的观念,以及韦伯的统计上颇具启发性的社会阶层思想,这些都被遵循该研究风格的研究者加以发展。而且,他们还以各种笨拙方式强以小城市为抽样区进行研究,却全然不顾下面这一昭然事实:对此类研究的简单的加总,绝不可能达成对于国家的阶级结构、地位和权力的完整认识。

68概括抽象经验主义方法的大部分研究:

归纳起来,这些差别(25年前和现在相比)导致了舆论研究领域中革命性的巨变:这一领域日渐技术化,数量化 非理论化 分割化 特殊化 专业化和制度化 现代化 群体化——简言之,以行为科学为其特征,美国化了。25年前及更早以前,杰出的著作家出于对社会本质及其运作的普遍关注,以渊博的学识研究舆论,同时又不仅局限于此,而是运用广博的历史 理论和哲学视角,并写出专著。今天,技术专家小组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研究方案并报告成果。20年前,舆论研究隶属于人文学科的,但在今天,它成了科学的一支。、 他们受制于方法论。所有这些意味着,就其研究结果而言,他们的这些研究堆积琐屑的细节,却对使这些细节形成一定规范形式缺乏足够关注;事实上,除了由排字工和装订工提供的一定形式外,这些研究往往没有什么形式。这些细节无论怎么庞杂,都不会使我们确信任何本值得我们确信的东西。

70这个领域 学术行政官和研究技术专家,这两类颇为新型的专业人士现在正与普通的教授和学者进行竞争

70总之,这种研究风格与行政造物主相伴随,这个行政造物主对于未来的社会研究及其可能的科层化,有重大关系。

不过,我们需要把握的这种抽象经验主义的最重要的学术特征,是其实践者所拥护的科学哲学,以及它们遵循并应用它的方式。正是这一哲学,主导了他们所进行的实质研究,并成为该学派行政和人事机构的指导思想。在这一特定的科学哲学中,他们找到了学术上的主要理由来辩解它们的实际研究为什么贫乏,以及他们为什么觉得需要成立机构。

71在研究实践中,抽象经验主义似乎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简单地说,他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信奉为惟一的科学方法。这一研究模式主要是在构建认识论;在社会科学中,它最具决定性的结果是造成了方法论的抑制。我指的是科学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不过,这些尚只是预期的可能。它所提出的科学方法并非产生于(人们普遍正确视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思路,也不是对这些思路的概括。它主要是从自然科学哲学借鉴而来,并对之做了些权宜性的修正。

71广义而言,社会科学哲学似乎包含两个努力。1哲学家们试图考察社会研究过程实际是怎样的,然后归纳这些看来有望成功的研究步骤,并使之前后连贯。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很容易一无所获。但若是每一位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都作出努力,难度就会大大降低,而且每一人都有做一做的必要。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工作做得还很少,并且仅仅运用到有线的几种方法中。2我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风格经常通过诸如制定社会科学研究的计划和法则的方式,重述并采用自然科学哲学。

72方法是人们用来理解或解释事物时所运用的程序。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它提供关于人们在从事研究时会做些什么的理论。由于存在多种方法,方法论的性质必然是一般性的,于是,方法论通常不给研究人员提供具体的步骤。认识论比起方法论来就更为一般化,因为他的践行者主要探究知识构成根据及其限制,简言之,即知识的特性。当代认识论学者已经倾向于从他们相信为现代物理学的方法中提取其所用标号。由于一直企图通过对这门科学的理解来提出和解答关于知识的一般问题,它们实际上变成了物理学的哲学家。有些自然科学家似乎对这些哲学研究颇感兴趣,有些人则对此惑然不解;有些人对大多数哲学家接受的流行模式表示赞同,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但据估计,还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被告知,物理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境界,可以从严密的数学理论中引申出严格缜密的实验问题。但它并没有达到这一境界,因为那些方法论学家在其构建的研究模型中展现了这样一种相互作用。不过其次序似乎是相反的方向:科学的认识论依附于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开始运用的方法之上。

73方法专家也往往会成为社会哲学的某个分支的专家。在当代社会学中,它们的重要之处不在于他们是专家,而在于他们的专业化的一个结果是助长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专业化的进程。而且,他们所依据的,乃是方法论的抑制,以及体现这一抑制的研究机构。他们的专业化,并不是根据可以理解的学术领域或社会结构问题的观念,针对一般性的专业化方案而提起。这种专业化仅仅给予对方法的运用,而不考虑内容 问题及领域。以上这些并不是我散漫的印象,而是很容易找到记录的。

75当社会学被赋予讲哲学转换为科学的任务时,存在如下的假设和暗示:以方法的天赋才力,并不需要对这一领域传统的学术知识进行转换。确实,获得此种知识比上文陈述所暗示的要多费一点时间。

于是,一边是有组织的充分发展的经验社会科学学家的队伍;另一边是无组织的个体社会哲学家们。作为方法论学家,社会学家将后者转变为前者。总之,他是科学制造者,还同时兼有学术的,毋宁说是科学的及行政管理的身份。

从社会哲学和个体观察家到有组织的 充分发展的经验科学的转变,通常由相关学者研究中的四个转向得以体现:

1首先是关注的重点从制度史和观念史转到具体的人类行为。可这并非如此简单;抽象经验主义不是日常生活的经验主义。人们的具体行为并非他们研究的单位。我将很快表明,抽象经验主义实际作出的选择往往暴露出明显的所谓心理主义的偏向,并且,它始终避开结构问题,却偏爱情境问题。

2其二,拉扎菲尔德写到,是不单独研究人类事务的某一方面,而是把它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只需把马克思 斯宾塞及韦伯与那些抽象经验主义者的著作比较。不过这段话的大概含义是建立对在联系的特殊理解上的: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联系

3研究偏重于重复出现而非昙花一现式的社会情境和问题。这也许被认为是指向结构性思考的尝试,因为社会生活的重复或规律性当然是植根于既定的结构之中的。例如,这就是为什么要理解美国的政治竞选活动,你就的理解政党的结构,它们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等等。可这并非拉扎斯菲尔德的本意;他的意思是选举要求许多人参与一项雷同的活动,而且选举要反复举行;于是个体的选举行为就可以进行统计研究;研究 再研究。

4最后,研究重点更多的落在了当代,而非历史上的社会事件这种对非历史性的强调来自认识论的偏好:社会学家将由此倾向于主要研究当代的事件,对这些事件,他有可能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料 这种认识论的偏好,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倾向,与阐明实质性问题背道而驰。

社会学研究将科学步骤应用到新的领域当中。这些步骤只是被设计出来,以粗略勾勒从社会哲学向经验社会研究的转变中可能形成的流星之势 当一名社会学家着手研究人类事物的新内容时,他必须自己收集所有的资料 正为此故,社会学家发展出了上述第二个主要职能。此时,他堪称其他社会科学的工具制造者。让我来提醒你社会科学家在为自己收集资料时遇到的诸多难题。他必须不厌其烦的询问人们他们自己做了什么看到什么想到什么。人们不大容易记清楚这些内容;他们或是不愿告诉我们,或是不十分明白我们想知道什么。于是,一种重要但又难以掌握的访谈艺术得以发展起来

但就历史而言,社会学家还具备第三个职能,这就是解释者 将社会关系的描述及其解释作一区分,是很有用的。在解释的层次,我们主要用为什么提出一些日常语言能够表达的问题。为什么人们现在愿意拥有的子女比以前减少了?为什么他们乐意从乡村移往城市?为什么选举i会成功或失利?

发现这些解释的基本技巧是统计性的技巧。我们必须比较子女数目多的与子女少的家庭;比较经常失业的工人与工作稳定的工人。但我们应当比较与他们有关的什么东西呢?

77社会学家在将哲学转化为科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的解释类型是解释变量,它在统计调查中很有用。我们必须假设在人们的人格 体验和态度中存在某种东西,使得他们在外在看来似乎相同的情境下做出不同的举动。我们所需的是经验研究可以检验的说明性思想和观念

78对于抽象经验主义,有两种流行的辩解,若他们被接受,则意味着抽象经验主义成果的贫乏,与其归咎于方法所固有的特征,不如说是缘于一种次要方面,即:金钱和时间

81 就思想而言,你从细节性研究得到的思想几乎不会比投入到这些研究中的思想多。从这类经验研究中

你能得到的是信息,而利用这些信息能作些什么,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是否在研究过程中,把你具体的经验研究作为更大学术体系的检验点。由于科学制造者将社会哲学转变成经验科学,并且建立研究机构使其有容身之所,于是便有了大批研究成果。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理论或原则知道如何选择这些研究主题。我们曾经见过幸福,可能算一个主题,市场行为,也可算是一个。它们只是在假设,一旦运用了方法,这些分散性的研究作为结果,最终会加总形成研究人与社会成熟而有序的科学。

任何一种类型的经验主义类型包含了一个形而上的选择——对那些最真实事件的选择——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一特殊风格所要求的选择有所了解。我相信,有一个颇为可信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些研究常常变成了心理主义范本的论点。该论点可能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基本的信息来源对个体的抽样。这些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以个体心理反应的术语表达的。于是,这便要求作出如下假设,如果我们根据有关个人的资料,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就可以理解社会的制度性结构。

82 由于认识论的教条束缚,抽象经验主义回避系统的研究历史,拒绝比较,它们只着眼于小规模的区域并且倾向于心理主义。无论是定义它们的问题,还是解释他们在微观视野中的发现,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利用过历史社会结构的基本思想。

82甚至在情境研究上,也很难期望这类研究会有其深刻的洞察。根据定义,或基于我们的研究,可以知道处于该环境中的人往往并不察觉引起环境变化的原因,我们只有以结构转换的方式才能理解这些变化。这个总体的角度,当然与心理主义直接对立。它的运用对方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细节研究所选择的情境应与具结构意义的问题相一致。我们将从环境中分离和观测的变量,应该是那些我们对结构的考察之后,所发现的重要变量。当然,环境研究和结构研究间应该有双向互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应该像编被褥的妇女小组,每个只缀补其中的一部分;这些零碎的片段设计的无论多么精确,都不可能被如此机械外在的结合起来。

83在抽象经验主义者当中,近来又一种趋势,就是给经验研究作一至两章的序言,他们称之为文献综述。这当然是个好迹象。在我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已有的社会科学学科批评的回应。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工作几乎完全是在资料收集好并且修润后才做的。更为甚者,由于它要求深思熟虑和耐心,因而在繁忙的研究机构中,这项工作就经常交给那些忙碌的助手去完成了。这样,他炮制出的章程就成了一种用理论去概括经验研究并赋予其意义的努力,或者如常言所道——编出个像样点的故事。能做到这一点,也算聊胜于无吧。但这样做确实经常误导不知情者草率的认定这一经验研究是经过认真挑选 设计和操作,以便对诸多概念和假设进行经验性检验。

84在这样的讨论中,颇有些有意思的小把戏。当从一个逻辑基点分析时,我所考察的这一类型的研究表明,用以解释和理解资料的有趣的概念,绝大部分指的是:1超越访谈所能利用层次的结构性和历史的因素2未向访谈者暴露的更深层次的心理因素。但重要之处在于,这类研究者在设计研究和收集资料时,一般不会使用结构性和心理层面的概念。这些术语以粗略的方式指出了上述方向,但并不包含在这类风格的研究所确认的特殊的 清晰地变量之中。

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似乎很明显:在实践中,经过或多或少准备的访谈,作为信息的基本来源,通常要求一种奇特的社会行为主义。在目前的行政和经济条件下,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充其量不过是半熟练的访谈者,不可能在二十分钟或一天的访谈中获得我们从最有经验和时间足够长的访谈中所能获得的那种程度的材料,难道这不是很明显?同样,从一般的抽样调查中,我们业务发货的结构的信息,而我们知道,这些信息可以从适当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中得到。

然而,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也吸纳了不少有关结构和深度心理的概念。他们借助一般的概念来解释具体的观察结果。为了使一项研究首尾一贯的完成,他们运用一般的概念来阐释结构或心理问题。

在某些研究行当中,当细节的事实或关系被不着边际的臆想解释的颇有说服力时,术语聪明有时会派上用场。当小变量被拓展意义,用来解释宽泛的问题时,结果可能被认为是漂亮的。我提到这点是为了说明,一种行话正在出现,掩盖了我所阐述的那种程序。

85所有这些做法,不外乎用统计手段展示一般性观点以及运用一般性观点说明统计结果。而一般性观点既没有经过检验,也未被赋予具体意义 。它们根据数字的需要被挑选,正如同数字被用来配合它们意义。一般性观点和解释可与其他数据配合使用;反之亦然。这些逻辑把戏被用来给研究赋予表面上的结构 历史和心理学的意义,而实际上,由于这种研究的抽象,这些意义已被抽空了。他们有可能根据我已说明的

方式或其他方式,固守方法,并尽力掩盖其结论的琐屑。

我们通常可以在章节的起始段或总论,或有时也在解释性章节或衔接部分中,发现此类程序的例证。 我的观点很简单:任何一种社会研究都是由思想推进的;并只由事实加以限定。

最后还有一种对抽象经验主义结论通常很单调的解释,最好是以问题的形式表述它:在真实但不重要与重要但不真实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张力?这个问题更好的设问方式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理应期望解决何种层次上的真实;当然,我们可以变得吹毛求疵,但这么做,除了十分详细的阐释之外,我们会一无所获;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求甚解,于是只得到一些大而无用的概念。

86精确并不是选择方法的惟一标准;当然,精确不应当同经验的或真实的混淆起来,尽管这种情况很常见。我们应当在研究中对我们关注的问题持尽可能精确的态度。那些最有趣也最困难的方法论题,往往出现于已有的技术不能奏效之时,仅就这一点而言,就不应该存在什么方法来限定我们所考虑的问题,

87要求我们的研究考虑其重要性或更一般地说,考虑有意义的问题,其含义是什么呢?意义的所指何在?在此我必须声明,我不是仅仅指它们应当具有政治的 实践的或道德的含义——不管这些术语被赋予了何种意义。我们首先应标明的是,这些问题与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内部所发生的事件有真正的相关性。所谓真正的相关性,我指的是研究应该和这些概念有逻辑上的联系。而所谓逻辑上的联系,我指的是在研究的设问与解释阶段中,大致阐释和详细信息之间有着公开的清晰地相互融贯。对于意义的政治含义,我会在以后提起。同时,像抽象经验主义那样过于谨慎和严格的经验主义,却没有探讨我们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和论题。而想要理解这些问题并关心论题的人,将诉诸其他阐述信仰的方式而获至启蒙。

88我们应该依据尚不十分精确地总体观察选择特殊的 微小的特征,进行深入的 精确地研究,从而解决与结构性整体有关的问题。这一选择乃是基于我们的问题而作,而绝不是哪一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必然选择。 88我认为人们没有权力反对对次要问题进行细致研究。从事这些研究所要求的局部聚焦,也许是一种对精确性和肯定行的可敬追求;这些情况或许是学术分工的一部分,是一种专业化,而这也是人们不应反对的。不过毫无疑问,我们有权问:如果声称这些研究是学术分工的一部分,这些学术分工作为整体构成了社会科学,那么其他分工部门在哪?以及将这些研究纳入更大图景的那个分工部门又在哪里?

88在方法论的抑制中,人们更多地被困于方法的认识论问题,而不是对经验资料的吸收。这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对认识论不甚了解,在固定准则前表现的十分教条。

在对概念的盲目崇拜中,人们被困在相当高的抽象层次上(通常属于句法性质),而不能触及事实。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这两种倾向或学派在应该做一停留的地方存在和兴盛。但这种本应短暂的停留,却被这两者引向一无所获的境地——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89就学术而言,这些流派代表了古典社会科学的退却。它们退却的手段是对方法和理论进行过渡渲染;而其主要原因则是它们与实质性问题没有紧密联系。如果教义与方法的兴起和衰落都是由于存于其中的学术争鸣(更完整、更富有成果者兴盛,否则便销声匿迹),那么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就不会取得像现在这样的势力。宏大理论将成为哲学家的一个次要的研究取向,也许会是年轻学者将要经历的学术历程;抽象经验主义则将成为科学哲学家的一个理论,以及社会研究方法中的有用附属。

假如果真只存在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高高在上,并肩站立,那么我们的情况则真的是糟透了;就实践而言,由于宏大理论表现出的形式的 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所表现的形式 空洞的精巧,使得人们确信,对于人类和社会,我们还知之甚少。

90心理主义指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运用个体性格方面的事实和理论。就历史角度而言,作为一种学说,心理主义乃是基于对社会结构现实的形而上学的明确否认。在某些时刻,其追随者们可能会将结构的概念——就目前的解释看——缩减为一种环境。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在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策略更直接的关注中,心理主义是以这样的认识作为基础:通过研究一系列的个体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以以某种方式,汇入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

91顺便的,我还必须强调,造成这些事实堆砌的研究单调乃至空洞的一个原因是,研究者很少或根本没有进行直接的观察。经验事实是由一些在科层机构指导下技巧生疏的人收集的。他们忘记了社会观察要求高度的技巧和敏锐的感觉;人们只有将富有想象力的思想潜入到社会现实中,才能真正有所收获。 92第四章形形色色的实用性

92人们并不总是对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感兴趣。并不是每个人都像社会科学家常常相信的那样通情达理。

所有这些意味着,研究人与社会的学者在它们的工作中,要承当和包含道德与政策上的决策。

92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总要伴随评估的问题。社会科学的传统里包含了往往很冗长教条的问题分析,煞费苦心的二面骑墙,以及许多推理缜密,中规中矩的观点。可却往往根本没有直接接触问题,零零散散的答案只是被假定为可行的,就像在研究技术专家的应用社会学中那样。根据他的方法所假设的中立,这样一名实践者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事实上,他允许其他人为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学术巧匠却一定会努力完成自己的研究工作,了解它的假设和含义,以及它对他所研究的社会,他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所具有的道德与政治意义。

93你不能从事实的陈述或观念的定义中指导出价值判断。但这并不表明这些陈述和定义与判断无关。显而易见,大多数社会论题包含乱成一团的事实错误和模糊不清的观念,以及评估偏见。只有把它们合乎逻辑的分离清楚,才有可能知道这些论题是否真的含有价值冲突。

断定是否有这种冲突存在,如果它存在,那么分清事实与价值,这当然是社会科学常常要承担的一个基本任务。有时,这样一种区分很容易导致对论题的重新陈述——以一种把它公开,以利解决的方式,因为它暴露了价值的不一致,而这些价值却为相同的利益集团所信奉。如果旧的价值不走向祭坛,新的价值就不能实现,于是,为了按新的价值行动,对新价值感兴趣的人只有坦言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了。 但是彼此有实际冲突的利益集团会信奉某些价值,如此坚定,以致无法通过逻辑分析和事实调查来解决冲突,那么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本扮演的角色似乎也演到尽头。我们可以澄清价值的含义和结果,可以让他们彼此一致,并确定它们实际的优先次序,可以用事实来包容它们——但最后,我们也许会降到断言和反断言;于是只能进行申辩和说服。而到最后——如果能坚持到最后——道德问题会变成权力问题,而且作为最后一着——如果能采取这最后一着的话——权力的终极形式是压制。

94我们要选择所研究的问题,在这种选择之中,就包含了价值,我们陈述这些问题时,要使用一些核心观念,在这些核心观念之中,也包含了价值,价值影响到它们的解决思路。如果考虑到观念,我们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中立的术语,并了解和明确仍保留下来的价值含义。如果考虑问题,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再次根据问题被选择的方式来明确价值,然后再对问题的解答中,尽可能的避免评估偏见,无论这个解答把人引向何处,无论它所包含的道德与政治含义会是什么。

95不管他是否真的想要,也不管他是否真的知道,任何投身社会研究并出版其研究成果的人要合乎道德的行动,并且一般也要涉及政治。问题是,他是否面对这种处境并作出决定,或者他是否向自己或其他人隐瞒情况,道德上随波逐流。目前,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是自在的或不自在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上对热情的承当的恐惧,且这种恐惧正逐渐流行,而这些社会科学家亦怀有这种恐惧。这种情况,而不是科学的客观性,是这些人在埋怨要做出价值判断时所真正乞求的。

96罗宾斯:毫不夸张的说,当代文明的一个主要危机起源于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思想并不能察觉到经济与技术之间的差别。

97所有的兴趣和权力,热情和偏见,憎恨和希望都在求取意识形态机器,以便于其他利益集团口号和符号,教义和呼吁相抗衡。随着大众传播的扩展和加速,这些东西因为重复太多,其效果也在逐渐递减;所以人们就会对新的口号 信仰和意识形态有持续的需求。在大众传播和公共关系密集的情况下,如果社会研究依然不受对意识形态利器需求的影响,那真的很奇怪了,若是社会研究这不能提供这种利器,那就更奇怪了。

98无论他是否意识到,只要他作为社会科学家进行研究,那他就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科层或意识形态的角色,并且这两种角色很容易合二为一了。为了科层制目的而使用的最为规范的研究技巧,轻易便对大概就在这类研究基础上作出的决策进行辩护。反之,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用于意识形态,也很容易的成为科层制过程的一部分:在今天,使权力合法化,以及使具体政策顺和民意的努力往往构成人事管理和公共关系的相当大部分。

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更多是以意识形态方式,而非科层制方式得到应用;甚至直到今天,尽管权衡两者的天平不断摆动,情况可能依然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用途之所以产生,是基于如下事实,即相当多的现代社会科学一直在同马克思的著作反复进行未被人们注意的辩论,反思与挑战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99当前经济学的混乱,是政策问题,方法和观点的混乱。同样接触的经济学家宣布完全对立的观点。

100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历史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它很容易成为民族和阶级神话的笨拙重塑。随着社会科学新的科层功用付诸实施,特别自二战以来,一直存在称颂美国的历史意义的尝试,一些历史学家在成宋钟将历史变得有裨于保守的思想倾向以及其精神与物质上的受益者。

100政治学家,特别是研究二战以来国际关系的那部分人,当然不能被指控在考察美国政策时,有反抗性的行为。霍顿教授声称,绝大多数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内容不过是合理化的注脚和沿街宣传这些政策。 如果不认识到政治学日后的大多发展对于了解重要的政治现实无足轻重,却对官方政策和失误进行科学上吹捧,那么,罗戈教授的问题 伟大的论题究竟出了什么事 就难以回答

社会科学必然与科层常规和意识形态论题相关,这种相关包含于当前社会科学的多样化和混乱之中,于是最好明明白白的说明他们的政治意义,而不是对之遮遮掩掩。

101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科学与改革运动和改良活动直接联系。1865年以 美国社会科学学会的形

式组织起来的、广为人知的社会科学运动,是19世纪后期人们不凭借显见的政治策略而运用科学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简要的说,其成员们寻找将较低阶层人们的困苦转变为中层阶级论题的途径。在20世纪早期的数十年中,这一运动依然继续向前发展,却不再是激进的中产积极意识形态改革的;对福利的更迫切渴求变成了对社会工作 联合慈善团体 儿童福利以及监狱改良的有限考虑。

101在美国,自由主义一直是几乎所有社会研究政治上的共同尺度,以及几乎所有公共修辞和意识形态的来源。

102如果说历来含糊不清的美国社会科学还存在一个指向的话,那它一定是对分散研究,对事实调查的癖好,以及与之相伴的对多元主义含混的因果关系的信仰。这是自由主义的实用性作为一种社会研究风格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如果任何事件都是由不可计数的因素促成,那么我们在采取实际行动时最好万分谨慎。我们必须处理许多细枝末节,所以在改进某一细节前,得先改进另一个细节,看看结果,这才是明智的。毫无疑问,我们最好不去信奉某一教条,并且不执行过于庞大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在介入全面互动时,十分清楚自己不知道并且永远不可能知道发生影响的全部因素。作为研究具体环节的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洞察许多微笑的原因:为了务实的人一样明智的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是一定情境中零碎的改革者,一会忙这,一会忙那。

103但是在自由主义实用性的有机的形而上学中,无论什么有利和谐均衡的因素,都会被强调。在将所有事物都看做持续性运动的观点中,突变的步伐和革命的混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如此鲜明的特征——被忽略了,或者,即使没有忽略,也仅仅当做病态 失范的象征。由单纯的短语如多数或社会所暗含的常态和假想的统一,降低了观察现代社会结构全貌的可能性。

103想一想那么多社会学书籍的受众:该学科中大部分系统的理论的研究是由教师为了授课目的而在教科书中进行的。不要忘了,社会学在与其他学科的对抗中往往赢得学术生存权,这一事实可能增加了对教科书的需求。现在,教科书本着使青年人也能读懂的原则,而不是围绕研究和发现的增长点来组织事实,于是,教科书很容易就变成相当机械的对事实的收集,以说明多少还算固定的概念。人们在编排事实,使之有一定教科书次序时,一般不大重视新思想的研究可能性,以及思想与事实的相互作用。旧思想与新事实通常比新思想更重要,由于新思想可能会限制为授课而编排的教科书的实用性,因而常常被认为是危险的。文章采用与否,要由教授们作出判断,并决定其成功。毕竟,我们要记住,充实新的讲授笔记确实耗费时日。

104在老的实用的情境社会学中,很少以激进方式思考政治问题。自由主义实用性则不谈政治或渴望民主机会主义。其信徒们触及政治事务时,通常以反社会或腐败来表述政治事务的病态特征。在其他条件下,政治则似乎等同于政治现状恰切运作;也很容易等同于法律或行政管理。他们几乎不考察政治秩序本身;只是简单地假设它是十分牢固长久的框架。

104自由主义实用性与那些凭借其社会地位——通常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威——控制个人问题的人十分投合。法官 社会工作者 精神卫生专家 教师和本地改革者倾向于根据处境思考。他们的视野受现存标准的限制,而专业训练又使它们无法超越一系列个案。他们的境遇,他们观察社会的立场太相似、太和谐以致不能容忍各种思想的竞争,不能容忍可能导致建构整体尝试的对立观点存在。自由主义实用性是一种到的话的情境社会学。

105文化滞后的观点正是这种乌托邦进步性思想风格中的一部分。这一思想表明,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人

们需要作出一定改变以与技术相适应。尽管之后发生于现在,但其原因却在过去。于是,判断也就被伪装为有时间先后的叙述。作为对进步不一致的评判,文化滞后对怀有自由主义和祈望思想倾向的人们有重要的用途,它告诉他们哪种变迁是人们所热切需要的,而哪种变迁本应出现可却没有出现。它告诉他们人们在哪个地方取得了进步,又在哪个地方做的还不够理想。当然,对滞后病理的审察,一定程度上被它呈现的历史表象,以及被粗鲁塞入诸如热切需求之类假装客观辞令的小计划弄的复杂化了。

105用文化之后来阐述问题会掩盖评价,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哪种评价易被自由主义实用性采用。制度在整体上滞后于技术和科学的思想十分流行。它对科学和井然有序的发展变化给予积极评价;简言之,它是启蒙运动中自由主义的延续,而启蒙运动秉持完全的理性主义,对作为思考和行为模式、以及构造进步将随事件继续的观念模型的自然科学,怀有先知般的 而现在看来则是政治上天真的崇拜。曾经盛行一时的苏格兰到的哲学,将进步的观念传入美国学院。内战之后直至上一代人,那些掌握了生产工具,不断赢得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的商业人士成为美国的城市中产阶级。社会学家中老一代学者们有许多或来自这些上升中的阶层,或与他们积极地融为一体。它们的学生,即他们思想的手中就曾是这类阶层的产物。人们常常注意到,进步的观念总是投合于那些在收入和地位方面处于上升状态的人们。

运用文化之后观点的那些人,并不经常考察利益团体和决策者 所处的地位,而他们则可能是导致某一社会各个地区变化率不同的背后力量。人们也许会说,在文化这一部分的变化率上,滞后的常常是技术。这无疑是30年代的实情,而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情况依然如此,比如在家用技术和人员运输方面。

106我们考察实用的问题时要做出评价。被持自由主义实用性的学者们认为是问题的,往往1偏离了中产积极、小城镇的生活方式2不符合稳定与秩序的乡村原则3与乐观主义的文化滞后的口号不一致4与社会进步不相协调。但是,5互为对立的调适与失调的思想却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实用性的关键所在。

107许多作者建议使用被人们认为不怎么会引起混乱的手段来实现给定的目标;可他们一般并未考虑到,如果不改变整个制度框架,那些处于非特权地位的群体和个人是否可能实现这些目标。

调试的观念似乎最直接可行于如下的社会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是社会,另一方面是个体移民。 107总的说来,在上一代的社会科学家和自由主义的实用性的思想家们头脑中理想化的人是社会化了的人。这往往表明在伦理上,他绝不自私。由于被社会化,他会为他人着想并友善的帮助他们;他不会愁思百结;相反……总之是个完人

但有一些则很具体,乃至我们认识到在这种地方性环境下被调试的人的品质,是与人数不多的独立的中产阶级的期望规范相对应的,这些规范生发于美国小镇的新教徒的理想。

108由于在经济 政治和军事秩序中,这些科层组织越来越占支配地位,实用的意义已发生变化:人们认为,能够为实现这些大制度的目标服务的东西才是实用的。

109人们在现代工业中的工作就是在等级制下工作:其中有一条权威的界线,从下面来看,它是服从的界线。有许多工作是半常规性的,这表明为了得到更高的产出率,每个工人的操作都衔接紧密,并模式化了。如果我们把如下两个事实结合起来,即工业结构的等级制本质和工作的半常规特性,那么很显然,现代工厂的工作包含了纪律:对权威的迅速而模式化的服从。所以,对充分理解士气问题来说,人际关系专家们所操纵自如的权力因素,是非常关键的。

110就主观角度而言,士气似乎意味着工人愿意完成手中的工作,完成时心情很不错,甚至非常高兴。就客观而言,则士气似乎意味着工作干得很有效率,大多数工作是在最短时间内,用最少的钱以最小的困难完成。所以,在现代美国工厂,士气一定与工人快乐的服从有关,这种服从引起的结果是,管理层认为,工人在高效从事手中的工作。

110与人际关系专家们所设计的这两类士气相对立的是工人的士气,他没有权力,课仍然很快乐。当然,有许多人属于这种人,但重要之处是如果不改变权力结构,就不可能有集体性的巧干之道和自我指导。人际关系专家们所设计出的士气是这样的人的士气,他们被异化了,但服从于被规整了的或传统的对士气的期望。因为假设已存在的工业架构是不可变更的,以及管理者的目标也是所有人的目标,人际关系专家们没有考察现代工业的权威结构和身处其中的工人的角色。他们用非常有限的术语来定义士气问题,用自己的方法向管理主顾门揭示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权力架构下提高雇员的士气。他们的努力是用于操纵的。他们会允许雇员发泄怒气,而不改变他工作时所处的结构。他们发现的是1在现代工业的权威结构中存在着身

份组合2这些身份组合抵制权威,并在供人们反对权威的运用时,对他们予以保护;3所以为了保证效率,避免出现不合作的倾向(工会和工人团结组织),管理者不应打破这些组合,而是应该让他们自为其用4对它们加以注意,加以研究,就可以实现上述目的,以便操纵介入其中的工人们,而不是只靠权威来命令他们。总之,人际关系专家们已经为现代社会提出了以一种巧妙方式朝向合理化的趋势,而这是为管理精英们服务的。

111新的实用性给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带来新形象。新的部门也出现了。它们不关心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相反,它们幻想,实际也在与社会上层相联系,尤其是与开明的商业经理和掌握大笔预算的大人物相联系。在社会科学家们的学科史上,他们第一次与那些比福利机构和农业与家政顾问层次高的多的私人及公共权力建立了专业上的联系。

112这种新的实用性,是对下述状况的学术上回应,即人们对处理人际关系的管理专家,以及对作为权力体系的公司商业进行新的正当性辩护的需求激增。这些人事和意识形态上的新需求,起因于美国社会的变迁,即工会兴起,与企业争夺公认的效忠,以及经济萧条期间公众对商业的敌视;现代公司权力的超大规模及其集中;福利国家扩张,并为公众认可,以及它对经济事务日益严重的干涉。这些发展都涉及如下转变,即高层的商业世界人士,从所谓的经济上的实用保守主义转向政治上世故的保守主义。

持有乌托邦式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意象的实用保守主义者,从来都不认为工会在政治经济体系中是必要或是有用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求解散工会,或对之加以限制。

113只有当未经合法化 不能给自己罩上已有的权威符号的新权力中心崭露头角时,人们才会需要新的证明权力正当性的意识形态。

114 作为对这些外部需求的回应,高等教育中心日益培训出似乎不理政治的技术专家。

相对于那些固守书斋生活的人,一种不同于旧式教授的新型职业已开始流行,或许可以称之为新企业家的职业。通过追求校外的声望和获得即使是小范围的权力,这类雄心勃勃的建议者能够在大学内部将这一职业推进一步。首先,它能够在校园内成立接受可观自主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在学术共同体从事实际事物的人们之间建立生动活泼的关系。在他于世隔绝的同事当中,这种新企业家往往成为学校事务的领导者。 114我想,必须承认的是,美国的学术职业往往不能使有雄心的人满足于学术生活。这一职业的声望一直未能与所付出的经济上牺牲相适配:学者的报酬以及生活方式往往是一团糟,而许多学者的不满更由于发现远不如自己聪明点人却在别的领域获得了声望和权力而加剧。对这类郁郁寡欢的教授,社会科学管理功用的发展为它们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机会,成为所谓的管理人,而不用非得当系主任。

不管怎么说,这些新的学术倡导者似乎还没有在头脑里牢固确立起怎样才能算成功完成这些模糊目标的标准。这不正是导致他们难以遏制的心烦意乱的焦虑状态的源泉吗?

115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能碰到比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更具政治敏感性和学术视野的新闻记者的一个原因。美国的大学体制很少有提供政治教育的,也很少讲授关于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斗争状况。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与社区中的不安定部分,极少有或没有持久的联系;可使一般水平的学术实践者在学术生涯中建立起相互教育关系的左翼出版社,并不存在。没有哪些社会会支持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赋予其声望,跟不用说给提供工作了,而学术共同体即使有也很少在劳工团体中存有根基。

118第五章科层制气质

拉扎斯菲尔德:自然科学用了250年时间才对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影响。

最近几年人们所说的新社会科学,所指的不仅是抽象经验主义,还包括新的非自由主义实用性。这一说法即针对方法,也针对其应用,并且这种指称很正确;因为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方法及其科层式的运用,目前一般是结为一体的。我的看法是,由于它们结为一体,它们将造成一种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发展。

119目前所实践的这种抽象经验主义,其存在和所产生的影响,都体现了一种科层制的发展。1它试图把社会调查的每一步都标准化 合理化,使得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学术操作过程本身变得科层制了;2如此的学术操作使对人的研究通常是集体性的和系统性的。研究团体 中介机构和办事处和谐融汇着一定的抽象经验主义,若无其他目的,那仅仅是为了效率,也发展起和公司财务部门一样合理化了的例行规范。3这两种发展,又与这一学派的研究小组成员选择与培养的新的心智品质有着重要关联,这些心智品质既包括学术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4由于这种抽象经验主义在商业部分——尤其是在广告公司的沟通部门,在军事组织,并逐渐在大学中得到实行,新社会科学已开始投合于科层组织的服务对象所持有的任何目的。那

些推进并实践这种研究的人,轻易地假定其科层组织中的服务对象和指导者们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而他们假定这些观点正确,往往也就顺理成章的接受了它们。5鉴于这些研究对完成其宣布的实践目标很有成效,它们有助于提高现代社会中科层制统治手段的效率、声望,以及一定程度上,它的普及程度。尽管对实现这些直观的目标它是否很有效这一问题颇可商榷,但它们的的确确使科层制的气质渗透入文化、道德和学术生活领域。

120由于抽象经验主义风格从事的研究费用很高,所以只有大组织才能轻松承担。

这种费用颇高的研究方法带有形式主义,该形式主义使它在为付得起也愿意支付这笔费用的人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方面尤为有用。新的应用研究的关注点也集中于具体问题之上,从而为实际的,也就是说,金钱和行政上的行动明确不同的选择。有人说社会科学只有在发现一般原则后才能提供可靠的实际行动指导,这种说法一点也不符合实情;行政官员常常需要了解具体的细节性事实及其关系,而这往往也就是他需要或想要了解的全部东西。由于抽象经验主义的实践者往往不太关注设定自己的根本性问题,所以他们对自己所选择的与众不同的问题并不十分留意。

121对学者的事业来说,所有的思想流派都是有意义的。好的研究工作是根据它是否与已有的学派想协和来界定的,因而学术上的成功逐渐依赖于积极接受占统治地位的学派的信条。只要多多少少还有一些不同学派存在,尤其是在不断膨胀的专家市场中存在,这种要求是不需要强加于任何人头上。

除了他自己的个人限制,社会科学的个人能手要做出高水准的研究工作,并不存在太多障碍。但这种独立的个人不适于从事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因为只有在一个研究机构充分发展起来,能提供相应的材料,或许我应称之为流水作业线之后,这种研究工作才能开展。实践抽象经验主义需要一个研究组织,以及用学术语言来说的大笔的资金。由于研究费用上涨,研究小组形成,这一研究风格自身的花费越来越高,这就产生了对劳动分工的总体控制。把大学视为一个专业伙伴的圈子,各人在其中指导自己的学生,实践自己治学方法的思想将会被以下思想取代,即把大学视为一整套研究性的科层组织,每一组织有其详尽具体的劳动分工,因而也包括学术技术专家的分工。若无其他原因,只是为了有效的利用这些技术专家,也越来越有必要使这些程式法则化,以使人们能较容易地学会这些程式。

122组织中出现了两类人 首先是学术行政官和研究发起人。它们在学院中的声誉在于他们所拥有的学院权力。

许多基金会行政官喜欢把钱投向大规模的因而比众多小手艺活式的计划更易于管理的计划;只注重细枝末节而保证了安全,因为他们不想使之牵扯政治。

要理解一种风格的思想的社会意义,我们必须始终区分清楚领导者和追随者,创新者和墨守成规者。所有获得成功的学派都包含这两种人,而这种情况事实上已成为判断一个学派是否成功的标准。它也是这一学派的成功得以产生学术影响的重要因素。

123普通研究追随者与创新者及创造者的心智品质常常是有区别的,就这一点而言,不同思想流派的差别是很深刻的。在相当程度上,它们的差别来源于每一学派的研究风格所容许或倡导的社会组织不同。 123一旦我把目光投向这些年轻人,我几乎从未在它们中发现有谁真正沉浸于学术痴迷状态。我从未见过他们对任何重大问题产生热切的好奇,而正是这种好奇驱使人的心智任意驰聘,并在确有必要之时,重新塑造心智本身以发现什么。

他们将社会研究作为一种职业,对社会哲学漠不关心,他们的心智有致命的局限性。

124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宣传力量相当程度上在于它声称在哲学上它是科学方法的;它能吸引大批人的魅力相当程度上在于它培训人比较容易,并给他们提供前程光明的工作。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有明晰的编码式的方法,从而轻松的培训出技术专家,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某些创始者中,经验方法是想象力服务的,事实上,这种想象力往往令人奇怪的被抑制,但人们又总能感到他的存在。当你与某个创始者交谈时,你始终在与有理智的头脑交流。而当一个年轻人花了三四年时间学了这类东西之后,你会无法同他真正谈论当代社会研究的问题。他的地位和职业生涯,他的进取心和过分自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单一视角 单一语汇,这种单一一套方法之上的。说实话,除此之外,他别无所知。

125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它维持的方法论的压制力,它所关注的实用性,它的研究组织所倾向于选择和训练的心智品质,所有这些发展使有关社会科学的社会政策问题变得更为迫切。这种科层制风格及其在制度上的体现是与当代社会结构的主导趋势和他的独特思想类型相一致的。我以为不认识到这一点,就

不能解释甚至不能全面的理解科层制的研究风格。事实上,这些相同的社会趋势,不仅仅影响了社会科学,还影响了美国的整个学术生活以及理性在当代人类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

126学院派系的功能不单是协调竞争,而且规定竞争的条例并分配遵循这些条例的研究成果的报酬。派系最重要的学术特征正是其评价人 批判研究工作时所持的原则。完成派系内在任务的手段包括:给年轻人有好的建议;提供工作,推荐其升职;把他的著作送到令人仰慕的评论家手中;欣然接受他提交出版的论文和手稿;分配研究基金,在学术协会和专业杂志的编委会给他安排或游说一个体面的职位。如果这些手段形成了声望的分配格局,而这种分配又反过来成为学者学院生涯中很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将影响学这个人的经济期待和专业声誉。

127设备是一种提高能力 发展事业的手段,它保证了有派系资格的人比独立的学者有更大可能创造出成果。派系的声誉增加了获取这些便利措施的机会,而拥有这些便利措施反过来又增加了创造声望的机会。 如果在某个领域,存在几个相互竞争的派系,那么这些竞争者的相对地位会决定派系的策略。规模小的,被认为不重要的派系自然会被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派系希望给驱逐出去。要记住:派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塑造出学院的下一代人。

128对派系而言很重要的任务对一个学派实际研究很重要的任务,二者常常相混淆。在年轻人中,这会影响其事业发展的机遇;而老一辈人拥有派系所提供的基于行政的 推销的 政治的和人际关系技能的额外奖赏。这样,声望的基础变得非常暧昧,在获得额外奖赏的老一辈人中,情况尤为如此:外人会问 此人的崇高声望是源于他实际完成的研究的学术价值呢,还是由于他在派系中占据的位置呢?

129对经验研究学派中任何一本将要出名的著作,这个政治家以一种祈愿的方式发现了理论,而且总是能从中发现。在任何受到正是称赞的理论学派的著作中,这名政治家再一次以奇缘的方式发现了经验研究。他成了两个学派的共同代表 声誉的分配

他抱怨起他承担的各种委员和其他政治家似的负担,可他又同时接受 实际上,他往往是寻求 更多的这样的负担。他的政治家的角色同时成为他不能从事研究的原因和借口。他常常这么说,他被罗网罩住了;但事实上他又必须继续罩住自己,否则,他的政治家角色将被其他人以及他自己看做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当然还有独立学者。

131没有一个不光写过评论还写过书的人不知道,所有学术任务中最容易的一项就是用两三栏的评论揭穿一本书,而让著者以与评论者相同的位置去回应评论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所有关注这场争论的读者都比较仔细的读了此书,这事也或有可能发生。但我们又无法这样推断,因此评论者便享有了巨大的优势。 135美国社会是个在人类事物和构建历史的决策中,功能合理性的科层制组织应用越来越广泛的社会。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历史变迁不受人类意志控制的影响,在人们的背后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独立性程度是不相同的。

136预测依靠于意外地规律性而不是规定的控制。若无控制,我们倒可以最准确的预测如下的社会生活领域,在这些领域没有谁对别人施加很有力的控制,自发和不符惯例的行为也降到最低程度。比如说,语言的用法就是在人们背后变迁与延续的。我们如果可以把持穆勒所谓的社会中的主导媒体,我们如果可以把持它的主导趋势,简言之,我们如果能够理解我们这一时代的结构性变迁,我们将拥有一个预测的根据。 136但我的论点是,说人类工程或社会科学真正的终极目标是预测,其实是用专家治国的口号来代替本应合乎情理的道德选择。这么说还等于接受了科层制的视角,而据此视角——只要它被全面采纳——可行的道德选择会少许多。

137对理论家来说,世界是一个观念的世界,这些观念可被操纵,但却没有任何明显的操纵规则。理论以各种各样方式成为权威在意识形态上的证明。通过给有权威的计划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科层组织目标服务的研究有助于使权威更有力 更有效率。

137抽象经验主义已成为科层组织所应用,尽管它自然有其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意义有时也被作为意识形态。正如我已阐明的,宏大理论 没有直接的科层制的应用性;它的政治含义是意识形态上的,他的用途也许就到此为止。如果这两种风格的研究工作——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共享一种学术上的双方垄断甚或成为支配性的研究风格,它们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构成巨大的威胁——而西方社会的文明从古典时代以来就一直孕育这个角色。

138 第六章科学哲学

139一流的社会分析家会避免僵化的程序;在著作中他尽力发展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他排斥对概念的组合与分解,只有在有充分理由相信使用更精细的术语能拓宽理解的范围,提高引文的精确度,深化其推理时,他才应用这些术语。它不受方法和技巧的制约;经典的研究途径就是这些学术巧匠们的研究途径。 关于方法和理论的有益讨论,经常成为人们正在进行或者着手开展的研究工作的旁注。方法,首先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关,并且,我们相信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有一定效力的。而理论则首先与一个人所使用的词汇有关,其实词汇的概况和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二者的主要目的是澄清观念 简化程序,而目前最重要的是:解放而非限制社会学的想象力。

140对一流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方法和理论都不是独立的王国;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它们好比是你所生活的国家的语言。

141方法论的进步很可能是作为谨慎的归纳出现,这种归纳形成于逐步推进的研究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在个人实践中,在学科组织中,让方法和研究工作保持紧密联系。只有当方法论的探讨对实际研究起直接参考作用时,才应对其给予严肃的关注。

142许多著作家本能的以正确方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当他们学过方法论之后,知道了有无数陷阱和其他危险正等着他们,结果,他们放弃了原先已确定的尝试,迷失了方向,或是选择了自己难以驾驭的研究方向。应该提醒这种学者不要接触方法论。

141-142应该看看

142常识的日常经验论充斥了陈规旧居和对某一特定社会的假设,这是因为常识决定了人们所见的事物以及如何解释它们。如果你试图通过抽象经验主义来逃避这种处境,你最后会停留在微观的或亚历史的层次,并慢慢积累你处理的抽象的细节资料。如果你试图通过宏大理论来逃避常识的经验论,你将把活生生的清楚地经验材料从你所使用的概念中割离出来;而且如果你不小心翼翼,那么在这个你正构筑的超越历史的世界里,你会变得无所依托。

143观念是含有经验材料的思想。如果相对于经验材料,思想过于宽泛,我们会陷入宏大理论的陷阱;如果让材料吞没了思想,我们会步入抽象经验主义的圈套。这里所包含的一般性问题常常被说成是对指标的需要。它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实际工作要应对的主要技术挑战之一,各个学派的成员都认识到了。抽象经验主义者们解决指标问题的方式往往是对于已建立指标的思想,清除其适用的范围和内在意义。宏大理论则不能有效面对这一问题:他只是继续以别的同样抽象的概念来阐释概念。

143大多数的经典研究介于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之间。这些研究也包含了对所观察的日常环境的抽象,但这种抽象的方向是面对社会与历史结构的。正是在历史现实的层面上,或者说正是根据具体的社会与历史结构,人们阐释了社会科学的经典问题并提出了解答。

经验主义的证明问题是怎样抓取事实而不是为事实所淹没;怎样使思想和事实紧密联系在一块而不是使思想脱离事实。问题乃是首先要证明什么,然后才是如何证明。

在宏大理论中,证明是 满怀希望的演绎法,但直到现在,似乎证明什么和如何证明都还不是很确定的问题。

在抽象经验主义中,证明什么似乎往往不作为一个很正式的问题。而如何证明则几乎由问题被表述的方式自动提供了:这些方式促进了相关法和其他统计程式的发展。事实上,对这种证明方式的教条要求往往好像成了他唯一的关注点,从而限定甚至决定了那些接受微观风格的学者们使用的概念及研究的问题。 在经典实践中,证明什么通常被认为与如何证明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比之更重要。它所阐释的思想与一些实质性问题有密切联系;而选择证明什么则是由一些规则决定的,比如其中有一条:要努力证明你所阐释的思想中与阐释最为相关的方面。这些方面,我们称之为中枢性的——假如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那么跟着可以一个一个说明其他东西。若是这个东西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有另外一套推理说明。采取这种程序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感到要简化研究工作:获得经验证明 证据 文献资料和事实的决定因素相当费时间,往往也单调乏味。所以,人们以此方式进行研究,使其研究中运用的思想和推理能产生最大的影响。

一流的学术巧匠们一般不会为意向宏大的经验研究构思一个宏大的计划。他的方针是在宏观视角的思想和细节性的阐释间不停的穿梭。他把研究工作设计为一系列小规模的经验研究,每一研究似乎都对他所阐释的解决方案的某一部分起关键作用。而根据这些经验研究的结果,他的解决方案被证明 修正或拒斥。 145对一流的研究者来说,如何证明陈述 命题 推定的事实好像并不怎么困难,而这对微观视角的研究者

来说,却往往很是个难题。一流的研究者通过对彼此关联的所有经验材料的细致解释来证明一个陈述,当然,我得重复一下,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以这种方式来选择并处理与我们的问题有联系的观念,我们就可以用抽象的和更为精确的统计调查法进行细致解释。而对别的问题和思想,我们的证明则如同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这是一个提供证据的问题。当然,我们从来都不是很肯定;事实上,我们常常是在猜测,但是说所有猜测的正确率相等则是不对的。经典社会科学,我们也许应该带着赞颂的语气这么特别称呼它;就是要努力提高我们对重要事情猜测的正确率。

证明意味着要以理性说服别人,也包括我们自己。但是要做到这样,我们就得遵循为人接受的规则,首先是这个规则:研究应以如下方式进行,它的没一个步骤都是开放的,以接受别人的检验。遵循这一规则,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但这的确要求我们要一直保持谨慎,加强对细节的注意,培养使研究工作明晰的习惯,对据称的事实进行怀疑的审视,对它们可能的含义以及它们对其他事实和思想的影响抱有乐此不疲的好奇。这要求我们的研究要井然有序,要有系统性。总之,这要求始终如一的严格贯彻学者的伦理。若是没有它,无论什么方法,什么技巧,都毫无作用。

146抽象经验主义者的进步的策略非常具体且满怀希望:让我们积累许多微观的研究 慢慢的 细致的,就像蚂蚁聚沙成塔一样,我们要逐步建立科学。

而宏大理论家的策略则似乎是:我们某天某地会接触到活生生的经验材料;当那一天来临,我们要做好准备,系统性的运用这些材料;然后我们将明白,以经验证明的科学方法来检验系统性理论在逻辑上可行,以及这么做有何意义。

147总之,经典社会科学既不是从微观研究中逐步建设,也不是从概念阐释中演绎而出。它的研究者们努力使建设和演绎同步,其方式是反复充分的阐述问题及其完整解答。要实践这一策略,就得讨论那些与历史层面上的事实有关的根本性问题,以恰当的术语来表述它们;然后,不管理论升华的层次多高,对细节的梳理多么耗费精力,最终,当二者完成后,要用问题的宏观性术语来阐述对其解答。总之,经典研究的关注点是实质性问题。问题的性质限定并提示了我们应运用的方法和观念以及如何运用它们。我们要适当的进行对不同方法论和理论观点的争论,它应和实质问题有密切联系的关联。

148人们对问题的排列,即他表达它们的方式以及他规定的优先次序要依赖于方法 理论和价值

无论如何,贯彻自由主义实践性的社会科学家所假定的价值,不管它们是否受人信奉,如今已广泛融入福利国家的行政自由主义之中。

在科层制的社会科学中,整个社会科学的努力局限于占统治地位的权威服务。抽象经验主义是其最合适的工具,宏大理论则弥补其理论贫乏。原有的自由主义实践性和科层制的社会科学,都不能通过把大众论题和私人困扰结合为社会科学问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困扰和论题。这些学派学术上的特征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不大容易被区分开来;正是这些政治上的应用于它们的学术特征一道,形成了它们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所占据的地位。

149除非把问题所蕴含的价值和这些价值所遭受的威胁说清楚,我们才可完整的表述问题。这些价值和危害它们的东西都是构成问题本身的基本条件。我相信,贯穿经典社会分析的价值是理性和自由;而如果说今天危害它们的力量没有形成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那么这些力量也似乎常常与当代社会的主导潮流相吻合。如今,社会研究的主导性问题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关注似乎危害了这两种价值的社会条件和潮流;关注这种危害对人的天性和创造历史所引发的后果。

149我不是很关注任何特定的问题系列,而是关注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需要反思的,在自己的研究和计划中所承担的实际问题。只有通过这种反思,他们才能明确且细致的考虑问题及其可能的替代方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客观的进行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需要我们做不停的努力,以清楚地了解这一行业中所包含的所有内容;需要学者们广泛地而且是批判性的交流他们各自的努力。社会科学家科别指望通过科学方法的教条模型或装腔作势的宣告社会科学的问题,来富有成效的积累和发展他们的学科。

150要发现基本问题及其解答,我们往往需要关注焦虑和默然,前者从个人生活历程的深度中产生,后者从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中产生。我们在选择和陈述问题时,首先必须将漠然解释为论题,将焦虑解释为困扰,其次要将困扰和论题都包容于对问题的陈述之中。在这两步中,我们要尽量简单 准确的表述问题涉及的价值和威胁,并将它们联系起来。

152 第七章 人类的多样性

154要达到对人类和社会的有序理解,我们需要一系列观点。它必须足够简要,使得理解成为可能;又必须足够的综合,使我们在观点中能包含多样性的广度和深度。为获得此类观点而努力,是社会科学首要和恒久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确定这一现实,并辨别其意义;我们据此才能梳理经典社会科学的问题,从而发现这些问题中所包含的论题和困扰。这要求我们对于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目前仍然存在的社会结构有充分的比较性的理解。它要求我们选择小规模的环境,但却根据大规模的历史结构进行研究,要求我们避免在学术部门随意进行专业化,而是应当根据不同的主题,而且首先是根据问题,来使我们的研究专业化,在此过程中 ,我们要利用将人看做历史行动者的所有研究所具有的视角 思想 材料和方法。

156在选择国家的社会结构作为一般性的研究单位之时,我们采用了一个适当的概括层次:这一层次使我们得以避免脱离问题,同时又能包容在当代人类行为的许多细节和困扰中明显体现出的结构性力量。而且选择国家的社会结构,使我们能够很容易的抓住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因为,正是在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及其内部,有效的权力手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创造,无论其好坏,被严密的组织起来。 157米尔斯认为当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严肃的考察重要问题时,他们会发现,运用任何一个小于民族国家的研究单位阐述问题,都会遇上极大的困难。

典型的社会学的做法是持续不断的将各要素结合到一起,以求得出总体的认识。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相当程度上是这种努力训练的结果。

158经典理论包含了构造概念和假设,以便于推理和概括;然后,再将这些概念和假设与经验命题相比较。在此过程中,概念 步骤 甚至问题,至少被隐含的规则化了。

163它真正的含义是: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 概念和方法。一位社会科学家不必为了熟悉某一学科的材料和视角,以便运用它们解决它所研究的问题,而去掌握这一学科。专业化应该以这种重要的问题,而非恪守学科界限的方式进行。

164第八章 对历史的运用

164如果不能一直把历史视为社会研究的主轴,不能一直认识到需要深入发展以社会学为基础于历史相联系的关于人的心理学,就不能得到充分的描述。

166历史学家代表了人类组织化了的记忆,而这种记忆作为书写下来的历史,是非常有弹性的。从这一代历史学家到下一代,它的变化往往很大,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后来更细致的发现使记录中引入了新的事实和资料,还由于人们的兴趣点和现在人们建立记录的框架发生了变化。这些是从无数可得的事实中做出选择的依据,同时也是对这些事实意义的主导解释。可历史学家不可能回避选取事实,虽然它会始终谨慎地解释,以否认这一点。

168页看看

169事实上,一时一地的研究往往假定或暗示了某种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即便存在,也非常需要被看作为一个问题。在当前的研究实践中,这一情况往往被化约为一个抽样程序的问题,但这么做不会有什么结果。限于一时一地是不可能把它表述为一个问题的。

171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特殊性原则:任何一个给定社会都要根据它所存在的特定时代来理解。无论怎么界定时代,在给定时代流行的制度 意识形态 各种类型的男女众生都构成了某种具有独一无二的模式的东西。在这一历史类型中,各种变迁机制形成某种特定的交叉结合是该原则的第二层所指。这些机制,卡尔·曼海姆称之为主导媒体,它们正是关注社会结构的社会科学家所希望把握的机制。

171我相信,没有哪个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法则是超越历史的,是不能理解为与某一时期的特定结构有关的。如果有这样的法则,也无非是空洞的抽象或相当含混的同义反复,社会法则乃至社会规律性的惟一含义,是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去发现,或者,如果你希望的话,去建构诸如主导媒体的东西。

174社会科学的许多常用观念都与从封建时期的农村社区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历史过度有关:梅因的身份和契约 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 韦伯的地位群体与阶级 圣西门的三阶段 斯宾塞的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 帕累托的精英循环 库利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 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雷德菲尔德的乡俗和城市 贝克尔的神圣的与世俗的 拉斯韦尔的谈判社会和卫戍国家。无论这些观念如何被普遍的运动,都是有历史根源的观念。甚至那些相信自己的研究不涉及历史的人,在运用这些术语时也表明他们具有历史趋势的思想乃至一种时代感。

176第一,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即我们经常是处于摆脱历史的目的而研究历史。我说这个是想表明,那些被看做历史解释的东西往往更应该看做被解释的东西的描述。我们不要把某个东西解释为从过去延续下来,而是更应该问:它为什么能延续下来?我们通常会发现根据我们研究的逝去的阶段不同,答案会有所不同;因为对每个阶段,我们都会力图搞清楚它发挥了什么作用,怎么以及为什么进入下一个阶段的。

第二,在对当代社会的研究中,我认为要尽量根据当代的特征在当代的功能来解释它们,这常常是个好的规则。这也就意味着要把它们定位,把它们看作当代环境的一部分甚至是引起其他特征的原因。即便只是对它们作出定义,作出清晰的界定,使它们的组成成分更加具体,都最好是以一个大致比较狭小的跨度作为开始。

我相信在是否需要直接参照历史因素进行理解方面,不同时期和社会是有所区别的。某个给定社会在给定时期的历史本质也许会是这样:历史往事与对它们的理解仅仅具有间接的相关性。

178简单地说,历史的相关性,其本身受历史特殊性原则的制约。确实,世间万物总可以被说为源于以往,但是源于以往这句话的含义就存在争议。有时,世界上出现相当新的东西,是说历史的确再重复自身还是说它没有呢?这取决于社会结构和我们所关心的是哪个时期。

社会学原则可以应用于今天的美国,我们的社会可能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在此时代,我们的社会与历史解释的相关程度低于其他许多社会和时期,而我相信,上述观点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社会科学的几个重要方面:1为什么许多社科学家只关心当代西方社会乃至只关心美国,且认为历史研究与他们的工作不相关2为什么现在有些历史学家在我看来非常粗蛮的谈论科学史,并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高度形式主义的,甚至明显的非历史的方法3为什么其他历史学家,尤其是在那些周末增刊中,如此经常地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历史实际上是个胡说八道的东西,它即为当代社会的自由主义的实行,也为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实行,制造有关过去的神话。美国往事真是个制造幸福意象的美妙源泉;而且,如果我对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不涉及当代的看法正确的话,这个事实使历史学在意识形态的运用上更加顺手。

179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使命及前景间的相关性当然不会局限于这种美国式的社会结构的历史解释。而且,历史解释的相关性具有差异的看法本身也是个历史的思想,它必须基于历史进行讨论和检验,甚至对某些当代社会来说,历史的不相关性也很容易推及的太远。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才会明白某个社会没有出现一定的历史时期,而这对理解该社会当代的面貌是绝对不可缺的。没有封建时代是形成美国社会许多特征的一个基本条件,在这些特征中有美国社会精英的特征和身份的高流动性,它们经常与缺乏阶级结构和缺乏阶级意识相混淆。社会科学家可能会试图借助过分拘泥于概念和方法的形式从历史中脱身,而事实上许多人现在正试图这样做。但这些努力要求他们作出对历史和社会本质的假设,可这些假设既没有什么结果,也不符合实情。从历史中这样脱身而出使我们不可能准确的理解每个社会当代的特征,它是这样一种历史结构,除非经过历史特殊性的社会学原则的指引,否则我们别指望能理解它。

183不参照贯穿于个人生活历程的各种制度,就不可能完整理解个人的生活。因为这个生活历程记载了他的角色获得 角色失落与角色调整,并且以一种个人化方式,记载了他的角色转换。

但是,把人看作社会生物的观念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大为深入,而不仅仅停留于作为一系列社会角色出现的外在的生活历程之上。这种观点要求我们理解人的最内在的和最心理学的方面:特别是他的自我形象,他的良知以及他心智的成长。

人们行动的诱因,甚至不同类型的人对这些诱因一般所了解的程度不同,也都要根据某个社会中流行的有关动机的词汇以及这些词汇在社会中的变迁和混杂来理解。

184仅仅根据环境,以及完全根据早起生活所处的环境,是不可能理解个人的生活历程和品格的。完整的理解需要我们把握好这些个人化的环境与更宏观的结构框架间的相互作用,需要我们考虑到这个框架的变迁以及它对个人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当我们理解了社会结构和结构性变化会对更个人化的生活舞台和经历产生影响时,就能理解在具体环境下个人自己都不清楚的行为及感受的原因。对任何类型的人的完整观念的检验,不能依赖于这种类型的个人是否发现这一观念与他们的自我形象令人高兴的相吻合。由于它们生活在有限环境中,人们不知道也无法被期望知道造成他们所处境况的所有原因和自我的所有限制。

185历史特殊性的原则适用于社会科学,同样也适用于心理学。甚至是那些人的内部生活中最个人化的方面,也要在把它们作为特定历史情境下出现的问题时,才能得到最好的阐述,要意识到这是个完全合乎情

理的假设,你只需对在人类历史进程汇总展现出的很多类型的男女众生反思片刻就行。

186对人作为人来说,有某些普遍的人性存在的思想违背了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性,而在人类研究的审慎工作中,则需要考虑这种特殊性;至少,它是社会科学的学者没有权利去做的抽象。当然,我们应该时常记起,事实上,我们对人并不知道多少,在我们拥有的知识中,我们也还没有完全除去环绕在人的多样性周围的在历史学和传记中暴露出的神秘因素。有时,我们也确实甘居这种神秘之中,感到自己终于完成了其中一部分,而且可能也应该如此;但作为一个西方人,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要研究人的多样化,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从我们的观点中去掉这些神秘因素。在这么做时,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东西,以及我们对人对历史对个人生活历程,对社会的了解是多么少。

造成把人际关系神圣化趋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文化这个词很不确定,而且也有局限,考虑到人们已认识到并宣称在人的深层状况中存在许多社会性因素。与社会结构对比,文化的概念是社会科学中最不确定的词语,尽管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在某个专家手中,它会非常有用。在实践中,文化的概念更多的是泛泛涉及社会环境外加传统,而不是完整的社会结构的思想。

189 第九章 论理性和自由

社会科学家关注历史的顶点是他逐渐的把握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思想;社会科学家关注个人生活历程的顶点时他开始理解了人的基本天性,以及历史发展过程对人之改造所设的限制。

所有经典的社会科学家都关注它们所生存时代的显著特征,以及历史如何在这一特定时代中构建出来;也都关注人性本质以及在它们的时代哪个类型的个人开始盛行。

190可以肯定的讲,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只是一个如何定义的问题。但是如同所有社会性的东西,定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其特殊性。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来源于启蒙运动,并有很多共同的假设与价值。两者都把合理性的增进确认为自由增进的首要条件。例行推动进步的解放的观念,对科学乃是纯粹的美好事物的信念,对大众教育的需求和对大众教育之于民主的政治涵义的信心,所有这些启蒙时代的理念都植根于自由与理性具有内在联系的乐观假设。那些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的思想家们也是正式在这一假设下积累它们的研究。这一假设存在于弗洛伊德各个研究阶段及其间的微妙差别中:要获得自由,个体必须在理智上更加清醒。

191自由主义一直把自由与理性为有关个人的至尊之事,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在个人通过政治构建历史并与其中扮演一定角色的过程中,自由与理性是至高无上之事。现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一般都相信:自由的个人以理性建构历史,以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历程。

从现代生发而来的第四纪元的意识形态的标志,是自由与理性的观念变得不那么确定了,是理性的增进并不必然伴随自由的增进了。

192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自由的个人是理性之载体的观念,是20世纪的社会科学家从启蒙时代哲学家中继承的最重要的思想主题。

庞大的理想组织肚饿时增多了。但是就整体而言,个人的实质理性却没有增加。局限于日常生活的有限社会环境,普通人通常不能理智地了解庞大的结构,那些合乎理性与不合理性的结构,而他们的生活情境是这些结构的附属部分。

193事实表明,科学不是一种技术基督再临人世。给予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生活于理性之中,而不再有神话、欺诈和迷信。教育的普及或许却会产生技术白痴和民族主义者的狭隘心理,而不是开启心智,独立思考。向大众广泛疏导历史文化或许并不能提高它们的文化理解的品味,反而会使历史文化庸俗化,并强烈压制了人们的创新力。即使科层结构的合理性和技术水平达到较高的程度,也并不意味着个人或社会的智力水平就高。由前者导不出后者,因为社会的科技的或科层系统的合理性不只是所有个人运用理性的意志和能力的总和。事实上,获取这种意志和能力的机会,似乎往往被这种合理性所扼杀。对于个人与社会,本着合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并不一定是增进自由的手段。实际上,它们往往用于暴政与弄权,用于不多个体理性思考的机会与作为自由人行动的能力。

193在社会中,合理化的不断增长,合理性与理性之间出现矛盾,理性与自由之间假设的和谐一致正在丧失;这些人具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在不断的自我合理化,可同时也越来越焦虑不安。

194从个人角度来说,许多事情似乎是由弄权 管理和盲目流动所造成,权威往往是隐而不显得,那些有权

势的人通常认为没有必要显示权力并证明其正当性。这可作为一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当普通人处于困境或感到他们要应对难题时,找不到思考和行动的明确目标,他们不能确定是什么东西危及到他们模糊感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价值。

195理性组织是一个使人异化的组织:指引行为和思考因而也包括情绪的原则,并非出于新教徒的个人良知,也不是出于笛卡尔主义者的独立理性。事实上,这些指导原则与历史上人们所理解为个性的那些东西性质不同且互有矛盾。如下说法并不过分,即在发展至极端的情形下,随着合理性的增加,随着它的中心和控制点由个人转移到大规模的组织,大多数人运用理性的机会将被扼杀,所以将出现不依托理性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与自由格格不入,反而是自由的毁灭者。

他找不到摆脱他所处环境的道路,他注定找不到:他只能适应。利用工作以外的余留生命,他玩乐。但就是这个消费领域也正在被理性和。他不仅与产品和工作异化,他还与消费 与本原意义上的休闲异化了。个人的这种适应以及它对环境和他自身的作用不仅使他丧失机会,也必然使他丧失运用理性的能力和意志;同时还影响到他作为一个自由人行动的机会和能力。

自由的人与异化的人 合理化却异化的人

197声称自由与理性的价值存在于困扰的消失,存在于对异化和心神不安的焦虑感觉中,这种说法并不仅仅是悖谬的;类似的,当前对自由与理性构成威胁之物造成的最典型的后果是:首先,没有明确的论题,人们对自由与理性的论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反而对之漠不关心。

这些问题与困扰之所以未被阐明,是因为阐明它们所必需的基本能力与品质正是受到威胁并捡取退化的自由与理性。

社会科学的道德与政治承诺是自由与理性乃将是人们珍视的价值,人们将坚持严肃并充满想象力的运用它们来阐明问题。这也是含义宽泛的所谓西方文化的政治承诺。在社会科学领域,当代的政治危机与学术危机彼此交织,两方面的严肃工作互相渗透。经典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共同穷尽了我们主要的政治传统。这些意识形态传统的衰微一定是与在人类事务中理性与自由的个性退化有关。当代任何对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目标的重新表达都必须以下述社会作为中心思想,在此社会中,所有人都成为具有实质理性的人,它们独立的理性将对他们置身的社会、对历史和它们自身的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力。 198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结构的兴趣并非出于未来是由结构所决定的观点。通过研究人类决策所受的结构上限制,我们想找到有效的介入点,以了解在构建历史的过程中,如果明确的决策增加影响力,什么可以以及什么必须被结构所转换。我们对历史的兴趣也并非由于认为未来是必然的,未来是由过去决定的。人们原来居处的社会并没有对可以创造的未来的社会设下严格绝对的限制。我们研究历史的目标是想发现一个替代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能运用理性与自由来构建历史。简言之,我们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在其中找出控制这些社会结构的手段。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逐渐的理解人类自由的限制及其涵义。

200在我们的时代,难道我们必须不去面对这种可能性:作为社会事实,人类心智的品质和文化品位也许正在衰退,而许多人由于沉溺于新巧技术的堆积中,竟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难道这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着人的异化?不意味着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并没有自由发挥作用?新巧技术堆积的背后意义是:试用这些一起的人并不了解它们,而发明这些一起的人对其他东西所知甚少。因而,大致而言我们不能将技术的昌盛作为人类品质和文化进步的标志。

200创造历史这一政治问题所蕴含的价值,由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理念得以体现。威胁这种理念的东西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也许并没有去创造历史,也许放弃了这种自愿的努力,从而仅仅是随波逐流而已;另一方面,历史也许的确被创造了,但却是少数的精英群体所为,可是对那些必须要在这些精英所做的决定及其后果中谋取生路的人们,他们却不承担实质性的责任。

202论政治

202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难以回避对价值的选择及其在研究中的整体运用。

203毫无疑问,人们限制一致认为社会科学中传承的价值既非超越的,又非内在的。它们只是由许多人宣称、在一些小圈子中有限践行的价值。人们称之为道德判断的,不过是他希望将自己选择的那些价值普遍化,并且与他人分享。

我认为有三种主导的政治思想渊源于社会科学的传统,并且也毫无疑问的包含于其前景之中。首先是事实

的价值。社会科学由于对事实的重大影响而具有政治意义。在一个胡言流播的世界里,对事实的任何陈述都带有政治和道德色彩。所有的社会科学家也由于它们的存在,而卷入了启蒙与愚昧之间的漩涡。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世界中从事社会科学,首先就要秉持事实的原则。

204但事实原则并非对所有指导社会科学的价值的充分陈述。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看,我们的研究结果的真相 调查的精确性与人类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还晦涩不明。是否相关,以及如何相关,这本身就是第二位的价值,简要的说,即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所扮角色的价值。相应的,第三个价值就是:人类的自由,无论其意义多么暧昧。我已经讨论过,自由和理性是西方世界文明的和兴;两者都被轻易地当作理想。但它们在应用时,无论是作为标准还是目标,都导致许多争议。这就是为什么作为社会科学家,阐释自由和理性的理想乃是我们的一项学术职责。

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有哲学王的主题。都渴望赋予掌握知识的人更大的权力,并且试图证明其正当性。用更具体的方式来说,理性的启蒙自然就是理性人的启蒙。

205 其二,目前最通行的角色,就是成为国王的幕僚

不过这只是作为国王幕僚这一角色的最糟糕的形式之一,我相信这一角色不会采用科层制风格的外形和内涵。若要保持道德和学术的协调,从而自由的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那么履行这一角色无疑是困难的。幕僚们很容易把自己想象为哲学家,把君主看作是开明的,但即便他们是哲学家,君主却未必是开明君主。这就是为什么某些顾问对并不开明的暴君依然效忠使我深受震撼的一个原因。独裁者的无能和教条愚昧,似乎都不会使这种效忠消减。

206社会科学家企图认识理性及其在人类事务中扮演角色的第三种方式也是广为人知的,甚至某些时候已得到应用。这第三种方式就是社会科学家在做自己研究 选择自己的问题时保持独立性,不过其研究要面向国王和公众。这种思想促使我们将社会科学想象为一种公共的智力工具,关注公共论题 私人困扰以及潜存于二者之下的时代的结构性趋势,将个体社会科学家想象为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自控社团中的理性成员。

206选择了这个角色就要努力按理性价值行动;在假定我们还不是百无一用时,我们也在假定一种创造历史的理论:我们在假设人是自由的,通过合理的活动,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现在,我并不急于就自由和理性的价值进行辩论,只是想讨论根据什么历史理论,可以实现这些价值。

207明确的决策在创造历史中扮演多大的角色,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在一定时间里能够获得的权力工具。在一些社会中,无数的人无数活动改变了他们的处境,从而逐渐改变了结构本身。这些改变构成历史演进的过程;历史是个漂流物,尽管在总体上人类创造了历史。于是,无数企业家和消费者通过一分钟成千上万次的决定,有可能构成和重构自由市场经济。

207命运或必然性和不受任何圈子或组织操纵的历史事件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圈子或组织具有三个特征:1足够紧密,从而可以被确认2拥有足够多的权力,决策能够产生一定后果;3地位高到能够预测这些结果,所以应对此负责。根据这一定义,事件就是许多人作出大量决策的总和及其难以逆料的结果。单个这样的决策对于结果而言都是微小的,而收到其他类似决策的支持或否定。单个人的意愿与无数决定的汇总结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事件超越了人类的决策:历史是在人们背后创造的。

所以可以认为,命运并非一件普遍的事实;并不内在于历史本质或人性之中。

208目前,有意识的人类机构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能够达到的范围和获得的机会都是独一无二的。掌握这些手段的精英们目前确实在创造历史,但却是在并非由它们所选择的环境中创造;不过,与其他人和别的世纪比较起来,这些环境本身当然不是无法抗拒的。

208创造历史的新方式标志着人类不必再处于命运的掌握之中,人类现在可以创造历史。但是,这一事实由于更深入的事实的出现,即那些给人们以创造历史希望的意识形态已在西方社会中式微,并且正处于崩溃之中,而具有讽刺意味。这一崩溃也导致启蒙运动的期望,即理性和自由会在人类历史上以至高无上之力大行其道的期望的崩溃。而这一现象背后,是学术共同体学术和政治上的疏失。

209一旦接受了理性和自由的价值,确定自由的局限以及理性在历史中扮演角色的局限就成为任何社会科学家首要的职责。

在接受第三个角色时,社会科学家并不把自己看做超然于社会的某种自主的存在。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他的确感到自己置身于这个时代创造历史的主要决策之外;同时,他知道自己也是承受这些决策所造成的

诸多后果的人群中的一员。这就是为什么他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后,就会成为一个政治上明确的人的主要原因。没有人可以置身社会之外;问题是每个人在社会中身居何处?

211 我想,将研究告诉以上依据权力和知识而区分的其他三种类型的人,正是接受了自由和理性理想的社会科学家的政治职责。

212如果他关注文科教育,也就是说由很大自由的教育,那么他的公共角色有两个目标:他应当为个人所做的,就是将个人困扰和思虑转换为可直接诉诸理性的社会论题和问题;他的目的就是帮助个体成为自我教育的人,这只有当他获得理性和自由时才能实现。他应当为社会所做的的,就是反抗一切摧毁真实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或者从积极的目的看,他的目标就是帮助培养自我修养的公众,并提升他们的修养。只有到那时,社会才可能是理性的和自由的。

212在技巧和价值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感性。它除了包含上述两者,还有更多的内容。它包含了从古老意义上说,用以澄清人们关于自我认识的疗法。它包含了争辩技巧的训练,当我们自我争辩时,它们称之为思考,而当我们与他人争辩时,则称之为辩论。教育者应当从最能打动个体的地方入手,即使这些人手点看上去似乎过于琐屑和庸俗。他必须运用这种材料,按照此种方式进行,使学生在对这些材料的思考中,以及随着教育的继续,在对其他材料的思考中,培养日益增强的洞察力,同时,教育者又必须培养有能力,并愿意独立继承这一事业的人。大学文科教育的最终产品不外乎自我教育 自我修养的男士 女士。简言之,即自由和理性的个体。

213无论他们是否了解自己,处于大众社会中的人受到个人困扰的限制,而个人又没有能力将它转换为社会问题。他们不理解自身所处环境中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问题的相互作用。而另一方面,真实公众中的博学之士却能做到这一点。他很清楚自己所思所感的个人困扰常常也困扰着其他人,更为重要的事,他清楚个人对于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他生活于其中的组织结构,有时甚至需要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才能解决。处在大众中的人有困扰。却不了解这些困扰的真实意义和根源,而真实公众则直面论题,并通常逐渐了解论题的公共用语。

社会科学家作为文科教育者,他的政治职责就是不断的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论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它们对各种类型个体的人文上的意义。他的职责就是在研究中,并且作为教育者,还要在生活中展示这种社会学想象力,促使公众中受教于他们的人得以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要捍卫这些目的,就要捍卫理性和个体性,使他们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

214在本质上,民主意味着那些将受到决策重大影响的人们应当在决策中拥有发言权。这就意味着,用以决策的所有权力应当得到公开的法律认可,而那些决策者们应当承担公共责任。在我看来,这三点中任何一点都难以实施,除非我所描述的这类公众和个体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

215成功的机会是什么呢?在我们活动其中的政治结构里,我相信社会科学家不大可能成为理性的载体。因为掌握知识的人若要履行这一关键角色,就必须辅以特定的条件。马克思说: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却并非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那么,我们想要有效的履行这个角色,需要什么条件呢?1其中思想和社会生活的选择经过真正的讨论2有机会真正影响引致结构性结果的决策。只有这样的组织存在,我们一直探讨的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扮演角色才是切实可行,有望实现的。附带一句,我认为这种情况是所有全体民主社会的一个必备条件。

216在缺乏这类政党 运动和公众的情况下,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民主主要表现为立法形式和徒有其表的期待。我们不应低估了由这些环节所提供的巨大的价值和相当多的机会。

从事这些活动当然可能惹上麻烦;或更严重一点,面对人们的极度默认。这就要求我们刻意提出有争议的理论和事实,积极地鼓励辩论。如果缺乏广泛 公开和内容丰富的政治辩论,则人们无法触及他们世界的显著事实,以及他们自身的事实。

219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吸引当权者注意,是愚蠢的乌托邦幻想。我们同掌权者的关系,更可能只是他们认为有利用价值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成为技术专家或意识形态专家。

如果我们持简单的民主观,认为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我们所需涉及的所有内容,那么我们就接受了被既得利益者有意无意反复灌输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往往就是人类有机会发展的唯一价值。与其说它们是选择而得,不如说是无意识养成的习惯。

如果我们持教条的观点,认为投合人们利益的东西,无论他们感兴趣与否,就是我们在道德上需要关心的

所有内容,那么我们会有违背民主价值的风险。那么,在一个人们努力共同坚持理性,并将理性价值置于崇高地位的社会,我们可能会成为操纵者或压制者,而不是说服者。

220看一看

221页后面是附录了 暂时不看 看多了也消化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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