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读后感(1600字)

发表于:2021.1.7来自:www.fanwen118.com字数:1600 手机看范文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xx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xx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界的交流,但这只是他们传教的必然或者说是手段。他们原本就是为了殖民,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不善的,没有传教士,历史还有众多的可能。这是一个让中国开启国门最糟糕的方式。




第二篇: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 6900字

  20xx年7月                理论学刊                   Jul.2006第7期 总第149期              TheoryJournal               No.7Ser.No.149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

董雪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摘 要〕,:其一,开创了具有西方近代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教育;;其三,传教士教育团体对中;,。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6)07-0100-04

  从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美国传教士明恩傅曾说:“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效益,其发展将比目前估计更为远大。”

[1](P113)

学生参加弥撒或做礼拜以及其他各种宗教集会。早期的教会学校尽管有很大的弱点和局限性,但作为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西式学校,打破了中国封建教育体制的垄断地位,甚至可以说已成为当时传播某种形式的现代知识的惟一机构。教会学校的出现对于晚清中国教育变革具有长远的意义。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的兴起不仅使

这很清楚地表明了传教士来华的主观意中国社会逐渐改变了对西学的看法,而且洋务事业的兴办也刺激了对西式人才的需求,这无疑给教会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从1877年到20世纪初,教会学校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批教

图是“和平地征服”中国。然而,随着封建旧教育的开始衰落和瓦解,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新教育体制逐渐产生和确立,来华传教士的教育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这一历史进程。本文拟就传教士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一、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会学校教育

西方传教士来华向尚未听过福音的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但“顽固”的中国人对他们的传道却无多大兴趣。传教士们很快就发现,建学校、办教育是一种既能争取到较多信徒又能培养一批布道助手的适当而有效的方法。183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贝满学校(BridgmanSchool),这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建立的第一所教会学校。由于早期教会学校的真正目的是吸引信徒和培养传教助手,即作为宣道的辅助手段,因此,直至19世纪60—70年代,教会教育一直没有太大的发展,大多数学校停留在小学水平,后来才出现少量中学。教会学校中的学生多为穷苦小孩,传教士一身二任,既是牧师又是教师,而以牧师的角色更为重要。学生学习的主要课程不过是圣经选读和教义问答之类,此外,还强迫10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

会中学,甚至出现了中国第一批教会大学。各教会学校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规的教学体制,并在专业化和正规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成为近代中国西式教育的滥觞。

教会学校是移植到中国的西式学堂。西式管理、西学课程和西方化的校风使教会学校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和教育体制的引进者和介绍者。作为封建旧学的对立物,教会学校以自身的先进性对中国封建文化和传统教育制度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并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变革中发挥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传教士力图通过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改革运动施加影响。19xx年,在华传教士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举行第四届年会,通过《请求国外差会派遣训练有素的教育家来华工作的呼吁书》,要求西方教育家来华兴办和加强教会学校,发挥“高级示范作用”,“指导这个大国青年一代的思想”。毫无疑问,教会学校传入了近代西方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和教学

内容,为中国近代学制改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二、教会女学开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之先河来华传教士深感“三从四德”的儒家伦理使中国妇女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成为“无权利、无自

[2](P33)

主、无自由之奴隶”,他们在痛斥封建礼教对女子身心的摧残的同时,开始用基督教的道德伦理来审视中国的妇女问题。传教士们宣传在上帝面前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他们为女子提供西式教育,开了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1840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阿尔德赛小姐在宁波创办了一所女塾,此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女子学校。中国女子学校由此发端世纪70年代,到年,38所,学生777人。早期教会女校招生非常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传统,再加上一般民众对传教士又有一些莫名的疑惧和猜忌,愿意将女孩送出家门就学于教会女校的家长寥寥无几。教会女校常常通过提供食宿、发放衣物甚至发放津贴、书籍等来吸引那些最穷苦的女孩。女校均停留在小学水平,课程主要有汉语、圣经、数学、地理和英文。

19世纪80年代,教会女子学校规模开始扩大,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一批教会女子中学相继建立。1881年,裨文、文纪两校合并成立圣玛利亚女校,由黄素娥(后嫁给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任校长。1884年美以美会在镇江创办镇江女塾,1892年林乐知在上海创设中西女塾,1895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开办的贝满女学扩大为贝满学校,开设中学课程。20世纪初又出现了一批教会女子大学,主要有:由贝满学校发展而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此外还有一些大学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如岭南大学、金陵大学等。而中国自办女子教育直到1898年才有上海经正女学开其端,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迟至19xx年才得到清政府的承认,但也只限于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因此,教会女子教育比中国人自办女子学校要早半个世纪左右。

教会女校的兴起不仅使部分女子打破了禁锢,走上社会,而且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步走上自强自立的道路。教会女校的开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教育观,先进的中国人由此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经元善在《中国女学集议初编》中明确提出:“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兴学校,而学校本原之本

原,尤其亟于兴女学。”正是因了对女学认识的提

高,才有中国人自办女学的出现。

随着教会女子教育的逐步正规化,教会女校在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带有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色彩。有些教会女校以培养能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兼通中西的世俗人才为宗旨,其毕业生大多走上社会,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但不强求学生;其开设的课、中国史地和少量儒家经典,西学方面的主要是英文、算学、圣道、天文、地理、化学、哲学、万国通鉴等。

教会女子大学建立后,开始按照西方大学标准培养人才,教会女子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教会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至“五四”以前,教会女子大学共有3所,即19xx年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xx年创办的华南女子大学和19xx年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五四”以后,只招收男生的教会大学先后对女子开放,使得进入教会大学的女生人数成倍地增长。在教会大学中,以燕京招收的女生人数最多,其次为庐江、齐鲁、岭南、金陵、华中、之江、福建协和等校。无论是早期的教会女子中学还是后来的教会女子大学,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主要教学内容。禁锢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愚昧观念被彻底打破了。女子接受教育不仅冲击着陈腐的传统道德,也涤荡着几千年来残害妇女的陈规陋俗。在部分传教士的倡导之下,反缠足运动率先在教会学校中兴起。禁戒缠足并非自传教士开始,但以教育为手段力图破除封建陋俗,帮助妇女求得自身的解放,则传教士功不可没。

三、传教士群体的努力———从益智书会到中国教育会

传教士的在华教育活动不仅体现于教会学校的兴办和大批人才的培养,而且还体现于从事教育的传教士组织教育团体,协调教会教育工作,试图以群体的力量对中国社会施加影响。这类教育组织在鸦片战争前有马礼逊教育会,清末则有益智书会以及在益智书会基础上改组成立的中国教育会。益智书会和中国教育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为活跃,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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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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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以后,教会教育的较大发展和

中国社会的变化导致部分思想敏锐的传教士对传统的教会办学模式进行反思。这些传教士看到学校和学生数量的增加对教会教育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缺乏现代的、用中文编写的教科书已成为制约教会学校发展的瓶颈所在。1877年5月,29个差会的126名传教士齐集上海举行第一次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发表了颇具影响的演说。狄考文率先对教会办学模式提出非难,导致了中国教育会的前身———益智书会的成立。狄考文提出建议:编辑世俗教科书。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织,英文名为“Schooland(直译为“益智书会”,负责编写教科书,。该委员会成员有丁韪良、狄考文、韦廉臣、德国巴色会传教士黎力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由丁韪良任主席,傅兰雅为总编辑并兼管财务。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表明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开始重视教育,而准备编写专门的教科书则表明,那种将教会学校完全等同于布道站的历史将逐步成为过去,真正的学校教育———基督教教育已站在时代的大门口。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立后召开了几次会议,编写了初级、高级两套教材。历年出版的书籍共50种74册,另外由该委员会审定合格的书籍尚有48种115册。益智书会除出版教科书之外,还在《教务杂志》上开辟专栏,对教会办学和整个中国教育变革进行讨论。自1877年至1890年,《教务杂志》共发表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32篇,涉及教育政策、教科书标准化、翻译名词的统一、教育改革等方面。

自1877年益智书会成立以来,教会学校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质量、水平,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到1890年教会学校学生数已经从5917人增加到了16830人,教会中学纷纷兴起,并出现了最早一批教

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决定在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组织,英文名为“The

(直译为“EducationAssociationofChina”中国教育

),中文名仍沿用“会”益智书会”。与会的445名传教士中有37人参加了这一新组织,成为首批会员。会员中职业教会教育家不在少数。

在中国教育会的协调和组织下,教会教育进入了强化自身发展的新阶段。年,在中国教育会,,。教会学校不仅学生人数而且在教学设施、教育质量、师资队伍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中国政府官办学校。20世纪头十年,各差会掀起联合办学的热潮,教会学校的规模和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为主体,以各种形式的专门教育、特殊教育和社会教育为辅助,一个体系完备的基督教教育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益智书会和中国教育会是教会教育自身发展和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同时,作为教育家的组织,益智书会和中国教育会在促进教会学校教育功能的完善以及实现教会教育的专业化和正规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惟如此,益智书会和中国教育会能够顺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在中国新旧教育体制嬗变过程中扮演了极为活跃的角色,他们的活动对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传教士积极参与中国近代新教育运动来华传教士之所以把工作重点投向中国的教育事业,其本意是想让基督教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最终实现“中华归主”的愿望。传教士一来中国就发现异教信仰正是他们传播福音的重大障碍所在,而这种异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异教教育造成的。中国的科举制度鼓励读书人把入仕作为最终目标,这不利于吸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美国传教士库恩非声称:“只要中国还以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自己的年轻一代,中国就仍将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异教国

[3]

家。”因此,要实现“中华归主”,就必须用西方基督教教育取代中国的传统教育。正是这一点,使得来华传教士成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批评者和西式教育的积极鼓吹者。虽然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评带有宗教狭隘性和强烈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其目的也是以基督教化的西方教育取代传统儒家教

会大学。然而,教会学校之间各自为政,既没有统一的政策,也缺乏统一的学术标准和考试标准,各个差会之间甚至互相攻讦。从事教育的传教士意识到,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解决教会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必须得有一个专门性的团体组织来探讨教育方针、课程结构、教学方法等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否则就难以使教育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而此时,在西学的冲击之下,科举制度已呈变通之势。基于这样的背景,1890年5月,第二次在华新教传10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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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但其批评本身却直指中国旧教育的弊端,因而在近代中国教育的新旧交替过程中,传教士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传教士积极参与中国近代新教育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制订“公共考试方案”。1890年成立的中国教育会,从其所开展的工作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以积极推进中国新式教育为主要目标的。1891年5月18日,中国教育会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委员会由巴修理任主席,另有潘慎文夫人、谢卫楼、卜舫济和施美志等人参加。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起草制订一项“公共考试方案”,1892”被搁置了

其是甲午战后,传教士任职于官办学校更是一个普

遍的现象。另外,一些传教士还积极协助清政府的地方官员筹办新式学堂,如福开森于1897年协助盛宣怀在上海创立了我国南方第一所高等学校———南洋公学。

然而,随着仿效日本的新学制的确立,传教士为建立以基督教为基调的西方学制的种种企图与努力都宣告落空。,他们也自,当然评点。不过客观地,鼓吹新教育,提出种种教育改革方案,为近代中国教育变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并且他们身体力行,直接参与新式教育运动,缓解了新式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为西学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也贡献了力量。

诚然,传教士从事教育活动的出发点与中国建立新式教育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中国近代新教育体制不可能走上基督化的歧途,这就决定了新教育体制不可能从教会学校中产生,也不可能由传教士一厢情愿地来设计完成。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传教士在19世纪是中国社会西学的主要传播者,他们所开办的教会学校是当时中国西式教育的主体,使中国传统教育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益智书会和中国教育会作为传教士群体组织,为教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协调和促进作用。在晚清教育改革中,传教士充当谋士和尖兵,提出各种改革方案,并积极参与新式教育运动。新学制的确立虽大多取法日本,但也有综合欧美各国之制的成分。他们输入的近代西方教育对中国新教育体制的建立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不管传教士的主观愿望如何,他们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下来,直到1896,并且考试方案委员会成员也增加至7人。经过反复酝酿,基督教中国教育会和广学会终于在19xx年制订和公布了“学习课程及考试方案”,详细规定了考试的时间、地点、条件和课目等情况。该方案完全是传教士所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梦想,即统一的基督化中国教育体制。

其二,为中国教育改革开“药方”。传教士认为,如果想控制和引导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就必须推动中国的教育制度变革,为发展新式教育提供合乎基督教思想的方案。李提摩太、李佳白、傅兰雅都曾向清政府提出其个人的看法。潘慎文在1896年“三年会议”上所作的《中国普通教育运动与中国教育会的关系》的报告则反映了传教士群体的倾向。他声称要从纯基督教的利益着眼,运用各种方式去控制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潘慎文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结果组成了一个“教育改革委员会”,那些最活跃、与清政府联系最密切的传教士基本上都被网罗在这个委员会之中。从传教士们拟定的各种教育改革方案来看,他们都主张建立一整套能与基督教教育和平共处的“公立学校体制”;还主张设立教育部,并希望外国人来控制该部。这些主张自然不可能被清政府接受。

其三,直接参与新式教育运动。早在1897年,狄考文就起草了《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并以中国教育会的名义呈送总理衙门。次年,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顺利诞生。新式学堂建立后,由于中国人普遍缺乏经验与必要的西学知识,不得不求助于传教士,因此直接任官办新式学堂的校长或教师是传教士参与新式教育运动的一大途径。尤

社,1981.

[2]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10集(上卷)[M].光

绪二十九年(1903)排印本.

[3]C.F.Kupfer."EducationinChina",TheChineseRecorder

l7:419(NOV.1886).

[4]ChineseRepositoryl3:631(1884).

作者简介:董雪梅(1969— ),女,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

责任编辑:裴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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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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